第四章金融系統的國際比較關于金融系統的一般理論保持距離型融資的歷史比較分析關系型融資的歷史比較分析兩種融資模式效率的比較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第三章說明，企業融資模式決定了相應的治理結構，融資模式與公司治理結構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發達國家的金融體系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以英美為代表的市場主導型金融模式；以日德為代表的銀行主導型金融模式。理論和實踐證明，如果滿足相應的條件，無論哪一種類型的金融體系都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關鍵在于如何促使銀行和市場在各自的資源配置領域改進效率。

早在20世紀初，熊彼特（1911）就認為銀行體系促進了產業投資，因而對經濟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格魯利和肖（1955）提出金融結構與實際經濟增長之間可能存在某種關系，他們強調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因而對資源配置和經濟增長有一定的影響。戈德史密斯（1969）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國數據來說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麥金農和肖（1973）發現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有很強的正向關系。此外，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研究基本上都認為金融市場與機構的發展能夠顯著地促進經濟增長。

金融體系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

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市場主導型和銀行主導型金融制度的比較研究引人注目。一些學者認為市場導向型金融制度比銀行導向型金融制度更加有效率。國家越富有，則金融體系更加趨向市場導向的制度。另一些學者則認為，金融市場在分散風險方面并沒有必然優勢，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之間是互補關系而不是替代關系。脫離經濟發展水平和制度環境來討論哪一種金融制度更有效率可能是不恰當的。金融制度的效率受多種因素的制約，包括法律制度、會計準則、政府規制、公司治理結構和宏觀經濟環境等。

市場主導？銀行主導？國家GDP銀行資產（BA）BA/GDP（%）股票市值（EMC）EMC/GDP（%）美國6

3013

319535

13682英國8242

1312591

152140日本4

2426

3741502

99971法國1

2611

90415145736德國1

9242

91915246424表4-1銀行與資本市場的國際比較（單位：10億美元

）青木昌彥（AokiMasahiko）賽爾達·丁克（Serdar

Dinc）信息類型與融資活動與其他比較金融理論不同，比較制度分析特別重視信息對金融體系中融資活動的影響。根據對經濟中信息類型的區分和融資雙方使用信息類型的不同，比較制度分析將企業的融資方式分為兩種，即“關系型融資”（relationalfinancing）和“保持距離型融資”（arm’s-lengthfinancing）。前者屬于銀行主導型金融制度，后者則屬于市場主導型金融制度。

數碼式信息與意會式信息

數碼式信息：指可以表示為計算數字、書面或口頭報告的信息，以及通過分析這些信息的內容所得到的信息，如有關公司業績好金融狀況的信息。

意會式信息：指無法通過簡單加總的數碼式信息獲得的、只能在有限的局部域通過關系合同或特定經歷得到的信息，它不能在公開市場上輕易獲得（“我們知道的比能表達的多”——邁克爾·波拉尼）。關系型融資的定義

在對數碼式信息和意會式信息做出上述區分之后，青木昌彥和丁克對關系型融資給出了以下定義：關系型融資是一種初始融資者被預期在一系列法庭無法證實的事件狀態下提供額外融資，而初始融資者預期到未來租金也愿意提供額外資金的融資方式。根據意會式信息和關系型融資的定義，融資者需要使用到一定的意會知識。那些不屬于關系型融資的形式就是保持距離型融資。融資活動的三個監督階段

這里的監督是指融資者有關借貸者計劃、經濟活動和金融狀態的信息加工活動。

事前監督指初始階段融資者的信息加工活動，主要解決關于項目風險、借貸者技能等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事后監督指融資者根據借貸者的金融狀況決定再融資時機及相應的對策；處于事前和事后監督之間的信息加工活動則屬于事中監督，它有助于融資者積累借貸者項目進行當中的信息。兩種不同的融資方式

保持距離型融資：是一種金融合同以數碼式信息為基礎的融資方式。在這種融資方式下，三個監督階段根據數碼信息被分解給不同的參與人承擔。例如事前監督由承銷債券發行的投資銀行擔任，事中監督由評估證券等級的證券專家擔任，事后監督由破產法庭和企業重組專家執行。英美的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具有保持距離型融資的特征。

關系型融資：與保持距離型融資相比較，關系型融資可以看做是三個監督階段的集成式捆綁和相應知識的綜合使用。在這種融資方式下，融資者需要使用到一定的意會式信息。由于關系型融資的類型取決于各個融資階段融資者所掌握知識的類型。下面的圖示對融資者使用的知識進行分類：知識類型和融資方式明確表達的知識保持隱約的知識數碼知識保持距離型融資；股票首次公開發行階段的創業資本融資關系型相機事后監督；事前和事后的“裙帶關系”融資意會知識事前關系型融資；中間和事后創業資本融資事前創業資本融資第五章政府治理模式的

國際比較■

國家的起源及其基本模式■英國“光榮革命”與立憲民主型國家■德國社會契約型的社團主義國家■日本的憲政改革與官僚制多元主義國家霍布斯和洛克關于國家起源的理論

霍布斯認為在國家成立以前，人類生活在一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的自然狀態中。由于人人都想攫取大于他人的權力以求自保，使得和平難以實現。因此，他主張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公共權力即國家來震懾人們的欲望，從而使安全得到保障。

洛克認為自然狀態是一種和平的狀態而不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人們為了更好地保護人身和財產安全，通過社會契約和授權方式形成國家，掌握國家權力的統治者的職責僅限于保護公民的生命、自由和產權。托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

托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國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家，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繼馬基雅維里之后的重要代表人物。霍布斯認為，在國家成立以前，人類生活在一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的自然狀態中。因此，他主張必須有一個至高無上的公共權力即國家來震懾人們的權力欲望，從而使安全得到保障。霍布斯的代表著《利維坦》

約翰·洛克（1632-1704），英國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家，西方近代自由主義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洛克批判了霍布斯的專制權力理論，認為自然狀態是一種和平的狀態而不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人們為了更好地保護人身和財產安全，通過社會契約和授權方式形成國家，掌握國家權力的統治者其職責僅限于保護公民的生命、自由和產權。

約翰·洛克

（JohnLocke）國家的起源及其基本模式●國家的起源與“國家悖論”國家的起源“國家悖論”●博弈均衡的三種國家模式掠奪型國家模式民主型國家模式勾結型國家模式國家起源的演進過程國家暴力第三方強制實施交易者社會規范惠顧關系和俱樂部規范私人暴力第三方信息傳播個人信任兩種國家形態

政府：主權國家的一般行為代表。與新古典經濟學和超自由主義者的國家觀不同，比較制度經濟學認為，作為政治交換域組織的政府，是一個追求自身目標但又受到私人策略行為制約的策略性參與人。

國家：按照比較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國家可以概括為政治域中一般政治交換博弈的多重穩定均衡，它是作為政府與私人之間互動關系的穩定秩序而存在的。

“國家悖論”

國家的性質和作用是雙重的：一方面，作為國家的代表，政府運用合法的強制性手段可以有效地保護產權、實施合同和化解糾紛，進而促進經濟的增長；另一方面，一個擁有強大權力、有能力保護產權和實施合同的政府同樣也有能力侵犯公民的財產。

正因為此，諾思指出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同時也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博弈均衡的三種國家模式

掠奪型國家模式：政府隨機侵犯個人產權的行為常態化，個人考慮到抵制成本對合作均采取消極態度的一種均衡國家狀態。

勾結型國家模式：政府與特定的私人集團（利益集團）為了自身利益相互勾結，對其他集團進行剝奪的一種國家狀態。

民主型國家模式：個人從長遠利益出發選擇合作，共同抵制政府侵權，國家則將自身權力限于保護私人產權的均衡國家狀態。政治交換域博弈解決的問題

在第二章交易域的分析中我們知道，在經濟活動中，需要政府來保護私人產權，解決交易糾紛，保障交易順利進行。但是，一個擁有強大權力、有能力保護產權的政府同樣也有能力侵犯公民的財產。由于政府的特殊性質，任何人都無法單獨抵制政府的侵權行為。那么，在什么條件下、怎樣才能使政府將權力限于保護私人產權成為可自我實施的呢？政治交換域博弈的假設前提考慮由溫加斯特建立的一個政治交換博弈，它有兩類參與人：政府、私人參與人A和B。假定政府將其權力限制在保護私人產權，為此要花費成本2t；A和B從政府保護中受益，每人獲得效用Γ，并愿意以稅收方式支付保護的價格。當這種狀態實現時，可稱之為“最小國家”，均衡的報酬組合為：｛2t，Γ，Γ｝。這是以下分析的一個基準情況。掠奪型國家模式

如果政府超越最小國家界限，試圖以征稅的方式對某個參與人例如A進行侵犯，獲取α的額外收益。兩人面對政府侵權的策略選擇有二：抵制，不抵制。為了抵制政府侵權，每個參與人都要付出成本c。如果沒有B的合作，A單獨抵制不能奏效，雖然不抵制者可以節約成本c，但政府對A的侵權行動就會得逞，從而每人仍然要承受侵權引起的效率損失Δ；如果兩人聯合進行抵制，則政府侵權的企圖注定要失敗，并不得不承擔巨額成本C（如政權垮臺等）。以下是政府侵權時的博弈矩陣，其中行表示被侵犯的參與人A的策略，列表示未被侵犯的參與人B的策略。政治交換博弈的報酬結構抵制不抵制抵制不抵制BA2t-C，Γ-c，Γ-c2t+α，Γ-α-c-ΔΓ

–Δ

2t+α，Γ-α-ΔΓ

–Δ

假設上述博弈只進行一次，并且私人之間不能簽訂任何私下支付合同。如果兩人合作抵制政府侵權的成本大于侵權導致的效率損失（Δ－c≤0），這時，B的最優策略是不抵制，以保證Γ－Δ。A預期到B的行動策略，其最優策略是放棄抵制，以避免支付沖突成本。這樣，｛侵權，不抵制，不抵制｝的策略組合將成為一次性博弈的納什均衡結果，均衡的報酬組合為｛2t＋α

，Γ－α－Δ，Γ－

Δ

｝。現實中的政治交換博弈是重復進行的，由于靜態納什均衡同時也構成重復博弈的均衡之一，因此政府對特定個人（A或B）的侵犯常態化，其每期導致社會成本2Δ。青木把這種均衡結果稱為掠奪型國家。勾結型國家模式

以上述政治交換博弈的靜態均衡為起點，假定政府侵權導致的損失大于B和A合作抵制的成本，即Δ－c＞0，在這種情況下，B和A有合作抵制的激勵。但是，如果α＞Δ－

c，政府會將侵權收益的一部分s作為賄賂支付給B（α＞s≥Δ－

c

），以換取B的消極旁觀。在s≥Δ－c的情況下，B的福利也可得到改進。這樣，B不會與A合作，A也不值得進行抵制。于是，策略組合｛侵權和賄賂，不抵制，接受賄賂而不抵制｝就成為一次性博弈的納什均衡結果，均衡報酬組合為：｛2t＋α－

s，Γ－α－Δ，Γ－Δ＋s｝。如果該結果在重復博弈中持續出現，就稱這種狀態為勾結型國家。在重復博弈過程中，參與人的跨期決策必然要涉及到對現值與未來值的看法，這一看法代表著參與人對未來的耐心程度，這就是引入貼現因子（δ）概念的意義所在。

貼現率（discountrate）r，是指滯后一期的支付所需的用于補償1單位支付的附加部分占1單位支付的比例，它與利率相似。

貼現因子（discountfactor）δ，是指下一期的一單位支付在這一期的價值，它是介于0～1之間的一個數值。δ越大說明參與人對未來越有耐心，δ等于

0

說明參與人完全沒有耐心。貼現因子與貼現率的關系是：δ＝1/(1+r)

。貼現因子與貼現率民主型國家模式

如果假定私人參與人對于政府來說是對稱的而不是特定的，政府事前無法分辨A和B的特征，只能以相同的概率隨機選擇侵犯對象。這樣，就會產生出不同的均衡結果。考慮以下策略組合：（1）當且僅當A和（或）B過去從未抵制過政府侵權，政府總是隨機侵犯某一個人。否則，它將尊重兩人的私有產權；（2）政府侵權時個人采取不抵制策略，當且僅當兩人中有一人以前這樣做過。否則，他們總是共同抵制政府侵權。在這種給定的策略組合下，當政府預期個人會采取聯合抵制行動時，相應地，它在任何階段的博弈中都采取不侵權的策略將是最優的。但是，在什么條件下共同抵制的威脅才是可置信的呢？

假設當政府侵犯別人的權利時某參與人偏離抵制策略。以δ代表貼現因子，由于政府在未來時期以1/2的概率持續侵犯其中一人，不抵制的未來損失之和的現值為δ(α＋2Δ)/2(1－δ)，而抵制的現期成本為（c－Δ）。如果個人擔心政府未來隨機侵權所導致的損失會大于共同抵制的現期成本，這時共同抵制的威脅就是可置信的。該條件在下述情形時將成立，即當Δ－c≤0和Δ－c＞0時，對任何正數的δ，均有δ＞2(c－Δ)/2c＋α。在此條件下，雙方合作抵制政府侵權將是最優策略，政府預期到這一點，將權力限于保護和尊重私人產權符合自身利益。青木將這種結果稱為民主型國家。社會契約型的民主國家

下面放棄參與人身份對稱的假定，設想兩人能夠事先達成私下合同的情形。假設他們采取以下策略：當且僅當兩人中有一人采取過不合作策略，或者有一方違反了私下合同的承諾，如果政府侵權，采取不合作策略；否則，就永遠聯合抵制政府，并在事成之后由受侵犯方私下支付σ給另一方，使得α≥σ≥Δ。給定這個策略，除非兩人中有一方放棄過抵制，否則，尊重私人產權符合政府自身的利益。這種私下合同是由私人部門自行組織和自我實施的，兩個組織都不愿處于周期性的勾結型國家狀態，而寧愿簽訂一個私下合同，避免在勾結型國家狀態下成為犧牲品和因此遭受損失。這種均衡結果與民主型國家下的結果相同，但作用機制不同。英國“光榮革命”與立憲民主型國家

人類歷史上最初的憲政轉軌，始于十七世紀中葉英國的“光榮革命”（1688—1689年）。十六世紀前的斯圖亞特王朝統治時期，英國國內政治中存在著國王及代表商人和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兩大政黨：輝格黨和托利黨。國王先是與保守的托利黨結盟壓制輝格黨，在掠奪了輝格黨的利益后，斯圖亞特王朝的最后一個國王——詹姆斯二世又將掠奪之手指向了托利黨。

在這種情況下，原本由于利益沖突而相互對立的兩個政黨聯合起來，共同驅逐了國王，并延請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奧倫治親王威廉回國執政。隨后，在議會主持下通過了以《權利法案》為核心的一系列限制王權的改革。“光榮革命”通過憲政轉軌使得國王把權力限于保護私人產權，最終在英國建立起君主立憲制國家。威廉三世（WilliamⅢ）詹姆斯二世（JamesⅡ）威廉三世宣布“權利法案”

英國人趕走詹姆士二世、建立君主立憲制的革命，沒有發生流血，這是它被歷史學家稱為“光榮革命”的一個根本原因。光榮革命創造了一種適合英國歷史和政治傳統的新的社會進步方式，那就是：用和平變革的方式實現社會進步。這種模式，成為它給后世留下的最獨特的遺產。——《大國崛起》

解說詞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錢乘旦:

光榮革命使英國擺脫了專制的統治，在世界上，它是第一個國家。它在這樣做的時候，采用了不流血的方法。從此以后，英國就是在議會制度的框架之內，進行和平和漸進的制度改革，光榮革命之后，英國出現了一個相對寬松、相對自由的社會環境。——

轉引自《大國崛起》英國皇家歷史學會副主席哈里·狄更斯

因此，從1688年以后，雖然英國還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但它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思想很容易向更廣范圍的人群傳播，民眾如果感覺合適就可以發展他們的經濟生活。這是一項偉大的成就，而我們是世界上第一個取得這一成就的國家。——轉引自《大國崛起》

環顧當時的世界，法國正處在君主專制的鼎盛時期；俄國的彼得大帝還在南征北戰，建立專制帝國；德國和意大利則四分五裂，人民正期待著強有力的王者的出現；在亞洲，日本還在被封建幕府制度束縛；而中國，大清王朝268年的江山才剛剛坐了44年。但是英國，這個地處邊緣的小國，卻在歷史性的轉變中搶占了先機，已經率先到達現代文明的入口處，即將一步步穩健地走向世界的中心。

——《大國崛起》解說詞“光榮革命”憲政改革的啟示

可信承諾：博弈參與人使自己的威脅策略變得可置信的行動，它是“光榮革命”成功實現憲政改革的關鍵。可信承諾的制度保證：統治者權力的讓渡與制衡；分權化制度的形成。

可信承諾的社會條件：私人參與人的對稱性；中產階級與“市民社會道德”自生秩序：憲政改革的歷史演化過程憲政轉軌與可信承諾

諾思和溫加斯特在1989年發表的《憲政與承諾》一文中認為，政府對憲政規則的可信承諾是制度變遷的關鍵，它是遏制機會主義行為、促進相互合作的重要條件。所謂可信承諾是指博弈參與人使自己的策略變得可置信的行動。在博弈中，任何策略選擇都是有成本的，只有當參與人違背所選擇的策略會遭受更大損失時，他的策略才是可置信的。可信承諾的制度保證

在上述政治域博弈中，公眾和議會認為國王將自身權力限于保護和尊重私人產權是一個可信承諾，是因為國王通過頒布一系列法案讓渡了部分政治經濟權力，這相當于以此為代價向社會做出一種可信承諾，表明國王受到政體的約束，不可能出現像從前那樣任意侵犯私人產權的情形。例如，權利法案對于至關重要的征稅權作出規定：國王可以提出財政開支議案，但沒有批準權；議會擁有財政開支的批準權，但沒有申請權。《權力法案》（1689年）

國會兩院經依法集會于西敏寺宮，為確保英國人民傳統之權利與自由而制訂本法律。

1.凡未經國會同意，以國王權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實施之僭越權力，為非法權力。2.近來以國王權威擅自廢除法律或法律實施之僭越權力，為非法權力。3.設立審理宗教事務之欽差法庭之指令，以及一切其他同類指令與法庭，皆為非法而有害。4.凡未經國會準許，借口國王特權，為國王而征收，或供國王使用而征收金錢，超出國會準許之時限或方式者，皆為非法。

5.向國王請愿，乃臣民之權利，一切對此項請愿之判罪或控告，皆為非法。6.除經國會同意外，平時在本王國內征募或維持常備軍，皆屬違法。7.凡臣民系新教徒者，為防衛起見，得酌量情形并在法律許可范圍內，置備武器。8.國會議員之選舉應是自由的。9.國會內之演說自由、辯論或議事之自由，不應在國會以外之任何法院或任何地方，受到彈劾或訊問。

10.不應要求過多之保釋金，亦不應強課過分之罰款，更不應濫施殘酷非常之刑罰。11.陪審官應予正式記名列表并陳報之，凡審理叛國犯案件之陪審官應為自由世襲地領有人。12.定罪前，特定人的一切讓與及對罰金與沒收財產所作的一切承諾，皆屬非法而無效。13.為申雪一切訴冤，并為修正、加強與維護法律起見，國會應時常集會。彼等并主張、要求與堅持上述各條為彼等無可置疑之權利與自由；凡上述各條中有損人民之任何宣告、判決、行為或訴訟程序，今后斷不應據之以為結論或先例。可信承諾的社會條件

民主型國家成為政治交換博弈的均衡結果，個人無差別地面臨政府侵犯的不確定性這一假設非常重要。正是由于擔心政府對自己可能的侵犯，人們才會有在別人產權受到侵犯時參與共同抵制的激勵。在17世紀英國社會結構中，輝格黨和托利黨雖然分別代表著不同階層的利益，其政策主張各有差異，但兩派在財富占有量方面大致相當，政府事前無法分辨它們的特征，因而不可能確定劃分誰是侵犯對象、誰是勾結對象。“光榮革命”之后，中產階級在英國社會中的力量逐漸壯大，并在19世紀中葉確立了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它的興起為代議制政府實行民主控制提供了一個更廣泛和更穩定的基礎。

憲政改革的長期歷史演化

英國通過“光榮革命”建立的憲政制度是歷史長期演化的結果。英國從君主政治轉向現代政治，最終實現憲政制度的道路是在社會各種力量的沖突與調和的過程中，通過持續不斷的社會改革實現的：1086年的“索爾茲伯里盟誓”；1215年約翰王與貴族簽署“自由大憲章”；1625年查理一世登位實行專制統治；1642年英國爆發內戰；1649年查理一世被議會處以死刑；1653年克倫威爾就任護國公（終身制）；1660年王室復辟。CharlesⅠ

查理一世

查理一世是詹姆斯一世的次子。1625年繼位后實行專制統治，加劇了王室與議會之間的矛盾。1642年，查理一世宣布討伐議會，英國爆發了持續六年之久的內戰。在克倫威爾的領導下，議會軍平定了各地國王軍的戰事。戰爭結束后，議會與軍隊組織的特別法庭判處查理一世死刑，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送上斷頭臺。

德國社會契約型的社團主義國家

社團主義國家形成的社會歷史條件德國社團主義國家的制度特征

OttoVonBismarck

奧托·馮·

俾斯麥

俾斯麥（1815～1898）是19世紀最卓越的政治家之一。他任普魯士首相期間（1862～1890），通過一系列成功的戰爭統一了德國，并成為德意志帝國首任總理。作為一個保守的專制主義者，俾斯麥鎮壓了19世紀80年代的社會民主運動。另一方面，他通過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養老金、健康和醫療保險制度。

與英國的情況不同，雖然在地理位置上同處于歐洲，德國的中產階級直到工人階級在政治領域成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時才確立起支配地位。因此，英國的“自由—勞動主義”政治聯盟在德國缺乏基礎。在俾斯麥統治時期，義務保險計劃的實施使得工人開始介入政治經濟的決策過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魏瑪共和國使工人自治的委員會合法化。

納粹政權上臺后，為了軍事擴張和戰爭的需要，將勞動力組織為一個受政府控制的全國性工會，工商協會則被轉化為由國家控制的壟斷性組織。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德國雖然擺脫了納粹的統治，但工商和勞動組織的遺產卻保留了下來，勞動組織的政治地位甚至更加增強了，這促使工商組織在反對國家干預方面與工會結成強有力的聯盟。德國社團主義國家的制度特征

第一，產業協會和勞動工會兩大利益集團之間的社會契約。在社團主義國家形態下，形成了產業協會和工會兩大利益集團的代表性組織。它們各自的最高組織不是選擇直接和政府相勾結，而是通過自主談判為它所代表的生產要素所有者爭取利益，保護產權。第二，“擴充能力型國家”政府和準國家機構的相互關系。在社團主義國家，政府從絕對權威的地位退而成為一個中立方，其職能是維護產業協會和勞動工會準國家機構的地位，保證談判結果具有法律效力。作為交換，各利益集團則同意接受國家的相對控制。

第三，微觀層面上的“共同決定體制”與宏觀層面上的社團主義國家在制度上是互補的。日本的官僚制多元主義國家

從外部強制實施的憲政轉軌發展型國家：后發展國家政府以實現工業化為優先目標，依靠其權威并以相機選擇方式實現資源從傳統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的轉移，從而促進經濟的高速增長。官僚多元主義：通過行政官僚、所轄利益集團和政治家多元均衡聯盟代表和協調產業集團利益的國家狀態。明治天皇睦仁

明治天皇（1852～1912）第122代日本天皇。1867年即位，1868年改元號明治。即位之初，維新志士推翻江戶幕府的統治，擁戴以他為首的政府建立專制統治政權，并大力推行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維新改革。1889年頒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確立了天皇的權力。明治天皇在位期間，日本的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并逐步走上軍國主義道路。

安妮·克魯格（AnneKrueger）塞繆爾·亨廷頓（SamuelHuntington）

亨廷頓認為，后發展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所面臨的諸多問題，只有靠強大的集權政府才能克服。一般認為，后發展國家的政府通常把工業化放在政府目標的首位。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后發展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資本積累不足，解決的手段之一是依靠政府的權威實現資源從傳統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的轉移。安妮·克魯格指出，戰后經濟發展的初期，對農業部門征稅成為很多后發展國家政府發展戰略的一個基本部分。發展型國家政府的相機補貼模型日本1867年明治維新所形成的國家形態可以看作是發展型國家的典型。仍根據前面的博弈模型來說明。在下面的模型中，A代表農業部門，B代表由眾多企業組成的工業部門，政府具有權威主義特征，因而有能力持續地從A部門抽取資源轉移給B部門。在前面的博弈模型中，假定政府超越最小國家職能侵犯任何個人的產權都將給雙方造成等額的效率損失，現在修改這一假設。在這個模型中，政府征稅對兩個部門的影響是不同的。

首先考慮一次性博弈。假定政府超出最小國家職能的數額向A部門征稅τ，為此將給A部門帶來額外的效率損失Δ，給政府帶來行政和政治沖突成本c(τ)。政府每一期開始將所征稅額以轉移支付s的形式分配給B部門，作為資本與該部門的努力e

相結合，其中努力成本為eβ(1＜β)，B部門每期期末產出為sαe（0＜α＜1）。假定政府事前沒有關于稅收數量的承諾，而事后總是試圖從B部門的產出中攫取更多的稅收，但每期期末只能征收產出的一個其固定比例T。用δ表示貼現因子，一次性博弈下各類參與人凈收益的現值組合為:

｛τ-c(τ)+δTsαe

-s，-τ-Δ

，δ(1-T)sαe

-eβ｝。

B部門將選擇最大化其收益的努力水平e(s)

，滿足條件：

e(s)=[δ(1-T)sα/β]1/β-1。

給定政府與A部門相對的談判能力和由T所代表的對B部門的監督能力，政府從A部門征收稅額τ

*，然后全部補貼給B部門，即通過選擇τ

*=s*，滿足τ*=s*=

c’-1

(1)的條件，從而實現其凈收益的最大化。［τ

-c(τ)+δTsαe

-s

］’=0→1

-

c(τ)’

=0

→c(τ)’

=1

→τ=c’-1(1)將一次性博弈下的政府策略（τ

*，s*）稱為靜態納什均衡。在這種策略下，雖然存在著B部門增長的機會，但發展型國家作為勾結型國家的衍生形態并不必然促進效率的提高。其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政府從A部門抽取資源會導致政治沖突成本c(τ*)和效率損失Δ；二是B部門潛在的生產性活動由于政府能夠事后攫取產出的固定比例T而無法得到充分動員。在這種情況下，B的努力將低于最優水平。

再考慮重復博弈的情形。由于B部門的努力在事前無法觀察并寫入合同，政府為提供激勵宣布以下相機補貼政策：承諾在每期期末向B部門提供補貼s*，但以B部門必須交納與最優努力水平e0相對應的稅收額作為下一期重續補貼的條件；否則，政府將不再繼續給予補貼。另一方面，B部門在獲得政府的當期補貼后也有兩種選擇：或者選擇付出最優努力水平e0，獲得政府的繼續補貼，博弈重復進行；或者選擇較低努力水平

e(s*)

獲得一次性收益。促使B部門選擇最優努力水平必須滿足以下條件：＞即B部門一直選擇最優努力水平所獲得的收益之和必須大于其選擇低努力水平的一次性收益。但問題在于，如果B部門是不可替代的（例如B部門是經濟增長的關鍵部門），即使它的努力低于最優水平，政府也不得不繼續給予補貼。這樣，政府執行相機補貼的威脅就是不可置信的，博弈的均衡結果與一次性博弈相同。

假定政府選擇B部門中兩個最具有生產效率的企業進行補貼，并且企業之間不能合謀對付政府。這樣，政府可以采取以下相機補貼策略：只要兩個企業支付對應最優產出的稅收，政府就繼續給予補貼。如果有一個企業未能支付與最優產出相對應的稅收，政府將實施最大懲罰策略，即終止對該企業的補貼，由另外的企業取代它的位置。由于新企業存在著潛在生產效率較低等其他原因，替換會給政府帶來成本K。如果兩個企業同時違約，政府將被迫放棄最大懲罰策略。

用Tc代表在相機補貼策略下政府從企業最優產出中征收的稅收，用Tn代表靜態納什均衡下政府征收的稅收，Tc＞Tn。假定有一個企業違約，由于新企業和未被替代的企業均在未來提供最優產出，所以在未來每個時期政府都將通過采取最大懲罰策略得到收益2Tc。如果不實行懲罰策略，由于兩個企業將來都會違約，政府每期只能得到2Tn。因此，如果2(Tc－Tn)＞K，政府的最大懲罰策略將是可信的。政府根據企業績效實施最大懲罰策略，目的是通過潛在企業對在位企業的競爭，激勵企業選擇最優努力水平。如果單純從替換違約企業的角度考慮，實施懲罰的收益可能小于其成本，即(Tc－Tn)＜

K，這時最大懲罰策略是不可信的。但如果考慮到懲罰對在位企業的威懾作用，有2(Tc－Tn)＞K，使得實施懲罰的收益大于其成本，因而最大懲罰策略將是可信的。青木把政府從農業部門抽取資源，然后以相機選擇的方式轉移給某些工業部門，從而引發經濟高速增長的均衡稱為（市場促進型）發展型國家。

以上博弈重復進行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意識到推行相機補貼政策的政府能夠長期執政，其政策具有連續性是工業部門中企業普遍持有的信念。因為只有這樣企業才會對未來具有信心，從而選擇最優努力水平。如果企業預期政府執政時間有限，則有可能產生領取補貼后不再努力的道德風險。二是工業部門的企業之間存在著充分的競爭，不存在合謀偷懶的可能性。如果當企業自身規模過大或者由于與政府的特殊關系等原因導致難于被替代時，相機補貼機制就會失效，上述發展型國家就會退化為一種無效率的勾結型國家形態。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外部強制的憲政轉軌

戰后，在占領當局的直接介入下，日本展開了大規模的憲政轉軌。首先，是清除軍國主義賴以產生的社會基礎。如取締所有支持軍國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的政黨和社團組織等。其次，是改革原有的統治機構，實現政治機構民主化。如新憲法規定天皇只是日本國民整體的象征；規定實行議會制民主，政府中立法、行政、司法三種權力分別由議會、內閣和最高法院掌管；還具體規定了日本國民所享有的基本權利。再次，是改革原有統治機構的經濟基礎，促進經濟民主化。如實行農地改革；解散財閥；實行以勞動立法為中心的勞動改革等。

官僚制多元主義國家

日本在明治維新所形成的國家形態可以看作是上面討論的發展型國家的典型，但在大規模憲政轉軌之后逐漸演化成為一種新型的國家形態。所謂“官僚制多元主義”是指通過官僚部門、所轄利益集團和政治家多元均衡聯盟代表和協調產業集團利益的一種國家形態。在官僚制多元主義國家中，政府內部由兩類部門構成：一類是職能部門，另一類是協調部門。各職能部門的管轄權通常有明確規定并相互獨立，在各自管轄領域內與民間利益集團保持密切的關系；協調部門不與民間利益集團直接接觸，而負責對各職能部門之間由于代表不同利益集團而產生的利益沖突進行協調。

水平層級制與微觀社團主義

與英美企業不同，日本工業部門企業的組織結構是一種水平層級制。適應于水平層級制的背景導向型人力資產具有組織專用性，不容易在企業之間轉移，它的價值通過所屬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來實現。因此，這種人力資產的所有者不是按照專業組成產業工會，而是尋求雇傭他們的企業保護其利益。另一方面，從企業所有者的角度看，與專用性人力資產的所有者分享組織收益也符合其利益。于是在水平層級制中便有可能發展出一種企業所有者與背景導向型人力資產相結合的企業內部聯盟。這類企業中經理人員最主要的期望，是在管理政策和內部收入分配方面尋求雙方的利益平衡。產業利益、官僚部門和政治家的合謀

水平層級制企業中經理的另一個重要功能，是在政府和其他利益集團面前代表和爭取本企業成員的利益。但如果他們單獨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