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亞：后現代地理景觀的空間本體論批判

晚期馬克思主義研究(筆談)

【作者】劉懷玉【作者簡介】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南京210093劉懷玉(1965-)，男，河南鎮平人，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哲學系教授，哲學博士。【編者按】作為對資本主義最徹底、最堅決的批判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必然隨著資本主義的復雜變化而在主題和形式上不斷創新，因此在全球范圍內各式各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應運而生。如何準確地、科學地把握不同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這是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張一兵教授在國內率先嘗試對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思潮進行界劃，區分出“晚期馬克思主義”、“后馬克思思潮”、“后現代馬克思主義”等不同性質的理論流派，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值得借鑒的學術視角。雖然這種界劃還存在進一步討論的余地，但從內在的理論邏輯上來梳理這一領域的基本輪廓，把握其歷史動向，應該是一條可取的路徑。【關鍵詞】國外馬克思主義/晚期馬克思主義/晚期資本主義中圖分類號：A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7278(2004)05-0005-21黑格爾說過，哲學像是一只黃昏時才起飛的貓頭鷹。所謂的“晚期馬克思主義”，就是后現代話語挑戰中姍姍來遲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正如詹姆遜所反思的：形形色色的后現代主義與后馬克思主義思潮聯袂演出的“馬克思主義終結論”，逼著馬克思主義者發展出一種“更加現代的”(實際上是“后現代的”)馬克思主義。它試圖對傳統的研究客體，即資本主義本身所呈現的“新的出乎意料的維度”，即“后現代狀況”加以理論化[1](p.310)。由此，晚期馬克思主義從不同角度得出一個近似的結論：后現代主義與其基礎即晚期資本主義具有著互為表里、彼此辯護的現實同謀關系!而達成如此共識的理論前提是，認為馬克思以生產方式為核心的歷史性哲學話語，在后現代語境下完全可以被激活而決不可以將其瓦解；但這種歷史決定論必須被重新主題化為一種“空間化的辯證法”。在他們看來，馬克思所謂的資本主義再生產主要不是“物”的再生產，也不是“量”的擴大再生產，還不是同質的社會體系的再生產，而是社會關系的差異化再生產過程。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雖然未能從根本上擺脫工業化社會生產過程的制約，但他實際上已經隱約地看到，資本主義的“生產”不但是一定空間與時間制約下的物質生產，而且更是一個不斷地超越地理空間限止，而實現的空間的“自我生產”過程。資本主義發展到后現代，它的主導生產方式就是“空間的生產”，而不是物的或社會的生產。所謂的后現代主義或后現代癥狀，是與資本主義的流動化空間化全球化發展過程——“時空的壓縮”、“共時性對歷時性的勝利”等無意識地相一致的空間化體驗形式[2](p.149,251)。當然，晚期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生產理論的“空間化”激活的角度還是各不相同的。如詹姆遜是以后現代文化的空間圖繪為經絡，德里克則是以全球化與地方化的空間互動為視野，而戴維·哈維以及本文要重點評析的愛德華·W·索亞(亦譯作蘇賈，EdwardW.Soja)，則以地理學為空間化的隱喻原型。所以，他們心目中的晚期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后現代化”和“歷史地理的唯物主義”[3](p.98)。索亞在其揚名之作《后現代地理學》(1988)及其他著作中，首先以地理學為本位，突出地顯化了1970年代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城市地理學、區域研究、世界體系論與晚期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中所包含的空間問題討論成果，指出要使西方馬克思主義擺脫理論與實踐危機，就必須實現社會批判的空間化轉向；其次越出地理學邊界，吸收綜合存在主義(薩特與海德格爾)與結構主義(阿爾都塞、濮蘭查斯)，特別是列斐伏爾、福柯、詹姆遜、吉登斯等人的空間辯證法思想，而提出了所謂空間、社會與歷史三位一體，辯證互動的三元辯證法(trialectis)[4](pp.53-82)，并著重闡發了作為社會批判理論哲學基礎的空間本體論；在此過程中，馬克思的資本拜物教批判被轉換成一種后現代地理景觀批判，馬克思的社會關系再生產學說被轉譯為一種社會時空重構化理論。最后，他以空間本體論為指導，并通過后福特主義這種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批判的概念中介，將后現代社會批判理論實證化為一種具有鮮明地理學特色的“批判性的區域研究”方案。1.一場矯枉過正的范式變換：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空間化重構索亞對馬克思生產方式的歷史辯證法空間化解釋的突破口，是要解除馬克思主義的“反地理環境決定論”的緊箍咒。他認為這實際上也戳到了馬克思主義的軟肋。他通過給地理環境決定論“平反昭雪”，通過把社會歷史的“地理環境”過度詮釋為社會的“空間”，進而把社會關系生產從具體物質生產過程中提升出來，抽象化為空間的生產，這就為其雄心勃勃的主張鋪平了道路。他有意無意地置馬克思與普列漢諾夫的許多論述于不顧，而堅持認為，從馬克思開始便具有排斥地理空間的傾向，經典馬克思主義具有根深蒂固的“反空間主義”傳統[3](p.192)，而西方馬克思主義則患有頑固的“空間短視癥”[3](p.186)。馬克思發表的著作，基本上是“無空間和封閉性體系”的理論闡述，其中的資本主義“像天使般站在針尖上”[3](p.130)。馬克思主義的反空間傳統，一個重要的思想原因是它與地理學長期處于隔絕狀態。而傳統的地理學本身也是反空間的。與傳統的地理學將空間視為僵死不變的地域——“一個被動和可以丈量的世界，而不是具有行動和意義的世界”[3](p.57)——相似，資本主義、歐洲、西方、現代性在傳統地理學與馬克思主義那里，便有了一種堅不可摧的歷史決定論式的先驗的本質統一邏輯。索亞認為，現代化與資本主義發展并不是預先規定好的、同質化的歷史目的與歷史必然性自我展開與實現的過程，而是對具體的時間與地理的重構過程。于是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可讀作：“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與地理，但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生產的歷史地理的條件下創造了歷史與地理”[3](p.196)。馬克思的可貴之處在于，他看到地理空間性(如城鄉)的客觀外表掩蓋著生產的各種基本的社會關系。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存在著一種不發達不自覺的空間問題意識與空間問題框架，這種含糊狀態需要清晰自覺。在索亞眼里，今天，遮擋我們視線以致辨識不清各種歷史結果的，是空間而不是時間。地理學應該責無旁貸地承擔這一重任——徹底解開這種神秘化的空間外套。但問題是，在它眼里只有自然的地理環境，而沒有空間想象。正像是“在所有補鞋匠的眼里看到的就只有皮革”[3](p.104)。馬克思主義地理學關心的不是表面上的地理，而是隱藏于其后的資本主義對地理的空間性政治控制與利用。而“對隱藏于資本主義的地理不平衡發展背后的各種更一般的更多層的過程進行概念化并在經驗上加以檢視”，這需要一種后現代的地理學想象(即哈維所說的歷史地理唯物主義)才行[3](p.175)。索亞提出了一個非常值得重視與商榷的觀點：今天的馬克思主義如果脫離開空間的生產這個主導結構，而仍然還原論地強調物質生產決定論，這就犧牲掉了“一切歷史和地理的具體性”[3](p.151)。這恰恰是“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教條主義。這種歷史—地理唯物主義，本意是要解構那種以犧牲歷史地理具體性為代價的宏大歷史敘事霸權的，但結果卻是以犧牲經典馬克思主義社會關系階級分析這樣的核心本質批判邏輯為代價的。在他看來，階級關系概念無法解讀今天全球化資本主義流動的、區域化發展的趨勢與現實：區域并不是自然地理環境的產物，也不是階級性的直接表現，而是各種基本的生產關系等級性構建的各種社會過程。傳統的地緣政治學意義上的“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本質主義理想宣言，是無法反抗更加隱蔽而流動化的全球資本主義空間統治方式的。所以，社會批判理論離開了空間的控制與地理學的分析只能是抽象的、大而無當的“屠龍之術”。[3](p.177)2.一個過度詮釋的主題與貢獻：空間化本體論索亞對馬克思歷史辯證法的空間化解釋，其第二個步驟是要讓馬克思主義從歷史決定論的這個“無邊佛法”中解脫出來，而這是以非常過度地挖掘與夸張地解釋馬克思社會生產概念中所潛在的隱存的“空間本體論”內涵為基礎的。他自稱要從西方馬克思主義及所謂的后期現代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具有分裂性的內爆”[3](p.111)中生發出一種后現代性批判人文地理學。“這種地理學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解放性理論中繼續不斷地吸取靈感，但已經不再局限于其原有的界限。”[3](p.112)它“力求對在歷史和歷史唯物主義中的空間意義和意蘊進行重新的登記與定位。”[3](p.113)“正在崛起的是一種辯證的唯物主義，同時又是一種歷史的唯物主義與空間的唯物主義”[3](p.120)。但實際上，索亞并沒有直接從馬克思文本中讀出多少空間本體論思想。他主要還是借用福柯、伯杰、詹姆遜、特別是列斐伏爾的觀點，來解構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試圖使傳統的歷史敘事空間化。這種“空間化轉向”不是語言學的或者說地理學的學科性質上的，而是全面地、本體論化地建構。他甚至因此含蓄地指責哈維，說他天真地以為，只要在歷史的唯物主義中再加上一個形容詞“地理的”，就能創立歷史地理唯物主義[3](p.115)。與“存在論”構成一種優先的本質聯系的，不是歷史性，也不是自然的地理性，而是空間性。問題不是“存在與時間”，而是“存在與空間”。索亞心目中的“馬克思”，其實是他的老師——晚年的列斐伏爾。列斐伏爾的兩個著名論斷，為索亞走向對馬克思歷史辯證法的空間本體論化解釋，開了方便之門：一是認為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空間的生產”時代，資本主義何以長盛不衰，關鍵就是它利用空間而不斷地生產出自己的空間來。二是認為生產關系作為一種抽象的社會存在，其具體化方式只能是空間的存在。生產的各種社會關系具有一種社會存在，但惟有它們的存在具有空間性時才會如此。它們將自己投射于空間，它們在生產空間的同時將自己銘刻于空間。否則它們就會永遠處于純粹的抽象。索亞的另外一個“馬克思”，是把社會生產關系共時性結構性特征本體論化的結構主義者濮蘭查斯。在濮蘭查斯看來，空間是社會的母體(matrix)，是一種基本的物質框架(經濟基礎)而不是單純的表征方式(上層建筑)。空間與時間的母體創造與轉換建立了一種基本的物質框架，即社會生產的真正來源。他據此進一步發揮說：空間性是一種實體化了的、并可以辨識的社會產物，是“第二自然”的一部分，是社會生產關系的一種共存性與具體化，是馬克思所謂的商品物化作為抽象社會關系的神秘化的另一種表現。作為一種社會產物，空間性既是社會行為和社會關系的手段，又是社會行為和社會關系的結果；既是社會活動的結果/具體化/產物，又是社會活動的手段/預先假定/生產者[3](p.197)。顯而易見，《后現代地理學》一書不滿足于發展出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空間地理理論，而是要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框架空間化或都市化，將馬克思主義的本體論重心從歷史化轉向空間化。索亞不滿足于作為一種輔助手段的馬克思主義的空間分析理論。也反對輕率地拋棄馬克思主義的后現代主義與后馬克思主義。出路在于，既要超越那種排斥歷史唯物主義所有洞察力的過于簡單的反馬克思主義，又要超越歷史決定論的教條主義。必須大力發展一種新的認知圖繪，這是這樣一種新的方法：“看穿反動的現代主義和后期現代歷史決定論毫無存在必要的面紗，以建立一種政治化的空間意識和一種激進的空間實踐”[3](p.115)。索亞認為，馬克思的哲學本體論是自然—社會—空間本體論三位一體，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最終極的本體論框架，是一種先驗的空間性時間性與社會性三位一體。但與經典馬克思主義相對照，他肯定是過分突出了生產概念中的空間維度，而犧牲了其更根本的歷史性內涵；只聚焦于晚期資本主義空間生產的暫時性特征，而有意地模糊了永恒的物質生產的基礎地位。3.后現代地理景觀的空間本體論批判：批判性區域研究索亞的后現代地理學及其晚期馬克思主義實質，其價值與意義在于，它是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后期成果的突破提升，也是對其必然終結的邏輯命運的一種深刻反省。在他看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理論的發展必然導致一種地理學性質的，即都市化空間化解釋范式。西方馬克思主義社會批判的空間化轉向起源于六七十年代城市社會學、區域研究與世界體系理論之間的爭論與融合，并經過了這樣一個不自覺的范式轉換過程：即從“對都市化現象的馬克思主義式分析”到“對馬克思主義問題式的都市化改造”[5](p.87)，從空間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化轉變為馬克思主義的空間化[6](p.104)。索亞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與現代地理學融合所導致的一項最重要的發現，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已經引發了‘各種地理景觀永無休止的形成和革新’”[3](p.241)。而馬克思的資本原始積累與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理論，列寧的帝國主義與金融資本理論，曼德爾的晚期資本主義概念和哈維的時空壓縮與彈性生產理論，是形成后現代地理景觀(geographicallandscape)理論的重要里程碑——他稱馬克思、列寧與曼德爾是“最敏銳的學者”[3](p.278)。對于索亞來說，西方馬克思主義實現空間化轉向的第一個決定性環節是曼德爾。他發現：“關鍵一點是，資本主義……內在地建基于區域或空間的各種不均等，這是資本主義繼續生存的一個必要手段。資本主義存在本身就是以地理上的不平衡發展的支撐性存在和極其重要的工具性為先決條件的。”[3](p.162)整個資本主義是一個具有不同層次的生產能力的等級性結構，而這種等級結構的不平衡發展是由對超額利潤的追求所造成的。晚期資本主義出現的標志是區域不平衡發展(它始終是超額利潤的生成與榨取的重要基礎)，轉變為部門之間的不平衡發展。這從根本上瓦解了傳統的世界經濟體系與格局，導致新的流動性的國際分工與產業重組。其次，從哈維的《資本之諸種局限》(1982)一書開始，空間化的馬克思主義有了更為廣深的發展。哈維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終于發現資本主義發展是一個人造的自然環境不斷建立與轉換的過程。資本主義的歷史、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歷史、危機與重建的歷史、積累與階級斗爭的歷史，均表現為一種地方性的地理景觀的歷史地理學[3](p.155)。哈維模仿馬克思的語言說，資本主義始終不渝地按照自己的形象為自己創造一種社會和物質景觀，但由于其內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到頭來只是毫無疑問地在日后某一時刻必須親手毀滅掉這個景觀。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學就是一幕無休止的地理景觀舞蹈。不過，在索亞看來，今天我們所面臨著的靈活復雜的全球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控制的現實，是傳統的生產過程中的具體的階級關系概念所無法捕捉與理解的。即使1970年代的傳統城市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城市政治經濟學、新馬克思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亦無法在理論上和政治上把握這種神秘莫測的當代城市化重構過程。能夠透視晚期資本主義地理景觀變幻之謎的，則是處于后福特主義、后現代主義和后歷史決定論三大思潮交匯點上的“批判性的區域研究”方法[3](p.287)。由這個新角度看，198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呈現如下新的地理景觀：金融資本不受地域限止、更加全球化流動化。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工業化首次發生于一系列的邊緣性國家和區域，而許多核心國家已經歷了廣泛的區域性工業衰退。工業與資本的加速的地理流動性引起了各國政府之間的投資的地域性競爭。各國內區域的勞動分工正相應地發生著劇變。隨之導致高工資/高技術工人與低工資/低技術工人之間的愈益明顯的職業兩極化，這加劇了勞工內部的競爭與矛盾。而職業、種族、民族、移民身份、收入、生活方式和其他與就業相關的可變因素，正在制造愈益嚴重的區隔現象[3](p.280)。上述表明，索亞的確還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他看透了后現代地理景觀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而沒有陶醉于后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的激情造反。他對當代資本主義空間化統治本質及其神秘化的地理構造的批判是深刻的，他對以洛杉磯為象征的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超級都市空間群體的“中觀圖繪”方法，是相當精致且有充分說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