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和《天龍八部》義的比較

摘要

通過對義的闡釋，并以此分析研究義在兩部小說中的內涵與發展。將義放置在集團政治、江湖社會的視野下，討論義對其產生的作用及影響，以求證兩部小說的共同性。

并從典型人物身上所展現的的義在不同的環境下，與忠、仁、等結合上的不同地位，評價義在兩部小說中所體現出的不同性質和局限性

。

關鍵詞：三國演義；水滸傳；義；比較

前言

結義起源于三國時期的“桃園三結義”，劉備，關羽，張飛三人結為生死與共兄弟的典故，從而受人們崇拜和效仿

。于是便形成了一種中國民間特有的異姓同年人結為兄弟姐妹的形式。這種形式建立在志趣相投，性格相近且相互投緣的基礎之上，在形成這種兄弟姐妹般的關系后，在生活中相互幫扶，遇事共同承擔。逐漸演變成為了一種具有人文色彩的禮儀習俗。

這是友情的進一步發展與社會關系多樣化的一種交叉，并夾雜著儒家思想對“義”的崇尚，將之融合于親情與友情之間，從而使這種友情升華過渡為親情的特殊社會人際關系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環境的變化和人們思想的進步等因素，它的形式、內容以及作用也產生了不同，這種社會關系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中也愈益復雜而密切。而《三國演義》與《天龍八部》中的“義”從傳統義的內涵上來講基本上是相同的，但由于兩部小說所設置的歷史背景以及作者生活的歷史時代以及創作環境等諸多因素上的差異性，使“義”這一概念在這兩部小說中的呈現也略有不同。

本文試從兩部小說中義的表現、性質及其異同作一比較分析

。

一

兩部小說在劇情發展的過程中都有以義為介形成的團體，并以此為線索貫穿整部小說。其中義所發揮的作用存在著許多共同點。

（一）、義的核心內容趨近相同。兩部小說對于義最根本的一是對友誼的忠誠，這種友誼超越了個人功利，甚至于超越了個人的生死。

《三國演義》中劉、關、張三兄弟自始至終都踐行著最初的桃園誓約

。“關云長掛印封金，“美髯公千里走單騎，漢壽侯五關斬六將”其“獨行千里，報主之志堅”即使身陷曹操營下，也不為美女金玉、高官厚祿所動，誓與劉備生死與共。就算是莽撞的張飛，桃園大義也牢牢扎根于其心中。當關羽得知劉備行蹤后離開曹營，千里迢迢歷盡艱辛趕到古城相會時，“只見張飛圓睜雙眼，倒豎虎須，吼聲如雷，揮矛望關公便搠。

”張飛這樣做的原因其實很簡單，他認為關羽“背了兄長，降了曹操，封侯賜爵”【1】，是背信棄義之人，“今又來賺我

，

我今與你拼個死活！”【1】直至二嫂關羽盡訴前前后后的經歷，張飛方才大哭，參拜了云長

。穩重雖然寫的是張飛的莽撞，實則是借助對關羽的誤解來褒揚對張飛桃園之義的忠貞。而作為大哥的劉備對兩位兄弟也是情同手足。張飛因醉酒而失了徐州，將二嫂遺落城中，自覺無顏面對兄長，掣劍欲自刎，劉備則將其抱住，奪劍擲地，并以“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縫；手足斷，安可續”【2】的道理相勸，關、張二人感動得聲淚俱下。而在天龍八部之中最為突現的便是蕭峰、段譽、虛竹三人之間的情義，雖然三人并未同時焚香結拜，但是當蕭峰身出險境時，二人不顧生死安危盡皆挺身而出。小說中第四十一回蕭峰率領十八契丹武士入河南營救阿紫，在少室山上被數千中原武林人士所包圍，在此寡不敵眾的危難之際，

段譽依舊冒死相迎，“他以前每次遇到危難，都是施展凌波微步的巧妙步法，從人群中奔逃出險，這時眼見情勢兇險

，

胸口熱血上涌，決議和蕭峰同死，以全結義之情

。

”【3】而虛竹見段譽顧念結義之情，甘于共死，“當日自己在縹緲峰上與段譽結拜之時，曾將蕭峰也結拜在內

，

大丈夫一言既出，生死不渝，想起與段譽大醉靈鷲宮的豪情盛慨，登時將什么安危生死、清規戒律，一概置之腦后

。”【4】緊接著三人聚義，與十八個契丹武士共飲烈酒，之后便各自對敵解決了危機。

（二）、兩部小說都有以三人結義的小團體形成產生，但是其目的卻不盡相同。

東漢末年，土地兼并的現象日益嚴重，直接導致地方豪強的崛起

。由于中央政府腐敗無能，朝廷內宦官持政，對于地方的控制越來越弱，導致土地兼并問題日益惡化。人民也因此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飽受苛捐雜稅和戰亂的苦果，而之后天災和瘟疫的雙重打擊，致使他們紛紛揭竿而起，發起大規模的叛亂，最著名的尤是黃巾之亂。大時代的動蕩不安，也給了豪強發展壯大的機會，他們一開始靠著自己的財力組織自己的武裝軍隊保衛家園，后來就逐漸演變成擁有私人武力的軍閥，比如起初的董卓、袁紹到之后的曹操、劉備等人都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逐漸崛起，中央政府由于內部秩序的混亂不堪，對于這樣的亂象，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反而更需要他們維持地方穩定。

地方豪強發展到后期，又逐漸分化為士族與寒門兩個陣營

。

而劉關張三人皆屬寒門之列，盡管劉備雖是：“中山靖王之后，漢景帝閣下玄孫

。”【5】但卻因其祖上失去侯位，傳至劉備也因家貧以販履織謝為業，這只能提供其是皇室血統的血脈，其本身仍屬寒門之內；

而關羽則是因“本處勢豪，倚勢凌人，被吾殺了，逃難江湖五六年矣”【5】的流浪漢；至于張飛雖“頗有莊田

，買酒屠豬”【6】，但也是能算是稍有資產的小生產者。此三人的登場俱無顯赫的家世，亦無萬貫的家財，以致劉焉在應對黃巾軍進犯幽州出榜招募義兵之時，劉備見了榜文卻無能為力，但隨后出現的張飛，與望洋興嘆的劉備準備招兵買馬組建隊伍，為國效力，才使無可奈何的劉備找到出路。緊接著二人相邀同入村中飲酒，又遇見特來應募的關羽，三人與張飛莊上共議大事。常言道：亂世出英雄。在東漢末年群雄并起的年代里，只要是有能之士都想要憑借自身的能力干出一番大事從而為國家建功為自己立業，可是一桿槍一匹馬又豈能有所作為，而只有組建自己的勢力集團才有望于在群雄中嶄露頭角。“素有大志，專好結交天下豪杰”的劉備，正當其有感于自己只身一人難以在時下有所作為慨然長嘆之際，陸續出場的張飛和關羽讓其看到希望，

結盟的想法便應運而生，因此劉、關、張三人立下盟誓：“三人結為兄弟，協力同心，然后可圖大事

。”在奠定團體基礎之后便“可圖大事”，這其中的“大事”，便是作者羅貫中對劉漢王朝保留的美好希望，希望他們挽救漢室天下于危難之中，加以劉備是皇室宗親的身份，保證其劉姓皇室的統治地位不受撼動，從而興復大漢王朝。

用劉、關、張的盟誓講，就是“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

。以這種結義的方式聯合在一起形成初具規模的小團體，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最有效的。對與行將謀圖大業的劉備來說，拉起一支頗具規模的隊伍對完成自己的事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在這一基礎上有了既定的政治目標，又將“義”這一復雜的道德信念融入其中，其建功立業，匡扶漢室則指日可待。

至此劉、關、張的聚合，就定下了小說描寫的中心趨向

。隨著情節的推動，其目標也越來越明確。這里的義很明顯不是普通的兄弟之義，政治的目的性充分展現在其中。相比之下《天龍八部》則處于北宋中后期元祐年間，外族紛紛覬覦大宋的疆土，其中形成以宋、遼為對立的國家關系，和以胡、漢為對立的民族關系，以及武林幫派之間的恩怨與沖突作為背景。身為契丹人的蕭峰出生于大遼，其生身父親蕭遠山被奸人設伏偷襲，于雁門關外跳下懸崖，而蕭峰則被寄養于少室山下的村民家中，并取名為喬峰。自幼習武，師從少林寺玄苦大師，學得一身好武功。

隨后加入丐幫，并成為丐幫的幫主，與姑蘇慕容復并稱為“北喬峰南慕容”

。

段譽是大理國的世子，是鎮南王段正淳唯一的兒子，也是王位的唯一繼承人

。其人飽讀詩書，清逸俊美，又于山洞之中習得北冥神功和凌波微步兩大功法。而虛竹本是少林寺低輩弟子，性情老實溫順，不善言辭。

二十四歲時下山隨師父發放名帖，卻在巧合之間破解了珍瓏棋局，獲得無崖子畢生的功力成為逍遙派新的掌門人

。在段譽的穿針引線中，三人分三次結拜為異姓兄弟。

三個主要人物蕭峰、虛竹、段譽面臨著不同的武林處境:“北喬峰”要面對一生之敵“南慕容”，虛竹與段譽則需得遇良機而成為武林高手

。三人最終聚合結拜是在小說末段，段譽拉著虛竹告訴蕭峰說他二人結拜時將不在場的蕭大哥也算在內了，蕭峰雖然覺得他“做事有點呆氣”，

不過“我死在頃刻，情勢兇險無比，但這人不怕艱危，挺身而出，足見是個重義輕生的大丈夫、好漢子

。”【4】(第四十一回)這是小說中的第三次結拜，與此前的兩次相似——蕭峰與段譽結拜(第十四回)、段譽與虛竹結拜(第三十八回)——既不是因為志同道合，也不是因為英雄相惜，而是當事人酒后的一時興到之舉，既不了解彼此身份，武功也相差頗多。段譽第二次與人結拜時，更將不在場的蕭峰也是算在內。與桃園結義是基于“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政治目的相比，天龍八部中蕭、段、虛三人的結義則是一種純粹的江湖俠義。

（三）、義與忠、仁等結合，將仁義融入的道德、政治之中，并發揮著不同的作用。

兩部小說均以義為內在驅動力，將忠、仁立為處世準則，求得目標的一致性，并左右著自身道路、個人理想和命運歸宿。劉備以仁德使百姓順服，憑忠義讓眾將臣服，藉此將所有的力量匯聚在一起，于爭霸勢力中脫穎而出，并廣招天下豪杰和有用之士。諸葛亮“前赴后繼，死而后已”；關羽不僅是“義絕”又集忠、義為一體，其人格魅力遠超乎義；趙云舍生忘死單騎救主。而每當在仁義與雄心之中做選擇的時候，都能做到“舍生取義”。

《天龍八部》舉俠士于江湖之間，使這些人由俠士成為仁義的英雄。但自蕭峰契丹人的身份被公諸于眾之后，就希望華夷之辯，宋遼之爭能以忠、義的結合的方式，調和個人，民族與國家的矛盾，以達到緩和民族關系和避免國家戰爭。一方面蕭峰自幼生長在大宋，在三大難題七大功勞之后接任丐幫幫主，領導著中原武林第一大幫派，同時又于江湖廣交好友，與段譽、虛竹結義為兄弟。另一方面蕭峰受封于遼國皇帝耶律洪基，成為遼國掌管軍政的南院大王，并被派往討伐大宋平天下。于是，這位集忠義與仁義一身的大俠，就在兩個民族的矛盾沖突中糾結與徘徊。但無論蕭峰做怎樣的努力都無法做到兩全其美，自古以來忠與義根本上是不能雙全的，而忠義雙全也只不過是對現實的一種烏托邦的想象，處于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無法突破歷史的局限又產生了新思想的萌芽，既為封建統治所束縛又同情處于水生火熱中的底層人民，天真地希望二者的尖銳矛盾能夠得到解決，而這種希望在現實中顯然是無法實現的。義是蕭峰產生從中調停矛盾的出發點，決定著兩國之間是戰爭還是和平，但其最終結局必然是以犧牲義為前提的。而劉、關、張等人也因踐行桃園結義的盟誓而為義獻身,但其意義明顯是不同的。

二

《三國演義》的題材取向是以統治階級內部政治斗爭為主要內容，描寫的是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時代生活畫面

,是為帝王將相撰史；《天龍八部》的題材取向是在更加廣闊的范圍內描繪了宋、遼、西夏、大理、吐蕃五個政權相互對峙的歷史時期國家對立，江湖恩怨的方方面面，揭示了生命真實之道，為江湖俠士塑像。

所以題材、人物等的不同，又決定了兩部書中所顯示的義的不同

。

（一）、兩書中的義，都對人物個體加以濃墨重彩的塑造，并使之形成了不同性格化的義。

《在三國演義》中劉、關、張三人于桃園結義并宣讀誓詞:“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這是一種狹隘的義氣價值取向，而這種價值取向貫穿于這些人物不同的性格之中，并成為其性格的主要方面。為了彰顯他們義，作者還把封建社會中所推崇的許多道德品行諸如仁、禮、智、信、誠等統統融入于他們的性格之中，以這些道德品行來突顯其義，如劉備的放庶歸操、禮讓荊州。關羽的掛印封金，穿新袍而不忘舊袍。趙云的功不受賞、張飛因醉酒誤事愧對劉備而拔劍自刎等等。

而性格化的義的突出表現是在關羽身上，毛宗崗在《讀三國志法》中概括道:“歷稽載籍，而絕倫超群者，莫如云長

。

青史對青燈，則極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則極其英靈

。

秉燭達旦，人傳其大節；單刀赴會，世服其神威；獨行千里，報主之志堅；義釋華容，酬恩之誼重，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霽月光風……是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

。”【7】很明顯，關羽的義已經凌駕于團體利益之上了，這個義在現實中是很難存在的。

而這種義與個性之間又有許多相同之處在《三國演義》中性格化的義表現的淋漓盡致

。關羽絲毫不為曹操的高官厚祿美女黃金所動，他將曹操給他的新戰袍罩在舊戰袍之上，是他那“新恩雖厚，舊義難忘”的矛盾心理的外在表現。當他處于新舊情感的矛盾旋渦中，其對義的崇尚，最終還是引導他走向了單騎尋主之路。再者關羽敗走麥城被害之后，身在漢中的劉備曰：“孤與云長，誓同生死。

彼若有失，孤豈能獨生耶？”“云長已亡，孤豈能獨享富貴乎？”在閬中的張飛聞知關公被東吳所害則“旦夕號泣,血濕衣襟”

。兄弟齊心不約而同地要居全國之兵討伐東吳，為關羽復仇，來證明桃園盟誓。

秦宓勸其不能以萬乘志趣而徇小義，但國之大義在兄弟小義之間又顯得那么無足輕重，最后還是以舉國大義屈從于兄弟之義而告終

。

因此《三國演義》中這種性格化的義，是有很大的局限性

。而在《天龍八部》中明確敘寫的結義有四次，蕭峰、段譽、虛竹分三次結義而成，還有一次是蕭峰與遼帝耶律洪基在女真部落結義，金庸在寫這四次結義的時候并沒有像羅貫中一樣正式莊重并且是沒有誓詞的，蕭峰與段譽“搓土為香，向天拜了八拜”，段譽與虛竹“互相跪拜”，虛竹與蕭峰“相對拜了八拜”此三人便成了兄弟。

而蕭峰與耶律洪基結拜則是“兩人當下將三支長箭插在地上，點燃箭尾羽毛，作為香燭，向天地拜了八拜，結為兄弟

。”【8】這也就意味著其結義并未受到道德的束縛，既無須背上沉重的道德負擔。

書中第五十回“蕭峰大聲道：‘陛下，蕭峰是契丹人，今日脅迫陛下，成為契丹的大罪人，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間？’拾起地下的兩截斷箭，內功運處，雙臂一回，噗的一聲，插入了自己的心口

。”【9】其忠義之心融合于豪放剛猛的性格之內，突顯其性格化的義。第十五回杏子林中，丐幫四位長老圖謀叛亂，欲殺死喬峰，但事情不諧，被暴露后罪當處死。喬峰以“幫主自流鮮血，洗人之罪”的舉動，以德報怨替四位長老的受了法刀，化解了重大危機保留了丐幫的中堅力量，而其所展現出來的俠義風范，可謂是古之俠者的典范。

在第十九回，喬峰為了救一個無親無故的少女阿朱，只身冒險赴聚賢莊，險些喪命

。在二十七回，為解結義大哥耶律洪基受困之危，喬峰單槍匹馬獨闖遼營，射殺楚王于馬下，生擒了皇太叔耶律重元。蕭峰胸襟開闊，意氣豪邁，打抱不平，仗義相助，其個性化的義表現的淋漓盡致，相較于“義絕”的關羽恐也不遑多讓。而與《三國演義》不同的是他們并沒有被這種性格化的義所局限。少室山上蕭峰及所率十八契丹武士被中原群雄所圍困，面對數千人的兇險處境，段譽現實挺身而出，道出“有福同享，

有難同當，不愿同年同于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義辭，這是書中第一次出現；虛竹緊接其后甘于共死，與義生死不渝

。但是當蕭峰在解決宋遼危機之后身隕雁門關外，虛竹與段譽放聲大哭，拜倒于地，均認為蕭峰是慷慨就義，使宋遼軍民受戰亂之苦，而不是被兄弟情義蒙蔽雙眼盲目的尋仇于遼國，這是一種大義，他們沒有像蕭峰那樣死去，不僅是因為處境不同，也因為他們活著，能為這個世界做更多的善事。

（二）、兩書中所表現的義，在與忠、仁等的結合上有著不同的側重

。

《三國演義》中的義是在仁與忠之上的。關羽、張飛、諸葛亮等人忠于劉備，是建立在劉備是一位仁德之君，但這所有又都屈從于義

。小說中所展現的是一個軍閥混戰相互割據的戰亂年代，身處亂世推崇武力與組建勢力是必不可少的，作者憑借自古以來被崇尚的“義”，把它作為標準來衡量人的行為，使人重義而忘利，使之成為類似信仰的一種精神存在。關羽兵敗被害后，劉備、張飛一意孤行為其復仇，關羽為報曹操昔日的恩情，違抗軍令在華容道上義釋曹操，這些行為，從軍事和政治上講都是不理智的，也是不能被接受的，這種超越所有的義，明顯已經背離了最初桃園盟誓時“上報國家，

下安黎庶”的初衷，這也說明蜀漢集團在以仁義謀求政治與軍事最佳結合上沒能走到最后

。而在《天龍八部》之中的義是在突出仁，仁凌駕于忠和義之上。四十一回在少林寺大戰情節的結尾，當慕容博以讓喬峰報母仇作為復國交易時，喬峰說道：“你見過邊關上宋遼互相仇殺的慘狀嗎？

你見過宋人、遼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景嗎？……我蕭峰對大遼盡忠報國，是在保土安民，絕不是為了殺人取地，建功立業

。

”【10】喬峰此等是以天下蒼生為念，其仁義之心連少林寺得道高僧都不得不稱贊

。從這可以得知蕭峰的仁高于忠和義，遼帝耶律洪基不僅是蕭峰的結義大哥，同時也是契丹民族的領袖，但當遼帝興兵企圖南侵大宋之際，

蕭峰身為掌管遼國軍政的南院大王，不僅將其擒下并脅迫其于陣前立誓，終身的再犯大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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