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張廣奎(1967—,男,廣東商學院外國語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文學博士、美學博士后。基金項目:本文為張廣奎主持的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一五規劃項目“詩藝與詩譯”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06K05我國關于翻譯(含詩歌翻譯以及翻譯美學的研究已經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關于詩歌翻譯的研究往往都是游擊式的、非系統的。而關于詩歌翻譯美學的研究,盡管也有零星相關的論述,可均不成體系。總結起來,往往是因為缺乏研究方法,或只是承襲傳統式的觀念進行人云亦云、重復研究或模仿研究。“翻譯移民理論”除了能更科學地詮釋普通翻譯以外,把它應用到詩歌翻譯領域更能顯示出它的活力和可行性。以此為出發點,再通過重申美學定義,加以哲學詮釋學和哲學美學的方法去研究詩歌翻譯才更具有科學性和可操作性,這樣才能重新界定和定位詩歌翻譯美學,為詩歌翻譯和詩歌翻譯美學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鑒。一、什么是翻譯移民理論翻譯,特別是就語際翻譯而論,即如文本的文化移民。“翻譯移民理論”(TranslationEmigrationTheory更能形象生動地描繪翻譯詮釋過程,更能鮮明地反映翻譯的特性,也更能說明詩歌語際翻譯(以下簡稱“詩譯”在被詮釋過程中所經歷的美學愉悅與變革。馬丁·路德(MartinLuther,1483-1546,作為16世紀最有影響的《圣經》翻譯家,認為譯文應當“具有讀者能領悟的,在審美上令人滿意的本土風格”。[1](p44-46查普曼(GeorgeChapman,1559-1634強調成功的翻譯必須抓住原作的“神”(spirit與“韻”(tone,從而使譯文之神韻猶如原作之再生(transmigration。在以上兩位大家的譯論主張中,他們分別強調了“本土風格”和“再生”。本土風格比較容易理解,而我們把“trans-migration”譯成“再生”則是不得已而為之。“Transmigration”的意思是多層面的,有“再生,轉世,輪回”之意,還有“移民,移居”的含義。所以,關于翻譯,我認為它更像海外移民(abroadtransmigration,oremigration,因為兩者的過程、影響和結果都十分相似。具體分析如下,一個人要海外移民,以一個在中國本土成長起來的中國人移居美國為例,他的母語是漢語,他的文化根基當然也是中國文化。移民者的根基文化是中國文化,母語是漢語。同樣道理,這就好比要翻譯成英文的一首漢語詩歌,詩歌源文本的根基是漢語和中國文化。隨著移民者移居異域文化—美國,他必要經歷一個文化震撼(culturalshock:原來的中國文化在移民美國后會受到美國文化的沖擊和感染,他所講的英語(假設他會講英語也必然帶有中國文化的印記。把一首中文詩歌譯成英文,也是類似的道理。詩歌的英譯本就像移民者來到了美國,譯文所承載的文化絕不是純正的美國文化,也必然帶有中國文化的痕跡。這首譯文詩歌也不再和原中文詩歌有著某種信息的完全對稱,因為在被翻譯詮釋的過程中,符號在一定程度上發生了變化,因此,符指自然也會有所不同。同時,在翻譯詮釋后,原文本和目標文本(特別是對于更具有美學特征的詩歌來說所具有的美學特征也不再是完全對等的,這是由于詮釋必然導致詮釋熵變。[2](p103-108鑒于此,為了研究既帶有詮釋特征又帶有美學特性的詩歌翻譯美學,回歸到哲學詮釋學和哲學美學的方法上更有一張廣奎(廣東商學院外國語學院,廣東廣州510320摘要:我國學界關于詩歌翻譯的研究大都是非系統的。而關于詩歌翻譯美學的研究,往往又是人云亦云、重復研究或模仿研究,因此,研究成果也多為零星的論述。“翻譯移民理論”更適于應用到詩歌翻譯領域。在重申美學定義,主張哲學詮釋學和哲學美學的方法上去研究詩歌翻譯,并界定和定位了詩歌翻譯美學,為詩歌翻譯和詩歌翻譯美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鑒。關鍵詞:詩歌;翻譯;翻譯移民理論;詩歌翻譯美學中圖分類號:H0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8477(200908-0127-03“翻譯移民理論”與詩歌翻譯美學研究方法及定位湖北社會科學2009年第8期·127·定的指導意義和實踐價值。二、詩歌翻譯美學的研究方法許多情況下,面對紛繁的翻譯理論,無所適從,無從下手;另一方面,這些理論又很少能對翻譯實踐起到一定的指導作用。雖然大部分翻譯理論是來自于翻譯實踐,但是,他們大都又很難再從理論的層面反過來指導翻譯實踐。既然如此,倒不如返璞歸真,回歸到哲學的方法(以上的翻譯移民理論正為一種較為完美的關于翻譯的比喻,即用哲學美學和哲學詮釋學的方法,不搞迂回戰術和理論,不搞迷魂陣,不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盡量避免羅伯特·奧爾特(RobertAlter在為弗蘭克·克默德(FrankKermode的《愉悅與變革:經典的美學》一書寫的序言中所說的現象:“和學術一族相比而言,我能想到的團隊當中沒有一個更傾向于能把它自己的職業領域搞的如此混亂。”[3](p11所以,詩歌翻譯美學的本質無非就是在盡可能遵循“忠信”的原則下,研究在詩譯詮釋的過程中詩美流變和還原詩美本色而已。這里的“還原”有兩層概念,其一,還原詩歌源文本(sourcetext的美學特征;其二,以目標文化(targetcul-ture“修補”還原在詩譯詮釋熵變過程中所必然丟失的原詩美學特征,即還原普通詩歌所本應具有的美學特征。而關于應用到研究詩歌翻譯美學的詮釋學理論,就目前形形色色的詮釋學理論來說,從其特點上講,有三位哲學家的詮釋學理論可以更好地應用到翻譯詮釋上。他們是意大利哲學家、美學家及文學批評家安貝托·艾柯(UmbertoEco,1932—,德國哲學家、美學家和詮釋學家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Hans-Georg,Gadamer,1900-2002,及在《通天塔—文學翻譯理論研究》(AfterBabel-AspectsofLanguageandTranslation一書中提出“理解也是翻譯”觀點的美國文學評論家、翻譯理論家喬治·斯坦納(GeorgeSteiner,1929-。這三位大家的三種詮釋學理論都可以用來更好地詮釋翻譯,這里只做簡單地介紹,更具體的內容將在正文里做詳盡的闡釋與應用。從艾柯詮釋學來說,艾柯認為,文本意義不是由詮釋者任意建構的。由于各種主觀與客觀因素,詮釋雖然必然表現為過度詮釋,但是,詮釋也一定具有它的局限性。關于翻譯,他認為,翻譯活動是一種高度的操縱行為,因為原文潛在意義被正確詮釋的可能性是受到譯者文化背景、知識、甚至目的影響的。也就是說,翻譯不僅可能是,也不可避免地成為一種過度詮釋的活動。換句話說,譯者的意識形態由于受到譯者個體經驗的影響所產生的自然偏見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對原文的干涉,這種干涉可充分地體現在對原文毫不含糊的過度詮釋上。伽達默爾哲學詮釋學可應用到翻譯詮釋研究上最核心的概念是視野融合(FusionofHorizon與效果歷史(EffectiveHistory。他認為,理解是屬于被理解東西的存在。讀者對文本的詮釋和解讀過程不是對原文本原意的回溯,而是一種通過文本而實現此在的存在方式,是在理解和詮釋的過程中實現過去真理與當下生命的思維性溝通,也可以說是讀者從自身的歷史性出發去詮釋解讀原文本。于是,在與文本的思維性溝通中就產生了伽達默爾所說的“視野融合”。這個過程也是意義的復活和創生過程。但是,這種復活和創生和原文本在原歷史狀態下的含義又是有所不同的。因此,伽達默爾強調:“文本的意義超越它的作者,這并不只是暫時的,而是永遠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種復制的行為,而始終是一種創造性的行為。”[4](p380詮釋的中心也就轉移到了以讀者及其歷史性的問題上去了,因為正如伽達默爾所說的那樣,歷史精神的本質并不在于對過去事物的修復,而是在于與現時生命所進行的思維性溝通。伽達默爾把對于真理的歷史意識稱為“效果歷史意識”。在他看來,所謂效果歷史,就是說真正的歷史根本不是一個對象,而是理解者和理解對象共同建構的一種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同時存在著歷史的實在和歷史理解的實在。對于伽達默爾來說,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如上文所述,他將美學看作哲學詮釋學的一部分,認為藝術揭示我們的存在,藝術和美是一種基本的存在方式;藝術經驗超越自然科學方法,又接近于哲學經驗和歷史經驗,因而成為詮釋學的出發點,同時,每一件藝術品都應被理解,理解是全部世界的本體論存在;審美經驗和藝術經驗的理解特征,表明了某種詮釋學現象。這也是我們為什么采取哲學美學和詮釋學的方法來研究詩歌翻譯美學的原因了。而斯坦納詮釋學的核心則在于他把詮釋活動分為四個過程:1.初始信任(initiativetrust;2.入侵,或滲透(aggression,orpenetration;3.結合,或并入(Incorporation,orembodiment;4.補償,復原(compensation,orrestitution。[5](p136-144斯坦納詮釋方法的四個步驟,給我們理解、詮釋、翻譯詩歌提供了一個較好的詮釋學方法。使得我們在看到翻譯結果的同時,還使我們知道了結果之前的詮釋過程。但是,無論何種的詮釋,用他的話來說,最終的譯文也都具有兩種特征,即,“抗性差別”(resistantdifference,和“有擇親和勢”(electiveaffinity。[6](p165在一個譯文里,兩者永遠是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有擇親和勢”使得譯文被吸收,使得異文化被同化。“抗性差別”使得譯文永遠被打上“異國情調”,也使得詩譯詮釋永遠顯得“熵”痕累累。以上三位哲學家的詮釋理論從不同側面向我們展示了可以用于翻譯詮釋研究的詮釋學觀點。艾柯強調了詮釋的局限性與過度詮釋的必然性。伽達默爾從視野融合與效果歷史的角度默許了個性化詮釋,即默許了艾柯過度詮釋的必然性和合法化,通過理解使得歷史文本得以存在與實現。斯坦納則通過架構詮釋的四個步驟,說明了詮釋的過程、性質、特征。特別是第四個步驟“補償或復原”對詩譯審美的轉換和詩譯的詮釋標準具有一定的建設性和指導性意義。由此我們看出,在應用到詩歌翻譯詮釋和詩歌翻譯美學的過程中,三種詮釋理論相互補充,同時,又相互印證,必能在詩歌翻譯美學的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三、美學定義的重申與詩歌翻譯美學的界定哲學美學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和學科。它所涉獵和能涉獵的學科實在太多,經常表現出跨學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那么,什么是美學呢?為此,我們還是先從美學的定義開始,以此也方便界定此處詩歌翻譯美學的研究范疇,避免研究的泛論、空曠和無中心。關于美學的定義,一般的詞典會包含以下兩種解釋:(1美學是對美及藝術經歷之心理反應的研究。(2美學是審美學,是康德哲學中有關感知規律的形而上學分支。于此同時,英文的解釋是:1.Aestheticsisthestudyofthepsychologi-calresponsestobeautyandartisticexperiences.2.Aesthet-icsis,inKantianphilosophy,thebranchofmetaphysicsconcernedwiththelawsofperception.可見,不管是英文的定義還是中文的定義,他們的共性是強調了心理的感知(psychologicalperception。而目前在中國美學的研究是個什么樣子呢?對此,《翻譯美學》的作者毛榮貴有較為深刻的論述。他說:“……有人無法接受‘美學’在中國‘衍生泛濫’的現實,他們認為‘美學’在當今中國已經陷入了‘泛美主義’泥沼。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西方的美學不是這個樣子的,西方美學只限于哲學或藝術學,與“五官”的直接生理感受毫無關聯。……他們甚至埋怨,怎么一不小心把aesthetics譯成了‘美學’!他們認為如此之譯,為日后中國人對‘美學’的誤解埋下了伏筆。”[7](p3雖然不能肯定毛榮貴先生的陳述完全正確。但是,的確國人對“美學有一定的誤解。這種誤解主要在于:(1過分從字面意義去詮釋“美學”的“美”字。因為“美”在漢語里是“漂亮”,“好看”等之意。(2忽略了美學里最根本的深層東西—“感性”和“感知”等心理層面的東西。從美學的根本意義上講,應當把aesthetics譯成“感性學”可能更確切些、科學些。對于這種國內的“泛美主義”傾向,在此我們應當避免。這種現象和傾向的結果是不能深入、全面地研究美學。因為美學的研究一定要涉及感知、感性的方面。所以,著名學者劉宓慶先生在他的著作《翻譯美學導論》里說:“感覺(senseperception和感知在英語中都是perception,知覺是con-sciousness,美學中只研究perception,漢語也稱為感性。”[8](p352可見,感性應當是美學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對象。故此,詩歌翻譯美學的研究也必須涉獵感覺、感性的研究。又鑒于翻譯是關系到詮釋學的,所以,它又必須涉獵詮釋的思維問題。而思維問題又必然涉及感覺或感性的方面。于是,翻譯詮釋思維應當是詩歌翻譯美學和翻譯美學必須觸及的問題。學者龔光明教授的《翻譯思維學》就可以視為翻譯美學的一部分。關于翻譯與思維的關系問題,他是這樣描述的:“翻譯是用不同的語言表達統一思維內容。就功能而言,語言是思維的工具,又是交際工具;而思維是人腦的一種機能,是人腦反映客觀世界的過程。這是兩種不同的社會現象,思維的規律是邏輯,語言的規律是語法。但兩者又互為表里,互相依存,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語言不僅描寫感知、思維和經驗,也決定和賦形于他們。然而,語言與思維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9](p2正是這種非一一對應的關系,才使翻譯美學具有了一定的研究價值。所以研究詩歌翻譯美學必須研究詩歌翻譯思維。至此,我們可以論斷什么是詩歌翻譯美學了。詩歌翻譯美學是從哲學美學的基本概念出發,探尋詩歌翻譯的美學規律和詩歌翻譯過程中應當遵循的美學原則。它應當涉及的學科除了美學外,還有文學、詩學、翻譯學和哲學詮釋學。對于它會涉獵文學、詩學和翻譯學,甚至哲學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