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訓資料終極版綜述：燕園建設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學校長，當時的燕大尚廁身于城東南的盔甲廠，校舍簡陋敗落。司徒雷登在友人建議下，用六萬銀元從陜西督軍陳樹藩手中買下了淑春園”舊址，用于發展學校。燕大副校長路思與司徒雷登請來了清華校園的設計者墨菲擔綱燕大的校園規劃。墨菲在1914年設計了清華校園，到1920年，已在中國「摸爬滾打」數載的墨菲大概已經對中國的古典園林建筑有所了解，且為其所吸引。在為燕京大學校園作規劃時，他熟練地運用起了中國的古典造園手法:因地制宜、多軸線穿插、散點地布置建筑院落。他將校園主入口（及主教學樓群（貝公樓一帶）朝西布置，借景西山；圍繞著未名湖，北部安排男生宿舍（現德、才、均、備等齋）,東部安排體育活動場地與公共設備用房,南部廣闊地帶布置公共活動房（現南、北閣）、教學用房（現俄文樓）、女生宿舍（現一至六院）及教工宿舍（燕南園）;建筑采用中國傳統風格，亭、臺、樓、閣兼有，甚至將校園的制高點水塔也設計成通州一座密檐磚塔的樣式，放在未名湖東南角。這樣，到1929年，一座有山有湖，有塔有亭，粉墻紅柱、古色古香的中國園林式校園便基本落成。不過，由西校門等組成的燕園東西主軸線，可以說是墨菲的神來之筆。這條主軸線由當時的主樓貝公樓定位，跨石橋，穿西門，直指京西玉泉山頂，從而使未名湖畔的博雅水塔與玉泉山上的玉泉塔遙遙相望，形成巧妙的借景關系。看來，墨菲當初不僅因地制宜地解決了校園的功能關系，而且，他竟深諳了明朝米萬鐘在經營勺園「更喜高樓明月夜，悠悠把酒對西山」的浪漫,從而一反北京坐北朝南的傳統，將燕園的主校門定向西邊。對于燕大的設計，可以說是墨菲移植了他在1918年設計金陵女子大學（現南京師范大學校園）的成功經驗。漫步在今天的北大校園和南京師大校園，都能找到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對于建筑風格的選擇，司徒雷登這樣回憶：我們從一開始就決定按照中國的建筑形式來建造校舍，室外設計了優美的飛檐和華麗的彩色圖案，而主體結構則完全是混凝土的,并配以現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設施。這樣，校舍本身就象征著我們辦學的目的，也就是要保存中國最優秀的文化遺產。”紅色柱子、白色墻面、青綠色的彩畫構成了校園的色調。盡管建筑風格一致，但辦公樓的端莊肅穆、男生宿舍的瀟灑飄逸、女生宿舍的寧靜秀氣，不同功用的建筑依然傳遞著不同的氣質。26年，燕園建筑基本建成。1929年，舉行落成典禮，嘉賓如云。面對倫奐輝煌的燕園，胡適這樣贊嘆：中國學校的建筑，當以此為第一司徒雷登更是滿意：凡是來訪者無不稱贊燕京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校園，以至于我們也逐漸相信了，它肯定有助于加深學生對這個學校及其國際主義理想的感情。”1952年北大、清華、燕京三校建委會成立，商定北大新校園的規劃往東發展，并確定了南門和東門的位置以及所正對的兩條軸線。1958年，北大校長陸平主持了北大的規劃方案，確定東門為新北大的主入口。50年代開始擴展的南區教學樓和宿舍群，布局模式沿用了燕大校園的軸線對稱的合隆排列,建筑風格也沿襲了燕大建筑，墻體采用灰色清水磚，檐部裝飾比原有建筑有所簡化，教學樓采用歇山和龐殿頂，宿舍樓則采用硬山頂。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由1975年建成的西樓和98年李嘉誠先生捐資興建的東樓組成。到2009年底，總、分館共擁有藏書800余萬冊，其中總館近700萬冊。館藏中以150萬冊中文古籍為世界矚目，其中20萬件5至18世紀的珍貴書籍，被國務院批準為首批國家重點古籍保護單位。外文善本、金石拓片、1949年前出版物的收藏均名列國內圖書館前茅，為研究家所珍視。是亞洲高等院校最大的圖書館，中國第二大圖書館。鄧小平題寫館名“北京大學圖書館”。歷史：前身1902年京師大學堂藏書樓，1918年遷到紅樓一層（館主任：李大釗，閱覽室管理員：毛澤東）。1952與燕大合并，遷入如今北大檔案館，并收藏了燕大許多珍貴善本書。原圖書館（建于1974年）采用灰色清水磚墻，由于當時歷史經濟等原因，它體型宏大但稍顯簡陋，是典型的現代方盒子建筑，與未名湖區的建筑風格顯得格格不入。1996年擴建主要是為了彌補這種失誤（鑲牙”工程）。設計者是主持清華園圖書館擴建的關肇鄴院士。他大膽地使用了大屋頂形式，主樓采用歇山頂，既非唐風，也非宋式清式，斗拱似有卻不完整，拱間用古老的人字卻是非常地夸大。南北配樓采用攢尖頂，無光帶釉的屋瓦，檐下用簡化的斗拱組合，灰色調，使用玻璃和鋁合金等頗具現代質感的材料，確實是用仿古建筑表現時代精神的佳構。它的精彩之處還來自兩側直上三層的過山游廊與兩翼伸出的攢尖頂方形配樓，從而巧妙地將新樓舊樓連成整體，在建筑體量上也形成了豐富的空間層次。（在圖書館南側講解）辦公樓，外文樓，化學北樓，大銀杏辦公樓前的這株巨大的銀杏，位于西門右望，辦公樓前的右華表處，已有了百年以上的壽數了，為了保護它，在它周圍也修建了護欄。它樹干粗壯，冠蓋磅礴，秋天佇立在樹下，抬頭是望不到天空的，眼見的只有層層疊疊、密密匝匝的金黃。如果說，“銀杏路”上的那些銀杏讓人感到一種柔美，引發起翩翩的幻想的話，那么，這棵銀杏給人的感覺用“輝煌”二字絕不過分，它的氣勢，是一種壯闊的美，那一樹沖天的金黃，就像要和天空媲美似的，大氣豪邁。其實，銀杏的美遠不止在秋天。它的每一個變化，都能給人四季的感動。夏天酷暑當頭的時候，它一樹的翠綠坦坦蕩蕩，絲毫不染一絲生命的猶豫；秋天漸漸泛黃，就好像慢慢掀開生命華麗燦爛的樂章一般，直到變成一樹無瑕的金黃，映襯著深秋高遠純藍的天幕。身處辦公樓前，斜對著西門，臨著華表，這樣重要的位置，也只有這樣一棵充滿生機的大樹才能“鎮得住”吧。貝公樓為主的院落前，修剪整齊的松柏圍出綠綠的草地，石雕的華表麒麟在陽光下透出些許威嚴與古樸。辦公樓建于1926年，原名“施德樓”，是燕京大學早期主體建筑之一。1931年6月燕京大學校樓命名委員會曾定名為“貝公樓”。現在樓內還保存著當代著名書法家沈尹默先生書寫的“貝公樓”幾個字，為1931年燕大畢業生所贈。實際上施德和貝公都是指同一個人，即JamesWhiteBashford（1849—1919）,其中文名字曾被先后翻譯成貝施德或貝施福。為了紀念這位對匯文大學堂及燕京大學卓有貢獻的學者，燕京大學校園建設告竣以后，就把這一標志性的建筑取名為“貝公樓”。就是說，這座樓在剛剛落成時就有了它的英語名稱——BashfordHall。這與當時的M樓、S樓（即現在的外文樓和化學北樓）一樣，充滿著西洋味道。這似乎和燕京大學追求整體的古典風格不符。而這些建筑名稱的“中國化”，與國學大師錢穆先生的倡議有很大的關系。據記載，校園建成不久后的一天，主持校務的司徒雷登先生設宴招待新來教師，問大家到校后的印象。錢穆先生在會上直抒己意：“初聞燕大乃中國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者，心竊慕之。及來，乃感大不然。入校門即見‘M'樓、'S'樓，此何義？所謂中國文化者又何在？此宜與以中國名稱始是。”事后,燕京大學特意召開了校務會議，討論錢先生的意見。最終采納了錢先生的建議，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為“辦公”樓，其他建筑也一律賦以中國名稱。辦公樓之名因之而來。辦公樓的選址和布局是別有一番來歷的。辦公樓的設計也別具匠心。辦公樓體量高大，歇山式加龐殿的屋頂式樣與眾不同，巍立于左右龐殿頂式樣的教學樓之中，具有魁首之勢。這種主體突出的對稱建筑布局，加上灰色筒瓦的大屋頂，紅色柱子，白色粉墻，藍綠色調為主的斗拱彩畫，所形成的古樸高雅的色調，莊重而寧靜的氣氛，使人感到這里既不是皇家園林，也不是殿堂廟宇，而仿佛是古老的中國書院。在辦公樓樓的前面又輔以石麒麟、華表的古樸威嚴，再配上小橋流水、青草綠樹的清新秀美，既給人以古典園林的美的享受，又透著校園的青春氣息。辦公樓在燕京大學時代是校園中的“主樓”，當年燕京大學第一任校長司徒雷登就在這里辦公；當時的校工周大爺也是每天從這里出發，拎著個馬蹄表走到鐘亭，看著表，差幾秒鐘就舉起錘來，準時敲下去。燕園的生活就像這鐘聲那么穩重、準時，似乎人們所稱道的燕大效率，就是從辦公樓出發，由這位和藹認真的老校工掌握著的。而如今這里仍然是掌握著學校航向的北京大學黨委和行政的處所。辦公樓內，一樓現在是黨委和校長辦公室各個下屬單位的辦公室，二樓就是著名的“辦公樓禮堂”。禮堂內有942個坐席，內部用宮燈、彩繪裝飾，基本色調以紅色為主，和北大古樸典雅的整體風格非常一致。禮堂承載著豐富的歷史，記載了從燕京大學到北京大學的許多重要事件。1935年12月8日的晚上，一？二九運動前，燕大的學生會就是在這里聚集開會，商討和策劃這次著名的愛國運動的。在隨后的無數次的革命斗爭中，革命學生和地下黨組織的秘密會議經常在這里召開。步入新中國時期后，禮堂里又留下了許多名人的足跡，周恩來總理、江澤民主席、前美國總統克林頓、俄羅斯總理普京、德國總理施羅德、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默斯、劍橋大學校長布魯斯爵士以及許多著名的科學家都曾在這里演講，因此能在這兒演講也成為了一種榮譽。此外，許多校內的重要的典禮、儀式、演出活動等等也是在這里舉行的，如校內十佳教師的評選頒獎、北大合唱團及外來藝術團體的演出等等，它與百年紀念講堂同時作為學生活動的重要場地。現在，禮堂內部的設施、音響、布置也已經非常的現代化了，就如同北大一樣，這是一個古典與現代的完美結合點。振興中華碑由1980級學生捐贈。北大學子在改革開放初期再次喊出了時代最強音一一團結起來,振興中華！”1981年3月20日深夜，中國男子排球隊在爭奪世界杯排球賽亞洲區預賽的關鍵一戰中，先輸兩局，奮起直追，扳回3局，終以3比2戰勝南朝鮮隊，取得參加世界杯排球賽的資格。4000多名學生自發組織游行。中華正在振興，祖國正在崛起。中華體育健兒近日連連為祖國爭光，他們在一系列國際比賽中所表現的精神風貌和高超技藝多么激動人心啊！我們中華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團結起來，振興中華！”這是富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北大學生的喊聲。蔡元培像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號孑民(意思是遺民)。浙江紹興人，我國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早年組織光復會，后參加同盟會。辛亥革命后，出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1917-1927年間任北京大學校長，他在北京大學辦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創辦愛國女校，為北京大學的發展和中國教育事業做出卓越貢獻。毛澤東同志曾贊譽他：學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銅像是北京大學七七、七八級畢業生捐贈母校的，由著名雕塑家曾竹韶教授創作，北京鋼鐵學院、首都鋼鐵公司協助鑄成。勺園勺園，用以專門接待外國專家和留學生，是北京大學對外交流的一個重要場所。勺園也因此有了燕園里的小聯合國”之美稱。勺園，又名風煙里（此處存疑。孫國枚《燕都游覽志》勺園徑曰風煙里。入徑亂石磊河……”，似乎風煙里”是徑”的名字，不是園子的名字），約建于萬歷四十年（1612）至萬歷四十二年（1614）,為明末京西著名的園林之一。園主米萬鐘在造園藝術方面擅長，造詣很深。時人把他與董其昌并提（號稱南董北米”），米萬鐘畢生著述很多，但他一生最為喜好的是山水花石，而且研究頗深。他看中了海淀這個地方，湖泊相連，有似江南水鄉。便在李偉清華園（后來康熙在其址建了暢春園。和現在清華沒有任何關系）的東側選定園址，并由自己設計，因地制宜營建了一座具有江南特色的水景園，并命名為勺園”（意思是海淀一勺”）。米萬鐘死后，家道衰落，其子米壽都死后仍葬米家墳，之后，勺園便隨著明清易代而逐漸荒廢了。到了清朝初年，由于勺園的風水位置好，就劃歸清皇室，不久便在勺園故地建造了一座弘雅園。清康熙將該園賜給鄭親王積哈納作為邸園，并親筆題寫匾額弘雅園”三字。乾隆四十九年（1784）,鄭親王逝世，此園收歸內務府所有。（197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英國國王喬治二世派遣的特使馬戛爾尼的使團在北京的住所就是弘雅園。當時這里已經比較荒廢了）自乾隆以來，清帝經常在圓明園設朝聽政，為了方便從城里趕來的官員上朝前后落腳休息，便于嘉慶六年（1801）,正式將弘雅園改名為集賢院，并由嘉慶皇帝親自題寫匾額，作為堂官退值休息之所。咸豐十年（1860）十月，英法侵略軍從通州繞道京郊，集賢院被毀掉了。據說，在通州未陷之前，集賢院曾一度作為囚禁英法俘虜的地方，相傳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被釋放回去的俘虜，為了進行報復，這才引兵從通州直趨海淀，終使集賢院與圓明園同歸于盡。在勺園舊址遭到嚴重破壞以后，在以后很長時間里都沒有修復過，就一直那樣荒廢下去了。直到民國初年，勺園一帶為軍閥陳樹藩所占有，之后被燕京大學購得，作為教學用地。但當時是以淑春園遺址為主來設計校園建筑的，在勺園遺址上修建的建筑很少。（北京大學建校九十年前后，在遺址上建成了勺園大樓，作為外籍師生和訪問學者的招待所）80年代，還在勺園樓群之北營建了亭榭曲廊。北邊的亭中懸有溥儀之弟溥杰所題寫的勺海”匾額，南邊的亭中有當代著名書法家趙樸初先生所題寫的纓云”匾額。勺海”、纓云”均系當年勺園的重要景點。近幾年來，北京大學每年約接待一萬多名外賓，在全國高校中外事活動數量上居首位，而且在規格和層次上也是最高的，其中不乏外國元首、國際學術權威和各界著名人士。勺園9號樓主要是提供外國留學生的住宿和學習場所，建筑面積4000平方米，主要為留學生宿舍和小教室。1998年完工，開業后首批接待的客人是來參加校慶的貴賓和校友。校景亭校景亭原名翼然亭，是清代鳴鶴園（原淑春園的一部分）僅存的一個建筑。它早在乾隆初年就已存在了。乾隆十二年（1747）,清高宗乾隆曾登上翼然亭觀賞四周風光，并以翼然亭”為題賦七律一首，贊賞這一帶的風光之美。為大式重檐四角方亭，亭式簡樸大方，為昔日鳴鶴園中最大亭，亭四周疊置假山，樹木陰翳，翼然亭掩映其中，很能體現出古園林建筑中藏”的特點。亭正西有白石砌岸的長方形魚池，盛夏荷花盛開，別有一番風致。后來，這一帶成為蕙親王綿愉的鳴鶴園。咸豐十年（1860）,鳴鶴園毀于英法聯軍之手，園中建筑TOC\o"1-5"\h\z多被損毀。而翼然亭卻奇跡般地保存了下來。與未名湖畔的鐘亭與湖心島上的島亭相比，由于所處較為幽僻，校景亭并不太為人所知。其實它應該算是燕園里最古老的一座亭子了。1926年，燕京大學遷來后，對該亭進行整理，亭內彩繪燕園校景十余幅，遂名校景亭。1984年曾進行修葺。（文革時期，現在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的位置是關押北大教授的牛棚。有的教授不堪忍受這種屈辱生活，想過自殺。但是透過牛棚，看到了校景亭，感到了世界還是有美的，又有了生的信心。以上出自《鳴鶴園》一書，在圖書館可以借到）校友門與校友橋原名校友門，是原燕京大學校友于1926年集資修建，故名校友門。此校門門牌號是婁斗（兜）橋一號。婁斗橋在明清時代是著名風景區，是詩人留連唱詠的地方。婁斗（兜）橋在校門南十余米處，遺跡依稀可辨。這座校門是由燕京大學校友捐資修建，故而又稱之為校友門。石獅乃是原燕京大學于一九二四年從民間購得的，在北大文書檔案館里，還存有當時購買這對石獅的契。西校門內一座精心鏤雕鏤的石橋，也由校友所捐，名校友橋，彎彎小橋，淙淙流水，蘊涵北國江南的神韻。旁有年代久遠的銀杏樹，她是燕園里的老人。正對西門的是校園的主要建筑，即現在的辦公樓，其間空地上還聳立著從圓明園遷來的兩只華表。西校門向西而行，是清代名園鳴鶴園的遺跡；往南的一片綠地和荷塘，是明末畫家米萬鐘勺園故址。西校門和校友橋留下了許多北大校友的記憶。對于90多歲高齡的侯仁之先生來說，人生的許多良辰美景，似乎都比不上70多年前他初入燕園的那個秋天，他動情地寫道：工進西校門，半畝方塘，一個石橋。我來的時候還有水，從（橋）底下冒下出來，那個時候看見真是心里高興啊，一進來以后想起一首朱熹的詩：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對于北大而言，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今天或者將來，西校門的地位都是極為重要的。西校門作為燕園的標志性建筑之一，已經成為北大形象的重要代表，也是人們認識北大的重要窗口。如今的西校門已經不單單是師生進出的校園大門，而是已經演變為北大的象征，蘊含著豐富的精神文化內容；進入西門，就進入了北大這塊精神的圣地，登上了這座神圣的學術殿堂。斯諾墓埃德加-斯諾（1905-1972）,1905年生于美國坎薩斯城，1928年以記者身份到中國上海，1934年1月在燕京大學新聞系任講師，1936年6月曾秘密赴陜北革命根據地采訪，回京后,寫了《紅星照耀著中國》（即《西行漫記》）。建國后，斯諾曾先后三次訪問中國，為發展中美兩國之間的友誼作出了貢獻。1972年2月15日逝世于瑞士日內瓦郊區的寓所中，遵照斯諾的遺愿，其部分骨灰安葬在中國（斯諾和燕京大學淵源頗深，他是燕大新聞系的先驅者之一。他十分喜愛燕園，稱之為世界上最美的校園）。1973年10月19日在北京大學舉行了安葬儀式。（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了安葬儀式，葉劍英元帥題寫了墓碑）花神廟花神廟即慈濟寺，據考證，這廟宇原來大致就坐落在今天湖南岸自臨湖軒到博雅塔的位置，廟門臨未名湖，入門后拾級而上，有一座北向的正殿，并有東西配殿，連同周圍的垣墻，都建在土山上。花神廟后來毀于大火，現在僅存一座廟門立于未名湖畔有點景的妙用。而當年正殿的舊址，就是今天斯諾墓所在的地方。翻尾石魚在未名湖西岸附近的湖中，有一條白色的石魚，身雕鱗狀花紋、張口朝天，遠遠望去，

像是將塔影含在口中。翻尾石魚是圓明園中長春園的遺物。在圓明園之一的長春園北部，有一組仿照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樣式設計的建筑，俗稱西洋樓”。這組建筑最西面靠南一點的就是諧奇趣"。諧奇趣”建于乾隆十二年，他的前面是一個圓形的大噴水池，周圍有雕刻精美的四只羊和十只鷹，嘴里日夜不停地向池中噴水。翻尾石魚就是這個噴水池里的裝飾物，屬于西洋石刻藝術。圓明園被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的兩次焚燒、劫掠后，淪為廢墟，珍貴文物流失殆盡，翻尾石魚也被變賣，后來被朗潤園的主人載濤買下運到朗潤園。石魚在朗潤園里放置多年，燕京大學1930班學生畢業時，將此石魚買來送給母校，從此翻尾石魚就在未名湖畔安了家。1981年夏天，抽干了湖水，1981年夏天，抽干了湖水，

經過修補，才勉強使這一文物得石舫未名湖的石舫不同于圓明園和頤和園石舫的重要一點，是它并非皇家所建。這是清代乾隆朝寵臣和珅的淑春園的遺物。和珅（1750-1799）,鈕祜祿氏，字致齋，清滿洲正紅旗人，由護衛擢戶部侍郎兼軍機大臣，累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封一等公。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皇帝把與圓明園最近的淑春園賞給和珅，和珅把淑春園建造得富麗堂皇，并仿頤和園（時稱清漪園）在淑春園也建造了一個石舫，這是僭侈逾制”行為，也是和珅后來獲罪的二十大罪狀之一。淑春園幾經變遷，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頤和園和淑春園（包括現在燕園里的未名湖）也被殃及，三處的石舫均被燒得只剩下了基座。我們今天在頤和園能夠看到的那個叫清晏舫”的石舫，是在1893年由慈禧太后命人重修過的，在船體上仿建起西洋式艙樓，并在船兩側添建了兩個西洋火輪船式的機輪。通過清晏舫”石舫，我們可以想象未名湖石舫當年曾擁有的奢華。李大釗像李大釗（1889-1927）,字守常，河北樂亭人，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政治學家、歷史學家、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1918年起，在北京大學任史學系、經濟學系、政治學系教授，兼圖書館主任，同時為《新青年》雜志主編，傳播馬克思主義。1927年4月被反動軍閥張作霖逮捕，英勇就義。此銅像為北大77、78級畢業生捐資建造，由我國著名雕塑家傅天仇教授創作，北京鋼鐵學院、首都鋼鐵公司協助鑄成。1982年10月15日，它和蔡元培校長銅像同時落成。銅像的創作者是當代著名雕塑家、美學家傅天仇先生。三一八烈士紀念碑1926年3月18日，北大、清華、燕大和北京總工會二百多個社團五千多人在天安門前舉行反對八國最后通牒大會”，抗議帝國主義國家的強盜行徑，會后到執政府門前示威請愿，遭到段祺瑞反動政府的殘酷鎮壓。在這一慘案中受傷200多人，犧牲47人，其中有北京大學學生張仲超、李家珍、黃克仁，燕京大學學生魏士毅，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學生劉和珍、楊德群。張仲超等三烈士碑于1929年5月立于北大三院（沙灘），1982年遷此；魏士毅烈士碑1927年3月立于此。乾隆詩碑詩作于乾隆五十二年，詩紀乾隆十三年九月事：詣暢春園恭請皇太后圣安，即視事于觀瀾榭引見于大西門”，爰親御弧矢”，相調連發二十矢，中一十有九”。乾隆十四年陳馬技以娛慈顏，親發十矢，復中九，且破其的三焉此碑當為暢春園之遺物。抗日戰爭聯絡點此處原為燕京大學第一號自動化污水井。1938年秋-1942年春，中共地下黨曾秘密地用此處為聯絡點，并在此傳遞平津與抗日根據地的文件、情報、宣傳品以及軍用器材等。1937年蘆溝橋事變”后不久，日軍占領北平，在美國外交官的干涉下，日軍亦不得隨意闖入校園。再加上以司徒雷登校長為首的校方的同情和支持，一時間，燕大的反日愛國運動蓬勃開展。此時的燕大，雖未有日軍進入，但日本人派出的便衣特務和國民黨的暗哨卻四處活動。為安全起見，中共燕大黨支部并未公開露面，而是通過領導燕大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1938年改稱自學社”）等外圍組織來進行活動。民先一方面開展抗日宣傳，四處貼傳單、刷標語；另一方面積極為抗日隊伍募捐，并輸送隊員到抗日根據地去，不少要求抗日的燕大學子就是籍由這條通道”秘密到達陜北。當時，燕大的地下黨還擔負著為抗日根據地收集運送物資、器材的任務。在燕大物理系的英籍教師幫助下，他們秘密組裝了收發報機等電訊器材，運送到西山的游擊隊那里。日軍崗哨盤查的很緊，他們就運用各種偽裝手段，千方百計地瞞過去。有時，司徒雷登也把自己的汽車借給他們裝運器材，因為美國當時還是中立國，日軍也拿他沒辦法。就這樣，他們先后運送了五部收發報機，三箱空氣電池，一臺內燃發電機，一批照相器材、醫藥用品和汽油、機油、電線等”，有力地支援了根據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次日凌晨，日軍包圍燕大，宣布燕大即時由日軍接收管理。九日遣散學生，男女生一千余人，略攜衣物，一時俱散’（鄧之誠《南冠紀事》）。中共地下黨在燕大的活動被迫暫時中止。智慧之樹1982年4月北京大學紀念塞萬提斯逝世366周年時，西班牙駐華大使等10個西班牙語國家駐華使節一起種植此樹，并命名為智慧之樹一一塞萬提斯之樹博雅塔博雅古塔本就是一座水塔，與玉泉山上玉泉塔遙相呼應。1921年，未名湖一帶成為燕大新校址，燕大校方為了解決全校的師生的生活用水問題，于1924年7月在現在的水塔附近打了一口深井，此井深164尺，掘成以后水源豐沛，噴水高出地面十多尺，為了向全校供水，急需建一座水塔。燕大校方向當時的社會名流征求意見，得到贊同后才決定建立塔式水樓。水塔的設計參照了通州的燃燈塔，燃燈塔初建于北周，后幾經毀壞，幾經重修。因塔內供奉燃燈佛石雕像一尊，故稱燃燈塔。水塔塔級十三，不過比燃燈塔要小，高僅三十七米。中空，有螺旋梯直通塔頂，除基座（為一高大須彌座，雙束腰）外全是用鋼筋水泥建筑，設計精良。據說當時的建筑施工單位因估工不準造成虧損而倒閉，不得不三易其手。由于當時燕京大學校園內的建筑都是以捐款人的姓氏命名的，這座水塔主要是由當時燕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晨光的叔父（當時居住在美國）捐資興建的，所以被命名為博雅塔”。未名湖原來未名湖是和珅的淑春園的一部分。淑春園是圓明園的附屬園林之一，當時園中有一大湖泊（即未名湖的前身），湖中有一石舫和湖心島。和珅被查抄之后，淑春園又幾易其主。火燒圓明園，淑春園同被殃及。1919年司徒雷等任燕大校長后，于1921年從陜西督軍陳樹藩手中買下了這塊地皮，在設計修建燕大校園的過程中，燕大校方對未名湖一帶的舊景觀進行了整理修繕，并增設新景，形成了今天的未名湖景區。據說，當時為未名湖取名時，提出了很多參選名稱，但都不很令人滿意，最后國學大師錢穆先生一錘定音，直接以朱名”稱之。華表華表起源甚早。相傳堯舜時在交通要道講究豎立木牌，讓人在上面寫諫言，名曰誹謗木”，或簡稱謗木”，也叫華表木”。最初這種謗木”多豎立在交通要道，供人們寫諫，評論時政，同時也能起到路標作用。漢代，華表木就發展演變為通衢大道的標志。因為這種標志遠看好似花朵，故稱隼表”（古時，花”同隼”）。漢代還講究在郵亭的地方豎立華表，可使送信人不致迷失方向。華表亦稱為桓表”。后來，華表逐漸發展成為裝飾建筑品，多設在橋梁、宮殿、城垣或陵墓前做為標志。立在陵墓前的叫墓表”，多數為石造，柱身雕有蟠龍等紋飾，頂端是云板或蹲獸，表上的蹲獸叫望天孤華表頂上的異獸，是古時傳說中的一種神奇動物，其特性善吼叫，名曰吼"（亦作疑”）。放在皇宮門里的華表，祖沖著北方，名叫望君出”，每當民間發生災害時，望君出就呼喚君王出宮；宮門外的華表上，機沖著南方，叫望君歸”，君王如果在宮外玩的太久，望君歸就會提醒說：回來吧，君王。華表柱頂，兩木水平正交，各指東西南北，故又名交午木。十字形正交，古謂之交午。在太陽下，觀察華表投影，若指向正北了，便是地方時的白晝十二點了。可見華表又有報時功能。今之計時器，名之曰表者，由華表來也。古代天文學家立竿測影，憑竿影的長短推定夏至冬至，然后算出歷法，敬授民時。那一根竿名之曰表，這就是華表的胚胎。后有圭表之設。只須在斜置的圭版上插一木簽，視其投影所指，便能讀出時間，這就是日思了。燕園里的這對華表由漢白玉雕成，通高約8米，下方的八方形、須彌座高為1.24米。華表柱身刻有云彩和姿態各異的蟠龍。原來這兩座華表是圓明園安佑宮中的遺物之一，當年被安放在安佑宮琉璃坊前。他們一粗一細（還有區別在基座的云紋，好像基座下面柱子上的浪花，一有一無），并非一對。原來1925年燕京大學建校舍時，只從圓明園運來了3根，第四根卻被運到城里，1931年曾橫臥在天安門前道南。當北京圖書館建文津街新館時，欲將燕大多余的一根華表搬走與天安門前的另一根合成一對，不料搬運時陰錯陽差，結果燕大和北圖的華表皆不成對。1952年,北大離開了沙灘的民主廣場，來到了華表的跟前，而北大關注社會的天性也同華表一般亙古不變。西南聯大紀念碑1946年3月2日，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決定在原址立碑紀念的日子。雖然當日距今日已有59年之久，但是西南聯合大學那段在戰火中光輝的歲月和西南聯大人頑強的奮斗不息的精神仍然為我們所懷念、所敬仰。原址立三絕碑”紀念珍貴往昔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三校開始準備北上復員。為了紀念西南聯大這一中國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壯舉，學校決定在原址留碑。1946年3月2日，梅貽琦校長召集馮友蘭、聞一多、朱自清等人文名家共商此事，并請當時的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撰寫碑文，紀念三校為一體，如膠結；同艱難，共歡悅”的這一段珍貴歲月。1946年5月4日，聯大師生在新校舍圖書館前舉行結業典禮，典禮在《西南聯大進行曲》中結束。之后到校園后山處（今云南師范大學校園東北角）舉行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揭幕式，以此石，象堅節，紀嘉慶，告來哲”。馮友蘭在揭幕式上宣讀了受校方委托撰寫的碑文。碑文簡明地敘述了抗戰及三校離合的經過，闡述了聯大可以紀念的四個方面；通篇洋溢著濃厚的愛國熱情，高度頌揚了中華民族解放戰爭取得的偉大勝利，充分抒發了對將來建國完成，必于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滿懷信心的壯志豪情。碑文氣勢宏偉，誦讀難忘，被稱之為土絕碑”。而今在云南師范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仍巍然聳立在原址的綠樹掩映之中。紀念碑的碑身呈圓拱狀，高約5米、寬2.7米，中嵌石碑；石碑的正面為馮友蘭撰寫的碑文，碑文陰刻分別請中文系教授聞一多書丹篆額、中文系主任羅庸楷書碑文，共19行、1178字。石碑的背面是由聯大校志委員會編纂、并請中文系教授唐蘭寫篆額、數學系教授劉晉年書丹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上列834名從軍學生名單。五十多年來，千百位昔日聯大學生、今日已為海內外著名專家學者的人士，絡繹不絕前來瞻仰此碑，追撫往日聯大的校園生活，緬懷先師們對自己的教誨。弦歌不輟三校患難與共書寫中華精神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日本侵華戰爭爆發，華北告急！平津告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奉命合遷湖南,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1月1日在長沙開課。然而戰事繼續惡化，上海、南京陷落,1938年1月20日，臨大常委會決議遷往昆明：1938年4月2日，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1938年5月4日開始在昆明上課。西南聯大設文、法、理、工和師范5個學院共26個學系，以及兩個專修科和一個先修班，是當時國內規模最大的高等學校。聯大不設校長，由清華、北大、南開三校校長和聯大秘書主任組成常務委員會領導學校，常委梅貽琦主持校務。正如馮友蘭先生碑文中所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但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值得永遠銘記！西南聯大融合了北大的民主自由”之風韻，清華的嚴謹求實”之風格、南開的活潑創新”之風貌，表現出了高度的凝聚力。西南聯大學習、生活條件的艱苦是難以想象的，師生患難與共，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以其剛毅堅卓”的品格，為國家培養出一代國內外知名學者和眾多國家建設所需的優秀人才。據統計，自1955年中國科學院學部建立至1979年恢復重建，共有473位學部委員，其中西南聯大的師生即有118人。西南聯大光榮奮斗的傳統，優良卓越的學風，博大精深的學術，是我們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寶貴的精神財富。分別立碑讓聯大精神永垂青史為了紀念這段難忘的歷史，三校又分別在各自校園內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西南聯大紀念碑首先在1987年11月，西南聯合大學建校50周年之際，在南開大學馬蹄湖西側，豎起了西南聯大建校50周年紀念碑”；紀念碑由三面石碑連成一體，三面分別鑲嵌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校徽，三足鼎立，以此紀念那段三校共同走過的艱辛而光榮的歲月。1988年4月24日清華大學77周年校慶日，清華校友總會舉行了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落成禮，近百名返校校友參加了典禮。紀念碑建在工字廳“南、甲所“與丙所”之間的廣場林木叢中，清華的紀念碑篆書莊重古樸，碑上刻有西山蒼蒼，南國蕩蕩，聯合雋彥，大學泱泱”字樣，字頭組成西南聯大”四字，碑文簡略記敘了西南聯大的歷程。北京大學為重現西南聯大精神，1988年決定復制原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為此派專人赴滇采集相同石質的碑體運至北京。制作后將紀念碑立于北京大學大西門南邊，于1989年5月4日舉行了此碑的揭幕儀式北大烈士碑北京大學革命烈士紀念碑坐落在燕園中心的靜園草坪北側，由幾塊紅色大理石組成。其文字介紹顯示，紀念碑于1993年5月4日（北京大學校慶97周年紀念日）揭幕，主要紀念的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全國勝利期間，為中國的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業英勇獻身的北京大學83位師生，革命烈士紀念碑象一個心”字。由幾塊紅色大理石組成的北京大學革命烈士紀念碑，坐落在燕園中心的靜園草坪北側。紀念碑是1991年七一”北京大學黨委倡議建立的，建成揭幕于1993年5月4日（北京大學校慶97周年紀念日），主要紀念的是從五四”運動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直至抗美援朝，北京大學（包括西南聯大、燕京大學）的師生校友中犧牲的83位革命烈士。北京大學革命烈士紀念碑的正面是老一代革命家陳云同志的題詞北京大學革命烈士紀念碑”，背面的碑文記錄著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犧牲的薪入學革命烈士，第一位就是革命先驅李大車I]南北閣南北閣的造型、體量、色彩完全一樣，所以又稱姐妹閣。相傳是司徒雷登思念遠在大洋彼岸的兩個女兒，特意在燕園里修建了這兩座完全一樣的閣樓，以寄相思之意。還有人說，司徒雷登的兩個女兒還曾分別居住在兩個閣樓中，方圓十幾米以內是不輕易讓男士入內的。據說這也是姐妹閣的命名原因之一。南北二閣建于1924年，與俄文樓組成了一個品字形的獨立單元，這與燕園建筑整體上的品字形設計模式是一致的。俄文樓當時被稱為課室樓”（SageHall）,是學生上課的地方，南、北閣分別叫甘德閣和麥風閣，北邊的麥風閣為音樂教室和男女學生活動室，南邊的甘德閣當時作為女部的辦公樓使用。北大英語系的沈弘老師在《燕園姐妹樓以誰命名》一文中曾有比較詳盡的考辯。原來它們是以美德博士的名字來命名的。麥美德博士是原華北協和女子大學的校長，華北協和女子大學并入燕京大學以后，便自動成為燕大的女部，麥美德就成為燕大首任女部主任。麥博士在任只有三年，但是為燕大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因而在海淀新校園落成時，依據當時給建筑命名的慣例，就將這兩座美麗典雅的閣樓以麥美德來命名了。從甘德閣和麥風閣到南北閣的轉變，估計也是因緣于錢穆先生的提議。現在駐地南閣的辦公機構是北京大學國際合作部，北京大學港澳臺事務辦公室，香港中文大學駐北京大學聯絡處；北閣則是北京大學學生就業指導中心所在地。辦公樓建于1926年。原名施德樓，1931年6月燕京大學校樓命名委員會曾定名為貝公樓。樓前的麒麟、丹墀均系圓明園遺物，由載濤購得，存放朗潤園多年后置此。鐘亭來到燕園的人們，一定不會錯過鐘亭一一那個坐落在未名湖西岸小土山上的小小的六角亭。之所以說不會錯過，是因為小土山的位置極佳，北面臨湖，正對著北大人極為熟悉的翻尾石魚；南面土山腳下就是乾隆詩碑，詩碑西面不遠處，就是蔡元培像，蔡元培像與乾隆詩碑中間夾著一條小徑，小徑通向湖邊。恐怕是建造鐘亭的人擔心我們會繞過不起眼的小土山，而忽略了玲瓏秀美的鐘亭吧，所以在北、西、南分別開出三條蜿蜒的小徑，直通鐘亭，每條小徑都是那種不規則的石塊堆砌而成，這便比規規矩矩的石階多了幾分爬山的感覺。拾級而上，只片刻，便可見鐘亭的全貌了。鐘亭，有鐘有亭。亭——圓頂六角，上有彩繪；鐘——古色古香，下端鑄成八瓣荷花狀，像姑娘們穿的裙子。鐘體下部雕刻的是波濤洶涌的大海和從海面噴薄而出的旭日。鐘體上部是十二對騰舞滾動的蛟龍戲珠。兩條粗壯的青龍較連成的鐘耳懸掛在亭頂的一條橫木上。此外，鐘體上刻有八卦的圖案，還有滿漢兩種文字寫著：大清國丙申年捌月制按此日期算來，從大清國丙申年，即1896年，到現在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了，這鐘竟比京師大學堂”誕生得還早些！據有關考證，原來老北大就是用鐘來報時的，鐘亭之所以亭中有鐘，大概最初的想法就緣于此。在《北大舊事》中，有一位老北大的校友這樣描述當時的鐘聲的：北大二院的退課大鐘從來不是用電機鈕去控制，而是一架高高的，古舊的朽木座子，上面懸掛著一口黑黝黝的沉沉的鐵鐘，至少已有七八十年的歷史。當時學校開辦的時候，當事者不知從哪里物色得來的，而至今仍由一名年紀已近七十的、滿臉灰白的胡須、身上穿一件退色藍布短襖來敲打，每次約敲十六到十八響。這鐘聲，聲音噫亮，不但在北大二院，就是在一院、圖書館、研究院、東西齋等地方也沒有不能夠聽清楚的。同學們住在附近胡同里面的，早晨躺在滿屋陽光的床上，一覺醒來，聽到上課的鐘聲再洗臉漱口都來得急。因此，這鐘聲富有詩情畫意，自非普通的電鐘能及其萬一。”而當時所用的鐘自然不是現在鐘亭里的這口鐘。關于鐘亭內這口鐘的由來，頤和園那座皇家園林里有這樣的記載：島北側的嵐翠間，1889年慈禧曾做為閱兵臺，檢閱李鴻章調來的北洋水師及新畢業的水師學堂陸戰隊學員。為適應演習，把小火輪改為炮艦，東西兩岸排列著炮隊和馬隊。當時為水師報時的大銅鐘，1900年險被劫走，后來置于燕京大學內，今北京大學內未名湖畔鐘亭內即此物。”1929年1月，是它成為燕京大學校鐘的日子，6月，搬家來到未名湖畔土山支架上，9月，才有了圓頂六柱鐘亭為伴；原燕京大學行政執行委員會議決議的《撞鐘法》：每半小時撞鐘一次，自十二時半起撞一下，一時撞兩下，一時半撞三下，四時撞八下，到四時半復撞一下。如是每四小時循環一次，每日早六時至晚十一時為撞鐘時間。”鐘亭旁有一顆古松，下方不遠處有一處用于祭祀(與基督教有關)的石質場所，就在未名湖翻尾石魚附近岸邊。島亭這座方亭就是島亭，整個亭子是木質結構，八根紅色的木柱支撐起重檐瓦當和寶塔狀的亭頂。亭子的底座是一個約有一米多高的八角形的石臺。湖心島也是當年和珅淑春園的遺跡之一，當年和珅仿圓明園的蓬臺仙島”所建的豪華建筑的一景，其后都毀于英法聯軍。1919年，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為正在籌建中的燕京大學校長，同年他邀請魯斯(HarryLuce)為副校長。魯斯就任后，積極為燕京大學從一個國際教會組織(InterChurchWorldMovement)那里籌到了160萬美元的首期建設款，并建議學校應該采用中國古典建筑的風格，里面配以現代化的設施，他的提議得到了司徒雷登的贊同。于是，他們請來了一位耶魯大學的畢業生墨菲(HenryKillamMurphy)作為校園建設的總設計師，正是他們的共同努力才形成了燕園今天的格局。1928年，魯斯先生去世。1929年，魯斯先生的長子亨利？魯濱遜？魯斯(美國《時代》、《生活》雜志的創辦人)為紀念先人，在湖心島捐資建亭，亭子就因此而得名"斯義亭"，島亭開始建于1929年夏天，于同年11月完成。燕京大學的學生常常聚集在這里進行宗教儀式。1998北大百年校慶時，魯斯基金會捐贈重修島亭，重新命名為魯斯亭”，所以今天的島亭看上去仍然嶄新如初。建成后，燕京大學學校執行委員會制定了借用該亭之規定，確定為師生團體聚會用。1932年11月燕大行政執行委員會又規定將該亭改為餐室，經營西餐及茶點。不久又因為前往就餐人數過多取消了西餐，專售茶點。1932年年底校方在島亭內裝上了電話。1966年前，北大工會在島亭開設圖書室，工會會員均可持證借閱圖書，島亭后來又成為地球物理系的一個教研室。現在，狹小的島亭已經基本上不再正式使用了。值得一提的是，現在北京大學京劇昆曲愛好者協會(簡稱京昆社)，將島亭作為他們活動的基地，所以在這里經常可以聽到老師和同學們愉快的念唱坐打之聲。梅石碑杭州南宋德壽宮舊址北有梅花廳、芙蓉石，旁置刻有梅石的斷碑。《浙江通志》云古梅為藍瑛所畫。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高宗首次南巡，見石，十分喜愛，有詩題詠，稱此石為青蓮朵”，并命將之移放北京。乾隆三十年，高宗四次南巡，發現梅石碑梅乃孫林，而石實藍瑛墨”，遂紀詩撰文，并命重新復制一塊梅石碑，將詩文鐫刻其上。乾隆三十二年，又命再摹制一塊梅石碑，置于圓明園中長春園之茜園，即為此碑。臨湖軒最初這里是和珅的淑春園中的臨風待月樓當淑春園被燒成灰燼之后，只有未名湖邊的石舫基座和這座樓保存了下來。后來燕京大學從陳樹藩手中買下現在的燕園這塊地作為新校址，6年之后，這塊燕京大學新校址被啟用時，其中臨風待月樓”在美國人喬治W可里夫婦捐資下也被修繕一新，成為20年代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的寓所和接待來賓的地方。1931年，年輕的燕大教師冰心為庭院命名為臨湖軒，后來由當時的北大文科院院長胡適題寫了匾牌。臨湖軒的前后幾位主人都有特殊的才華和魅力。其中的兩位尤其值得關注：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和北大校長馬寅初。司徒雷登作為燕京大學的創辦者，以其在中國教育界所做出的突出貢獻而倍受知識界的推崇。司徒雷登，基督教徒、教育家、大使，作為美國人，他一生的大多時光都是在中國度過的。司徒雷登于1876年（清光緒二年）6月24日出生在中國杭州，后來在中國傳教，是當時外國傳教士中最出色的代表人物。1916年，燕京大學成立，三年后，司徒雷登應燕京大學學校董事會之聘出任燕大校長。1928年，美國加州大學對亞洲高等學府的學術水平進行調查統計，燕大被列為甲級的兩所基督教大學之一，其畢業生有資格直接進入美國大學的研究生院。1930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授予他名譽文學博士學位，1936年12月，中國政府教育部授予他勛章一枚，以獎勵他為燕大募捐所做出的貢獻。到30年代，燕京大學已經成為中國最著名的大學之一，司徒雷登本人也因此成為一名出色的教育家而廣為人知。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司徒雷登及其一批燕大師生相繼遭到逮捕，直到1945年8月7日，司徒雷登方獲自由。這一系列事件使司徒雷登在中國的聲望如日中天，可以說在20世紀中葉，司徒雷登在中國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同時代在華的其他外國人。著名學者吳文藻和冰心的婚禮就是1929年在臨湖軒舉行的。1935年，費孝通和王同惠又是在這里舉行婚禮，主婚人都是司徒雷登校長，這些都演繹成了臨湖軒的佳話。1946年7月，二戰結束，70歲高齡的司徒雷登積的命運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一一他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扮演了雙重角色一一既是國共談判的調處人，又是美國政府支持國民政府的代表，這不僅破壞了他苦心建立的教育家形象，而且在回到美國后又受到了美國政府的冷遇。1949年，在大勢已去的南京國民政府敗亡之際，司徒雷登拒絕大使團隨國民黨撤往廣州，并敦促美國政府率先承認共產黨政權，為此毛澤東和周恩來曾經秘密邀請他北上，但是由于美國政府的的反對，中美之間的高層接觸稍縱即逝。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司徒雷登作為駐華大使，于8月2日踏上了返回美國的飛機，就在他離開中國還沒有返回美國時，美國政府為了挽回自己在國內的影響，于8月5日發表了著名的中國問題白皮書”，將所有的問題都推到了國民黨頭上，同時也推到了司徒雷登頭上。隨后，毛澤東寫了著名的《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以新華社社論的形式公開發表，最終使司徒雷登變成了一位徹底的悲劇使者。對于一個在中國生活和苦心經營50年，一直受到尊敬并且在中國問題上自以為有發言權的73歲的老人，這樣的壓力和挫折使他的精神和身體倍受打擊。回到美國三個月后，他得了中風偏癱，被送進醫院，從此基本在美國的政治舞臺上消失。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臟病突發逝世于華盛頓。1952年，北大遷到燕園，馬寅初校長也曾在這里居住并迎接賓客，正是在這段時間里面，馬寅初校長由于堅持入口論”被打倒，他的智慧之音一度被辱沒。在馬寅初校長因堅持入口論”被打倒之后，再也沒有一位校長在此居住過。于是，臨湖軒被改成了貴賓招待所。文革期間，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組織了一個由北大、清華兩個學校的筆桿子”為首的御用寫作班子，經常以梁效"（諧音兩校”）的筆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一些借古諷今、操縱文革進程的長篇大論。當時擔任北大、清華軍宣隊頭目的遲群、謝靜宜就挑選了臨湖軒作為寫作班子的據點。文革末期，臨湖軒再次歸屬北大外事處，成為專門接待外賓的地方。今天，臨湖軒作為北京大學的貴賓接待室，每年要接待幾十個國家幾千名來北大參觀訪問的外賓（包括中外國家元首、專家和學者）以及港澳同胞和僑胞，黨中央的領導來北大視察工作時也常常來這里駐足。（2012年八月第九月初，臨湖軒又成了建筑工地）六院燕大時，未名湖北岸的四齋是燕大男生宿舍，六院為女生宿舍。單從這兩組建筑的架構、形制和風格來看，四齋體形雄偉開闊，很具陽剛之氣；六院小而精致，頗有陰柔之美，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但又在整體上體現了陰陽平衡的和諧美。六院的布局也別具匠心，它們與二體構成了一個品字型的建筑布局，而又分居燕園南北次軸線的兩側。從當年的設計平面圖上看，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在燕園初建時，這里的布局并非如此，當時僅有四座院落，包括現在的1、2、5、6院。現在的3、4院是根據當初的設計圖紙添加的。六院從整體上看似乎都是一模一樣的，房間均為木制結構，雕梁畫壁，古色古香；各有精巧灰頂紅色小門樓一座，由灰色石砌虎皮矮墻聯成一體。每座院門都有紫藤蘿花架，每年5月，紫花綴滿門樓，頗為典雅幽美。這是大同之處。但如果進入庭院中細細觀察，就會發現每座庭院的都有自己的特點，內部結構多不相同，每座建筑的門窗不僅形態各異，而且花色不同，展現出我國傳統的木工雕刻藝術的豐富多彩。這似乎也體現了同中有異”的美學風范，避免了千人一面”的雷同感。據冰心先生回憶，當時的四個庭院內并非全是學生居住，還有部分燕大女教師也居住在這里。雖然當時的燕大是男女同校，但校方還是有嚴格的規章制度來限制男女同學之間的交往的。除了每年一次的開放日外，男生是不能隨便進入這四個院落的。女生在晚上的特定時刻以后就不能出去跟男生約會。正是因為有著嚴格的規章制度的約束，這四座庭院就被燕大男生戲稱為燕園里的紫禁宮等到每年一次的開放日來臨的時候，校園的氣氛就變得活潑起來了，平日里顯得幽靜的庭院也頓時熱鬧異常。男同學們會三五成群地來到這里參觀女生的宿舍，而女同學們也會大大方方地把他們迎入庭院，并親自下廚招待這些平日很難進入紫禁宮”的男同胞們。1952年秋季，北京大學遷至燕園。六院的紫禁宮”面貌也得以改變。這六個院落經過改建整修，逐漸成為一些院系研究所的辦公所在地，它們現在的格局是：一院：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所，國家文化產業創新與發展研究會，中國人學學會，北京大學歐美文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希臘研究中心，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人學研究中心；二院：歷史學系，歐洲研究中心，婦女研究中心；三院：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北京大學信息傳播研究所，亞非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非洲研究中心，亞太研究中心，外國哲學研究所，華僑華人研究中心；四院：哲學系，宗教學系，國家哲學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五院：中國語言文學系，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六院：北京大學廣播臺，北京大學學報編輯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報學會秘書處。由六院和一體所圍的區間原為疏林草地，點綴著藤蘿花架，古松石碑，是一塊開放式游憩園地。20世紀70年代改植桃樹，蘋果樹數百株，變為封閉式果園。20世紀80年代末又砍去果樹，開辟成草坪，并取名靜園”。如今，這里已經成為師生們課余活動的一個重要場所。七齋在未名湖的北畔，坐落著一組仿明清式中國古典建筑群落，這一組建筑共有七個宅院組成，分別是德齋“才齋“土勻‘齋”答齋“體齋“健齋“全齋”，合稱德才均備體健全”。德齋”才齋”均齋“答齋”四齋在未名湖北岸呈直線排列，合稱德才均備"，在這四齋的東面是一大一小兩座漂亮的古典建筑，即為體齋“健齋”，兩齋緊緊相連依偎，在體齋“健齋”的正后方就是全齋”。七宅在建燕大時建成。剛建成時，它們并不稱作德齋“才齋“均齋“笛齋“體齋"健齋“全齋”。1920年的一天，校長司徒雷登在私宅設宴招待新同事，問及各位到燕大之后對學校的整體印象。此時，著名歷史學家錢穆先生直吐胸臆，他說，自己本來以為燕大是中國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的大學，來到之后卻感到并不是這樣子的。一入燕大校門即看見樓、樓、貝公”樓(當時按照墨菲的設計建成以后，基本上是采用字母命名的)等等，看不出絲毫中國的文化味道。他建議將這些名字改為中國名稱才是，錢穆一席話，舉座默然。后來燕大特地為此召開校務會，遂改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為辦公”樓，其他建筑一律賦予中國名稱。因此，當時還是燕京大學男生宿舍以及教工宿舍的的七個宅院就被命名為德齋“才齋“土勻齋“答齋“體齋“健齋“全齋建國以后，德、才、均、備四齋，已經變成了學校機關的辦公樓，德齋，現在是北大的宣傳部、組織部、發展規劃部、計委等單位的辦公室；才齋，現在是北大的研究生院；均齋，現在是北大的科研部、社科部、產業部、科技開發部、國內合作部等單位的辦公室；備齋，現在是北大教務部和繼續教育部的辦公室。體齋”和健齋”還有全齋”以前都是燕大教師的宿舍。在北大百年校慶之際，體齋”和健齋”修繕一新，現在已經作為國際訪問學者的公寓。全齋”由于處于體齋”和健齋”的后方，不為人注意，所以相比之下顯得陳舊古老。全齋”在燕大期間是教師的宿舍，現在拆除。修繕后將作為北京大學國際數學研究中心”科研用房。塞萬提斯像米格爾-德-塞萬提斯-薩維德拉(MigueldeCervantesSaavedra,1547-1616)以《堂吉訶德》開創了西方近代小說的先河。1615年，在《唐吉訶德》第二部問世的獻辭中，塞萬提斯充滿幻想地寫道：最急等著唐吉訶德去的是中國的大皇帝。他一個月前特派專人送來一封信，要求我一一或者竟可說是懇求我把唐吉訶德送到中國去。他要建立一所西班牙語文學院，打算用唐吉訶德的故事做課本，還說要請我去做院長但是三百年前，塞萬提斯并沒有實現自己想來中國的夢想。1616年4月23日，塞萬提斯去世，被草草埋葬，甚至沒有立下墓碑。直到1835年西班牙政府才在馬德里的西班牙廣場為他建立了紀念碑，碑的上端有塞萬提斯的石雕像。1986年北京市與西班牙馬德里市結為姊妹城市，之后，馬德里市政當局特意復制矗立在該市區西班牙廣場的塞萬提斯像，贈送給北京市民。北京市政府決定將它安放在北京大學校園。1986年10月3日在北大舉行了安放儀式。塞萬提斯像矗立在北大勺園荷花池北側的草地上，校史館的西南方。該像為銅制塑像，高2.35米，塞萬提斯身著西班牙披風，右手持書，腰挎寶劍，目視前方，風度威武而瀟灑，既散發著文學騎士般的無畏氣質，又閃耀著理想主義者的智慧之光。北大是無畏的，無數北大人在新文化和后來的五四運動中發揮了先鋒作用，而塞萬提斯具有無畏的批判的精神，他通過自己的文筆諷刺了腐朽的騎士小說；北大是充滿理想的地方，而塞萬提斯是理想主義的，他有一個烏托邦式的夢想；北大是一個人文圣地，無數學子把這里當成他們的精神家園，而塞萬提斯是人文主義的作家。葛利普墓葛利普（A.W.Grabau,1870-1946）,著名美國地質學家，近代地層學的創建人之一。祖籍德國。因家境貧寒，曾以作報童和裝訂工人謀生。經業余勤奮自學，獲麻省理工學院旁聽生資格，后正式考入該院地質系，苦讀9年，獲理學博士學位。1905年受聘為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并當選為紐約科學院院士，不久出任副院長。1920年應邀來華擔任中國農商部地質調查所顧問，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葛利普在中國從事地質、古生物研究和教學26年，對中國地質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他是中國地質學會的創建會員之一，曾任學會理事和副會長。他獎掖備至，循循善誘，培養了一代中國地質學家。他熱愛中國。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時，他致書美國總統，要求支持中國人民的斗爭，他曾站在中國地質調查所門口，阻擋日兵接收，并始終不同侵略者合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后，72歲高齡的葛利普被關進集中營長達四年之久，倍受折磨，但仍孜孜不倦地著述。1946年3月26日逝世。北京大學教授會遵照他的遺愿決定將他的骨灰葬于北大紅樓（沙灘）旁的地質館前。1982年中國地質學會倡議移墓于此。乾隆石屏風在未名湖北岸迤東、土丘之陽并立著四扇青石屏風。第一至第四扇石屏上依次所題為：畫舫平臨岸闊”飛樓俯映柳蔭多”夾鏡光徵風四面”垂虹影界水中央這四扇青石屏風是圓明園一處景點笑鏡鳴琴”的遺物，笑鏡鳴琴”位于圓明園福海南岸，是圓明園四十景之一。作為笑鏡鳴琴”景點的一部分，這四扇石屏風原來是鑲嵌在一座高大的亭橋兩面，亭橋下方為出水口，水聲激越，錚錚作響，猶如琴聲，大概鳴琴”二字便緣此，而夾鏡”乃取材于李白的兩水夾明鏡”的詩句。可以說，笑鏡鳴琴”的命名是融天然內涵和文化內涵為一體，很有韻味。畫舫平臨建（岸闊，飛樓俯映柳蔭多”，笑鏡光徵風四面，垂虹影界水中央這兩幅對聯充滿了詩情畫意，其中第一句中的畫舫”并非是指現在未名湖湖心島東側的石舫，該石舫是和珅仿清漪園”（頤和園）中的清宴舫”建造的畫舫遺物，而石屏風是圓明園的遺物，雖然兩者沒有直接的關系，但是石屏風位于未名湖畔，襯著垂柳、伴著波光塔影與石舫相呼應，似乎也恰當地體現了畫舫平臨頻岸闊”的意境。后面的飛樓俯映柳蔭多”，笑鏡光徵風四面”，垂虹影界水中央”這三句描繪的是當年圓明園內畫舫周圍的景色，如果移用過來表示現在未名湖周圍的景色似乎也很合適。（根據侯仁之先生的回憶，四扇屏原本棄置在民主樓西北草叢中（大概在現在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的位置））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后，這四扇屏風當時被埋沒于亂崗荒草之中。燕大建校時被發現，就被安放于未名湖的北岸。從此，這一組珍貴的文物便重見天日，煥發出新的生機來。日辱在北京大學賽克勒藝術博物館與外文方象之間有一漢白玉日署。高近3米，由大底座、碑身和日署組成。碑身從北開始按順時針方向刻著篆字碑文。東西南北四面的碑文分別為：近取諸物”、遠取諸身”、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碑身以上為日思，由底座和署盤及晝針組成。這座日思原位于老北大的沙灘紅樓前（但是據我掌握的資料，日思原來是在和嘉公主府銀安殿前池塘。那里后來是北大二院，即景山東街理學院。而紅樓是一院的建筑，因此日盡不可能原位于老北大的沙灘紅樓前。關于日思我單獨有一篇日志），八十年代后期移放到現賽萬提斯像東側草坪內，1992年園林科在賽克勒博物館建成后移到此處，并恢復了署盤與署針，以期與博物館在內容、氣勢上形成一種和諧的旋律。除晝針受損外，一切完好，比其外文樓西南角另外一個赤道式的日思，這個日署可算歷經滄桑而近似完璧了。日思是一種古老的計時儀器。燕園中這座日思為赤道式日辱,是多種日思形式中的一種。這種日思由署盤和署針組成，盤中央穿有一根垂直于盤面的暮針”，它的方向指向天北極。赤道式日署其署盤平行于地球赤道平面，而署針則平行于地軸。署針與地平面所在的夾角等于北京的緯度。署盤的盤面兩面均有刻度，面向真北方向的盤面上分別按序列刻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戎、亥文字的時刻標志，并相應刻有24條刻線，每個時刻文字分兩格，代表2小時，即古人通常所謂一個時辰”了，每1個小格則相應代表1小時，總計24小時。面向真北方向的文字刻度是按順時針順序依次排列。面向南方的刻度文字則是按逆時針順序依次排列的。這種順、逆時針排列的確定是按人體面向北側盤面后的站立位置劃分的。由于署盤兩面（南，北）均有刻度，故在觀察時刻時是按季節劃分為兩段，即春分和秋分。規定春分以后看上面，（指盤面朝真北的那面），秋分以后看下面（指朝南的那面）。這是由于在這兩個季節以后，太陽近地距離不同，這樣就能保證在一年中，盤面上均有充分的陽光照射，以起到鐘表作用。石麒麟這對麒麟高174cm,須彌座高98cm,正面寬141cm,側面寬195cm,刻工細膩，巧奪天工。每尊石麒麟與其基座是由兩塊石頭刻成后拼接而成的，接縫在距上面約19cm處，由于這里斷面向里收縮，接縫很難被發現。可見當年制造者的靈巧與用心。麒麟俗稱圣獸”，為萬獸之王，與龍一起被認為是吉祥崇高的化身，所以常有神龍”、圣麒麟”之稱謂。一般認為，雙角和獨角者均稱為麒麟，無角者稱為辟邪。麒麟是傳說中的一種神鹿，是中華民族傳統的吉祥象征。它龍頭、鹿角、豬鼻、蛇鱗、虎背、熊腰、馬蹄、獅尾，什么都象又什么都不象，集各種動物的精華于一身，可謂獸中精華之集大成者。其形象在威武雄健之中不乏秀美和善之氣，所以常被置于宮門之前以作裝飾點綴之用。辦公樓前的這對石麒麟就是圓明園安佑宮前的守護神”，是圓明園中的遺留文物之一。安佑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