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出版史論中事實與邏輯的統一摘要：科學領域中任何一門學問都有自己的歷史觀、理論觀。編輯出版學只有確定全面而完好的歷史觀，理論研究才可以科學地確定其邏輯起點。殷商甲骨卜辭是由編輯刻契版面、復制、收藏傳播等不同的角色和程序共同參與創造的文化媒體，它在文化內容和版媒體形式上已完全屬于編輯出版活動，稱得上是中國編輯出版歷史的源頭。后來的縑帛寫版、竹木刻版、刻石出版、印紙出版與現代化的電子出版、網絡出版，同甲骨文版比擬起來，可以說都是同質異構或異質異構的版媒介文化載體。關鍵詞：編輯出版史；編輯觀；甲骨卜辭；印刷出版；電子出版；網絡出版任何一門學問，特別是作為一門現代科學或專業學科，都不能沒有自己的歷史觀。任何事物都是在歷史的時空中發生著、存在著和開展著。在科學領域，不能割斷研究對象的歷史。沒有歷史的現代正如沒有現代的歷史一樣，都是不可思議的。我們生活其中的文化世界，倒著往后看是歷史，順著向前看就是將來。“現代〞永遠如同驅車行駛在文化媒介的隧道中。透過“后視鏡〞回望媒介隧道的人口，透過前視鏡展望媒介隧道的出口，但我們無法觸摸時空隧道的起始點和終極處，只是永遠行駛在現實中，進展著科學的考慮、探究和研究。假如有了詳細的歷史觀，科學研究就可以確定其邏輯起點，根本的概念、命題的設立，對事實的判斷與推論就有了一定的理論范疇可循，易于尋找出事物演變的規律。譬如中國編輯活動與出版活動的起源問題，分期問題，編輯或出版之本質的規定性問題，根本要素與主要過程問題等，終究應該怎樣描繪?如何抽象?做出什么樣的判斷與結論?概括出多少條規律?凡此等等，是否可以以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媒介文化大繁榮為標志，即以甲骨卜辭版為標志的狩獵社會向農耕社會轉型的商代中后期形成的版文化高潮，作為編輯活動與出版活動的歷史起點呢?理清編輯出版活動的起源與開展問題，對我們建立科學的編輯出版史觀大有裨益。這是關乎整個中國出版文化歷史的問題，絕不僅僅是個“書史〞問題。馬歇爾·麥克盧漢的傳播學中闡述的媒介理論告訴我們，編輯史與出版史應該作如是觀。特別是他的?理解媒介?一書，把媒介視為人體的全部感官和神經中樞的文化延伸或智能延伸，使人與人之間可以通過媒介進展信息的傳播與承受，實現精神文化交流。如同物品交換中有了貨幣一樣，文化交流有了媒介，人類就可以在精神上共建共享通往理想天堂的巴別塔了。在媒介開展的歷史中，顯然扭結著兩條線索。一條是思想文化內容演進的線索；另一條是物質載體技術變革的線索。兩條線索如何扭結起來不斷改良文化媒介，增強傳播的力度和效果，這便是編輯學和出版學所要研究的課題。我國有人把媒介稱為“內圣外王〞的人造物，確實如此。中國最古老的文化媒介，其數量之多、質量之高，有足夠的出土文獻為證明的，要屬殷商甲骨卜辭。在?甲骨文合集?收錄的15萬多片晚商卜辭中，保存了從盤庚遷殷到帝辛敗亡273年間的占卜文獻。以龜甲獸骨為版體的卜辭文獻，是用4600多個不同的漢字符號，按照一定的句法格式、文體標準、版面編排原那么、刻契與閱讀程序，用嫻熟的灼烤與刀筆技術創制出來的，其中包含著已經初步形成的編輯創構媒介的一系列活動與復制傳播等出版活動。從禮制上講，甲骨卜辭文獻，類乎鐘鼎文物，常用于祭祀、慶典、決策宗廟與國事命運等大型禮儀活動，屬于國之文器。大多是由國王、史官和巫師等權威人物與其婦女領袖們主持和參加編制，并慎重保存起來，借以祭天敬祖、治國教民，留傳后世，作為儀法之用。形式上是作為神示鬼傳的文版而奉獻于上天、祭壇、廟堂與宮廷的，本質上那么是國王借以“號令于眾〞的文本底版。盡管這些版文獻由于物質技術條件的限制，還不可能復制很多散發于眾。但任何歷史都是現代史，一切現代文化理念都有其歷史的淵源。那么，版片數量如此之多，編構文化內容如此豐富，甲骨質量與刻契技術規格又如此之高的卜辭文體，作為殷文化的代表性標志，到底能不能視之為編輯作品與出版物呢?這是編輯學與出版學不能不予以答復的問題。甲骨文版是刻契在龜甲獸骨版上，表示一定內容意義的文字組成的版面。每一版上的假設干文字都構成一個有特定意義的版面，每一個版面的布置都經過一次精心的編輯安排。甲骨文的版面是怎樣編排的呢?龜甲文版的版面，每個龜甲都有兩個局部，即背甲和腹甲。龜甲的版式正反兩面如圖版42642。這上面是一段卜辭：“戊午卜，古，貞：般亡禍?戊午卜，古，貞：般其有禍?〞戊午這一天，一個叫“古〞的人占卜。問：般沒有禍害嗎?戊午這一天，一個叫“古〞的人占卜。問：般是不是有禍害呢?反面：國王(武丁)在觀察了占卜的兆紋后說：是一個吉利的兆象，般沒有什么禍害。從版面的安排看，左右對貞，一問無禍、一問有禍，編排得疏密有致，非常得體。有時為了防止過多的重復，甲骨卜辭也可以省略。如54803版正面，一共四次貞問，除第一次貞字之前記以“甲寅卜賓〞日期與貞人姓名外，其余三次，因與第一次日期、貞人一樣，所以均省略掉。省略，這也是一種編輯技藝。最能表現編輯創造技藝的要算39464正版了。這一版上，共刻了四條卜辭，令人感到新奇的是，這兩組四條對貞卜辭并不是兩兩左右對貞，而是左上與右下、右上與左下斜十字穿插相對。編寫者如此安排布置，平安是從版面的平衡勻稱著眼。因為這兩組對貞，都是正問“其來?〞反問“其不來?〞正問寫有前辭“戊寅卜〞，反問都將前辭“戊寅卜〞省掉了。這樣的正反對貞，成了一長一短兩條卜辭。假如采用左右對稱編刻法，那么把兩條正問之辭一塊擠到了右邊，左邊只剩兩條短辭，形成一擠一松極不勻稱的畸形版面。這里采取斜十字穿插對貞法，使一正一反形成長短搭配，兩個長短搭配互相對稱，組成了一個平衡勻稱的版面，表達了我們甲骨文編刻者創造性的編輯技藝。9035版的最下面，是問武丁的四個父輩，再上面是問及祖輩，再再上面是問侑祭大甲，那是武丁的九世先祖了。中間的大字卜辭，卜問是否祭下乙。下乙就是武丁的父親小乙，父子情深，所以這條卜辭刻得字大筆粗，像我們今天報紙上的黑體字，表示那是重點，放在整個版面的中心，非常醒目。從這個版面布置看，甲骨刻契的編輯設計，是大費了一番苦心的。但甲骨刻契非常困難，該版“翌辛酉侑祖用〞一句，“祖〞后掉了一個“辛〞字，也沒有補上。該版中間，刻有一個“祖〞字，沒有下文，孤懸在那里，顯然漏了下文。可見，甲骨卜辭版，常常是衍字不削，掉字也不加的。當時可能還沒有校勘這個環節。背甲上的刻辭也是非常講究版面藝術的。以85916版為例，其第一條卜辭字大行疏，第二、第三條，字小行緊，疏疏落落占了整個的版面，給人以疏密有致之感。而牛骨文獻的版面也是非常講究編輯技巧的，如64977、64988、60879等版。總之，甲骨卜辭是非常注意版面編排的，盡量做到字體大小相配，行款錯落有致，給人以活潑之感。應該說，這就是中國最古老的版面編輯術。甲骨版上編輯所構造的文體是“卜辭文體〞。其形制就像一篇“六股文〞。它的編輯標準是：首先，署有占卜者和制版者的名字，并記上占卜的次數，是為“署辭〞。其次，記載灼烤卜出的兆相，是為“兆辭〞。其三，說明占卜的時間地點和事體，謂之“前辭〞。其四，謂之“命辭〞，又叫“貞辭〞，記載問事的內容，通常有正反兩問，即“對貞〞。其五，謂之“占辭〞，記載由國王或巫祝對兆相和卜問之事做出預言性的判斷。最后，要待以時日，對占辭的預言性判斷做出檢驗，是為“驗辭〞。這五局部構成一篇完好的“卜辭文體〞。但在每一版上詳細刻契時，可視情況不同而有所省略，并不影響別人或他日閱讀查驗。這種由卜辭文體構成的甲骨媒體更充分地說明殷商時期的甲骨文版，已是由成熟的編輯標準和程序所構造而成的文化媒體。其編輯出版者中，有許多署名是婦女，例如婦好就是一位很有權威的編輯出版者。關于“出版〞的研究，學界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出版是刻板刷墨印紙技術創造以后出現的圖書文本的復制與行銷現象。印刷術出現以前沒有出版，也沒有文字編輯。由此導致的商品出版史觀，把中國出版的起源推定在隋唐時期，以雕版印刷的佛像和佛經為標志。但那時佛像佛經的刻印復制，并不是投入市場銷售的，而是免費布施于寺院、傳播于信徒的，屬于非買賣的宗教文化傳播現象。這種出版歷史觀與其出版的邏輯定義自相矛盾，將公元6世紀前即魏晉南北朝以前的竹簡、版牘、帛書、碑刻等大量的經、史與諸子文本都排擠在出版之外。其下限那么截至鉛活字排版或激光照排膠片印紙讀物的今天，以紙質的書、報、刊為標志。這種出版觀判斷中國的編輯出版史僅有1300多年。顯然，這是由印刷技術決定的出版歷史觀。第二種觀點認為：出版是以文字圖像符號編述某種內容意義并出示于版媒體的文化現象。由此導致的文化出版史觀，把中國出版史的淵源視為殷商時期的“版冊〞文化或“冊典〞文化，以編寫大量占卜內容的文字辭章并刻制于甲骨版片上的文獻為標志。隨著歷代編輯思想和出版技術的開展，中國的出版物，從“百家〞著書立說，到孔子編訂“六經〞，再到“史傳〞、“藝文〞，直到經、史、子、集“四庫〞圖書構造，以及現代開放的報紙、和“百科全書〞式的出版構造。乃至初露鋒芒正快速走向將來的數字出版文化，正以大量產生開展著的膠片、磁帶、光盤和數字化網絡媒介為標志，向我們昭示精神更豐富、思想更先進、媒介更多樣、技術更完美、交流更迅速的繁榮景象。為了不致引起編輯活動與出版活動哪個先哪個后的爭議，陷入“雞生蛋還是蛋生雞〞之類的邏輯怪圈，我們將編輯活動界定為對文化內容做審選編構的精神創造行為，即“文化締構〞活動，而把出版活動界定為將編輯作品以物質載體形式復制并傳播的技術消費行為，即“媒介傳播〞活動。這兩種活動，都是任何文化媒介載體所不可或缺的兩種相輔相成的創造力之來源。一面賦予其文化內容在傳播交換與流通中不斷增生、開展的精神價值，一面賦予其物質與技術的質量，似乎兼有年代、版體，可供收藏、鑒賞與研究的文物意味。編輯出版的文獻物品，確實有些類似貨幣的性質，較之一般商品具有更為普遍的深層的文化價值與學術意義。中國的出版文化，內容豐富，歷史悠久。“版〞字，在甲骨文中寫作“片〞，是龜甲殼片或牛胛骨版的象形字。有時只用片字的一撇，表示一個甲骨片側放時的形狀，一片一片編聯起來，從其側面看，那么像“冊〞的形狀。刻寫文字的竹木版片，有時也寫作“板〞。后來，在文字改良統一的過程中，人們用形聲構字法造出“版〞字。所以，漢代許慎?說文解字?謂：“版，片也，從片反聲。〞段玉裁注釋日：“凡施于宮室器用者皆日版。〞而用于書寫、刻字和教人解讀的版，古稱“牘〞，段注為“書版〞。總之，“版〞是指在其外表刻寫或勾畫文字符號，記錄和傳播思想意義(內容)并可供人解牘釋義的版片狀媒介載體。“出版〞這個概念，關鍵在“版〞字上。將文圖符號刻寫在版上，表示一定的意義內容，就是版。“出〞字，本指把版拿出來，抬出去，出示于人，或出示于眾。并無銷售賺錢的商貿之意。中國古文獻均用文人雅士的書面語，稱“刻板〞、“雕版〞、“付梓〞等，意為將文稿鐫著于版，可供印行問世。查閱?四庫全書?電子版，“出版〞二字連寫的，共有10處，根本上屬于動賓詞組，而不是一個詞。如?老學庵筆記?卷6說：“有楠木版揭粱間，甚大，上寫有李杜詩，筆亦雄勁，體雜顏柳，不知何人書墨，挺然出版上。〞是指把文字出示在版上。又如?太平廣記?卷3?甄異錄?所記：“吏日：‘命召君為主簿’，因出版置床前。〞是指把版拿出來放在床前，曉示于人的意思。這“版〞指的都是上面寫或刻有文字內容的版媒體。但凡把含有特定文化意義的文字符號刻在版上，寫在版上或印在版上，并把這“版〞抬出來，立起來，放在外面，給眾人或別人閱讀的，就叫出版。例如石碑立在“通衢要路〞給過往行人看的，或把板報之類放在室外給人看的，古文就稱之謂“出版〞。白話文中的“出版〞，作為一個詞，其意義同于古文獻中的“刻版〞、“付梓〞、“雕穎或“印行〞等，包含有雕刻、書寫、復英裝訂、發行等行為內容，當是文人雅士的書面詞語流行在民間刻書行業的俗語。也是版媒體隨著雕刻印刷技術的開展，內容所指日益豐富多樣，概念逐步泛化的結果。而這已是近代的事情。英文的publish也是17世紀之后才定義，其中主要意思是出版問世。發行營銷那么是19世紀初增加進去的“后起意義〞。泛化并不都是不好的。廣泛的、廣義的概念或定義在任何學科的學術研究中都是一種邏輯抽象方法。在思維開展的過程中，概念的普泛化與窄狹化是相輔相成的兩種思維方式，直接關系著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的開展變化。“編輯出版〞這個概念，從原初編寫或刻制某種簡單的版媒體，開展到如今對多種版媒體的審選編構及其一系列的印刷制作、經營和行銷等工作過程，其概念所指的內涵和外延是不斷演變進化的。簡單地根據某一詳細時段詳細空間中的情況來界定整個學科的普遍概念，并不是嚴肅的科學研究方法，而是一時一己的經歷認同方法。轉貼于論文聯盟.ll.一些研究出版學的同志，曾經把中國出版的歷史起點鎖定在抄寫或刻版拓印的漢唐之際，邏輯起點那么源自一個現代定義：“出版是將別人的作品，進展編輯，復制，并向公眾發行的活動。〞而且明確提出了“出版三要素〞，把編輯、印刷和發行這三個不同性質、不同程序、不同層次與不同方面的業務合成為一個“出版〞。這種“大出版小編輯〞的觀念，顯然是我國最近半個世紀以來存在的現實出版體制的反映，是出版主體玩的一條“三截鞭〞，美其名曰“編→愈發→條龍〞。這種現行的出版體制，與古代皇家最高編修機構負責編書，下邊設立書局、書館、作坊負責印刷，另以民間刻坊、書商為補充的體制不同。也與現代報紙、以編輯部或編委會為決策指導，下設假設干采訪、編輯、印制、發行部門的體制不同。在古代，編書者掌握出版權，什么書可出，什么書不可出，編什么書，怎樣編寫，都是編者決定的。編輯者是官，出版者是商，印制者是工。官管商，官管工。即使民間出版業、刻書的作坊，也往往由著名學者或退休官僚，或藏書家領銜主持，出版商也往往是有較高學銜功名的人。我國現代、報紙部門，大多是主編負責制或總編負責制，還保存著傳統的以編輯為主，兼管出版的特色。我國早期的民營出版業雖然受到了近代資本主義商業體制的影響，但傳統的官、學、商等級尊卑觀念仍相當鮮明。大的出版機構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通書店等，其主要決策管理者都是名副其實的學者、專家，他們以編書為業，兼營出版印刷，因此才博得了出版家的稱號，否那么只能被稱作“出版商〞。但是，就在這種現行的出版體制催生的“編→愈發→條龍〞觀念宣示著“現實的就是合理的〞，“存在的就是科學的〞，“實用的就是理論的〞等簡單唯實論哲學的時候，中國改革開放的浪潮，市場經濟開展的浪潮，將現存的類似列寧所說的“半封建半奧布洛摩夫式〞的出版體制沖擊得搖搖擺擺。“大出版〞壓不住陣腳，新書商要作龍頭；編輯，也不能埋首伏案，而要獨立籌劃，面對市場，甚至面向影視、網絡媒介尋求大顯身手的機遇。印刷廠什么賺錢印什么，或奮起獨立，或結合重組，也要當市場主體。各種新型的電子媒體又無情地擠壓傳統出版，名目繁多的“文化工作室〞自行籌劃，編輯書刊文本并借號出版。老的出版體制在整個的文化體制改革中即將不復存在，由此引發的“大出版〞觀念，還能合理地生存下去嗎?那么，所謂“出版三要素〞“出版一條龍〞之說還能作為實用論的花環戴在高速變革著的出版現實的頭上嗎?至少從整體上看，龍頭、龍腰、龍尾巴的位置和次序，運作方式和過程不能再按“要素〞哲學的規那么像原來那樣運行了。于是中國編輯學會原會長劉杲同志在其十多年潛心研究編輯與出版活動的根底上，提出了“編輯活動早于出版活動〞、“編輯活動大于出版活動〞的觀點，同時提出學會的學術理論研究任務是自主的理論創新。要在我國創立科學的“普通編輯學〞。理論似乎又回到它的歷史起點。甲骨文的編輯使得甲骨版成為可以傳世的文化媒介。也正是甲骨版的問世和流傳，才使得甲骨文的編輯可以展示其特有的文化密碼。而可以破解編輯密碼，參與文化創造并推動編輯不斷創新的，卻是層出不窮越來越多的讀者。這種占卜的過程就是卜問→占兆→編驗→刻契→閱讀等一系列的文化活動。可見，甲骨文時代，出版活動要素具備、程序完好地被媒介歷史記錄了下來。假如說，出版需要創造作品、編輯版面、復制印刷、發行傳播等不同的專業角色和工序共同參與活動的話，甲骨文本身就是這樣由多種專業角色連續不斷參與創造的文化成果。其間交織著出版的創造物質載體使其傳播長遠的技術線索和編輯的構建文化內容使之形成精神力量的線索。當歷史事實的大前提小前提諸要素具備時，理論的邏輯就開場推演和判斷了。甲骨文的書寫符號、卜辭文體與其版面編輯，許多人都已闡述并且成為人們的共識。但甲骨卜辭是不是當時就被復制過，復制過多少版片呢?這需要歷史提供事實證明。從技術方面推論，能刻制一個版，就能刻制第二個、第三個版。從文化需要方面判斷，甲骨文中記載的卜者即卜問事體要求預示結果的人有很多。占卜活動又是群策群力協作從事的文化交流性質的活動。對甲骨版的需要量絕不是只有一版就可滿足的。起碼，卜者、巫師、史官、國王、編制者都需要參閱、復牘、驗證和收存。最后，要把編制完成、驗牘無誤的甲骨版，送到王室那里，一面據以“號令于眾〞，一面儲存珍藏，以求“傳于后世〞。那么，如今的問題是甲骨文在歷史上終究有沒有復制備份的事實呢?僅憑從如今印行的?甲骨文合集?似乎還不敢作出判斷。查閱挖掘出土的甲骨文版實物，已不可能。畢竟是3500年前的文物了，地下深埋腐蝕與出土后的氧化風蝕，已經使檔案館、中堆積如山的甲骨文版，變成不敢觸摸、更不敢翻閱的松碎如土的骨渣了。幸而有前輩甲骨文專家董作賓、胡厚宣諸先生專門研究過甲骨文版的復制問題。他們首先將殷代制作的真正甲骨文版與現代出于商業目的偽造復制的假古董嚴格區別開來。董彥堂先生1933年發表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主要解決了甲骨文的斷代標準問題，可用于辨讀已出土的甲骨文的年代，排除后人偽造的甲骨文版重復收藏問題。這是羅振玉雪堂、王國維觀堂、郭沫假設鼎堂諸先生生前沒有解決的問題。只有彥堂先生曾在親自主持，連續10年計19次的甲骨文開掘工作中，自做實驗，研究出甲骨文復制的詳細方法和程序，總結出甲骨文版灼烤、制作與書寫、刻契文字的技巧特點，加上現代碳14技術測定等科學手段，判明了真正屬于殷商時代的甲骨文版，從而使人不斷搜集、篩癬整理、編印出珍貴的殷商?甲骨文合集?，剔除了后人偽造的“贗品〞。但這些殷商時代的真甲骨版中，有沒有后人輾轉重復收錄的版片呢?譬如，劉鶚先生的?鐵云藏龜?中收錄，后又轉賣到羅振玉手中，羅以自己所藏重又收錄了一次，結果造成同版重復的情況呢?經過多年的訪學、請教和查對內容重復的甲骨文版，發現?甲骨文集?中收錄的沒有版體一樣的甲骨片。事實的真相是所有文字重復的甲骨文版，僅僅是卜辭內容一樣，但版面的大小形制，刻契文的版面編排款式、字體大小甚至刻字風格等，并不一樣。蓋因當時手工消費時代條件限制，所用龜背甲、龜腹甲、牛肩胛的骨片，皆天然甲骨之加工物品，各片天然格局不可能完全一樣。所以胡厚宣先生稱之為“同文卜辭〞，即文字內容一樣而版面形制不同的卜辭。這種卜辭有多少呢?1947年由國立中央研究院編輯，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的?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九本中，胡厚宣先生發表了長篇論文?卜辭同文例?。詳細考證了11種98例同文卜辭，并附圖273幀，皆為當時復制刻契的甲骨文版，類似于后來的手抄文本或復印文本。“卜辭同文〞現象起源于殷人“一事多卜〞的歷史理論。卜者問事常常不是一問即答，就能了結其事的。卜者先要在其“前辭〞中，報出占卜的時間、地點與姓名。次在“命辭〞中發出命題，提出所問事情的內容。三由示兆者在“兆辭〞中對卜兆的次數和兆相做出記錄。四要有占者在“占辭〞中對兆相做出判斷。五需在一定時間內作出檢驗，并刻出驗辭。最后，由主持者根據扮演幾方角色的契約在甲骨版上刻出簡明“署辭〞，完成整個卜辭文體的編制程序。一個完好的占卜過程，有時因為“一事多卜〞，其辭可省略某項，刻于“同一甲骨〞。但大多數情況是如胡厚宣先生所說“一事多卜之例，又有在不同之甲骨上為之者。那么同一卜辭，常刻于每一甲骨，如今所謂卜辭同文之例也。卜辭中此例甚多，而常為諸家所忽略。余常結合所有能見之卜辭而悉索之。兩版或兩版以上之甲骨，有一辭一樣者，有二辭一樣者，有三辭一樣者，有四辭一樣者，有五辭一樣者，有六辭一樣者，有八辭一樣者，有多辭一樣者。有辭同卜序亦同者，有同文異史者，有同文而為一事之反正兩面者。〞例如其五辭一樣者648213、648314、648415、648516、648617版。后面四版和6482版相比，無論是卜辭內容、版面設計、龜版大孝鉆鑿方位都完全一致，只是在個別前辭上有省略與否之不同。它們的貞人是同一個，所問的事項是同一個問題，只是在兆序上有所不同。一般的兆序，都是以一、二、三、四……依次序兆，那是在占卜時先在龜甲或牛骨的反面施以鉆鑿，挖出一個坑來，然后在其中灼兆。灼兆的正面，刻上兆序，每兆一數，為一、二、三、四……。然而以上的五版卜辭卻不同，它在6482版上每個灼兆的位置上，統序為“一〞，6483版統序為“二〞，以下依次為“三〞、“四〞、“五〞。這一、二、三、四、五，表示著版次的先后。說明以上五版，是當時人一次占卜、一次刻就，這是一套卜甲，放在一摞，就像如今書冊里的一至五頁一樣。再看下面幾版卜辭：甲午卜，征，貞：東土受年?甲午卜，征，貞：東土不其受年?(973518)甲午卜，亙，貞：南土受年?甲午卜，亙，貞：南土不其受年?(973819)甲午卜，韋，貞：西土受年?甲午卜，韋，貞：[西]土不其受年?(974320)甲午卜，貯，貞：北土受年?甲午卜，貯，貞：北土不其受年?(974521)以上四版卜辭，同樣是從內容到形式、龜版大孝鉆鑿方位，甚至字體大孝書法風格都完全一致。刻工的刀法細軟流暢，出自一人之手；卜人為征、亙、韋、貯，屬于武丁早、中期的賓組及其附屬；而所卜問，各為東、南、西、北四土能否受年——獲得豐收。占卜的日期，統一為“甲午〞日。這是一次有意安排的占卜比賽：于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召集四個不同的卜人，分頭卜問東、南、西、北四方之土(土即“社〞，為一方團體，共祀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