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鴉片戰爭前的中國與世界一．江河日下的清朝；二．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迅速發展；三．閉關政策；四．中外貿易和禁煙運動。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修訂本）》，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TheCollapseoftheHeavenlyDynasty:ARestudyofOpiumWar.ZhengYangwen(鄭揚文):TheSocialLifeofOpiuminChin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5.JuliaLovell:TheOpiumWar:Drugs,DreamsandtheMakingofChina,London:Picador,2011.

藍詩玲：《鴉片戰爭》，劉悅斌譯，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第一章鴉片戰爭前的中國與世界一．江河日下的清朝1．政治上2．經濟上3．軍事上二．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迅速發展1．世界大勢2.早期侵華活動3．英國遣使來華事件（鴉片戰爭前）

1787年，凱思卡特（CharlesCathcart）使團來華，夭折

1793年，馬嘠爾尼（GeorgeMacartney）使團

1816年，阿美士德（WilliamPittAmherst）使團4．中英雙方武器裝備的對比二．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迅速發展2.早期侵華活動葡萄牙自西到東，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達印度，強占果阿，又攻滅馬六甲；1514年，第一次到達廣東海面。1557年租借澳門，每年完納地租銀1000兩（后逐漸減為500兩），歷來均向香山縣交納。西班牙自東向西，由南美洲到達菲律賓，建立殖民統治。1575年首次到達中國，要求通商，得到明朝政府允許。但是西班牙在菲律賓大肆屠殺華僑。荷蘭經過尼德蘭革命擺脫西班牙的統治而獨立后，開始向外擴張。1601年，荷蘭人第一次到廣州要求“通商”，明政府拒絕，荷蘭人在東南沿海一帶活動，先后以澎湖、臺灣為據點活動。1661年鄭成功驅逐了荷蘭侵略者，收復臺灣。荷蘭便幫助清政府鎮壓鄭氏政權，并借口“助剿有功”，取得對華貿易權。荷蘭人利用清朝皇帝的虛驕心理，遣使朝貢，向皇帝三跪九叩，另一方面在東南亞大規模屠殺華僑。3．英國遣使來華事件（鴉片戰爭前）1792年（乾隆57年），英國以補賀乾隆八十壽辰（在1790年）為名，派遣馬嘠爾尼為首的使團啟程來華，次年7月到達大沽海口，9月在熱河覲見皇帝，提出：（1）開放寧波、舟山群島及天津為通商口岸；（2）在北京設立商館；（3）將舟山群島之一海島劃給英國，作為英國商業基地；（4）將廣州附近一塊地方撥給英國，供英商居住；或允許英人在廣州“出入自便”；（5）減免英貨在廣州和澳門之間的稅額。乾隆皇帝向英王頒發“敕諭”逐條駁斥。馬嘠爾尼掃興而去，但他經過這一次的窺測，認為中國不堪一擊。馬嘠爾尼來華時攜帶價值一萬多英鎊的反映資本主義發展水平的禮品，企圖朝見乾隆皇帝。開始時，清政府盛情款待，后因英使堅決不同意向乾隆帝行跪拜禮而使雙方關系緊張。（美）何偉亞（Hevia,JamesLouis）著，鄧常春譯：《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沖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3．英國遣使來華事件（鴉片戰爭前）1816年，英國又派遣阿美士德為首的使團來華，主要目的是謀求駐使北京，開放北方通商口岸及爭取廣州的英商有更大的自由。但這個使團由于覲見的禮儀問題，同清政府爭執不下。阿美士德等人堅持不行跪叩之禮，因而被清政府逐回。3．英國遣使來華事件（鴉片戰爭前）183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派遣一個叫禮士的船主，帶領廣東商船支援林塞（化名胡夏米），及傳教士郭士立（化名甲利），乘武裝商船阿美士德號，一行七十多人，由澳門出發北航，經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山東文登縣劉公島以及朝鮮，前后六個月，才回到澳門。一路之上，他們以貿易和傳教作幌子，實際上是從事調查沿海駐軍人數、裝備、測量和港灣，繪制航海圖，散發宣傳品和勾結漢奸內應等特務活動。根據偵查結果，極力鼓吹對華發動貿易侵略戰爭。1831年，英國發生了議會改革，工業資本家進入了議會，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的政治壟斷被打破，議會決議于1834年廢除了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的專利權，任何英商都可以自由到中國進行貿易，這是英國對華政策的一個重要轉折。在此之前，中英貿易是由兩國的商業壟斷機構——中國的公行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作為媒介進行的，英國在華的商務代表由東印度公司派人充任，叫做“大班”、“二班”，他們必須按照清政府在閉關政策下形成的一套規章辦事。而在此以后，英國政府就直接派遣“駐華商務監督”，代表英國政府，也就是代表英國整個資本家階級，同清政府打交道。駐華商務監督與大班不同，他們比后者更傲慢、更強硬，更不接受清朝政府和公行的約束，相反地，他們要踢開公行，直接同清朝政府高級官吏交接，貫徹自己的侵略要求。從此，中英關系進入一個新階段，矛盾沖突也頻繁起來了。首任駐華商務監督是律勞卑WilliamsJohnNapier（1834年7月）。4．中英雙方武器裝備的對比

在武器裝備上，英軍已處于初步發展的火器時代，而清軍仍處于冷熱兵器混用的時代。冷兵器指的是矛刀弓箭。清軍使用的火器，主要不是中國發明研制的，而是仿造明代引進的“佛朗機”、“鳥銃”“紅夷炮”等西方火器樣式制作的。鳥槍是一種前裝滑膛火繩槍，士兵在發射前須從槍口裝填火藥，再塞入彈丸，以火繩為點火裝置，射程約100米，射速為1—2發/分鐘。

英軍裝備的是：伯克式（Barker）前裝滑膛燧發槍（點火裝置為摩擦燧石，射程約200米，射速2-3發/分鐘，為1800年發明）。布倫士威克式（Brunswick）前裝滑膛擊發槍，點火裝置為擊發槍機撞擊冒火，射程約300米，射速3—4發/分鐘，于1838年使用）。

清軍武器：槍身太長，點火裝置落后，射速慢，射程近，無法再裝槍刺，清軍鳥槍并無定期修造報廢更換制度（有用166年尚未更換的），數量不足（與冷兵器5：5），質量低劣。

清軍使用的大炮，主要是仿照西方17世紀至18世紀的加農炮系列，到19世紀鴉片戰爭時，與英軍相比，在式樣及機制原理上大體相同，而差別在于制造工藝引起的質量問題上：1鐵質差。冶煉技術落后，鐵含雜質多，氣孔氣泡多，容易炸裂。解決辦法一是加厚火炮的管壁，因此有數千斤的巨炮，但十分笨重，威力小；二是使用銅炮，數量非常少。2鑄造工藝落后；3炮架和瞄準器具不全或不完善，很多炮是固定的，不能靈活轉動，很多炮架為木架，大多數炮無瞄準器具，主要靠經驗來瞄準。4炮彈種類少，質量差，多為實心彈，英軍已有實心彈、散彈、爆破彈等幾種。

火藥，均為黑色火藥，但清軍火藥中含硝量過高，容易吸潮，不便久儲，爆炸效力低。

艦船。英軍海軍為當時世界之最（木制，夾板船，包銅，雙層，兩桅或三桅，軍艦大，安炮多）。清軍時稱“水師”，主要有福建水師和廣東水師，而其任務并非出洋作戰，而是近海巡緝、守衛海岸，主要是針對海盜的，相當于海岸警衛隊。水師的主要兵力，主要并不在艦船上，而是駐守于沿海、沿江的眾多炮臺、城寨、要隘，許多海防要地、陸上防守全由水師負責。清軍水師最基本的特點是船小，并不是中國造不出遠洋艦船，而是根據乾隆年間固定下來的“工部軍需則例”、“戶部軍需則例”，限制了式樣和修造軍費。因此在鴉片戰爭中中英武器裝備水平差距懸殊，清軍根本不敢以水師出海迎戰英軍艦隊，迫使清軍放棄海上交鋒而專注于陸地，喪失了戰爭的主動權。三．閉關政策1．實行閉關政策的原因1．它是封建自然經濟的產物。2．它是封建中國被迫自衛的一種簡單手段。3．封建統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4．隔絕人民與外界的聯系，以利于專制統治。三．閉關政策2．實施辦法

清政府對外商的管理辦法：

a.禁止外商在廣東過冬。

b.外商到廣東，必須住在行商為之特別建立的“夷館”中，其生活、行為由行商負責照管。

c.禁止拖欠外商銀兩。

d.外商雇傭中國民人，加以限制。

e.“夷船”停泊地方，派兵丁加強巡邏。

f.“夷船”到中國后，不入口納稅，而在外洋停泊、走私漏稅、販賣鴉片，立即驅逐。

g.禁止偷運槍炮到商館。

h.外國婦女不許居住廣州夷館，只許停留船上或居住澳門。

對國內實行的一些商業的、文化的政策：

a.對國產貨物出口的嚴格限制：糧食、鐵及鐵器、硫磺、硝等物，均嚴禁出口。絲及絲織品、茶葉、大黃的出口量嚴格限制。

b.嚴格限制中國商人制造海船。

c.長時期的“海禁”，海禁解除后又有一段時期禁止華商赴南洋等地貿易等。

d.除個別人物外，絕大多數封建統治者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科學文化，都采取深閉固拒的態度。對西方制造品，一律斥為“奇技淫巧”，予以排斥。

e.禁止中國史書出洋。禁止中國人教授外人漢文，否則即目為“奸民”、“漢奸”，嚴拿治罪。

f.由行商壟斷對外貿易，而又對行商無情勒索敲詐。3．閉關政策的不良后果第一章鴉片戰爭前的中國與世界四．中外貿易和禁煙運動1．戰前的中外貿易概況2．鴉片貿易及危害3．道光帝禁煙4．“弛禁”和“嚴禁”之爭5．禁煙運動的開展6．虎門銷煙（1839年6月3日—25日）1．戰前的中外貿易概況中國的對外貿易一直處于出超的地位。西方資本主義迅速崛起后，出于發展資本主義的現實需要而來到東方。作為農業經濟的中國，歐洲商品受到了中國自然經濟的抵御。一方面中國農民不僅生產自己食用的糧食，而且還生產自己需要的紡織品、生活用品；另一方面中國農民的貧困程度也是驚人的，大多數農民幾乎總是處于饑餓狀態之下，不可能購買商品。歐洲商人運往中國的商品既不對路，再加上運輸成本、價格又高，所以除了少量的毛織品、金屬制品和從印度轉販而來的棉花外，歐洲商人的其他商品在中國幾乎無人問津。在閉關政策下，外商在對華貿易活動中處于極其不利的境地。這表現在其商品在華銷售非常困難，而中國的茶葉、大黃、絲綢、瓷器又為其所必需，只好以現金來支付茶葉等中國商品的價款。這就形成了一種“畸形貿易”——英國商船載著墨西哥或西班牙銀元駛往中國，然后載著茶葉等中國商品返航。這就導致了在中外貿易中，中國處于出口額要遠大于進口額的“出超”地位。這種貿易逆差由歐洲國家以白銀來彌補，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天朝”。1．戰前的中外貿易概況為了扭轉這種局面，英國政府及其商人設法：派遣使節出訪中國，力圖說服皇帝，改變閉關政策。結束了東印度公司壟斷對華貿易的特權，采取更為靈活的經營方式。增加商品種類：煤炭、銅、鋼鐵、麻布、斜紋布等，均告失敗。2．鴉片貿易及危害英國向中國輸入鴉片始于18世紀中葉，每年不超過200箱，以后逐年增加到90年代，達到4000余箱，最處由東印度公司直接向中國運銷鴉片。嘉慶元年（1796年）以后由于清政府的禁煙，由港腳商人向中國走私鴉片。英國運往中國的鴉片有兩種：孟加拉鴉片和馬爾瓦鴉片。到19世紀，鴉片走私更形猖獗，由于清政府的禁煙，鴉片貿易從廣州內河轉改以走私的方式在澳門和黃埔之間徘徊。英國強迫印度生產鴉片，換取中國的白銀，借以擴大英國工業品在印度的銷路。印度用種植鴉片的收入，購買英國紡織品，英國用印度的鴉片換取中國的茶、絲，運銷英國和世界各地。可見，在英國——印度——中國，即棉紡織品——鴉片——茶、絲，這循環的三角貿易中，鴉片起到重要的作用。鴉片使清朝統治階級更加腐化，更加殘酷壓榨人民。（1）改變了中國對外貿易中的長期優勢，使白銀大量外流。（2）工商業的普遍蕭條和衰落。（3）毒害身心健康，摧殘社會生產力。3．道光帝禁煙清政府禁煙始于雍正七年（1729年）禁煙令頒布。其后，乾隆嘉慶兩朝沿襲了這一禁令。但那時的禁煙政策主要是針對販賣者和開設煙館者，處罰力度不太重，一般是處以枷號和充軍的處罰，未規定對吸食者該如何處理，而且執行情況也不理想。道光朝是禁煙規模最大、歷時最久、禁令最嚴的一個時期，從道光帝即位到鴉片戰爭爆發，相當嚴格地執行了禁煙政策。道光元年（1821年），道光帝決定實現“源流并重”的禁煙方針，頒布了一系列的禁令。做出了對“開館者議絞、販賣者充軍、吸食者杖徒”的新規定，比前代歷次禁煙令都要嚴格，相當嚴格地執行了禁煙政策。而在禁煙最嚴格的時期，鴉片的泛濫也達到了空前的程度。4．“弛禁”和“嚴禁”之爭道光16年（1836年），太常寺卿許乃濟上《鴉片例禁愈嚴流弊愈大亟請變通辦法折》，提出了全面的弛禁主張：鴉片交易合法化（藥材稅），“文武員弁士子兵丁等不得吸食，其民間販賣吸食者，一概勿論”，“內地民人允許栽種罌粟”主要側重解決白銀外流和鴉片走私對統治機器的腐蝕問題，而對鴉片給人民身心的毒害則束手無策。這一奏折得到了兩廣總督鄧廷楨的贊同。許乃濟（1777—1839）浙江仁和人，嘉慶進士。但許乃濟的奏議遭到了大多數人的反對，如禮部侍郎朱嶟、兵部給事中許球、江南道御史袁玉麟等。嚴禁的主張使道光帝終于堅定下來，重申禁令，命個沿海各省實力查禁鴉片。1838年10月，許乃濟被降職懲儆。各地進一步查禁鴉片。禁煙再次出現高潮。4．“弛禁”和“嚴禁”之爭黃爵滋（1793—1853），江西宜黃人，字德成，號樹齋，道光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等職，此時任鴻臚寺卿。道光18年（1838年6月2日），上《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折》，提出重治吸食：凡吸毒者在國家規定的期限內不能戒煙，將被處以死刑。道光帝將此奏下發各督撫將軍討論，禁煙政策大討論再次展開。道光帝共收到29份復奏，由于皇帝已經在諭旨中表露了嚴禁鴉片的政治傾向，故督撫中沒有一人主張弛禁，所有人都主張加強對煙販、銷售者的打擊和處罰力度，嚴禁鴉片在政策的表面上取得了一致。而如何嚴禁，有8份奏折基本同意黃爵滋的主張，其中有湖廣總督林則徐、兩江總督陶澍、湖南巡撫錢寶琛等。其余的人只主張對吸食者加強打擊力度，不同意處以死刑，并格外強調應該嚴查海口，以杜其源。5．禁煙運動的開展

林則徐（1785—1850）福建侯官人，字元撫，一字少穆，嘉慶進士。曾與龔自珍、魏源、黃爵滋等提倡經世之學，是經世致用的實踐者。早年盡力修治黃河。1838年湖廣總督任內，嚴禁吸食鴉片，成效卓著。9月上奏道光帝，極力贊同黃爵滋以死罪重治吸食的主張，強調“法當從嚴，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后，中原幾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1838年12月底，受命為欽差大臣，節制廣東水師，前往廣東禁煙。1839年3月到達廣州，禁煙。為了了解西方情況編寫《四洲志》，鼓勵正當貿易。嚴禁鴉片走私。虎門銷煙。整頓海防，積極備戰。1840年1月任兩廣總督。10月革職。次年派赴浙江，協辦海防。旋即充軍伊犁。在新疆興辦水利，開辟屯田，建議兵農合一。警惕沙俄對西北的陸路侵略。1846年以后重新被起用，鎮壓西北西南少數民族起義。1850年為欽差大臣，鎮壓拜上帝會，病故。主要著作有《林文忠公政書》、《云左山房文鈔》、《云左山房詩鈔》，以及編集的《四洲志》、《華事夷言》等。其著作今匯編為《林則徐集》。琦善(1790-1854)，字靜庵，博爾濟吉特氏，滿洲正黃旗人。嘉慶十一年(1806年)由蔭生授刑部員外郎，以后歷任刑部郎中、通政使司副使、河南按察使、江寧、河南布政使。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升河南巡撫，因督治河工失職，被革職。不久，又被起用為河南按察使。29歲，便當上了獨當一面的河南巡撫。道光元年后，先后任山東巡撫、兩江總督兼署漕運總督。道光七年，又因在河工大案中犯有主要過咎，部議革職，但在道光帝的庇護下，只降為內閣學士，一個月后即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