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醫法60班學號：0921150020陳傳榮夏商周時期的神權法思想摘要：神權法思想是指在初民社會由于人們對自然認識水平有限，對很多事物無法認識、無法解釋，而產生的一種對于天、神乃至某種動物的盲目崇拜用神來作為法作為一種評判事物是非的標準的思想。無論是在古時候的西方還是中國都存在這種神權法的思想。西方的“君權神授”，中國殷商時的占卜祭祀、“天命”、“天罰，等都是神權法思想的體現。對天、神的敬畏,對圖騰的頂禮膜拜在今天這個鼓吹人定勝天、個性解放，沒有信仰、沒有敬畏的社會也許是難以想象甚至是愚蠢的。但我們不應以今人的眼光苛求前人，我們應考慮到初民社會時的認識水平，很多在今天甚至很久以前就認為是習以為常的事情在那時都認為是怪異的、是無法解釋的，而天、神的觀念正好可以“完美”地解釋這些問題，于是人們對于天、神的崇拜無以復加，產生神權法的思想也就是必然的了。中國古代的神權法是從屬于奴隸制王權和封建王權的。目的在于使王權和皇權神化。它最早盛行于夏，商，西周奴隸制時期。一、夏代的神權法思想首先，中國神權法的始于夏代。禹傳子，家天下。為了穩定和威懾民心，為了讓父子相傳的即位制度找到一種合理的解釋。夏代開始鼓吹“君受命于天”，他代表了“天命”，他尊“五行”（金、木、水、火、土），敬“三正”（天、地、人），稱有扈氏捍衛族選公推制度“威侮五行，怠棄三正”。當時以國王為首的奴隸主貴族，極力的宣傳他們秉承“皇天”之命來統治人民，這種君權神授的思想，有利于使他們的統治合法化，并賦予他們神圣不可侵犯的絕對權威。同時戰爭也看成替天行道。夏初繼承了原始社會的審判傳統，帶有很濃厚的宗教色彩。二、商代的神權法思想中國的神權法在殷商代進入高峰。殷商的奴隸主以迷信鬼神著稱于世?！抖Y記表記》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隨著殷王權利的加強，還出現了一個主宰一切的至上神，帝，上帝。所有國家大事，甚至是否用刑，都必須占卜鬼神來做決定。中國的甲骨文，主要就是殷王及其文官向上帝，祈禱占卜的卜文。如“貞(卜問)：王聞不惟辟,貞:王聞惟辟”;“茲人井(刑)不”。仿佛殷王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其實只是給殷王的統治涂上一層神秘的色彩。殷商神權法最大的特征在于，往往強調殷商貴族和上帝之間的關系密切。能夠經常在上帝左右。甚至宣稱他們的祖先就是上帝的子孫?！对娊洝⑸添灐返摹堕L發》載“有戎（殷先妣簡狄）方將（成長），帝立子生商”；《玄鳥》也載：“天命玄鳥（即燕，商族圖騰，簡狄吞食玄鳥卵生商先王契）降而生商”。這樣他們便從血緣上找到了充當上帝代理人的合法依據，并為壟斷神權提供依據。三、西周的神權法神權法在西周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以周公為代表的西周貴族，吸取了夏、商對人民過于殘暴而導致滅亡的教訓，提出了一種新的君權神授的理念，認為天和上帝不是哪一個民族所特有的，而是全體民族所共同擁有的。天命誰屬就是，就是看誰最有使人民歸順的德。所以他們大肆宣傳惟命不于常，天命靡常?！盎侍鞜o親，惟德是輔”。過去殷的先王有德，克配上帝。但后來的殷王“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而周王有德，故“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資大國殷之命”而大命文王。因此，天命歸周，周王成了天之元子。夏商之間的權力交接時，其社會制度變革矛盾激烈程度不如后來，“姒履戣被俘，被放逐到荒遠的南巢（安徽桐城）”（柏楊《中國人史綱》）。范文瀾先生也認同了王國維先生的“夏商之間的政治文物的變革，不像商周間那樣劇烈，商周間大變革，……是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保ǚ段臑憽吨袊ㄊ泛喚帯稰111）夏商兩代的變革起源是不同的，夏是廢“族選公推”而自封為“王”，商是推夏而取而代之。這證明了夏商之間的權力交接其社會政治制度變革矛盾激烈程度不如后來的事實。且中國古代的神權法是從西周開始衰落的，西周提出“以德配天”的口號，即是為取代商朝制造輿論，也是對神權法的動搖。統治者已經意識到憑神權來統治國家還是無法長治久安的，還必須有德治來輔佐。兼顧人事，重視民心向背。以理入法，走上了家族法和理論法的道路。四、神權法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一）對立法的影響1、由于以神權法作為立法的思想，夏商周的法律都打著天命的旗號，假借天意進行立法。統治階級宣稱，法律是由上天制定的，他們只是代替天來實行。所以法由天定，王代天而實行，是這一時期，立法最顯著的特征。尚書中稱，夏討伐有扈氏是在替天行刑罰?！疤煊媒私^其命，今余惟躬行天之罰……[①]2、法律的不可預知性。由于鼓吹法律是由天神制定的，與此相呼應法律都帶有神秘的色彩。其中，不公布具體的法律使法律處于秘密狀態，所帶來的神秘色彩和威懾作用是最為顯著的。在夏商周時期，法律為少數奴隸貴族所密藏和獨占的年代，法律的制定、修改、解釋及其適用，絕不允許平民染指和與聞。“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②]。3、法律的形式主要是王命。在法律具有濃郁的神秘色彩的神權法時代，王和少數貴族和神職人員是唯一能和神溝通的人。國王的命令自然就是法律。主要有誓、誥、命三種形式。誓，是國王的命令。在神權法時代，戰爭是最大最殘酷的刑罰。誓，主要用于軍事行動之前的集結。同時也是一種統治者和上天訂立的管理國家和人民具有約束力的言辭。《周禮·秋官·士師》載：“曰誓，用之于軍旅。”商湯伐夏桀，作《湯誓》曰：“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盵③]誥，是告誡的意思。主要針對國王向君臣下屬發布的命令或指示命，指君主的命令。[④]（二）對司法制度的影響1、國王是最高的法官。國王代天帝掌管天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自然也是最終的裁決者。2、神判和天罰是夏商司法審判的特點。天罰即奉天罰罪，代天行罰，國王防止權力受到挑戰。借對上帝和祖先神的崇敬，假托受其授命和保佑，鞏固自己的權威。違背王命，就是獲罪于天，必須受到懲戒。審判時假借神意判刑罰罪，這是人類社會早期普遍具有的一種習慣和審判方式，早期民族都帶有這種痕跡。中國就有“獬豸決訟”，觸不直以去之的審判方式。“神判”又多通過動物、卜卦等表現的出來，有的則用將訴訟雙方投河、伸手入油鍋等方式，由神靈的名義，以神秘的自然現象判斷誰為有過錯一方，釋放無罪者。3、證據制度（1）神明的暗示，用所謂的神獸的某種特殊的行為作為定罪的依據。如“獬豸決訟”。觸不直者，也是證據認定的過程。（2）卜辭。殷商出土的大量甲骨文資料顯示，甲骨文卜辭在商代是重要的定罪證據。通過牛骨或龜殼上火燒過的紋路，作為上天的啟示，以此來認定證據。五、中國古代的神權法與歐洲古代的神權法簡單比較(一)產生的時期不同。中國古代的神權法產生于文明早期的奴隸社會。而西方的神權法產生于文明相對成熟的中世紀的封建時代。希臘古典時期結束后西方相繼形成了馬其頓亞歷山大帝國和羅馬帝國，他們也實行專制，取締了原小國寡民的城邦制民主政治。羅馬皇帝查士丁尼在法典中把君權同神權結合起來，第一次提出君權神授的思想，宣傳皇帝直接得到“天惠”來統治人民，使君權神圣化，從而使東羅馬帝國逐漸發展成為一個神權君主國家。與此同時，以羅馬教廷為代表的基督教會更是倡導宗教高于王權、教權至上的專制統治。自查理曼帝國時期，教皇給國外加冕，西方的世俗政權開始至于神權法之下。(二)神權的定義不同。中國古代的神權法產生時，還沒有形成現代意義上的宗教，只有一些巫術，圖騰崇拜，祖先崇拜，靈魂崇拜。歐洲古代的神權法一般指利用宗教迷信統治的階級，為了取得人民的擁護，把他們的權利說成是神所授予的，把體現他們意志的法律說成是神所授予的法律。由宗教領袖直接掌握神權，實行神權政治的國家或地區，神權法就是教會法[⑤]。教會權力至高無上。具備教義，專業人員，儀式，活動和眾多的教徒。(三)產生的主要原因不同。中國古代的神權法是為了蒙蔽百姓，維護統治者長治久安的政治考慮所誕生的；西方的教會法是為了調整龐大的信教群眾群體內部矛盾而產生的，所以教會法其實是一部世俗法，它的誕生與近代的其他法律的誕生原因是完全相同的。(四)產生的影響不同。由于法律意識的不同，在古代中國以人治為本位，道德觀念管理天下。導致法律體系中民法嚴重失衡，只有發達的刑罰。因此在中國神權法帶來的是片面影響，如司法制度的儀式性，以增加其威嚴感。而在西歐，神權帶來的是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神權法對現代法律體系也產生了積極作用。歐洲從古羅馬繼承下來的法治思想，博大精深，有人曾經評價羅馬人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用武力，第二次用宗教[⑩]，第三次則是用法律（指現代大陸法系又稱羅馬法系，因為主要法律制度均來）?！币虼?，我認為神權法思想的存在至少有以下兩方面的價值：（一）定紛止爭，使社會回歸秩序。神權法思想對于定紛止爭起著重要的作用。紛爭必須得到解決，否則必然造成矛盾重重、內耗嚴重，影響生產發展和經濟建設，因此必須有一個解決紛爭的機制，維護社會秩序，而神權法思想正好能起到這一個作用。比如某人被殺了，有兩個嫌疑人，無從判斷誰是真兇，好吧，牽一頭野獸來，它咬誰誰就是真兇，或者說弄片龜殼來烤烤，如果龜殼破了，真兇也就確定了，事情到此為止。不可否認，這樣的審判會導致大量的冤屈，有違公平正義，誠如亞里士多德所言，“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必須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本身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我不能說神權法是很好很公正的法律，但在初民社會它卻能夠使社會回歸秩序，而秩序是法律的基本價值追求之一，而在夏商周統治極度不穩定時期，秩序就顯得十分重要。2，讓大家心存敬畏

神權法的思想能夠讓大家產生對于神的共同的敬畏“頭頂三尺有神明”，然后自然會三思而后行，就會有贖罪的思想，就不會做出損人利己的事情。如果沒有信仰、沒有敬畏那將是非?？植赖?。而在夏商時期，提出“君受命于天”思想，就是為了讓眾人生敬畏之意，而不敢做違法犯罪的事。當然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隨著人類對自然認識水平的提高，神權法的思想必然走向終結。在中國，西周統治者借鑒商朝滅亡的教訓，提出了“以德配天”的思想，從重神明轉為重人事，從神權法時代轉到了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親親尊尊”為核心的禮法時代。但自那以后神權法得是想在中國并未絕跡，歷朝歷代的皇帝登基，總會說出其出生時天降異象之類的話，以此證明其政權的合法性，這些也都是神權法思想的體現，也只有到最后社會不斷進步，個人的認識水平極大提高，神權法才最終退出歷史舞臺。法律是適應社會的變化而不斷發展的，神權法自然也不例外，我們應看到其存在的價值以及其滅亡的必然。參考文獻1.【美】E·博登海默著;鄧正來、姬玉武譯,《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2.王立民主編，《中國法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3.何勤華主編，《外國法制史》，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4.李富誠，《宗教的功能及其對法制的影響》，【J】資料來源/faxuejieti/zh/200311/20031118154627.htm，訪問日期2009年2月20日5.《教會法的歷史地位》，資料來源/fjnu/courseware/1216/course/_source/web/lesson/char8/j4.htm，訪問日期2009年2月20日。6.《訟卦的意義》，資料來源：/s/blog_4a4f92c9010008jd.html訪問日期2009年2月20日7.《中國法律思想史》，資料來源/archiver/tid-631789.html，訪問日期2009年2月20日8.于逸江，《夏、商、周三代神權法的嬗變》，【J】求是學刊，1997，019.李煜東，《論西方中世紀神權專職統治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