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二代現代文學研究學者，以曾華鵬先生為例，他們有些共同特點。一、夾縫中的開拓。當年，他們的學術環境不如今天，限制很多，這種限制不僅僅是指思想上的無形的禁錮，更有政治和生活上的有形的壓力。比如，曾華鵬先生，當年復旦中文系畢業時，就因為受其老師賈植芳先生胡風案影響，被發配蘇北工作。工作時基本上沒有研究條件，但是，就是在這種夾縫中，他們堅持了下來，開拓出一片“夾縫中”的大空間——，如果說，唐弢等第一代學者締造中國現代文學學科，那么他們則可以說，充實和完善了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建制，擴大和深耕了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版圖。例如，曾華鵬先生在中國現代作家作品論研究方面的拓展：郁達夫、張資平、王魯彥、謝冰心等等，都因為他們的研究而受到讀者重視，成為文學史架構中重要的一員。二、單一中的豐富。第二代學者主要的研究方法是社會歷史學方法，反映論、決定論的影響比較大，多數研究采用社會批評模式。但是，他們把這種模式的優勢發揮到極限，把這種模式可能達到的高峰都一一實現。比如，他們把這種研究用在作家評傳的寫作上，就很好地解決了一個人和一個時代，一部作品和一個人，一部作品和全部作品，一部作品和全部時代，等等，個體和全體、一般和特殊、偶然和必然的種種關系， 解釋能做到不偏不倚， 中正求實，因此，他們的許多作家論成果都是“永恒的高峰“，比如曾華鵬先生的《郁達夫評傳》 。它最早寫作于1950年代，真正產生影響是在1980年代，而在21世紀，它依然是難以逾越的高峰之一。三、政治中思考美，在美中尋出思。在政治掛帥的時代，他們在文學中尋求審美，這是他們的一個普遍的特質——他們身上流淌著屈原式的浪漫情愫，在一個普遍的政治中心年代，他們依然保留著開墾著美的空間，為我們這個民族，為我們的文學保留著審美的文脈。同時，他們用審美的體悟，又開拓出一片迥異于“政治”的思的天地——它上承中國古代文學的審美文韻，下啟1980年代中國新啟蒙思潮的涓流。 如果，沒有他們的堅守， 郁達夫等會被國人遺忘，而1980年代輝煌的新啟蒙也不會發生——他們的研究是暗中的微火，為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開啟了門徑。2012年4月1日下午】探索、創新、開拓——曾華鵬先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精神（資料匯編）曾華鵬先生，上世紀50年代末期走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道路， 先后出版《現代四作家論》(合作)、《王魯彥論》(合作)、《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源派》(副主編)、《郁達夫評傳》(合作)、《冰心評傳》等作品，是中國現代文學作家作品論研究的開拓者，作家論研究傳記學方法的推進者，中國現代小說研究的標志性學者。堅韌的學術探索1951年，當曾華鵬先生從南國福建的泉州，來到復旦大學中文系，熱烈的時代氛圍，迷人的青春夢幻使他陶醉于文學的殿堂，流連忘返。魯迅、郭沫若、茅盾、葉圣陶、冰心等現代作家那些美不勝收的作品之中，而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勃蘭兌斯等大批評家充滿靈性與理性的文學批評，使他們著迷不己。由此，他開始涉入中國現代作家論和作品論研究，產生了一系列富有創新性的研究成果，1957年《人民文學》5、6期合刊上他和范伯群先生聯袂發表《郁達夫》論，該刊的副主編秦兆陽在“編后記”中寫道：“作家論是我們期盼很久的，文中對于郁達夫的生活道路與創作道路是有獨到見解的。我們愿以發表《郁達夫論》作為一個開始，望有志于此者，能夠對我國現代以及當前的許多作家進行深入的研究。”當時，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還剛剛發軔，作家論研究中類似的、兼具系統性、拓展性的綜合研究成果還非常少見，許多作家還沒有受到關注，曾華鵬先生及其合作者的研究由此開始了對中國現代作家研究的新歷程。然而，因為胡風案的牽累，曾華鵬先生的個人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了嚴重干擾。其中有數年無法正常從事教學和研究。但是，盡管條件惡劣、環境不逮，曾華鵬先生還是堅持研究，先后撰寫了《葉紹鈞論》、《蔣光赤論》、《謝冰心論》等專論，于此同時，曾華鵬先生還發力作家評傳的研究和撰寫，先后撰寫和出版了《王魯彥傳》、《郁達夫評傳》、《冰心評傳》等專著，形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方面一批重要的作家論研究成果，形成了現代作家研究的主要方向。七十年代中期，曾華鵬先生又帶隊參加新版《魯迅全集》的注釋工作，承擔《野草》的注釋任務，并在文革后相繼出版《野草賞析》、《魯迅小說新論》等專書。這些著作彌補了當時的作家研究偏重于政治身份與社會角色的認定，而對作品的文學藝術性卻不甚關注的欠缺，用細致的作品分析說話，用作者生活經歷輔助分析，從而對他們在文學史上地位，予以客觀的、令人信服的評價，其成果達到了社會學史觀燭照下的作家作品論研究的最高水平。例如，《魯迅小說新論》對魯迅小說的解讀，就將在“文革”期間被政治功利化誤讀的小說文本還原為文學作品，用文學性解讀代替政治解讀，形成了文革后第一批魯迅研究新成果，這些成果和他們的郁達夫研究等一起，開題了上世紀8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新局面，直接影響了汪暉、許子東等新一代研究者的研究視野和方法。如何讓文學回到文學本身？如何讓文學脫離政治附庸的角色地位？曾華鵬先生深刻地意識到，研究文學要從內部著手，分析文學作品的內在價值，同時，他也意識到，那種內部著手還要和外部打通，這種外部打通，要把過去被意識形態獨占的“外部關系”復原成豐富的“社會歷史”本相，多項融合，還原出豐富的文學世界來。曾華鵬先生善于反省，“自覺地審察我們的自我局限性”(《魯迅小說新論·后記），從歷史學、社會學、美學、心理學等角度，拓展研究深度，竭力彌補社會歷史批評的闡釋死角。正是用這種富于審美性的觸角，在曾華鵬先生的筆下，魯迅也不再是完美的只能膜拜的圣人，他的心靈深處也會充滿深深的痛苦。這樣，魯迅的小說就不再是理念的直接顯現，而是內在精神痛苦的投射，《狂人日記》是精神苦悶的象征，《肥皂》是潛意識的流露和批判審視??魯迅的精神世界的內在豐富性和矛盾性就得到了揭示，這些探索深深地啟發了之后心理學途徑、文化學途徑的魯迅研究，為20世紀90年代魯迅研究的新高潮奠定了基礎。開創了作家作品論研究的新局面。《冰心評傳》(1982)、《郁達夫評傳》(1983)、《魯迅小說新論》(1986)三部中期代表著作以及與其良師賈植芳先生共同主編的煌煌巨制《中國現代文學社會團流派》的問世，是他們學術生命中最輝煌的一頁。這不僅把中國現代作家論、作家評傳的寫作推向新的制高點，而且宜告他們的文學研究已經獲得了自己獨特的風格。這幾部著作雖然仍把冰心、郁達夫、魯迅及其作品視為一種意識形態的世界，具有鮮明的政治意識與思想傾向，但卻不再依靠任何既定模式和理論框架，開始把文學話語與政治話語、文學意識形態與政治意識形志相剝離，力圖在充分掌握資料和豐富審美感受的基礎上，進一步把握作為意識形態產品的文學文本與外在世界的聯系，并作出“批判性”的理性論斷。比如“以魯釋魯”闡釋系統的建立，向傳統或權威理論觀點發起了挑戰。這種闡釋系統在詳盡占有資料的基礎上，把魯迅及其每篇小說都從當年文化意識形態中“分離”出來(這種文化意識形態有時舟迅亦未明確意識到).加以闡釋和批判.并溶入了他們的生命體驗、哲學思考.這一過程反過來亦豐富和深化了他們的體驗和思考，顯示了獨立思考、內心自由的真正實現—這正是其著作理性力量之所在，亦可謂其著作的學術品格與學術之魂。其實，他們的影響還更早。他與范伯群合寫的畢業論文《郁達夫論》長達4萬余字，于《人民文學》1957年5、6月合刊全文發表，是建國以來第一篇極有創見一的作家論，至今仍被海內外學者譽為這一研究領域內里程碑式的成果。捷克斯洛伐克漢學家安娜·多來扎洛娃1972年在《郁達夫文學創作的諸特征》一書中，指出此文是新中國成立以后對郁達夫最全面的研究與評論。二三十年代的郁達夫研究爭論比較激烈，毀譽者讀很多。解放后很長一段時期，郁達夫研究領域少了一些爭論，批判否定之風大盛。新中國成立后，一九五二年追認郁達夫為烈士，但這都沒能促成郁達夫研究的新的發展。在近三十年間，左的思想統治了學術界，郁達夫研究陷入了更長時期的停滯，研究文章和專著極少，客觀中肯的評價更是鮮見。一九五零年，丁易為《郁達夫選集》作序說，郁達夫在北伐革命時期的政治態度是動搖的，一遇挫折，便又萎縮了下去，淪落的官僚的目中，消沉的近于妥協了。這篇充滿左的傾向和評論的文章，被視為解放后對郁達夫的最早、最全面、也最具權威性的論述，并未以后近三十年的郁達夫研究定下了基調。對郁達夫生平思想的研究，在新時期以前，除了胡愈之、郭沫若等人的一些紀念性文章之外，幾乎是一片空白。新時期以來，這方面的研究有了長足的發展，多種傳記出版，回憶紀念文章連連發表，對其思想尤其是文藝思想的探討也取得了一定成績。真正意義上的國內第一步郁達夫，則是曾華鵬、范伯群合著的《郁達夫評傳》，該書把專注的文學活動置于首要位置，在勾勒出郁達夫的生活道路的同時，著重分析了他的文學作品的藝術的是，并在整體上予以充分肯定。幾十年的努力研究，終于結出了豐碩的果實，并產生了較火的社會影響。他與范伯群合作出版的專著《郁達夫評傳》，被稱為“一本優秀的作家評傳”，是“郁達夫研究的新突破”、“新篇章”，1985年該書與《冰心評傳》一起被評為江蘇省哲學社會升學化秀成果二等獎。傳記研究方法的巔峰。他與范伯群合作的專著《王魯彥論》、《現代四作家論》、《冰心評傳》、《郁達夫評傳、《魯迅小說新論》等，內容詳實，論析充分，龔立深厚，富于創建，在國外學術界享有聲譽。為它每白了少年頭《郁達夫論》發表后，范伯群、曾華鵬又對《王魯彥論》進行修改，并醞釀寫作一系列的作家論。這時曾華鵬調進揚州師范學院，范伯群調進江蘇省文工作環境變了，他們合作得更有成效。10萬字的《王魯彥論》于1963年定稿，可是一場空前浩劫使它失去了出版的機會。1973年，曾華鵝突然接到一個包裹，打開一看，原來是《王協彥論》的書稿。他們萬萬沒有想到，上海文藝出版社文藝理論組的同志在那“橫掃一切”的年代，竟將這部書稿完好地保存著。1980年，這部專著在寫出初稿的20年以后終于見了天日。與社會歷史研究法全力關注作品所由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不同，傳記研究法悉心探尋作品與作者的聯系，試圖透過作品尋找作者經歷、人格，并根據作者經歷、人格去解釋作品。一部文學作品是由它的作者創作出來的。作者是作品生命的當然賦予者，因而根據作者情形來解釋作品情形，就似乎具有必然性。正由于如此，傳記研究法成為最古老、最有影響的文學研究方法之一。現存可靠最早運用傳記法研究文學的，是西漢淮南王劉安。魏晉南北朝是重人物品評的時代。從作者人格、風度來評價作品，在當時是一種流行方法。對人的生存、生死問題的自覺追問，使得人本身成為關注的中心， 從而傳記方法得意被普遍運用于文學批評中。曹丕《典論·論文》、鐘嶸《詩品》可以說是代表作。如鐘嶸評漢代李陵詩。傳記研究多通過搜集與研究對象有關的傳記資料以考察其心理和行為特征，這種研究方法也容易使我們陷于這樣的危險：在作家與作品之間過多地尋找聯系，甚至劃等號，而忘記其他事實。曾華鵬先生的傳記研究法，不是這樣，他是把作家當做獨立的有生命的個體，從這個有生命的個體中尋求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某種意義上說，曾華鵬先生就是把作家也當做一部獨立的作品來讀的。在曾先生的眼里，作家經歷、人格只是創作的條件，材料，而不是作品本身；作品中人物是作品的一部分，并不是作者其人；作家的主觀意圖不等于作品的意義，更不等于讀者的解釋。因此，常常，曾華鵬先生的傳記研究方法，會溢出文學的邊界，而成為心理學、社會學、歷史學的綜合研究成果。曾華鵬先生的傳記研究，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搜集歷史資料無比周全，而且總是對這些資料做出體悟性的闡釋；二是通過作品和人格的互證，了解作家個性和創作心理。通過用作品來佐證，避免了傳記資料中存在的主觀性、遺漏、誤差、偏見等因素。獨立與創新的治學精神文學評論和文學創作一樣都是一種高級的精神活動，批評家的情感傾向和價值標準會影響到他對批評對象的選擇。往往從一個批評家的對象選擇就會看出這個批評家的氣魄與個性。曾華鵬是50年代畢業的新中國第一代大學生，他們有著建設中國文化、繁榮中國文學的巨大使命感、責任感以及忘我的獻身精神。選題從“難”成為曾華鵬文學研究的第一個特點。他喜歡攻克文學史上的難關，選擇文學史上有難度有爭議的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進行研究。臂如在郁達夫研究方面就有許多矛盾及分歧意見，解放前后，國內國外對他的認識評價很不統一。大學時代曾華鵬就向這個神秘的客體進攻，解開了許多他生平創作的謎，在對其創作方法和藝術風格的評價上也自成一家，至今仍影響著學術界。冰心這個被“五四”驚雷震上文壇的女性，在現代文學史上也是個比較復雜的作家，她的生活道路，她的“愛的哲學”等都是學術界討論的熱點。而曾華鵬則在《謝冰心論》中對其“愛的哲學”的內涵、局限、來源、影響等作了精辟的論述，他們的觀點已得到文學史家的普遍認同，而對冰心藝術風格的論述更是成為冰心研究的權威性文字。蔣光赤、王魯彥等也都是文學研究界認識有分歧的作家， “九葉詩派”更是一個眾說紛壇的文學流派，然而曾華鵬都把他們置于自己的評論視野之內，成功地在文學史上確立了他們的坐標。難度是巨大的；但他憑借理性和智慧的光芒攻克了這些堡壘。曾華鵬文學研究的第二個特點是嚴謹樸實的作風，實事求是的批評靈魂。他認為文學批評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收集資料。必須把有關作家生平及創作的所有第一手資料查找到，只有占有了最充分的原始材料才有可能進行進一步的研究。曾華鵬主持注釋魯迅的《野草》就尋訪了國內許多圖書館，有些資料還是托人從國外查找的。他和范伯群任副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洋洋 90萬言，目的就是為廣大研究者提供關于中國現代文學 30年中眾多流派的興衰、特點，研究歷史與現狀等方面的豐富資料。曾華鵬極善于發掘原始資料，有著沙里淘金的眼力和識見。他覺得《葉紹鈞論》最為難得的地方就是發現了當時別人所未發現的葉紹鉤早年的文言小說，為以后人們從事葉紹構研究打開了新路子。曾華鵬主張做學術研究不但要精心研讀作家作品，而且要看作家的原版書。作家隨時代變化而修改自己的作品的傾向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很普遍，這種“文無定稿”的現象為文學研究增加不少難度。只有從作品原版出發才能了解作家特定時期的思想狀況，把作家作品作為“歷史的產物”來看待。他認為作家和批評家都應當實事求是，任漫文小說dongding何意義上的拔高、偽飾都是不可取的。曾華鵬的文學批評“求實”的同時，更注意創新，創新意識成為他文學批評的第三個特點。批評的生命力在于創新，如果一個批評家不能提出別人不同的新觀念新見解，那么這種批評就是平庸無價值的。曾華鵬文學研究非常講究自己的獨立見解。他與人合寫的《論〈野草〉的象征手法》，最早提出散文詩集《野草》的象征主義手法問題，發前人所未發，為理解《野草》開創了一條嶄新路子。他對《野草》中的《墓碣文》、《影的告別》等較難理解的篇章都作了富有新意的解釋，使人耳清目明，茅塞頓開。《論九葉詩派》一文發表于1987年，作者對這個流派的形成、特點、傾向作了獨到的評價，許多見解在當時都具有開創意義。《魯迅小說新論》更是一部處處散發出 “新”意的著作，他對《孔乙己》、《藥》、《祝福》、《高老夫子》等篇的精辟分析， 生動新穎，發人深思。曾華鵬文學研究從不盲目套用西方的 “新潮”文論，他能在西方闡釋學、接受理論、比較文學中融進自己的思考，以他獨特的應用方式去進行實踐。《魯迅小說新論》就是這方面的一個成功范例。曾華鵬文學研究的創新還表現在對新的文學領域的不斷發掘中，他的流派研究便是一種創新意識的表現。但是曾華鵬的創新并不是出于獵奇或嘩眾取寵的目的而蹈空發議論，他的創新是以深厚的材料，縝密的思考作根據的，因而有著相當的深度和力度。文學批評離不開一定的方法和技巧。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中“歷史的批評”和“美學的批評”相統一的方法，構成了曾華鵬文學研究的第四個特點。縱觀中國文學研究界，幾十年來不斷受到“左”的右的各種思潮的沖擊，而曾華鵬的文學批評則以他獨立自主的人格為基礎，幾十年來一直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的方法”和“美學的方法”相統一的理論，指導自己的文學研究，獨立不依，不隨風搖擺。他堅持用歷史唯物主義作指導，以社會——歷史的研究方法分析作家作品。他注重從作家的生平入手探討其思想演變軌跡，再由人而文，考察作家的思想與創作的對應關系，他對郁達夫、冰心、蔣光赤、葉紹鈞、王魯彥等作家的評論莫不如此。在具體的方法上，曾華鵬的文學批評又非常注重宏觀與微觀研究的結合。他不反對宏觀研究，認為宏觀研究會使研究視野開闊，便于從整體上把握作家作品。但他主張從微觀入手，在深刻理解、領會了具體作品的意義后，再從整體上總結成敗得失，進行宏觀上把握才不致陷入浮淺。在《野草》研究上，曾華鵬組織人在《野草》注釋的基礎上撰寫了《〈野草〉賞析》一書。在此之后，他又進行宏觀抽象，寫出了《論〈野草〉的象征手法》這樣的著名論文。《魯迅小說新論》也體現了這個特點， 全書共27章，前22章是單篇論，后5章是綜合論，在單篇分析的基礎上進行綜合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當然，曾華鵬在堅持“歷史的批評”的同時又非常重視“美學的批評”，他總是將思想分析和藝術分析結合起來，注重對作家藝術成就、藝術風格的評判，并善于從中總結出藝術規律。永遠的拓展者讀曾華鵬先生的文字，總是讓人體會到他強烈的使命感。按照現代西方學術界的理解，所謂“知識分子”除了獻身于專業研究外，還必須深切關懷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具有一種宗教承當的精神。對于從苦難歲月中開始文學研究的曾華鵬、范伯群來說，根本無法擺脫特定社會意識形態體系，遁入山林，寒江獨釣，而始終對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社會的進步懷著熱切的關注。他們所關懷的不僅是如何解釋文學世界，如何發掘、分離與批判，而且渴望借助于文學批評改變世界，改造充滿憂患的現實世界，促進社會的文明和進步。他們的魯迅研究萌發于那段晦暗歲月，正是欲從魯迅那兒叩問變革現實、重建理性秩序的道路，其現實效應已遠遠超出于純學術的范疇。這種強烈的使命感追根溯源似乎有三個來源:一中國知識分子以“道”自任的傳統。傳統的“道”以人間秩序為中心直接與政治意識形態相聯結;二是近代俄國文化的薰陶。別林斯基、杜波羅留波夫、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等曾經深深影響了他們的人生態度、文學觀念。而這一代俄羅斯知識分子恰恰是以深切關懷國家民族為己任的;三是“五四”新文化的啟蒙主義傳統。他們的研窮少寸象基本上是“五四’，一代作家，這代作家不僅是他們的研究對象，也是他們的崇拜對象。“五四”一代那獻身于民族的啟蒙與救亡的熱情，那虔誠的理想主義精神，那“為人生”的觀念給予他們無窮的啟迪。這些因素溶入了他們的人生態度與學術風格，使其文學研究顯露出強烈的理性力量和鮮明的意識形態性。讀曾華鵬的著作，你很難找到玄奧難描的詞藻，也不會遇到漫無邊際的發揮，他們始終將文氣緩緩地流注筆端，一路道來，不激動也不虛脫，依據詳盡的資料，悠悠地將自己的感受和分析填密而細膩地寫出。這種風格不缺乏自信，少些尖銳、偏激，卻能把讀者的注意力漸漸牽引進他們的分析中，不知不覺地產生一種信任感—“讓讀者放心”，這正是他們所追求的批評境界。例如，收集資料的功夫。他總是千方百計收集資料，必須最充分地占有了有關作家生平、創作的原始材料，必須具有沙里淘金的眼力和識見。他們的《葉紹鈞論》就首次發現、挖掘了葉圣陶早年的文言小說，為全面評析葉圣陶小說創作的內在聯系提供了珍貴的資料。他們主張學術研究不但要精心研讀作家作品，而且要看作家的原版書、初版本。作家隨時代而修改自己作品的“文無定稿”的現象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很普遍，這為文學研究增加了不少難度。文學創作是一種生命活動， 對文學創作的闡釋與批評同樣需要充分調動自己生命體驗的積淀。曾華鵬先生在坎坷歲月中積累起來的苦澀的人生體驗，每每使他們的批判具有某種透視力，能夠發現一般人所不能發現的潛在內涵。他們之于郁達夫、冰心，魯迅、葉圣陶等等，存在一種互動的關系。一方面， “五四’，一代作家陶冶了他們的性靈，升華了他們的人格，激活了沉潛于心靈深處的生活體驗與生命感受，另一方面，他們又借助于個人的生活體驗與生命感受，來燭照自己的研究又寸象，探索作品的深層意蘊。文學研究成為他們生活的一種內在要求，一種實現自我價值的方式。對研究對象的發現、剖析、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自我的發現、剖析與批判。這種自我與對象的融合同構，讓讀者在閱讀之后不知不覺就趨于認同。曾華鵬先生是一位永遠的開拓者。文學研究的生命在于創新，一個批評家只有不斷向廣度和深度開拓自己的批評空間，才能不斷贏得讀者的青睞。幾十年來，他在現代文學領域不斷進取，奮力開拓屬于自己的研究領地，至今在思想文化界仍保持著犀利的挺進鋒芒。其開拓性體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