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任期、財政資源與數字時代地方政府組織聲譽建構【摘要】近年來組織聲譽管理正成為國內外公共管理領域的前沿熱點問題，但是數字時代中國地方政府組織聲譽建構策略的影響因素卻鮮有研究涉及。本文選取政府門戶網站作為觀察數字時代地方政府組織聲譽建構策略的經驗素材，基于2015—2019年31個省份全樣本2000萬政府網頁數據，利用前沿研究的編碼表和隨機森林等多種機器學習算法對中國情境下的省級政府組織聲譽建構進行測量，并對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結果表明，省級政府組織聲譽建構策略會受到主政官員任期和財政資源等變量的顯著影響，促使不同省級政府選擇差異化的策略組合。在主政官員任期早期，地方政府更加重視呈現績效性和道德性聲譽；在任期后期，則更加重視呈現程序性和技術性聲譽。財政資源少的地區，地方政府更傾向于呈現績效性和道德性聲譽；財政資源多的地區，則更傾向于呈現程序性和技術性聲譽。本文較早地基于文本大數據對地方政府組織聲譽進行測量，并初步揭示中國場景下地方政府組織聲譽建構策略的影響因素。【關鍵詞】：數字時代；地方政府；組織聲譽建構；政府網站；機器學習—文章結構—一、引言二、文獻綜述（一）概念化與重要價值（二）廣泛應用與影響因素（三）既有研究的局限與不足三、理論框架和假設（一）分析框架（二）研究假設四、數據和方法（一）組織聲譽的測量（二）變量設計五、實證回歸分析（一）描述性分析（二）面板回歸分析（三）穩健性檢驗六、討論和結論（一）結果討論（二）貢獻與創新（三）不足與展望一、引言近年來，組織聲譽理論（BureaucraticReputationTheory，BRT）正成為公共管理領域的前沿研究熱點，受到大量學者的高度關注。在早期的公共行政著作中，Simon和Wilson等學者就已對行政管理中的聲譽理論進行了討論，但是并沒有成功將聲譽研究理論化。直到DanielCarpenter以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FDA）為案例，詳細討論了組織聲譽與組織權力、監管等因素的關系后，組織聲譽理論（BRT）才在公共管理領域逐漸流行起來。特別是隨著互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傳統社會的連接方式和結構受到數字化技術的改造與重塑，從根本上改變了公眾的生活、工作和思維方式，公眾能夠快捷獲取政府信息，并利用社交媒體進行評論，使信息更快擴散、更難控制。公共管理也迎來了數字治理時代，政府的行為策略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需要用新的治理范式指導政府行為，以適應數字治理的時代需求。因此，如何利用互聯網平臺建構良好的組織聲譽，從戰略上應對組織內外部的（潛在）風險，成為數字時代公共管理需要關注的議題。近年來，我國政府高度重視數字化平臺建設，試圖回答公共部門“如何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這個深層次的治理問題，先后出臺《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關于印發政府網站發展指引的通知》等多份政策文件，旨在促進我國政務服務的數字化轉變，提升數字時代政府的治理能力。政府網站和政務新媒體作為互聯網時代政府提供服務的重要平臺，相較于報紙、電視、廣播等傳統媒體，具有時效性強、傳播范圍廣等特征，指數級提升了政府對外公開的數據量，極大拉近了政府和公眾間的距離。同時，由于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公眾可以更便捷獲取政府信息和在線服務，也極大方便了公眾對政府的監督，也給政府如何建構良好的組織聲譽帶來了新的挑戰。組織聲譽理論作為解讀政府行為的新視角，已被眾多學者用來分析政府政策的制定與執行、輿論和危機事件的應對、組織合法性的維護等問題。然而，已有相關研究均基于西方情境，針對中國地方政府如何在互聯網情境下建構其組織聲譽尚屬空白。因此，本文借鑒Carpenter等人的研究，將其與中國情境結合起來，基于2000萬條政府網站大數據，對我國省級政府在績效性聲譽、道德性聲譽、程序性聲譽和技術性聲譽的分布進行了測量，并對組織聲譽建構的影響因素進行回歸分析，從大樣本定量分析的視角揭示影響政府組織聲譽建構的圖景，為組織聲譽理論提供實證材料補充。本研究的意義在于：第一，與國際公共管理領域的前沿理論對話，拓展中國場景的公共部門組織聲譽研究，并且提供了關鍵詞列表和操作化方案；第二，初步展現了在數字治理時代，中國地方政府運用互聯網平臺建構良好的組織聲譽的策略及影響因素。二、文獻綜述（一）概念化與重要價值聲譽是一個比較廣泛的概念，在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等領域的組織理論中有著不同的定義和研究。組織“聲譽”也往往與組織“形象”和“身份”等相關概念具有較強相關性，容易產生混淆。Balmer認為“聲譽”“身份”“形象”三者有本質區別：形象是表層物質層級的印象，身份更多是從戰略出發對組織的定位，而聲譽涉及組織更為內核的價值層面。Davies和Miles將聲譽管理視為三個要素的結合，即“其他人（客戶）如何看待我們”“我們到底是誰”和“我們認為我們是什么”。而組織“形象”僅是外部受眾對組織的看法，聲譽則包括內部和外部的利益相關者。對于外部受眾而言，可以在沒有任何經驗積累的情況下形成對組織的形象，而有關更深層次的組織聲譽，則需要在經驗基礎上形成。與企業組織相比，公共部門組織聲譽的一個顯著區別在于它的多重性和多維性，這是由于公共組織的目標模糊性及其面臨的目標和挑戰具有不同性質所導致的。本文聚焦于公共部門的組織聲譽，采用公共管理領域學術研究中廣泛接受的定義，即Carpenter對于官僚組織聲譽的定義，“一組關于一個組織的獨特或可分離的能力、角色和責任的象征性信念，這些信念嵌入在受眾網絡中”。公共部門的組織聲譽被認為是內外部受眾形成的有關組織的多重印象，代表著“組織聲譽的建立需要維護‘多重受眾網絡’，即與行政政治、行政官員、利益集團、媒體和公眾等不同主體打交道”。因此，政府機構被認為會精心建構與外部受眾的溝通，以塑造不同受眾判斷其角色和行為的思維方式，從而維護良好的組織聲譽。當政府機構被不同的、看法相沖突的外部受眾觀察和評判時，它們往往采取不同的聲譽建構策略。為了追求正面的聲譽，各機構不得不調整它們的溝通方式，符合利益最相關受眾的期望和偏好，改變相關受眾的看法。與私人組織類似，公共組織也面臨著各種競爭，例如爭奪資源和受眾的認可等；它們面臨的一項重要挑戰就是要展示出超越其他同類型組織的獨特性和價值，從而獲得利益相關者的支持。政府作為公共組織之一，建構良好的聲譽對于政府獲得利益相關者的支持尤為重要。良好的聲譽能夠幫助政府與公眾更好地互動，提升應對外部危機的能力，構建一個抵御外部攻擊的“保護盾”。Schanin等研究發現公共組織聲譽建構能夠改善公眾對政府的印象，化解民眾抗議、游行等危機。建構良好的聲譽與組織合法性密切相關，還可以幫助組織獲得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和自主權。因此，作為一種有價值的“組織資產”，公共組織會仔細評估其受眾群體，采取不同策略以建構其組織聲譽。（二）廣泛應用與影響因素組織聲譽理論已廣泛運用于解釋美國、以色列等國家的公共部門領域。一方面，研究發現，政府在推動各種監管政策出臺的過程中，政策效果與機構組織聲譽呈現明顯的相關性，例如藥物批準試驗的期限問題、法律強制執行決定的期限問題等；另一方面，組織聲譽建構的影響不僅體現在監管部門的行為中，還體現在各種形式和背景的公共組織的管理過程中，如醫療保健機構、高等教育機構、警察和邊境管理機構等。在數字治理時代，不同公共部門的聲譽建構策略既有一致性，也有較強的差異性，主要受到組織聲譽獨特性和聲譽威脅性兩類因素的影響。首先，不同組織間聲譽建構策略可能因不同的機構角色、能力和授權而存在差異，這與組織聲譽獨特性概念是緊密相關的。獨特性方面的影響因素主要有：機構類型（監管機構/服務機構）、機構職能（經濟類/社會類等）、組織級別、官員任期及時間因素等。如Rimkute研究發現監管型機構會比非監管型機構更多關注道德性、程序性和技術性聲譽建構；經濟類職能部門更側重于程序聲譽建構，社會類職能部門更關注技術性聲譽建構。其次，公共部門的聲譽建構策略還取決于聲譽的威脅，這種威脅源于觀察和判斷組織機構的產出和過程的眾多相互矛盾的受眾。當更高部門面臨不同的聲譽威脅時，它們會采取差異化的聲譽建構策略。如Wei等人基于中國三個核電站項目的案例分析發現，如果地方政府感知到的“自上而下”的壓力更高，則會更強調績效性聲譽；如果感知到“自下而上”的壓力更高，則會專注于道德性聲譽建構；如果面臨雙重高壓困境時，則會側重于程序性聲譽，避免對任何一方負責。近年來，在中國轉型的大背景下，我國地方政府也意識到了聲譽建構的重要性，并嘗試通過聲譽管理打造獨特的組織聲譽，以便從戰略上應對各種壓力。在國內，余津津最早全面梳理了國外的聲譽理論研究。近年來，逐漸有學者結合聲譽理論分析公共組織治理行為和組織管理，如聲譽機制與官員激勵、聲譽建構與政府信任、聲譽建構與公共服務水平等研究。（三）既有研究的局限與不足總體來說，公共部門的組織聲譽研究是公共管理領域中的新興研究方向。僅有為數不多的學者從組織聲譽建構的視角解讀政府行為，國內相關研究更少，這導致政府組織聲譽的相關研究仍存在許多局限與不足：一是已有的政府組織聲譽研究多為理論層面的總結與探索，缺少實證測量。當前學者越來越重視政府組織聲譽建構這一概念與理論上的重要性，但是卻少有人關注如何系統、科學地測量政府如何建構組織聲譽，組織聲譽各維度在現實情況中的區分缺少數據支持。二是以往對政府組織聲譽建構策略的研究多依賴定性研究，缺少定量分析的支撐。三是已有研究多傾向于分析外部聲譽風險對組織聲譽建構策略的影響，對組織內部因素如何影響主觀聲譽建構的探究則相對匱乏。三、理論框架和假設（一）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基于Carpenter的組織聲譽理論（BRT）框架，分析中國省級政府如何利用互聯網平臺建構組織聲譽。該理論將政府組織聲譽劃分為績效性（performative）、道德性（moral）、程序性（procedural）和技術性（technical）四個維度。其中，績效性聲譽代表著一個組織通過有效行動完成其核心目標和價值使命的能力；高績效性聲譽表明受眾認為該組織能夠勝任其主要工作，向公眾提供了高質量的公共服務和產品，與同類組織相比展現出了獨特的能力和價值。道德性聲譽反映了組織能否在其工作中遵守社會道德規范，并富有同情心、靈活和誠實，要求組織能夠保護受眾的利益不受侵害，是組織信任的重要來源。程序性聲譽是指機構在行政和決策中是否遵循適當的程序、標準和法律要求，政策出臺、利益沖突的解決都要遵循科學的標準程序。技術性聲譽反映了一個組織在事務處理過程中展現的能力和知識，強調其科學能力、方法能力和分析能力，能夠制定行業的專業標準（見表1）。在理想情況下，聲譽建構的最高追求要求一個組織在四種維度聲譽方面都能夠表現出色，從而同時響應多個受眾的期望。然而，由于組織的能力和資源有限，組織決策者是有限理性的，一個組織往往很難同時展現不同的聲譽維度，專注一個聲譽維度可能會分散對另一個維度的注意力。公共組織必須識別、處理并優先考慮不同受眾的多重期望，并選擇一定的聲譽建構策略來應對特定的受眾。Maor將官僚組織選擇一個聲譽維度的過程稱為優先化，在這個過程中，聲譽建構的不同參與者會同時采取行為，對這一維度的聲譽產生影響。對于組織成員而言，他們不得不考慮組織聲譽的各個方面，盡力維護組織良好聲譽。需要注意的是，組織聲譽理論作為一項較為前沿的研究，具有較強的創新性。既有的關于分析地方政府組織聲譽建構策略影響因素方面的文獻較少，可參考和借鑒的成熟框架比較缺乏。在此背景下，本文結合已有關于地方政府行為的研究，整合官員任期、政府能力和相關控制變量，構建分析框架，對政府組織聲譽建構策略的影響因素進行探究（見圖1）。這個較為初步的分析框架，將為后續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基礎。根據高階理論，組織行為會受到領導者特征和動機的影響。政府官員作為地方政府的代言人和一把手，其意志和想法往往會體現在政府決策過程中；而在官員的不同任期階段，可能會有不同的動機和行為偏好。因此，官員任期可能會影響政府主動塑造組織聲譽的行為，以防范和化解聲譽風險，獲得聲譽收益。政府能力是指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水平，財政資源從客觀條件上決定了地方政府進行聲譽建構的能力。因此，將官員任期和政府能力作為核心自變量。此外，政府組織聲譽建構策略還受到外部環境等控制變量的影響，主要包括外部環境、省級政府官員的其他個人特征等變量。外部環境是指組織所面臨的環境約束，如由于地區人口數量差異造成的多樣化需求，內外部多重受眾的需求會影響地方政府聲譽建構的效率和策略選擇。省級政府官員不同的年齡、性別等特征，可能會影響其對不同組織聲譽的關注度，從而對政府組織聲譽的建構產生影響。（二）研究假設大多數研究認為政府機構的聲譽建構是一個“被動應對大于主動管理”的過程，即政府部門是在出現聲譽威脅后，才會采取相對應的策略維護組織聲譽。但組織聲譽作為一種有價值的“組織資產”，特別是在數字治理時代，公共組織日益認識到主動建構的重要性，因此會在日常工作中積極主動培養良好的組織聲譽，并通過宣傳培養特定的能力，以贏得聲譽并爭取支持。在我國的行政體系中，官員行為往往對系統的運行產生巨大的影響。既有研究表明，一個組織的領導會出于其績效、任期長短等因素影響，往往會有意識地主動塑造組織聲譽，以實現其政治考量。Pan通過對中國100個縣的研究發現，不同任期的縣級官員會關注政府不同維度聲譽的建設。研究表明，中國地方政府官員為了在級別和職位上有所提升，會重點關注GDP增長、社會穩定等考核指標，上任后通過“新官上任三把火”以及大量親民活動等，快速樹立肯干、能干、關愛民眾的形象。但是，由于中國省級官員的退休年齡一般為65歲，因此臨近或超過退休年齡的省級政府官員已經失去或大幅降低了績效的動力，短期內的經濟建設等工作難以轉化為他們任期內的工作績效，因此臨近退休的省級政府官員可能更加重視程序性工作，希望能夠平穩結束任期，避免出現政治危機。另外，還有部分相對年輕的官員晉升空間尚在，但可能面臨更大的晉升壓力，會更有動力在任職后期引入創新性戰略，以改善晉升機會。因此，本文提出官員任期影響政府組織聲譽建構的假設：假設1a：在官員任期早期，政府更重視績效性、道德性聲譽建設。假設1b：在官員任期后期，政府更重視程序性、技術性聲譽建設。馬德勇和王正緒通過對中國地方政府合法性來源的研究發現，政府工作績效、制度公正、威權觀念、技術創新等因素都有顯著影響。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作為地方政府績效考核的重要指標，塑造著地方政府的治理行為。對于經濟體量較小的省份而言，努力發展經濟、增加稅收是展示其工作績效的重要途徑。經濟的快速發展既能快速獲得上級政府的關注和支持，也能夠增加當地民眾收入，獲得外部受眾支持。當地方政府面臨較大的財政壓力時，為了緩和民眾發展需要、公共服務建設和經濟水平之間的矛盾，地方政府經常通過關愛社會弱勢群體、慰問退休退伍干部、評選道德模范等工作，展示其良好的道德形象以贏得民眾支持。相比而言，對于經濟水平較高、財政收入充沛的省份，政府已經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績效，會更加重視制度公平和技術創新等。通過加強制度化建設，規范治理過程中的程序性問題，從而營造公平公正的社會氛圍，建構良好的程序性聲譽。同時，通過先進治理技術的創新和運用，加強對企業產品的質量監管和檢測，確立高水平的行業標準，地方政府可以有效建構技術性聲譽，獲得外部受眾的支持。因此，本文提出財政資源影響政府組織聲譽建構的假設：假設2a：財政資源越強的地區，越重視程序性、技術性聲譽建設。假設2b：財政資源越弱的地區，越重視績效性、道德性聲譽建設。此外，Christensen等人研究發現組織規模等其他因素也可能會影響組織聲譽的建構策略。例如，更大規模的機構通常具有更為復雜的官僚結構和更多的資源，并且可以向內外部利益相關者展示自己的能力。另外，不同特征的官員在行為決策模式方面存在差異，如年齡、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可能會影響官員對不同組織聲譽維度的關注，從而產生不同的動機。四、數據和方法針對以上假設，本文利用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全國31個省份的月度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對我國省級政府組織聲譽建構的影響因素進行量化分析。在對組織聲譽的測量中，本文則使用了先進的機器學習的大數據方法。（一）組織聲譽的測量在已有文獻中，對組織聲譽的測量主要通過問卷調查、人工評分、主題建模等方法，存在樣本量小、主觀性強等不足。本文采取機器學習方法，基于文本大數據進行測量，在文本數據規模上具有較大突破，從而提高了聲譽建構測量的準確性和穩健性。首先，在清華大學計算社會科學與國家治理實驗室的支持下，獲取了2015—2019年全國31個省級政府門戶網站上發布的公告、動態、通知等政府信息公開內容，原始數據量為2143萬條。然后，將網頁中的信息進行結構化處理，并將每個網頁中的有效信息（文章標題、文章內容和文章發布時間）存儲為一條數據，經過清洗后有效數據約2000萬條。最后，通過有監督的機器學習方法，利用多種分類算法，建立分類模型，實現對2000萬條文本數據的處理和聲譽建構的測量，主要包括以下關鍵步驟：1.人工編碼對數據的人工編碼是機器學習中最重要的階段之一，所有有監督的機器學習算法最終都依賴于人工編碼的質量作為輸入。本文從數據庫中隨機抽取5000條數據進行人工編碼，為了提高編碼準確性和一致性，本文根據已有文獻，確定了各維度的核心關鍵詞表（見表2），作為人工編碼的基準和參考。例如，“完成”“改進”“增長”等關鍵詞描述了政府工作的業績，代表政府的績效性聲譽；“慰問”“表彰”“老年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等關鍵詞描述了政府仁慈、關愛、服務群眾的形象，代表道德性聲譽；“協議”“規則”“批復”等關鍵詞反映了政府工作的程序性，代表程序性聲譽；“專家”“技術”“創新”等關鍵詞表現了專業技術能力，代表技術性聲譽。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由于中文語言的豐富性和靈活性，一條數據可能同時包含多個維度的特征關鍵詞，可能同時屬于多個聲譽維度，那么按照機器學習分類的一般性原則和既有文獻的普遍做法，選擇其概率最高的一類，且只屬于這一類。為確保人工編碼的質量和結果準確性，本文兩位作者進行了逐條編碼，并聘請了三名研究助理分別對樣本數據進行編碼。編碼工作由五人獨立開展，在編碼工作完成之前，五人溝通討論編碼規則并逐漸達成共識，但各自的編碼過程和編碼結果相互獨立。編碼工作完成后，對5套編碼方案進行了匯總和比對。其中，三人及以上分類一致的數據占比達91.39%。對于分類不一致的數據，五人一起進行逐條核對和討論，達成共識，并最終達到100%。2.模型訓練和應用在有監督的機器學習中，常見的分類算法有隨機森林（RandomForest）、樸素貝葉斯（NaiveBayes）、決策樹（DecisionTree）及支持向量機（SupportVectorMachine）等。本文利用上述四種算法，分別進行訓練、測試和模型構建，然后對各模型的性能進行比較，最后選擇模型性能相對最優的隨機森林算法來構建分類器，然后利用性能次優的支持向量機算法進行穩健性檢驗。這兩種算法都被認為是效率高、解釋力強的主流算法，在分類任務上能夠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對機器學習中模型性能的度量，一般用正確率（Accuracy）、精確率（Precision）、召回率（Recall）和F1值四個指標衡量算法的性能。經過測試，本文所用算法的性能指標良好，在四個維度的分類中，F1值均超過0.7，總體正確率達到了0.76（見表3和表4），表明算法性能較好。最后，利用該分類模型，對2000萬條數據中的其他數據進行自動分類，并基于分類結果，計算得出31個省份每年每月各個聲譽維度的占比，形成各省政府組織聲譽建構的數據庫。3.政府網站文本適用性說明本文基于政府網站文本作為實證分析素材，主要基于以下考慮：第一，與報紙、微信等渠道相比，政府網站具有信息量大的特點，更能反映地方政府的日常運行。根據各級政府發布的《政府網站工作年度報表》，2019年省級、地市和區縣政府通過門戶網站發布的平均信息量分別達到74326條、25152條和9647條，在傳遞政府聲音、改善公眾感知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第二，根據政策要求和各地實踐，政府網站的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信息公開、在線服務和互動交流。根據既有文獻和實踐特征，本文只關注信息公開部分，因為這部分是各地政府主動發布的與政務工作密切相關的工作計劃、過程和結果等，反映了聲譽建構的行為和過程。第三，政府網站內容只是部分反映了地方政府的聲譽建構策略，特別是在數字時代下，還有很多其他渠道（如政務新媒體等）。本文作為一項探索性研究，率先嘗試對組織聲譽建構進行量化測量，因此先聚焦于政府網站，后續將繼續探索將報紙、電視、APP、政務新媒體等相關數據進行綜合分析。（二）變量設計本文重點研究我國省級政府組織聲譽建構的差異及影響因素，因此將省級政府的組織聲譽建構作為因變量，具體是指組織聲譽四個維度（績效性、道德性、程序性和技術性）相關內容的占比。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因變量所指的組織聲譽并非是指各省級政府聲譽的“絕對高低”，而是指各省政府在組織聲譽建構過程中體現四個維度的信息公開內容的“相對占比”（反映不同維度的側重點）。各變量說明及數據來源見表5。自變量設計如下：（1）任期時長。本研究中的省級政府官員具體是指各省政府的省長（以及直轄市政府的市長、自治區政府的主席，以下統稱為“省長”）。從中國行政體制來說，盡管書記是地方“一把手”，但省長仍是省級政府的“掌舵人”，具體管理全省的行政性和事務性工作。本文通過人民網地方領導資料庫和百度百科等網站，獲取了各省政府官員的任職和履歷信息，整理了各位省長的上任時間、離任時間及個人特征等。任期時長是基于官員的上任時點，測量其任職時長，具體是以觀測時點的年份和月份減去上任時的年份和月份，單位為月。例如，若某官員于2015年2月開始擔任某省省長，那么在2016年5月的任期時長就為15個月。（2）財政資源。財政資源作為政府組織資源的重要組成，體現了地方政府能夠調動、使用的資金規模和數量，是衡量政府能力的有效指標。在財政資源的具體測量上，本文采用馬亮等人的方法，用財政一般預算收入與一般預算支出的差值占一般預算支出的比重作為衡量省級政府財政資源的指標，即用各省年度財政一般預算收入減去一般預算財政支出，除以一般預算財政支出。此外，為了控制其他變量對省級政府組織聲譽建構的影響，更為準確地探析主要解釋變量與組織聲譽建構的因果關系，本文主要將外部環境變量和省級政府官員的個人特征作為控制變量納入了測量模型中。（1）外部環境變量。主要通過各省的地理區域和年末地區常住人口規模衡量省級政府的外部環境情況，但由于本文使用了雙向固定效應模型，而地理區域效應被抵消，因此主要使用人口規模變量。相較于戶籍人口等指標而言，常住人口更能準確測量地區人口規模。為了減弱絕對值的影響，本研究對各省年末常住人口進行對數化處理，相關數據從國家統計局網站上獲取。（2）官員個人特征。主要包括性別、民族、年齡、黨齡、專業和受教育經歷等。一是官員性別，不同性別的官員關注的重點工作可能會有差別，男性為“1”，女性為“0”。二是官員民族，不同民族的官員可能會關注不一樣的工作重點，特別是在自治區等少數民族規模較大的省份，少數民族為“0”，漢族為“1”。三是官員年齡，不同年齡的官員往往面臨著不一樣晉升壓力，其關注重點也會存在差異。此外，根據既有文獻，官員年齡與政府行為之間可能存在非線性變化，因此將年齡平方也納入模型。四是教育水平，官員不同的教育情況對其思維習慣和工作方法會產生影響，可能會讓其關注不同的組織聲譽維度。教育經歷分為博士、碩士、本科及以下三個類別，分別用“3”“2”“1”表示。五、實證回歸分析本文基于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31個省的月度數據，以各省各月四個維度的聲譽占比為因變量，共包含5年、60個月的1860個觀測值，選取面板回歸模型對研究假設進行檢驗。（一）描述性分析表6報告了本研究自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和極值等基本情況。從表6中可以看到，2015—2019年我國省級政府在官員任期、財政資源以及各控制變量上差異較大，說明存在較大的解釋空間。（二）面板回歸分析為進一步探析省級政府四類組織聲譽建構的影響因素，本文基于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的月度數據，對四類組織聲譽分別進行面板回歸分析。經過Hausman檢驗后，本文選擇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固定個體、固定時間）。表7顯示了回歸結果，其中模型1—4分別以績效性聲譽、道德性聲譽、程序性聲譽、技術性聲譽為因變量，均控制了個體和時間因素。模型1顯示了績效性聲譽的回歸結果。在控制人口規模、官員個人特征等變量后，官員任期時長對績效性聲譽產生了顯著的負向影響（β=-0.0224，p<0.05），并通過了95%顯著性檢驗，表明官員上任時間短的，績效性聲譽占比相對較大。財政資源變量也對績效性聲譽產生了高度顯著的負向影響（β=-43.47，p<0.01）。驗證了H1a和H2b中關于績效性聲譽的假設。模型2顯示了道德性聲譽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任期時長對道德性聲譽產生了顯著的負向影響（β=-1.0721，p<0.01），財政資源也對省級政府道德性聲譽產生了顯著的負向影響（β=-41.35，p<0.01），表明財政資源少的省份，相對更注重道德性聲譽建設。驗證了假設H1a和H2b中關于道德性聲譽的假設。模型3顯示了程序性聲譽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任期時長對程序性聲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0285，p<0.05），表明官員在任時間長的，相對更重視建構程序性聲譽。財政資源變量也對程序性聲譽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β=38.03，p<0.01），表明隨著財政資源的增加，省級政府程序性聲譽的占比隨之上升。驗證了H1b和H2a中關于程序性聲譽的假設。模型4顯示了技術性聲譽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任期時長和財政資源變量都產生高度顯著的正向效應（β=0.0663，p<0.01；β=46.79，p<0.01）。表明隨著官員任期時長的增加，技術性聲譽占比越高。財政資源相對豐富的省份，政府更重視技術性聲譽建設。驗證了假設H1b和H2a中關于技術性聲譽的假設。（三）穩健性檢驗為驗證面板回歸結果的可靠性，增強結論的穩健性，本研究選取兩種方式進行穩健性檢驗。第一種方式是替換核心解釋變量（以離任時長替換上任時長），重新估計回歸結果。具體來說，在前文的設計中，以距離上任的時間作為自變量，但有研究以官員的離任時間為終點，測量其距離離任的時長，即離任時間減觀測時間的時長。梳理各省政府官員履歷后發現，在涉及的72位省長中，有70位已有明確的離任時間（截至2021年12月底），還有兩位省長自2016年和2017年開始擔任省長至今，尚無準確的離任時間，因此在穩健性檢驗中，以已有明確離任時間的樣本進行回歸（合計1790個觀測值）。回歸結果（見表8）顯示，離任時長、財政資源等對組織聲譽建構影響效應與前述結果一致（在模型5—8中，離任時長通過了95%和99%的統計顯著性檢驗，但符號與表7中相反，說明結論一致；因為離任時長大，意味著距離上任的時間短，即上任時長小，與前述任期時長變量是對應的）。第二種方式是替換因變量，選用不同的機器學習算法進行重新分類。在上文中，我們選用了常見的隨機森林算法，對聲譽建構進行了測量。為了進一步檢驗結果的穩健性，我們選用了性能次優的支持向量機算法，重新建立了分類模型，新模型也具有較好的性能（F1值大于0.7，總體準確性達到0.75）。基于新的分類模型，我們重新測量了每個聲譽維度的占比，并重新進行了面板回歸，得到了一致的結果（見表9）。隨后，我們進一步將上述兩種檢驗結合起來，基于新的新類算法，納入離任時長變量，也得到了一致的結論（見表10）。六、討論和結論（一）結果討論本研究通過爬取2015—2019年中國31個省份各月份的省級政府網站數據，基于文本大數據，并利用有監督的機器學習方法，客觀測量了各個省級政府的四類組織聲譽建構差異，顯示了不同省級政府會采取差異化策略建構其組織聲譽。通過面板回歸分析可以看到，這種異質性受到官員任期及個人特征、財政資源等因素的顯著影響。（1）官員因素對省級政府組織聲譽建構策略的影響。根據實證結果，省級政府官員在任期的早期階段，會更側重于績效性和道德性聲譽；而在任期后期，程序性聲譽和技術性聲譽占比更高，顯示了在不同官員任職周期，省級政府組織聲譽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本文認為省級政府官員在任期的不同階段，面臨著不同的壓力，這種壓力會影響著官員決策和組織行為。在官員上任初期，往往會面臨著“人生地不熟”的現實困境。新上任的官員需盡快融入當地的社會網絡，塑造自己的形象，建構一種獨特的組織聲譽。因此，對于上任不久的省長來說，參加一些慰問、紀念活動，加大對扶貧、社會弱勢群體的支持能夠為其贏得良好的口碑，對外展示親民、仁慈的道德形象。此外，官員在上任之初同樣需要通過完成一些經濟建設、社會治理、創新治理方式等方面的工作，來展示其突出的工作能力、工作方法和成績，以獲得內外部受眾的支持。體現在省級政府網站上，即表現為在官員上任初期，政府網站上會發布大量突出工作成績和工作能力的內容，例如“工業實現快速增長”“醫療保障改革取得新進展”“創新城市管理方式”等內容，從而建構良好的績效性聲譽。相比縣級政府而言，省級政府官員日常面臨的行政事務數量相差甚大，需要考慮的利益群體數量更多，因此省長們需要在上臺初期就展現突出的工作能力以及取得的成績，以獲得公眾、政府內部、上級政府的認可。而到了官員任期快結束的階段，大部分建設性的工作已經完成，此時再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社會治理工作難以在短時間內收獲成效，無法取得實質性的收益。因此，省長們此時可能會選擇多開展一些常規性和例行性的活動，例如制定后續發展的規劃、參加例行工作會議等，通過這些程序性的工作平穩度過任期的后期階段。（2）財政資源對省級政府組織聲譽建構策略的影響。回歸結果顯示，財政資源越匱乏的省份，越重視績效性聲譽和道德性聲譽；而財政資源越充裕的省份，則越重視程序性聲譽和技術性聲譽的建設，顯示了財政資源對省級政府組織聲譽建構策略差異的顯著影響。在壓力型體制下，財政資源較弱的省份既面臨著省內各方面資金需求的壓力，也面臨著追趕先進省份的外部壓力。因此，這些省份有動力去頻繁宣傳地區經濟發展的利好消息，例如在政府網站中頻繁出現“經濟形勢向好”“失業率低”“各行各業快速發展”等內容，期望塑造政府重視經濟建設工作且有能力協調各方面統一發展的績效性聲譽。另外，盡管這些省份采取各種策略建構績效性聲譽，但客觀差距無法在短時間內得到解決。為了緩解內外部受眾的潛在不滿和指責，省政府會選擇加強道德性聲譽方面的投入，加強組織內部的團結和政策的執行力，以避免遭受工作不力的聲譽風險。相反，在財政資源較為豐富的地區，經濟發展往往較好。在此環境下，社會公眾更加關注社會公平公正、程序合規合法等問題，期望政府能夠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維持公平競爭環境，加強對行業的監管。同時，在經濟水平較高的地區，上級政府希望這些地方政府能夠在科技創新、行業標準制定等方面發揮更多的引領性作用。因此，這些地區政府往往會更加重視程序性和技術性聲譽建設。例如，制定和出臺更加詳細、完善的法律法規，完善對項目招投標過程的監管和政策制定，優化行政審批項目的審批流程等，完善機制體制，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構建有序發展的社會氛圍，回應民眾對社會公平正義和程序正規的訴求，打造良好的政府程序性聲譽。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