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貨幣金融危機的思考亞洲貨幣金融危機的思考PAGEPAGE15亞洲貨幣金融危機的思考亞洲貨幣金融危機的思考冷戰結束后，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二戰以來兩大政治陣營長期對抗的局面業已結束。與此同時，隨著信息革命的興起，經濟全球化浪潮正在迅速蔓延。但是，如同近年來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地區性沖突和民族糾紛不斷，經濟發展時遇挫折，世界并未安寧。這些問題的發生固然有其復雜的原因和背景，但現行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存在弊端是不容否認的，因為在這—體系的制約和運作下，許多問題無法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有些問題反而被復雜化、長期化了。事實上，我們正處在一個新舊體系轉換的歷史時期，這種轉換對每個國家和民族既意味著機遇，也意味著挑戰。同時，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站在更高的、而非一國的立場上，為構建一個新的有助于世界和平、安定與發展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作出努力。以1997年的泰銖貶值為起點，東亞各國和地區經歷了一場金融風暴的考驗和洗禮。這場風暴留給世人許多深刻的教訓和啟示。比如，導致這場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危機發生國的內在因素起了主要作用，還是外部因素起了主要作用，抑或是內外因素復合作用的結果?在解決這場危機的過程中，國際貨幣管理機構以及東亞國家、地區政府采取了哪些對策，對這些對策應該如何評價?這場危機的爆發，是否意味著以所謂出口導向型的產業結構、外資依賴型的投資結構以及強政府、弱市場等為特征“東亞模式”已經過時?當前危機是否已經過去，有無卷土重來的可能?如何看待和應對世界性的金融自由化潮流?等等。與上述問題相聯系，我們要探討的問題還有，既然現行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在應付此次危機中暴露出種種問題和缺陷，改革刻不容緩，那么，應該如何改善現行體系并為21世紀建立—個新的安全、高效率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同時，為了確保東亞區域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防范金融危機的再發，應該如何加強東亞各國和地區間的合作，并為共同構建一個東亞區域金融安全網提出設想？針對這些極其重要、廣泛而復雜的問題，我們舉辦了“國際貨幣金融體系與東亞”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的中、日、美、韓四國專家學者發表了自己的見解，并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取得了共識。當然，不同的見解依然存在，對某些問題的看法甚至截然相反。但重要的是，只有提出問題，才能引起對有關問題的重視，才能清楚對方在想什么，從而通過交流，深化對有關問題的研究和思考。本文擬就此次研討會所涉及的主要問題及與會代表的觀點做一簡要評述，并進而闡述有關看法。一、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及其教訓關于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國內外眾說紛紜，討論方興未艾。觀點之一是從金融領域中尋找危機爆發的原因；觀點之二是從變化的國際環境中探究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觀氣之三是從經濟結構上分析危機產生的原因；觀點之四是從發展模式和體制方面研究金融及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日本東京大學河合正弘教授，日本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小川英治教授等從危機當事國匯率制度的安排方面深入分析了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認為東南亞各國采用的“事實上”(de-facto)的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是金融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雖然這種匯率制度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的大約15年時間里對新興市場國家、東盟各國，甚至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和東南亞各國的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具體體現為在日元對美元迅速升值的情況下，日元對這些國家的貨幣也迅速升值。這一方面提高了東南亞國家在與日本進行貿易時的貨幣競爭力，另一方面也使這些國家轉變成為日本企業的海外生產基地，間接地吸引了大量來自日本的直接投資，促進了制造業部門勞動的分工和工業化的進程，并帶動了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但是，1995年春以采，日元對美元的大幅度貶值，使得這些國家開始逐步喪失其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推動經濟增長的日本直接投資也失去了其存在和發展的動力。因此，宏觀經濟運行前景轉而黯淡，積累的債務無法獲得展期，最終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因此金融危機給世人的—個重要教訓是，在金融資產形式和金融交易手段空前多樣化、便捷化的當今社會，隨著金融自由化的進展和國際流動資本規模的急劇膨脹，繼續采用單一的釘住美元制度意味著風險的增加，而采用貨幣籃子制度當為一種切實安全且有效的方法。與會的多數學者認為，當前比較可行的選擇是，各國應在貨幣籃子中依照美元、歐元和日元的順序，按不同比率安排國家儲備，如此則可以有效地抵御世界經濟突然變動及國際流動資本的沖擊。國際資本流動也是一些學者探究金融危機根源得出的結論，他們認為90年代以來一些主要發達國家的利率和通貨膨脹率維持雙低使得全球流動性顯著增強，這對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游資的大量流入改變了這些國家的外部融資結構，外國直接投資量下降，而整個經濟對國際銀行貸款和債券融資的依賴程度則提高了。這說明東南亞各國的國內經濟已經開始更多的依賴于債務，而非直接投資，并且這還意味著流入的資金更加以短期化為主，并越來越多地以外幣計值。這些特征使得國家整體經濟對抗國外流動資本風險的能力變得越發脆弱。舉例來說，在1993年底左右，當許多亞洲國家的股票市場上價格收益比率達到了最高值以后，許多發達國家股票市場上的價格收益比率開始明顯上升，但是這些跡象未能進一步推動亞洲股市的上漲，相反，這些亞洲國家股票市場上的價格收益比率增長潛力顯得相對微弱。由于股票價格對利潤率預期變化的反映程度顯然要快于債券或銀行貸款，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投資者從1993年底已經開始對亞洲企業未來的預期盈利能力產生了懷疑，這也許是反映亞洲經濟潛在弱勢的一個早期征兆。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學者從日本經濟、金融的不同角度分析了日本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當中所起的作用。近年來日本經濟的長期低迷、日本政府為解決困境而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以及日元匯率的大幅度波動都對亞洲貨幣、金融危機的形成和深化有重要影響，具體表現為：第一，90年代初以來日本經濟的長期蕭條、國內市場的需求不振使得日本對東南亞各國的貿易順差不斷擴大；第二，日元對美元匯率的劇烈波動是促使亞洲貨幣、金融危機形成和深化的重要因素；第三，日本對東亞地區的巨額直接投資加劇了該地區資產價格的急速攀升，尤其是在日元匯率大幅度上揚之后，日本企業在日本銀行的支持下，紛紛到東南亞各國投資建廠，從而加劇了東南亞諸國經濟的泡沫化程度。此外，日本金融體系的動蕩也是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震源之一。在日本泡沫經濟過程當中，日本金融機構冒險經營的擴張行為，實際上已經擴展到了亞洲地區。1995—1997年日元疲軟期間，日本銀行資金向外匯市場的大規模轉移，對于亞洲國家的資產膨脹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然而就在這些國家經常項目收支急速惡化的形勢下，日本的銀行資金又迅速撤離，造成這些國家的證券市場急劇動蕩，股票價格暴跌以及外匯匯率大幅下滑，最終導致了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應當強調，此次東南亞國家深刻的金融、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是上述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過分強調其中的部分原因，都不足以全面闡明東南亞危機的形成、發展和爆發的整個過程及其根源。但是，危機的復雜性又使得人們不得不從更多的層面上來探詢危機形成、發展和爆發的內部機制和外部根源，通過對危機爆發原因的深入研究來幫助世界各國從中吸取寶貴的經驗教訓，并在今后的經濟發展當中制定相應的對策以提高防御危機的能力，保障國內和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以及經濟的健康發展。亞洲金融危機，如同80年代初爆發的拉美危機一樣，再次提醒人們注意宏觀經濟穩定和金融穩定之間的互補性。也就是說，只有其中一種穩定是不夠的，而且無論犧牲哪一種穩定都會極大地削弱甚至破壞另一種穩定的可能性，并可能導致潛在的級數破壞效應。不可否認，財政緊縮和價格穩定的經濟政策在過去的20年里逐步贏得了支持，這些目標已經成為絕大多數發達國家的經濟準則，而且漸漸被越來越多的新興市場國家所接受。然而在另一方面，對于改革銀行業和金融體系的重要性則認識的相對較晚，一些國家由于民族情緒等因素的影響，使得這種改革如今依然受到強大的政治阻力。但是，在國際金融市場日益一體化的今天，如果亞洲金融危機能夠促使人們更多地研究度量和管理信用風險的方法和技術，建立全球范圍的信用風險標準，并能促發全球范圍內的金融改革，那么危機的巨大代價至少可以得到部分的彌補。由于金融業的顯著特征就是不穩定性和風險性，并且這一特征廣泛存在于金融體系的諸環節和金融活動的全過程。因此，為了維護東亞乃至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各國應該首先在經濟政策方面積極謀求建立金融風險防范和化解機制，這是防范金融風險演變成為國內乃至國際性金融危機，從而保證國際金融秩序穩定的基礎。這一機制應包括宏觀管理(政策部門)、中觀管理(管理部門)和微觀管理(操作人員)相結合的三個層次的所謂“健全經營管制”措施；其次，各國要在全面增強自身實力的基礎之上有—個合理的金融政策，其中包括外資政策、外貿政策、匯率政策、利率政策等，這些政策的制定不僅需要符合市場競爭規律和依據本國經濟實力等具體國情，而且需要適應國內外經濟形勢及其變化，以維護和增強國際競爭力為原則；最后，需要建立國際協調合作機制。從總體上講，需要建立東亞經濟新秩序，即在經濟交往中平等互利、公正競爭、協調合作、共同發展的“橫向秩序”。基于金融風險的擴散性特點，“一損俱損，一榮皆榮”的東亞各國應有波及效應意識和國際責任意識，并共同致力于國際貨幣金融制度的改革和創新。二、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的危機對策及有關對策的評價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東南亞各國在危機當中吸取教訓，采取了擺脫危機、重振經濟的各種措施，其中包括：積極提高本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在本國貨幣貶值的情況下，加強對出口型企業的扶持，鼓勵以出口為目的的產品生產。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政府的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也促進了這些國家出口的增長和經濟復蘇。與此同時，這些國家開始考慮如何有效地吸引外資，把吸引外資與提高本國商品競爭力結合起來；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合作，整頓國內金融秩序，加強對金融領域的監管，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經濟體制；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探索共同防止國際金融投機活動的方法；加強金融領域的風險防范機制，調整匯率政策，實現貨幣金融的多樣化，試圖建立獨立的浮動匯率制。由此產生的一個問題就是這種由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安排轉變而來的浮動匯率制度僅僅是一種暫時現象，還是東亞各國匯率制度的結構性的、持久的轉變。從國際貨幣的角度來看，盡管在危機爆發之后美元的作用相對降低，而日元和歐元作為國際貨幣在東亞地區的地位得到了相對提高，但美元仍將在這一地區維持其主導地位。當然，統計數據也顯示出了在東亞地區進—步使用日元還存在著很大的空間。從匯率制度安排的角度來看，雖然日前判定東亞各國最終將選擇何種匯率制度還為時過早，但不可否認的是各國將不大可能返回到管制相對較為嚴格的固定匯率制。最終的制度安排仍將致力于維持匯率的穩定，這不僅要求東亞各國采取措施，努力恢復本國經濟，維持金融體系的穩定，更需要以美國、歐洲和日本為首的國際社會采取積極的國際貨幣和金融合作來確保國際間匯率的穩定。國際經濟機構，主要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介入了金融危機后東南亞各國的經濟重建。眾所周知，IMF對陷于貨幣金融危機的國家所采取的經濟處理方法是提高利率、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實行急進的經濟改革，如結構調整改革、市場開放等。這種簡單劃—的處理方法的目的在于通過恢復市場信用來恢復經濟，這些措施主要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如果因為國內經濟存在著某種困難而產生資本外逃的話，那么為了使國際資本重新流入，就必須首先解決阻礙資本回流的問題。高利率政策導致國內外利差增大，外國資本為了獲得高收益率就比較容易流入；財政緊縮政策是通過調整國內需求，從而作用于國際收支，結果導致國際收支改善，物價穩定。以韓國為例，在1997年12月接受救濟融通資金時，IMF要求將銀行同業拆借利率提高到30%以上，并且警告不要產生財政赤字。此外還要求金融機構實施改革以使資本比率符合巴賽爾協議規定的8%，以及資本市場的完全開放。但是，IMF開出的重振東南亞各國經濟的藥方的效果到底如何呢?仍以韓國為例，在接受IMF的處方一年之后(也就是到1998年底)，給韓國經濟帶來的影響首先是壞賬積累的惡性循環。首先，盡管企業破產是壞賬急劇增加的一個原因，但是IMF強制要求的緊縮性財政政策和急進的經濟改革處方，引起了企業和金融機構心理上的恐慌，產生了信用危機，市場進一步縮小，則更加促進了企業的倒閉；其次，由于與企業有關的商業票據被頻頻拒付，吸引外資也沒有預想的那樣順利，因此依靠國際資本回流重振經濟的目的也沒有完全實現；再次，高利率進一步增加了韓國企業的債務，引發了企業信用危機，使經濟危機更加惡化；最后，市場開放使很多經營業績、發展前景較好的韓國企業的股權被外國資本購買，經營管理權旁落外國企業。如果目前這種趨勢持續下去的話，韓國企業家們在過去二三十年間努力建成的企業，將在一夜之間落入外國資本的手里。日本立教大學經濟學部的郭洋春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管理一年后的韓國——冷戰之后和國際化》一文中指出，這些事實表明，“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一個國際機構，與其說是幫助救濟韓國的經濟危機，還不如說是為了削弱與美國產業有競爭關系的韓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注意，與冷戰時期不同的是美國作為霸權者并不會直接出面，而讓被認為是中立的國際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救濟資金的提供者。也就是說，IMF的牽頭掩蓋了事情的本來面目。從IMF根據成員國繳納基金份額的不同而賦予不同的表決權這一事實，可以認為IMF并不是一個中立的國際經濟機構。因此，對接受援助的國家提出經濟結構調整和市場全面開放的要求，并不是無視危機國的國情，而是作為統一世界市場的基礎而提出的條件。”三、經濟發展“東亞模式”的再探討這次亞洲金融危機不同程度地觸及到了世界經濟的每一個角落，嚴重影響了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和全球經濟的健康發展。危機爆發的突然性、危機在國家之間蔓延的速度和規模以及資產價格和匯率下跌的幅度都出乎人們的預料。危機本身及其沖擊的最大震撼，也許是人們對“東亞模式”這一曾被認為是未來全球經濟發展模式的信念產生的質疑?！皷|亞模式”是在“日本模式”的基礎之上發展形成的。所謂“日本模式”是作為資本主義后進國的日本，在冷戰格局和東方文化的背景下，在“后發效益”的基礎上，以首先實現重化工業化為目標，以“市場失效論”作為理論基礎，加強政府干預經濟的職能，以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和金融體制為主要手段，以出口為導向，促進經濟增長的“追趕型現代化”的成功模式。所謂“東亞模式”是作為發展中國家(地區)的東亞，結合本國(地區)的特點，主要學習日本的“追趕型”經濟模式的成功經驗而形成的經濟模式，其基本內容與日本的經濟模式是相通的，但是也存在著許多重要的差別。即同是追趕型經濟，但東亞是在發展中國家基礎之上的追趕型經濟，其最初的目標是實現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化；技術水平遠比日本落后，對外國技術的依賴性更強；資金積累能力弱，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外資；經濟增長更加有賴于國外市場，實行出口導向型經濟；廉價的勞動力是東亞惟一的比較優勢。綜上所述，“東亞模式”是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東亞各國(地區)，在冷戰格局和東方背景下，學習“日本模式”，以“后發效益”為基礎，以加強政府干預為手段，依靠外國資金、外國技術、外國市場，憑借廉價的勞動力，以發展勞動密集型工業為開端的追趕型現代化的經濟模式。90年代初期，由于日本政府沒有及時對其經濟模式進行必要的改革，使得“日本模式”轉而成為經濟金融改革的阻力，導致嚴重的泡沫經濟，最終出現了泡沫經濟的崩潰和持續的經濟衰退，標志著“追趕型日本模式”的崩潰。在這種情況下，冷戰結束之后國際經濟競爭的激化、日本經濟的長期衰退等都對東亞各國(地區)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反觀東亞各國和地區，為了維持高速增長，不合時宜地開放了本國的金融市場，大量短期外國資金的流入，加上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資本的乘機發難，導致了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孔凡靜研究員在其論文《“日本模式”與東亞金融危機》中認為，“東亞金融危機是東亞模式的危機，但不是東亞模式的終結。主要根據是其追趕使命還未完成，后發效益仍然存在。只要國際風云不致危及亞洲的和平，追趕先進的浪潮還會持續，而且會在總結經驗、鞏固基礎的條件下，發展的更好……。日本模式的終結和東亞模式的危機，給中國上了最好的一課。作為追趕型現代化的大國，而且是社會主義的追趕型大國，會有更長的路要走，會有更多的難題……。學習經驗，更要吸取教訓，減少盲目性，警惕慣性，在成功當中尋找缺陷，不斷改革，走社會主義現代化之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王念祖教授在其論文《亞洲金融風暴對中國的啟示》中，也深入探討了經濟發展的“東亞模式”及其對中國的影響，認為從政策的角度來看，如果中國政府能夠將危機的殷鑒轉化為力量，則中國乃至全球將反禍為福。首先，中國對“當今的世紀是亞洲世紀”的結論必須重新估計。.東亞奇跡搖身一變竟然淪為泡影，“東亞超人”復轉為“東亞病夫”，其后果不免會從自大自滿墮入自暴自棄。對于中國而言，必須認識到經濟的健康發展只能依靠正確的政策和辛勤的努力。其次，經濟的發展并不意味著中國應該保有最高的經濟增長率。亞洲金融危機已經說明經濟過熱會導致膨脹和蕭條的惡性循環，而且，從長期來看，其現在的增長或許會妨礙未來的增長，諸如由此引起的土壤流失、酸雨、森林等自然資源的損害、沙漠化等環境污染等問題。再次，亞洲危機中增加的共識莫過于“東亞模式”必須增加透明度，這對中國特別適用。因此，必須致力于增加經濟活動中各個領域的透明度，尤其在金融方面需要增強外匯儲備和銀行壞賬具體數額等信息的公開，否則保密或模糊不清的數據只會導致未能及時采取必要的政策以及加劇最終解決方案的難度；最后，金融危機導致的對于“東亞模式”的爭論可以歸結為對亞洲價值觀的探討。應該說，沒有一種單純的價值觀可以強加給全球的所有人類。換句話說，世界上既可有全人類共同信奉的價值觀，也可以因地制宜。一味強調世界經濟—體化的價值觀或各個地區特有的價值觀同樣是危險的。因此，對于中國而言，既不能全盤西化，也不能墨守陳規。前者只不過是自卑自謙時的幼稚反映，后者屬于沾沾自喜，但是忽視了現實，阻滯了進步。四、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改革一般情況下金融危機是在金融體系發生轉換的過程中發生的，而在金融體系的轉換中，廢除和放寬金融管制導致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現象。因此，圍繞金融危機的起因也出現了兩種對立的觀點。一是認為：金融危機是金融自由化的產物；二是認為金融危機源于政府實施放寬管制措施的過于遲緩，換句話說，是金融自由化改革進程太慢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無論孰是孰非，金融自由化都是人們在研究東南亞金融危機時考慮的焦點問題。南開大學薛敬孝教授探討了金融自由化與金融危機之間的關系，認為“80年代以來特別是90年代上半期，東南亞國家經濟雖然取得了長足發展，但由于它們在金融自由化進程中沒能夠處理好匯率制度、匯率政策、國際收支調節、貨幣供給量控制，以及它們與產業政策等方面的聯系，造成了國內宏觀政策的不協調，從而最終導致了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苯鹑谧杂苫旧頍o可厚非，但是脫離本國國情的以及缺乏相關經濟金融政策配套的金融自由化無疑會損害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經濟的健康發展。東南亞各國金融自由化改革進程中值得借鑒的經驗教訓很多，主要表現為：漸進性問題，即金融自由化進程與金融系統成熟性的不協調。具體表現為金融自由化進程在金融深度的絕對量上、在金融深度的進展與金融系統的成熟程度的關系上都超過了其可能承受的限度，從而危及了金融系統的安全性?！〇|南亞國家金融自由化的步伐忽略了本國的基本國情，超越了本國金融機構的承受能力，如在現代商業銀行制度尚未建立、本國商業銀行競爭力還比較薄弱的情況下，匆忙放松了對金融機構業務領域等的管制。舉例來說，在東南亞各國實行金融自由化之前，這些國家的銀行由于政府對銀行貸款的分配、數量和對存款利息進行管制，因此銀行的利潤大部分來自傳統的金融中介業務。實行金融自由化之后，雖然放松管制擴大了銀行的業務范圍，但其他金融機構對銀行傳統業務領域的侵蝕也迫使銀行不得不尋找新的商業機會來彌補傳統中介業務利潤被擠壓所造成的損失。這種利潤擠壓在許多情況下像多數發達國家一樣，并沒有導致類似其他行業那樣的資產重組或企業兼并，效率不高的銀行并沒有被迫離開中介行業或同其他更有效率的銀行合并。相反，公開的和潛在的政府支持，使得那些在金融自由化之后經營不善的銀行仍然處于運作當中。而且，在嚴格管制環境下發展起來的銀行，并沒有清楚地認識到在新的自由化了的經濟環境中，那些高利潤只能通過承擔高風險以及對風險進行及時準確的度量和管理來獲得，并且需要更加謹慎。而且，金融自由化也沒有伴隨著相關體制的改革，使得一些銀行在經濟高速增長的繁榮局面下逐步積累了大量信用質量較低的貸款組合，這些資產在危機爆發后幾乎都成了銀行的不良債權；多重政策目標的內在矛盾性，即資本項目開放后，利率政策、匯率制度和匯率政策的不協調，在資本項目開放期尤其嚴重。具體表現為在經濟增長的初期，外國直接投資起到了巨犬的促進作用，但是在各國資本項目開放之后，較高水平的實際利率逐漸吸引了大量外國資金的流人，尤其是短期流動資金，致使大量短期套利資本活躍于已經開放的資本市場，從而改變了各國外資的結構，使得整體經濟抵御危機的能力下降。而且，國內匯率制度安排、匯率政策沒有與金融自由化的改革相協調也進一步使經濟脆弱。這樣，多重政策目標的內在沖突為金融危機的爆發提供了條件；面對投機攻擊時國內、國際政策的不協調。從國內而言，東南亞各國未能正確估量本國維持固定匯率制度的能力，采取的了不適當的沖銷政策，使它們失去了控制國內金融市場的主動權。在國際因素方面，由于國際金融機構援助的先決條件與東南亞各國的政策目標存在差異，從而也錯過了減輕危機影響和嚴重程度的良機。目前，人們對金融自由化往往談虎色變，東南亞各國在經歷危機之后也對金融市場的大幅度開放有所忌憚，但是從世界經濟發展趨勢、地域經濟特點和各國經濟實際情況來看，金融自由化仍然是一個方向。在吸取經驗教訓的基礎之上，東南亞國家在今后的經濟發展過程當中需要解決以下兩個任務，才能在今后的金融自由化進程中增強“抗震”的能力。第一、摒棄單純的金融自由化策略，實施全面政策協調下的自由化進程；第二、建立一個休戚與共的東南亞乃至東亞地區的區域性貨幣協調機制，在歐美不會也不可能真正拯救東亞經濟、日本在亞洲發揮作用能力有限的情況下，東南亞國家只有建立一種區域性貨幣協調機制，才能鞏固來之不易的經濟基礎，并在繼續堅持金融自由化的情況下促進本國和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與會專家學者在借鑒東南亞各國金融自由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還對中國金融改革提出了若干建議。中國已經推行經常賬戶下的可自由兌換，并已聲明進一步對資本賬戶實行自由化的意圖。在危機爆發后，中國的決策者對于自由化的進程應該更加謹慎，首先應對外商直接投資和外債進行區別對待，其次對長期和短期的外債也應該區別對待。總的來說，資本賬戶的自由化進程應視國內及國際措施是否能夠有效地削弱外債所可能引起的動蕩。以金融自由化涉及的管制與取消管制為例，中國對于實施管制的對象應該衡量其利弊而定，因此管制與取消管制也不應該是原則性的決定。從金融領域來看，需要新的管制的最佳對象是國際短期資本的流動。與此相關的是匯率制度的選擇，或者說，在鄰國發生金融風暴之后中國人民幣的匯率應否以及能否維持?與會各國專家學者首先對中國在金融危機中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對亞洲乃至全球金融穩定和經濟發展作出的貢獻給予了肯定，也對今后人民幣匯率的走勢進行了分析，認為維持固定匯率有助于香港的穩定，對東亞鄰國的經濟恢復做出了重要貢獻，維護了世界經濟的穩定；同時提高了我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地位。維持固定匯率也是在綜合考慮國內經濟狀況的前提下作出的決策，不貶值有利于中國抓住機遇，進行出口產品結構調整以及相應的經濟調整。反之，貶值會影響消費者的實際收入，還會使需求不足的國內市場雪上加霜。總而言之，中國的金融改革應該從利率和匯率市場人手，把促進金融市場的健全和良性發展作為當務之急，堅持走漸進性的金融改革之路，在條件成熟時適度、逐步地開放資本市場。五、世紀之交的全球金融格局和國際貨幣體系亞洲金融危機在區域內傳播的速度和力度，一個微觀層面上的經濟個體——美國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VCM)的危機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以及俄羅斯金融危機對國際資本市場的猛烈沖擊等事件，都超出了傳統意義上的金融危機的概念。這主要根源于過去10年之內全球金融格局中國際資本市場的發展和變化。一方面是國際資本流動總量呈現出迅速增長的趨勢，另一方面是國際資本流動的結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以銀行資金為主發展到銀行資金、國際直接投資和資本市場融資三分天下。雖然金融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際資本的流動，但后者并沒有因為金融危機而停滯，相反在危機情況下仍然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這種表現違背了傳統意義上的國際資本流動以及危機的隨機波動，它表明國際資本流動的擴張和增長已經成為一個持續的過程，并不為危機所左右。盡管國際資本的流動在遭受危機困擾的地區波動很大，但是全球的國際直接投資卻非常穩定，而且發達國家之間的國際資本流動保持著較高的增長勢頭，國際資本流動已經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流動轉變為發達國家之間的流動。然而，理解國際資本流動的關鍵不在于其總量和結構的變化，而在于其速度的變化。從衍生產品的角度采看，這個市場的發展相對比較平穩，但是交易的速度在加快，這說明衍生產品交易的時間縮短了；從貨幣的角度來看，在國際結算體系中，美元仍然居于主導地位，日元的國際地位有所下降，而歐洲區的貨幣基本上是在穩步發展；從流入新興市場國家的資金來看，以前政府資金和私人資金各占一半的格局如今轉變為以私人資本為主；從國際金融市場上的運作主體來看，投資公司和保險公司的資金增長較快。以美國為例，其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資產第一次超過了銀行的金融資產；從融資發行者來看，私人占據了絕大多數，相應的政府的作用在減少。在對以上各個方面的統計數據進行綜合分析的基礎之上，中國銀行總行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朱民得出了有關國際資本流動的八個結論：國際資本的流動在穩定、而且是非常高速地擴大，這是顯示全球金融—體化最好指標。此外，國際資本流動的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資本的流動使資本流動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全球資本流動。并且，國際資本流動在本質上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30年前以援助為主，20年前以互利為基礎，10年前以獲得報酬為目的，而如今的國際資本流動是全球的風險回避，是全球的銀行家和金融家在金融市場全球化下的惟—選擇，這從根本上改變了全球資本流動的動力和目標；國際資本流動結構已經演變為銀行資金、國際直接投資和資本市場融資的三分天下，這表明市場被給予了更多的關注；私人資本已經開始取代政府的投資，說明政府的影響能力在逐步降低；影響匯率的因素主要是資本賬戶，而不是經常賬戶；美元和美國經濟實力的超強發展；金融的全球化或金融資本的擴張還處于初始階段；國際資本流動的速度和規模是影響全球經濟體系的關鍵；國際資本流動的波動還會不斷繼續，危機還會不斷發生，其原因在于現有的經濟體制以及國際資本的流動。具體來說，是因為金融資本的流動快于實體經濟的結構調整以及由于現代技術的發展使得金融市場的效率遠遠高于實體經濟的效率。正是由于國際資本流動的發展變化決定了世紀之交的新的國際金融格局，并對以往的國際貨幣體系提出了挑戰，因此改革現有的國際金融體制，建立國際金融經濟新秩序，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共同呼聲。那種完全取消金融自由化、對資本流動實行嚴格控制的想法已經落后于時代，而那種減少甚至取消政府管制、激進地推行金融自由化的主張則顯幼稚，忽略了金融自由化的弊端。比較現實的主張應該是對現有的國際金融體制進行必要的改革，以實現資本的自由、有序流動，尋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以利于新舊體制的平穩過渡和世界經濟的平穩發展。但是，現實情況下各國對現有國際金融體制如何進行改革，建立怎樣的國際金融新秩序還存在較大分歧。社科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張寶珍認為在進行改革以及新建的過程當中應該遵循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則，即“保證國際金融市場的長期穩定，促進世界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保證國際資本的自由、有序流動；為世界大多數國家和集團所接受；漸進式改革，應先易后難，有計劃地進行。改革的重點是加強國際金融領域的監控和防范”。至于一些具體步驟可以考慮首先調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性經濟金融機構的職能，完善國際金融體制；其次建立和加強國際金融監管機制；最后建立國際金融合作和協調機制，從而建立起國際金融新秩序。六、區域性貨幣金融組織—亞洲金融安全網關于建立區域性貨幣金融組織的可行性問題也是本次國際學術研討會爭論的焦點，與會多數專家學者倡議建立東亞、東南亞乃至亞洲地區的貨幣金融組織以抵御危機，但也有少數學者持反對意見，或對能否建立以及能否有效運行持懷疑態度。日本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小川英治教授通過定量分析得出結論，認為東亞各國在選擇的最優貨幣籃子當中日元應該占有較高的比重，因此建議東亞各國在其貨幣籃子當中應該提高日元的權重。在東亞各國貨幣組合的相似程度較高的前提下，東亞各國可以考慮建立東亞區域性的貨幣金融組織。首先是東亞各國采用相同的貨幣籃子，這是各國金融主管部門之間實現協調合作的第一步。進而可以發展到構建亞洲貨幣單位，組建AMU的方式可以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借鑒ECU，由各個成員國的貨幣共同參加創建AMU，各國貨幣與AMIJ之間保持聯系。第二種則考慮到了亞洲經濟的發展現狀以及亞洲各國同歐美各國之間的經貿往來，AMU在包括各成員國貨幣的同時，吸收美元和歐元，各國貨幣與AMU之間保持聯系。這兩種方法在理論上都是可行的，具體操作中應視環境而定。日本大阪經濟大學經濟學部的松村文武教授則對以日元和人民幣之間的協調為基礎，探討了亞洲國際貨幣制度改革的可能性。他認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就在于國際游資對釘住美元固定匯率制的投機，由此得到的教訓是亞洲各國應該建立自己的危機管理體系。日本是亞洲地區惟一的世界級超級經濟大國，中國的經濟增長引起了世界的矚目，因此，日本和中國應該在建立亞洲、至少是東亞經濟和金融體系方面起主導作用。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無論是日元還是人民幣在短期內都無法單獨取得作為主要貨幣的優勢。因此，日元與人民幣聯手確立區域性貨幣體制勢在必行。建立這種區域性貨幣體制的基本程序可以遵循以下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