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農村社會分層與流動提綱第一節階級階層及其分析方法第二節農村社會分層第三節農村社會流動第一節階級階層及其分析方法一、階級階層的含義（一）農村社會組織的內涵社會分層這一概念被用來分析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即社會成員在社會資源占有方面呈現出的高低有序的等級或層次現象。社會流動這一概念被用來分析社會成員在社會分層結構中地位和位置的變化。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兩個概念被用以分析和說明社會的縱向結構。階級（class）和階層（stratum）是用來表明社會成員社會分層地位的兩個基本概念。階級VS階層主要聯系其一，兩者均表明社會成員在社會資源占有過程中所處的不同位置其二，兩者可能存在相互包含關系：一方面一個階級內可能包含若干個階層，另一方面依照特定標準劃分出來的同一個階層可能分屬于不同的階級。主要區別其一，階級主要反映社會成員經濟地位的不平等；階層則不僅反映社會成員經濟地位的差異，還可能反映政治和社會地位的差異。其二，階層主要反映社會分層的結果，即“誰得到了什么？”；階級主要反映社會分層的過程或機制，即“誰是怎樣得到的？”其三，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階級主要在“質”的層面反映社會成員的社會分層地位差別；階層主要在“量”的層面反映社會成員的社會分層地位差別。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階級分析法在階級的起源方面：階級是社會分工發展的產物。資源的稀缺性是社會分層的根源，社會分層是“社會生產不大發展”歷史階段人們對社會資源進行競爭的過程和結果。在階級劃分的依據方面：生產資料的占有狀況不僅決定社會成員經濟收入的多寡，而且決定其社會地位的高低。在階級分化走向方面：資本主義經濟越發展，資本家對無產者的剝削越徹底，社會資源分配就越不平等，無產者與資本家的利益沖突就越深；無產者對階級利益的認識越深化，他們就越有可能形成階級意識并質疑資本主義統治的合法性，并越有可能參加反對現存統治秩序的斗爭；無產者將在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中聯合成一個自為的階級，通過革命消滅資本主義社會，并建立無產階級自己的政權。綜上所述，一方面，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劃分采用的是經濟分層標準，即根據社會成員對生產資料這種經濟資源占有狀況的不同將其劃分為不同的階級；另一方面，經典馬克思的階級劃分法采用的是一種定性分層標準，側重于強調不同階級之間質的差別，即社會成員在生產關系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三、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世界格局及社會關系發生了巨大變化，經典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和階級理論受到了巨大的沖擊和挑戰。首先是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變化。一是因資本分解而產生的企業家階級分化；二是因勞動分解而產生的工人階級分化；三是新中產階級的出現；四是階級沖突的制度化。其次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和發展。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面臨新的經驗問題：社會主義社會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后，這個社會是否還存在著階級？是否還存在著階級利益根本沖突的階級？如何理解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階層結構與階級階層關系？賴特的階級分析思想在階級概念解析方面，賴特將馬克思的階級概念拓展為階級分析的三個抽象層次和兩類理論對象。抽象層次理論對象階級結構階級形成生產方式兩極分化的階級關系階級間的重大斗爭社會形式基于不同生產方式和既定生產方式的不同發展階段中的階級共存階級聯盟具體事態特定行業的階級關系中的組織變化具體的階級組織：政黨、工人組織聯盟階級分析的抽象層次與理論對象在階級結構分析方面，賴特提出了矛盾階級地位論。首先，重新劃分了階級位置區分的三個維度：對金錢資本的控制權對物質資本或生產手段的控制權對勞動的控制權其次，在上述三個基本階級以外的其他群體處在既占有又不占有、既控制又不控制的矛盾階級地位。其中，有三個矛盾階級位置是特別重要的：第一，經理和主管在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之間占據了一個矛盾位置。第二，小雇主在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中間也占據了一個矛盾位置。第三，半自由的雇員則在小資產者和工人階級之間占據了一個矛盾位置。在階級邊界的滲透性方面，賴特指出，階級結構不僅指人們在結構中所分布的不同位置，也指人們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這些位置的束縛。階級邊界滲透性模式表明，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的持久性可能不只是由于它為其人口中相當的比例提供了增長和富裕的能力，而且由于階級結構中跨越明顯的分界線的個人生活和相互作用程度。在分析了階級邊界的滲透性后，賴特提出了階級分析的一般框架。他發展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剝削概念，并提出四種剝削機制理論。他將資產劃分為物質生產資料、勞動力、組織資產和技術資產四種類型，并以此為基礎分析了不同歷史階段社會階級的主要構成、首要的資產類型、剝削機制及革命改造的中心任務。問題：按照經典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階級剝削必然會導致階級斗爭。然而，經典馬克思主義所預言的重大階級斗爭在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并沒有發生。為了解釋這一現象，賴特建立了階級意識和階級形成的一般研究框架，試圖把階級位置和階級意識之間關系的微觀概念同階級結構和階級形成之間關系的更宏觀層次的理解結合起來。在微觀層次上，賴特分析了階級位置、階級意識和階級實踐的概念及其關系。在微觀模型里，階級位置對這些位置中的個人的意識和他們的階級實踐施加影響；階級意識又依次在階級位置施加的限制內選擇特定具體的實施方式；階級實踐則能轉變個體的階級意識和階級位置。在宏觀層次上，賴特分析了階級結構、階級形成和階級斗爭的概念及其關系。在宏觀模型里，階級結構限制階級形成和階級斗爭；在這些限制內，階級形成選擇具體的階級斗爭形式；階級斗爭改變階級形成和階級結構。階級分析的微觀模型與宏觀模型的聯系機制體現為：微觀層次過程構成了所謂的宏觀現象的微觀基礎，而同時宏觀層次過程調節著微觀過程。四、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在中國的運用階級分析法曾經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學者理解社會分層的唯一分析方法，為指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對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國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科學研究，加之對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的誤解或教條化，形成一系列左傾的城鄉經濟政策和城鄉階級斗爭政策，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和持續。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近年來，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影響社會良性運行與協調發展的不穩定性因素日益增多，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的理論指導價值再次凸顯。第一，回歸階級分析法是應對加速轉型期社會結構新變遷、新形勢的現實需要。第二，回歸階級分析法是提升社會分層研究解釋力的科學需要。第二節農村社會分層一、農村社會分層的含義與功能社會分層既可視為一個客觀過程，又可以視為一種主觀方法。作為一個客觀過程，農村社會分層是指農村社會成員在社會生活中因獲取社會資源的能力和機會不同而呈現出高低有序的等級或層次的現象或過程；作為一種主觀方法，農村社會分層是根據一定的標準將農村社會成員劃分為高低有序的等級或層次的方法。農村社會分層的正功能主要表現為：第一，合理的社會分層有助于激勵個人為追求理想的社會經濟地位而努力進取，形成一種有序的競爭機制，從而激發個人潛能與社會活力；第二，合理的社會分層使社會資源得到優化配置，并能增強人們對自己和他人社會經濟地位的認同，有效化解因資源稀缺和利益分化而產生的緊張與沖突，從而促進社會穩定與和諧。農村社會分層的負功能主要表現為：第一，不合理的社會分層可能導致社會經濟地位的封閉性與凝固性，封鎖弱勢群體通過努力改善自身處境的正常途徑，阻礙個人進步與社會發展；第二，不合理的社會分層可能加劇貧富兩極分化，造成階層對立與沖突，從而引發社會沖突與社會問題，影響社會穩定與和諧。農村社會分層的功能性質主要取決于社會分層是否合理。合理的農村社會分層應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分層機制的公平性，即階層地位的自致性。表現：一方面，農村社會成員階層地位主要依靠個人能力與自身努力而獲得；另一方面，社會成員對社會資源的競爭應遵循能力優先或業績優化原則，以確保競爭在公平、有序的條件下進行。二是階層結構的開放性表現：不同階層之間的邊界是開放的，從而使每個人都有通過自己努力向上流動的機會，以確保社會有一種“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的促優汰劣機制。三是層際差距的適度性表現：讓階層差距保持在相對較小的適度范圍內。四是階層關系的整合性表現：不同階層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有良好的層際互動與溝通，不同階層之間呈現出相互依存、功能互補的層際關系。二、中國農村社會階層結構的歷史變遷（一）中國古代農村的社會分層

中國早期的社會分層主要是以氏族成員的個人秉賦與能力為主要依據的功能主導型分層。西周滅亡后，中國開始進入春秋戰國時期，其社會階層結構出現一些新的變化，具體表現為：從階層構成來看，工商業者的地位有所上升，官僚地主、軍功和事功地主開始崛起，庶民階級大量成為編戶齊民、佃農和雇農；從階層關系來看，在等級制度日趨完備的同時，等級地位的凝固性程度下降。自秦始皇統一六國到清朝前期，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正式形成并不斷強化。與之相應，農村社會分層較之先秦時期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征：首先，在階層構成方面，農村階層結構更加復雜。依據經濟分層標準，農村社會成員因對土地和勞動力占有狀況的不同，分化為地主和農民兩大階級；依據政治分層標準，農村社會成員因權力和特權占有狀況不同分化為皇室、貴族官僚、紳衿、平民、半賤民和賤民奴婢六大等級；依據聲望分層標準，農村社會成員因職業聲望的高低分化為士、農、工、商四大階層。其次，在分層機制方面，農村社會成員各種階層地位密切相關、凝固性強。

第三，在階層關系方面，階層界限分明，等級結構嚴密，階層矛盾突出。第四，在階層意識方面，農民等級觀念強烈。（二）中國近代農村的社會分層近代農村社會分層結構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征。第一，在階級階層構成方面，地主階級內部結構變化明顯，農民階級分化加劇。地主階級內部結構的變化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軍閥官僚地主的出現。二是工商地主的出現。農民階級的分化則表現在：一是隨著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一些從事經濟作物生產和商業經營的農戶發家致富，成為農村中的富裕階層或上升為地主；二是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壓迫下，一些農民無以為生，被迫背井離鄉，淪為游民；三是隨著農民的土地被大量兼并，自耕農和半自耕農迅速減少，佃農、雇農等無地農民迅速增多。第二，在分層機制方面，政治權力決定作用明顯，社會聲望影響弱化，階級、階層地位穩定性降低。一方面，那些擁有軍事政治特權的軍閥官僚地主、漢奸、地方豪強憑借強權大肆兼并甚至侵占土地，與之相應的則是無權勢者的大批破產，形成鄉村社會日益貧困的一極；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據地，中國共產黨通過土地改革，沒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將其無償分配給廣大農民，從而使得地主的經濟地位大大削弱、富農經濟地位略有下降、中農經濟地位得到鞏固、貧雇農經濟地位顯著上升。第三，在階級、階層關系方面，階級、階層對立嚴重，階級、階層沖突頻繁。第四，在階級、階層意識方面，農民等級觀念淡化、平等觀念增強。三、當代中國農村社會分層（一）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農村階層結構變遷1.土地改革時期的農村社會分層《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及其補充決定（1950）使用經濟與政治雙重分層標準，將中國農村的階級成分劃分為十三種。為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促進農村經濟恢復，在土地改革中，除了把地主階級作為消滅對象外，黨和政府對其他階級階層都采取了保護政策。1956年，中國農村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至此，農村社會各階層都成了社會主義的集體農民，中國社會只剩下兩個階級和一個階層，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與知識分子階層。2.集體化時期的農村社會分層在集體化時期，中國農村與城市社會一樣，實行的是身份制分層。在身份制分層模式下，中國農村的社會階層結構呈現出如下幾個特征：一是經濟上的“去階層化”;二是政治身份凝固化;三是戶籍身份與編制身份等級化。3.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村社會分層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方面，隨著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政治分層意識日益淡化；另一方面，隨著家庭聯產承包經營體制的推行和城鎮化、市場化進程的推進，越來越多的農民從農村、農業中分化出來而轉向城市與非農產業，原來具有相同農民身份的農村居民逐漸分化為具有明顯階層特征的不同群體。對于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村社會階層構成，學術界主要有三種代表性觀點：一是運用職業分層標準來劃分農村社會階層。二是以經濟收入為標準來劃分農村社會階層。三是以職業類型、使用生產資料的方式和對所使用生產資料的權力為標準對農民進行分層。（二）當前中國農村社會階層分化的特點當前農村社會階層分化呈現出明顯過渡性特征。首先，職業分化與身份轉變不同步，導致農民階層分化不完全。其次，農民職業分化不平衡，農村社會階層結構不盡合理。再次，農村階層差距過大，社會利益失衡。最后，農民階層意識增強，階層認同趨于底層化。（三）中國農村社會階層分化的趨勢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的推進，中國農村社會階層分化的總體趨勢是：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轉移，農村社會階層結構趨于簡單化，農業勞動者將成為農村社會的最主要階層，它在中國社會各階層中的比重將大大降低；農民將成為一個職業身份，而不再具有政治和經濟上的分層意義。中國農村社會階層分化將沿如下三個方向發展：一是農民群體由非穩態分化向穩態分化轉變。二是農村社會分層由身份制分層向非身份制分層轉變。三是農村階層分化由分化型分化向整合型分化轉變。第三節農村社會流動一、農村社會流動的含義與功能農村社會流動是指農村社會成員在社會關系空間中從一個地位向另一個地位的移動。它既表現為農村社會成員地位的變動，也表現為農村社會成員社會角色的轉換。（一）農村社會流動的正功能首先，社會發展建立在社會有機體新陳代謝基礎之上，社會有機體的新陳代謝則主要通過社會流動來實現。其次，合理的社會流動既能使個人才能得到發揮，也使社會結構得到優化。最后，合理的社會流動可以形成一種“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的優勝劣汰機制，從而為農村社會成員的個人發展和農村的社會進步提供強大動力。合理社會流動有助于產生城鄉協調發展的雙贏效應對農村社會而言首先，通過從農村向城市、農業向非農職業的流動，農民的收入得以增加，農村產業結構得以優化，從而有助于為農村社會發展夯實經濟基礎；其次，通過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農民得以接觸城市先進的科學技術、經營理念與社會文化，從而有助于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為農村發展儲備豐富的人力資源；最后，在城市工作與生活過程中，通過與城市居民的互動，農民的民主、自由、平等與法治意識得以增強。對于城市社會而言首先，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為城市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有助于促進城市建設與經濟發展；其次，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促進了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分化，有助于推動城市勞動力市場的職業競爭，為城市社會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再次，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城市就業，滿足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服務需要，有助于提高城市生活質量；最后，農村勞動力進城就業與生活，增加了對城市基礎設施、住房、教育、醫療等需求，客觀上推進了城鎮化進程。（二）農村社會流動的負功能一方面，大量農村人口涌向城市，可能引發甚至加劇城市社會問題。首先，過多的人口集中在城市可能對城市住房、交通、環境等公共資源造成嚴重影響，加重城市負擔；其次，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向城市，可能對城市勞動力市場產生擠壓，加劇城市人口的失業或就業問題；再次，流入城市的農民素質參差不齊，一些人可能因為找不到工作而流落街頭并誘發犯罪，影響城市安全；最后，流入城市的農民在城市生活與工作中可能遭受歧視和排斥，進而可能導致流動人口與本地居民之間的對立和沖突，影響城市穩定。另一方面，大量農村青壯勞動力涌向城市，導致不少農村成為以留守婦女、兒童和老人為主體的空殼村，可能影響農村社會發展。首先，農村青壯勞動力的短缺可能影響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其次，農村男性家庭成員長期在外工作，可能導致留守婦女家庭勞動時間過長、家務負擔過重，農村老年人生活照料與精神慰藉缺乏，留守兒童家庭照顧與身心教育不足，對家庭關系、家庭養老與子女成長形成不利影響。二、中國農村社會流動的歷史演變（一）傳統時期的中國農村社會流動傳統中國農村的社會流動具有如下特征：第一，社會流動規模周期性變化明顯。傳統社會的農村社會流動呈現出在流動規模上與封建王朝興盛或穩定程度成反比、與衰敗或動蕩程度成正比的規律，即隨封建王朝的治亂興衰而發生周期性變化。第二，社會流動剛性較強，跨越等級界限的垂直流動非常困難。在森嚴的等級制度下，農村社會成員一旦進入某個階層等級序列，便很難改變自己身份；不僅本人難以發生代內流動，其子孫后代也難以發生代際流動。第三，農民社會流動的途徑極為有限。一方面，在封建領主制、莊園制度及與之相適應的農奴制度下，大量農業勞動者被束縛在土地之上，甚至被剝奪了人身自由，他們除了隱匿、逃亡或出家，幾乎沒有其他向非農職業流動的途徑。另一方面，在高度排他的封建行會制度下，職業世襲、手藝不外傳的慣例決定了不同行業之間有很強的封閉性，農業勞動者很難進入手工業者階層。第四，農民社會流動的自由度很低。基于長治久安的需要，在傳統中國社會，歷代統治者均通過嚴格的人口管理制度限制農民的自由流動。除“徙狹就寬”、“徙內”、“徙邊”和“災徙”等統治者發動的強制性流動外，其他形式的人口自由流動均被禁止。

（二）新中國農村社會流動的歷史進程新中國的農村社會流動可劃分為三個階段：

1.1949—1958年：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正向流動期第一次高潮：1950初期，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百廢待興，急需大量勞動力，大批農民流入城鎮從事非農業職業并成為城鎮居民。

第二次高潮：1958年，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指引下，為滿足重工業發展對勞動力的大量需求，國家放松了控制，農民第二次大規模流向城鎮。與第一次大規模流動不同的是，第二次次流動遠遠超出城市發展的承載能力，因而屬非正常流動。2.1958—1978年：城鄉人口向農村的逆向流動期“逆向流動”的第一個高潮：從1960年起，國家開始在城市精簡職工、壓縮人口，除動員在“大躍進”時期從農村新招收的職工以及“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村人口返回農村外，國家還動員原本屬于城鎮的人口下放到農村，并逐步清退20世紀50年代的進城人口。“逆向流動”的第二個高潮：1968年發動了“上山下鄉”運動。在城市青年被安置到農村就業的同時，還有許多城市職工、干部也主動下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