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人口居住的空間分布與產業結構適應性的關系,城市社會學論文大城市人口增長過快已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外來人口過快增長一方面優化了城市人口構造，提高了城市發展動力，另一方面也對有限的城市資源帶來了壓力。對外來人口寓居分布的空間構造與產業空間布局的關系進行研究，有利于促進城市的持續發展。本文利用上海市人口普查和歷年統計數據，分析外來人口寓居的空間分布與產業構造適應性之間的關系。二文獻綜述關于寓居空間構造及寓居分異的研究，一般是從地理學的角度分析城市寓居區空間構造的發展及特征，并以不同類型住房的區域分布為主要對象。廖邦固、徐建剛、梅安新從寓居用地類型的視角分析了上海中心城區寓居空間分異的變化以及不同時期寓居用地空間分異構造的演進，以為直接原因是新式住宅的建設和舊城改造，深層次原因則是土地使用制度的變遷和城市空間組織形式的轉變［1］。李志剛、吳縛龍采用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庫中居民委員會尺度的數據，利用因子生態分析以為上海存在6類社區，分別為計劃經濟時代建設的工人寓居區、外來人口集中寓居區、白領集中寓居區、農民寓居區、新建普通住宅寓居區、離退休人員集中寓居區［2］。耿慧志、沈丹鳳通過五普數據分析，以為2005年外環線向外10公里左右的范圍內是外來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域，內環線以內的城市核心地域以及城市最外圍地域外來人口數量較少。孫斌棟、吳雅菲采用住宅租賃價格數據，對上海外環線以內地區的寓居空間分異進行了分析和計算，以為以經濟狀況為標桿的寓居空間分異在上海已初現端倪，貧富兩個階層的寓居隔離顯著［3］。這類研究從住房類型、收入等方面研究了寓居分異現象，但較少和就業聯絡起來。關于產業與外來人口的關系研究，強調人口再分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當代經濟增長理論的重要內容，并強調國內人口遷移不僅僅是經濟增長的結果，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原因［4］。林文生運用上海的宏觀數據進行分析，以為上海第二產業的發展主要取決于本身，第三產業的發展對第二產業只要短暫的促進作用，外來人口和城鎮化對第二產業有短期的間接推動作用和長期的直接負面影響［5］。劉乃全、孫海鳴通過上海人口普查的全市數據分析，以為外部勞動力大量流入會帶來產業滯移問題，外來勞動力流入帶來的對本地勞動力的就業替代效應特別明顯，應通過郊區工業化促進上海產業及市區失業人口與外來勞動力向郊區轉移［6］。馬永春分析了江蘇的宏觀數據，以為產業構造的演進促進了就業構造的變動，而產業構造、就業構造的雙重變動對人口流動起到了宏大的拉動作用，反過來人口流動卻不是三次產業構造變動的原因［7］。李超、張紅宇、盧健以為，北京市人口調控要強化的政策導向作用，以產業構造升級為契機，通過優化產業發展布局帶動人口構造優化［8］。該類研究較少從一個城市不同區域的人口與產業構造進行分析。關于外來人口住房政策的研究。董昕系統梳理了1978－2020年的中國農民工住房政策，總結了政策實踐中的五大典型形式，并對中國已有的農民工住房政策進行了評價，以為農民工住房政策從無到有是一種進步，但缺乏長期目的和城鄉統籌的整體設想;政策沒有基本法律作為保障，農民工住房問題的解決方式與現行土地政策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住房保障的范圍、標準、方式等適度性問題有待于合理規范;責任主體不明確，住房保障資金來源不穩定，政策的執行難度大［9］。三上海外來人口現在狀況及就業特征1．上海外來人口已成為上海就業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以來，上海外來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1978年外來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例僅為0.5%，1990年為3．8%，2000年為17．8%，而到2020年已到達40．1%。同時，外來人口已成為城市新增就業人口的主要組成部分，據六普數據，上海人口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外來常住人口增長，2000年到2018年，上海人口增量中的89．5%來自外省市，全市外來就業人口已占到全市總就業人口的53%。2．外來人口呈現寓居與就業分異的特征外來人口來滬就業和寓居呈現出分異的特征。首先是職業特征上的分異，一類是知識分子和白領為主的職業群體，從事管理崗位或高端第三產業;另一類是藍領工人，主要從事第二產業或低端第三產業。其次是寓居和就業空間的分異，這類分異又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市中心區的寓居小區分化，華而不實人口密度較大、寓居條件較差的小區或一些以群租為主的商品房小區聚集了較多的以商業、餐飲和其他生活服務業為主要職業的藍領外來人口，而浦東、虹橋、徐匯、五角場等商務、科教文化小區則主要寓居著以高文化水平和白領外來人口為主的人群;另一種是郊區的寓居地分化，郊區的白領主要集聚在城鎮地區，呈現多核心分布狀態，而藍領則隨著企業的分布呈現廣泛分布特征。3．外來人口呈現以租賃寓居為主的特征外來人口呈現家庭化、常住化趨勢，外來常住人口以家庭關系生活寓居的比重已到達77.5%，構成以房屋租賃為主導方式、城郊結合部為區位選擇的寓居形式，華而不實租賃住房的比例到達80%，能夠真正購買商品房的外來人口僅為5.5%。4．外來人口仍以低端產業就業為主，但有提升趨勢由于受教育程度、勞動技能等方面因素的制約，外來人口進入城市后絕大多數只能在普通勞動力市場找到工作，從事的大多是較為艱辛的崗位，主要集中在二、三產業，以制造加工、建筑施工、運輸操作、商業服務、餐飲服務、居民生活服務業等為主。從15歲及以上外來就業人口的職業構成來看，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和商業、服務業人員，分別占外來就業人口的44.7%和34%，而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中又以生產制造加工、運輸設備操作和建筑施工人員為主，分別占28．7%、5．5%和4．1%。外來常住人口的職業構成已經出現向技術型移動的跡象，華而不實各類專業人員比重為8．3%，與五普的3．2%相比，上升了5．1個百分點;從事農林牧漁業的比重為2．2%，與五普的7．9%相比，下降了5．7個百分點。外來人口中從事高端職業的比重在增加，從事低端職業的比重在降低［10］。5．上海產業構造演進的總體情況上海的產業構造呈現出不斷優化的趨勢，第二產業占比從1978年的77．4%，到2000年和2020年分別下降到46．3%和39．0%，而第三產業占比則從1978年的18．6%，上升到2000年和2020年的52.1%和60．4%。第三產業占比的增加固然從總體上講明了產業構造的升級，但并不一定意味著產業構造的優化，上海要實現產業構造的優化和增長方式的轉變關鍵要看先進制造業與當代服務業的發展情況。從近十年上海第三產業的增長來看，詳細行業比例上升較多的是批發與零售業、租賃與商務服務業，分別從2001年的10．7%和2．6%上升到2020年的16．3%和5．3%，而作為第三產業高端業態的金融業同期從10．2%增長到12．1%，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從3．4%增長到4．6%，增長速度緩慢。四人口導入與就業匹配的理論分析1．產業與人口空間匹配的一般形式人口流動的原因主要有就業時機、實際工資差異、寓居環境和生活成本等。在我們國家城鎮化進程中，農村人口流入城市是一個長期趨勢，流入地以大城市為主，但在大城市中，由于存在郊區和中心區等多種產業區域，人口流入會在同一城市呈現出分異的特征。從外來人口的寓居與就業構造看，可分別從寓居區域構造、就業區域構造和區域產業構造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在區域產業構造與人口構造的關系上，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產業構造主導形式，地區產業構造的變化帶來就業構造的變化，進而帶來人口構造、人口寓居構造的變化。其假設是地區的產業構造變化由本身的發展規律決定，而就業人口根據自個能找到的工作來選擇就業地和寓居地;二是人口資源主導形式，一個地區什么產業發展較快，構成什么樣的產業優勢，取決于當地的人力資源稟賦。在這種情況下，當地原常住人口的教育、職業技能將對本地產業構造的發展起決定性作用。另外，假如一個區域構成了某類外來人口的集聚區，則合適該類外來人口就業的產業會構成比擬成本優勢，得到較快發展，這種情況下也是人口構造決定產業構造。一個地區就業構造與人口寓居構造究竟哪個是主導，關鍵看常住人口的流動性，假如一個區域人口的流動性較大，則可能更多地是受產業本身發展的調節。如一個地區以外來人口為主，且以不準備長期定居的外來人口為主，那么該地區主要是產業構造決定就業人口，是產業帶來人口的變化。但假如人口資源的流動性較小，如受住房等條件制約，那么該地區的產業構造將可能更多地受制于人口構造的變化。從影響外來人口集聚的情況看，可能有相應的兩種趨勢，有較高就業技能的外來人口會較多地流入產業主導區，而就業技能較差的外來人口可能首先選擇合適的寓居地，成為當地的常住外來人口，進而影響到當地產業的發展，詳細傳導機制如此圖1所示。2．上海產業與外來人口匹配形式從上海的實際情況看，產業構造的演進與外來人口的增長密不可分，存在三種詳細情況。第一種是產業主導，如浦東陸家嘴區域主要發展金融業，構成金融業人口的集聚。第二種是外來人口主導，如在近郊區很多外來人口以家庭為單位長期寓居，一般不易遷移，這部分地區可能構成人口寓居構造制約產業構造的情況。第三種是不確定關系，即該區域無論是人口還是產業都沒有太明顯的優勢，不會呈現出產業主導還是人口主導的特征。上海合適外來人口寓居的區域，一般都是住房較多且租金不高的區域，多表現為近郊區。而產業構造特征有優勢的區域，則多是市中心區，已構成了較穩定的產業構造，只能是合適產業需求的人口流入。從近年外來人口的寓居地看，以近郊區外來人口流入最多(表1)，這些地區的產業很可能受人口構造特征的影響比擬大。從詳細的區縣看，以浦東、閔行、寶山、松江、嘉定等區增長最快，而遠郊區和中心區增長較慢，如此圖2所示。五實證模型與數據為了檢驗上海不同區域外來人口流入與產業構造的傳導關系，利用上海17個區縣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實證所用數據來自上海歷年統計年鑒，時間為2005到2020年。期間，上海經歷了相應的區縣調整，2018年南匯區并入浦東新區，2018年黃浦區與盧灣區合并成新的黃浦區，為了保持一致性，將行政區域調整前的數據進行了相應的合并。鑒于數據的可得性，使用各區縣的工業產值表示不同區域的產業構造，主要驗證外來人口、住房可得性、原有產業基礎(如廠房)與不同區域的工業產值情況。數據的描繪敘述性分析如表2所示。運用的實證模型為:華而不實，工業廠房數量(factory)代表工業生產的基礎資源，也表示產業構造原有的基礎，在產業主導的區域，其應該對工業產出有正向影響。外來人口數量(fpeople)在人口主導的區域，其應該對工業產出有正向影響。住房數量(housing)表示了住房的可得性，假如一個地區的住房可得性較高，那么缺乏技能的外來人口可能流入較多，這樣就容易構成人口主導產業的特征，在這種情況下，住房可能會對工業產值產生正向影響。區域人口總數(people)作為控制變量，表示一個區域的規模，理論上應與工業產出正相關。為了進一步檢驗住房、產業基礎對外來人口導入的影響，選用住房與非寓居房屋的數量進行考察。華而不實住房數量代表住房的可得性，非寓居房屋數量包括廠房、辦公樓、商場店鋪等，表示可供就業的空間基礎，同時參加了工業就業人口作為就業可能性，來分析不同區域外來人口導入的情況。運用的實證模型為:華而不實，住房(housing)理論上應與外來人口正相關，由于住房的可得性高、寓居成本低容易吸引外來人口流入，但在產業主導的區域可能相關性不高，由于產業主導的區域對有相關技能的產業工人工資報酬高，相應的會帶來住房成本高，使沒有技能的外來人口流入比擬困難。非寓居房屋(nonhousing)理論上對外來人口的影響應該是正相關的，由于非寓居房屋越多，就業空間越大。工業產業就業人口(worker)表示工業生產為外來人口提供的就業空間，理論上在住房可得性較高的地區應有正向影響。在實證經過中，對所有變量取對數。六實證分析分別用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對式(1)和式(2)進行估計，在模型的選取上，使用Hausman檢驗，檢驗結果以為固定效應模型更為適宜。首先，對式(1)進行回歸分析，以檢驗工業產值與已有產業基礎、人口和住房的關系，結果如表3所示。從全市數據的回歸分析看，常住人口、住房和廠房對工業產值有顯著影響，由于有常住人口這一控制變量，所以從全市水平看，外來人口的影響并不顯著。從中心城區的回歸情況看，廠房和人口對工業產值有較顯著的影響，而住房的影響則不顯著，這講明在中心城區住房的可得性較差，工業產出主要受已有人口和工業設施的影響。這一區域決定產業特征的主要因素是產業的基礎設施，是較典型的產業主導型區域。從近郊區的回歸分析看，只要住房的影響非常顯著，人口和廠房的影響不顯著，講明在近郊區由于住房的可得性高，相應的生活設施比擬完備，容易吸引外來人口，這一區域屬于無技術優勢人口的重點流入區，其產業構造受人口構造的影響比擬顯著。從遠郊區的回歸分析看，外來人口的影響非常顯著，常住人口和住房的影響也比擬顯著，而廠房的影響不顯著。講明在遠郊區，土地、廠房等工業基礎設施不稀缺，而由于距中心城區較遠，工業產值更多的受人口增長情況和住房可得性的影響。這一區域是典型的人口構造主導型區域。其次，對式(2)進行回歸分析，以檢驗住房、產業基礎對外來人口寓居選擇的影響，結果如表4所示。從全市數據的回歸情況看，住房、非寓居房屋和工業就業人口對外來人口的增加有顯著影響，講明從總體上，區域內的住房可得性和就業空間是外來人口流入的重要因素。從中心城區的回歸情況看，住房和工業就業人口仍有較顯著的影響，但非寓居房屋的影響不顯著，講明在中心城區，外來人口數量的增加更多地取決于住房的可得性，同時工業作為外來人口重要的就業行業對外來人口的數量也有較顯著的影響。從近郊區的回歸情況看，僅住房對外來人口增長的影響非常顯著，其它因素則不顯著，講明外來人口聚集在近郊區，主要原因是住房的可得性。從遠郊區的回歸情況看，也仍然只要住房的影響比擬顯著，同樣講明外來人口的流入主要受住房可得性的影響。七結論與政策建議第一，上海外來人口是上海工業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口構造與產業構造的關系呈現出區域差異。一是以中心城區為典型的產業主導型區域，這一區域外來人口的構造主要受產業構造的影響，產業構造優化能夠起到調控人口構造的作用。二是人口主導型產業區域，以遠郊區為典型，人口的增長能夠起到拉動當地經濟發展的作用，但產業構造的優化明顯遭到人口構造的制約。三是產業與人口互動的區域，比擬難以分辨產業與人口的主導作用，以近郊區為典型，一方面這一區域容易成為外來人口的集聚區，另一方面，這一區域的產業構造也會影響到外來人口的分布選擇。第二，總體上住房的可得性是影響外來人口區域分布的重要因素，但二者的關系也呈現出區域差異。在中心城區更多的是就業選擇帶動寓居選擇，外來人口的寓居選擇是被動的。而在近郊區和遠郊區，住房的可得性起主導作用，較多的外來人口首先選擇寓居空間，然后在該區域就業，并構成該區域的人力資源比擬優勢。第三，住房政策與寓居管理能夠同產業、人口構造優化相結合。從大城市合理控制人口數量過快增長到人口構造優化，從產業構造優化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些城市管理目的來看，外來人口寓居空間的選擇既能夠是一個結果，可以以是一個原因，或者僅僅是一個表現形式，所以要根據不同區域的特征施行差異化的調控措施。在中心城區，應著力以產業構造優化為主，通過對重點產業的土地、金融等支持，促進中心城區產業升級。同時，住房的供給可以與之配合，進而進一步引導人口構造優化。住房政策應著重于住房租賃市場的管理，如規范群租行為，減少低端外來人口寓居的城中村等，以避免中心城區的衰落。在近郊區，一方面要通過產業政策促進產業構造的優化升級，另一方面要輔以住房政策，如通過將公共租賃住房定向供應需要扶持的產業園區，或支持相應的企業自建單位租賃住房，等等，通過提高住房的可得性，吸引符合產業發展的外來人口流入。在遠郊區，要重點做好人口的調控工作。一方面將來一段時期內，遠郊區還是城鎮化經過中人口向城市流入的主要空間，另一方面，外來人口的無序流入也會影響該地區的產業發展。假如大量外來人口租住在農民住房中，其基礎設施差、安全措施缺乏等也會帶來很多社會問題。所以既要制定農民租賃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