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論·論文》

曹丕《典論·論文》

曹丕曹丕《典論·論文》-共23張課件《典論·論文》主旨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曹丕《典論·論文》極其受人注目。魯迅先生因而認為：“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不容否認，建安時期“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文學創作表現出與前代經學束縛下很不一樣的風貌，但是創作與理論并非可以劃等號，尤其當一些理論只是準文學理論時，更是如此；《典論·論文》主旨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曹丕《典論·論文就文學理論批評而言，《典論·論文》確實提供了許多新內容，比如揚雄《法言·吾子》講“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是在“則”的前提下，肯定詩賦之“麗”的美學追求。而曹丕直言“詩賦欲麗”，通脫得無以復加，把詩賦文體的審美和娛樂功能特征推到極致，似乎完全置道德教化等實用功能于不顧了；《世說新語·巧藝》第l條注引曹丕《典論》曹丕自述說：“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棋略盡其妙，少時嘗為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本臀膶W理論批評而言，《典論·論文》確實提供了許多新內容，比如兩漢記述經學家人格，經常贊揚其少不好“戲弄”，曹丕卻不然，對于文藝之事，曹丕有意夸張自己的癡迷，將它們從政治、道德以及功用中抽離出來，其實正是希望士人沉湎于此類事物，忘記政治紛爭與道德準則。陳寅恪《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鐘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后》說：“東漢中晚之世，其統治階級可分為兩類人群。一為內廷之閹宦。一為外廷之士大夫。閹宦之出身大抵為非儒家之寒族，所謂‘乞匄攜養’之類。（《三國志·魏志》陸《袁紹傳》裴注引《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中斥曹嵩語。）兩漢記述經學家人格，經常贊揚其少不好“戲弄”，曹丕卻不然，對其詳未易考見，暫不置論。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則大抵為地方豪族，或間以小族。然絕大多數則為儒家之信徒也。職是之故，其為學也，則從師受經，或游學京師，受業于太學之博士。其為人也，則以孝友禮法見稱于宗族鄉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師公卿加以征辟，終致通顯。故其學為儒家之學，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標準，即仁孝廉讓等是?！粍t當東漢之季，其士大夫宗經義，而閹宦則尚文辭。士大夫貴仁孝，而閹宦則重智術?！保ā督鹈黟^叢稿初編》）其見解十分精辟，對于曹操發布舉賢令以及曹丕倡言“詩賦欲麗”，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足證這些舉措和主張，無非是其政治伎倆。其詳未易考見，暫不置論。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則大抵為地方豪族研究者或被迷惑，所以才往往將曹丕理解為“為藝術而藝術”的代表。建安時期血雨腥風，很難設想，曹丕會作一篇與現實政治完全無關而純論文學的文章，退而論之，即使要論文，其潛意識流露的也還是政治的謀略，這似乎更符合實情，對《典論·論文》也應作如是觀，這才是對曹丕其人之“知人論世”。而曹植最終失去曹操的寵愛，似乎也不在于他酗酒犯規，主要緣于曹植的政治立場有時偏于士大夫一邊，《魏志·陳思王傳》裴注引《文士傳》，曹植的親信丁廙對曹操稱贊曹植“天性仁孝”，相對曹操與曹丕，曹植的儒家色彩比較濃郁；研究者或被迷惑，所以才往往將曹丕理解為“為藝術而藝術”的代表曹植《與楊德祖書》說：“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跡于大魏；足下高視于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于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以掩之。”他對七子歸魏前所用動詞，均賦予個體昂揚獨立的意識，而“吾王”之“該之”、“掩之”，顯然含有約束規范甚至扭曲的意味了，曹氏并非出于尊重文才的緣故將此輩召至麾下，而是曹魏控制思想輿論的一種政治舉措。曹植《與楊德祖書》說：“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從《曹植集》殘存的《送應氏二首》、《贈王粲》、《贈徐干》、《贈丁廙王粲》等來看，七子們歸魏后心情并不舒暢，曹植十分同情并加以寬慰，則與“吾王”將此輩僅待之以文學侍從的初衷相背離，并且與“內廷閹宦”的“尚文辭”、“重智術”相背離。曹植在政治上被曹操遺棄，也是必然的結局。從《曹植集》殘存的《送應氏二首》、《贈王粲》、《贈徐干》、《曹丕談論文之“四科”，僅著眼于文體風格，尤其是談論詩賦，只強調“麗”，與前之論詩、賦，講美刺，講諷諫，便大有不同，但是這種不同，并非是文學的“自覺”，而是政治上的居心，他避諱談論道德教化，這與曹操的“舉賢勿拘品行”，作為政治策略是一脈相承的。陳寅恪上文還指出，曹魏要達到其篡漢目的，“則必先摧破其勁敵士大夫階級精神上之堡壘，即漢代傳統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保ā督鹈黟^叢稿初編》）《典論·論文》作于建安末年，是在曹魏代漢的前夜，這一轉折雖是大勢之所趨，然而必定會引起天下人心的劇烈震蕩，特別是受儒家經學浸淫至深的士人，他們會起而抵制?！兜湔摗ふ撐摹分髦季褪且暨@種抵抗情緒，摧毀士人的“精神堡壘”。曹丕談論文之“四科”，僅著眼于文體風格，尤其是談論詩賦，只強荀彧和曹氏父子關系極為密切，《魏志·荀彧傳》注引《彧別傳》，說荀彧為尚書令，曾進言于太祖說：“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并時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于戎旅之間，世祖有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之事，君子無終身之間違仁。今公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國難方弭，六禮具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于當時，揚名于后世，豈不盛哉！若須武事畢而后制作，以稽治化，于事未敏。”這里荀彧只將曹操定位為“姬旦宰周”，“姬旦”是一防遏曹操得寸進尺野心之符號，曹操不能于“姬旦”，所以在立德立功之外，其立言是指重振劉漢之儒家學術和禮儀規范，令亂臣賊子不敢肆無忌憚，進而挽劉漢江山于既倒。荀彧和曹氏父子關系極為密切，《魏志·荀彧傳》注引《彧別傳》，《世說新語·方正》第3條：“魏文帝受禪，陳群有戚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群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圣化，猶義形于色?！标惾菏擒鲝呐?，他也是迫于壓力，不得不接受禪代的現實；七子之一王粲《公讌詩》：“克符周公業，弈世不可追?！逼咦觽円矡o意勸進，實在有些陽助陰擠的意思。這與曹操在“武事”割據當中，以消滅經學影響，企圖身登九五的初衷，可謂捍格不入。故而，荀彧與曹操相處，最后不得善終?？梢钥闯?，在曹操思想意識中，立德附庸于立功，強權是亂世唯一的真理，荀彧們或不明世故，或挺身挑戰，均“逆我者亡”。曹丕政治也十分峻切，《世說新語·言語》第10條載劉楨指責曹丕“綱目不疏”，曹丕推行禁錮統治，也可以看出他對士人防備森嚴。《世說新語·方正》第3條：“魏文帝受禪，陳群有戚容。帝問曰：戰國以至秦漢的朝廷政治中，帝王獨裁與臣民百姓反對獨裁的斗爭，始終呈拉鋸狀態，這是王權政治的重要特征。非常典型的，如西漢惠帝時，《史記·曹相國世家》中曹參說：“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這是臣下得勢時要把天子束之高閣；反過來，《魏志·和洽傳》載曹操《與和洽辯毛玠謗毀令》說：“昔蕭、曹與高祖并起微賤，致功立勛，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后世?！辈懿贅O其自負地以為天下不可“無孤”，他所要求臣道者，唯在“恭順”。戰國以至秦漢的朝廷政治中，帝王獨裁與臣民百姓反對獨裁的斗爭，在曹氏陣營里，士人建功立業的激情很難自上而下地加以抑制，王粲《從軍詩五首》之四曰：“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從軍詩》殘篇說：“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疾?！标惲铡对姟吩唬骸膀G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收念還寢房，慷慨詠墳經，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但士人們成就功名的激情容易表現為與篡漢者離心離德，甚至勢不兩立，這會使曹氏重蹈王莽的覆轍。要“天下歸心”，不妨軟硬兼施，一味強行壓制，難以使人心服，于是，曹丕就要疏導這種士人激情。在曹氏陣營里，士人建功立業的激情很難自上而下地加以抑制，王粲徐干《中論·夭壽》說：“故司空潁川荀爽言之，以為古人有言，死而不朽，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身歿矣，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兵燹之世，立言之生命力最為脆弱。士人最向往的是“立功”，退而求其次才是“立言”，而“立德”則是十分遙遠的事情?！段褐尽ざ潘鳌纷⒁蹼[《晉書》載晉朝杜預曰：“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边@是對魏晉士人普遍心理的概括。如此人生價值觀，上承黨錮之余波，容易激起波濤洶涌，一旦形成舉世反曹的局面，陷于孤立，于曹丕而言是十分危險的。徐干《中論·夭壽》說：“故司空潁川荀爽言之，以為古人有言，死《典論·論文》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边@番話是曹丕對士人們的誘導，不妨理解為：文章之外，從現實情形來看，士人若置身于政治漩渦中，豈但追逐榮樂而不得，且會惹禍上身死于非命?！澳陦邸?、“榮樂”有其恒常之數，士人崛起于亂世，雖有其高尚的政治理念，同時也意在攫取身值亂世之“要路津”，最為實際的是，立功可以有助于個體、家族甚至宗族免遭亂世凍餒之患。但以進取謀利祿，隱患無窮，想大享榮樂而延年益壽，最后連老死戶牖也做不到，這樣為博取“年壽”、“榮樂”而下賭注，與安于“文章”之人生相比，得不償失。《典論·論文》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立功”為強權如我者所專，而士人只能僅止于“立言”，才是唯一的既全命避禍、又留名后世的生存方式。《魏志·文帝紀》裴注引《魏書》載曹丕《與王郎書》自稱：“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余篇?！边@里就“三不朽”而言，恰恰省去了“立功”這一具有現實性的內容，可以與上述《典論·論文》相印證，蓋立言只是為了留名后世，而立功卻會影響到現實，要在實際政治中發揮作用；“立功”為強權如我者所專，而士人只能僅止于“立言”，才是唯一裴注又引胡沖《吳歷》：“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薄段褐尽份d明帝太和四年，“以文帝《典論》刻石立于廟門之外”及太學。這說明《典論》之中蘊涵著豐富的政治寓意，而非僅僅是文人雅趣。而肯定投身文章者的人生價值，曹丕贊譽七子們“雖張、蔡不過也”、“揚、班儔也”，一則察揚雄《法言》、《反離騷》和班固《離騷序》，均否定屈原激烈干預政治“露才揚己”的處世風格，力戒無退路地投身于政治斗爭，主張與政治保持若即若離的關系，如《法言·吾子》說：“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意指屈原實屬不智；讀張衡《歸田賦》和蔡邕《釋悔》，結合其行藏出處來看，頗有莊老隱逸色彩；裴注又引胡沖《吳歷》：“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二則由揚雄開創的東漢士人精神道統，雖不失其社會批判的品格，但與王權政統有分離傾向，其人生價值觀，講“明哲保身”，重視以著述超越時空局限，追求垂名后世。這于形成東漢晚期王逸《楚辭章句序》所謂朝臣“婉娩以順上，逡巡以避禍”士風，有直接的關系，黨錮中有社會責任感的士人奮起一搏，就是對此種消極士風的反撥。而黨錮中人競以天下為己任，假使推波助瀾，至建安末年仍然未曾消歇，則完全可能沖決曹丕的圖謀。漢室之忠臣，是最難對付的，此輩人物不惜以身殉漢，有時令曹氏也難攖其鋒，因為大開殺戒，會擔負起殺戮名士的惡名，從而失去人心。二則由揚雄開創的東漢士人精神道統，雖不失其社會批判的品格，但因此以準帝王的身份，曹丕努力要把士風納入到揚、班之士人精神道統中去，士人不是通過“殺身以成仁”方式，而是以學術文化建樹來務求垂名不朽，士人與己相安于今世，自己偷梁換柱等勾當，士人盡可視而不見，統治者可以避開士人當下之鋒芒，與承黨錮之流風余韻者之執著于是非原則不同，這可以減少政治風險，卻不意鼓勵了王逸所指責的那種“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的獨善思想，而這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士人精神狀態。曹丕明確指出，士人最佳處世方式是像古之作者那樣“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如揚雄那般“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盧照鄰《長安古意》），于士人非但可以全身遠禍，而且還可以“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真何樂而不為也！因此以準帝王的身份，曹丕努力要把士風納入到揚、班之士人精神道在其《與吳質書》中，曹丕批評“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文人總是要惹麻煩，這是個性使然，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