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從革命到后革命有關革命敘事的一種敘事摘要從革命到后革命，是一種語境的變化過程，革命敘事開場遭遇正典化和笑謔化的解構命運。其中，所謂后革命的“后，一方面說明詳細的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革命已成為歷史，另一方面說明以革命敘事傳達的觀念來處理當下政治經濟文化問題的方法，也正在成為歷史。但歷史和現實之間的一種交換關系，卻使人們對革命及其敘事不斷地有新的發現和新的闡釋。正是在這樣的認識論前提下，決定了我們將其起承轉折的命運進展一番描繪的必要，其中包含理解釋從革命到后革命轉換的動機，所以，其本身也是一種敘事。關鍵詞革命敘事后革命敘事命名/分類凈化混亂后革命語境的形成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其所謂的“后，一方面

2、說明詳細的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革命已成為歷史，另一方面，以革命敘事傳達的觀念來處理當下政治經濟文化問題的方法，也正在成為歷史。假如任由這些歷史成為博物館的陳列物，它的意義就不再生長，我們自然也沒有心情去掃除累積其上的塵埃，但歷史和現實之間的一種交換關系，卻使人們對它不斷地有新的發現和新的闡釋。正是這種對待革命及其敘事的正典化或笑謔化的態度，決定了我們將它的起承轉折的命運進展一番描繪的必要，而勿庸置疑的是，這番描繪因為包含理解釋從革命到后革命轉換的動機，所以，其本身也是一種敘事。一故事講述到這里，你也許不由自主地笑出了聲。但你并不把這些笑謔性的材料僅僅看成了小說中才有的，實際上在當前的經濟活

3、動中，這早讓人見怪不怪了。?南方都市報?曾報道順德有家名曰“人民公社食堂的飯店，專賣一種“憶苦思甜的飯。報上還專門配發了照片，飯廳正中掛著毛主席的巨幅頭像，墻壁上貼滿毛主席語錄，紅色娘子軍打扮的女效勞員那么一律佩戴毛主席像章2。而在上海一家藝術中心所舉辦的紅色藝術展上，一個外國佬竟然渾身戰爭年代的解放軍打扮，還憨態可掬地把毛主席像章掛在了胸前。但假如像這樣把領章或者像章所象征的革命及其敘事傳統給予轉借與調侃的構思無論是桃園老板的還是小說作者的，也或者是順德那家飯店老板以及上海那家藝術中心的產生在所謂極左思潮盛行的歷史時空中，該會有什么樣的后果？這或許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即使僅僅被當作反革命材料以

4、供批判。革命之所以能被當作調侃的對象，是因為它已不再處于國家言論嚴格規約的核心地帶，但還沒有退出民間的集體記憶。只有排除了前者，才有調侃的自由，只有具備了后者，才有調侃的市常尤其對于后者而言，革命及其敘事只是一份懷舊的材料。即使它曾給一些人帶來過被夸飾為刻骨銘心的創傷，如今舊事重提卻也缺乏以造成撕裂傷口的劇痛，而其也并不再把它當作控訴與泄憤的對象；即使它曾給一些人帶來過被吹噓為千古流芳的榮耀，如今朝花夕拾卻也缺乏以滋生戀戀不舍的沉迷，而其也并不再把它當作感懷追思的由頭。革命及其敘事確實還存活在個人的記憶里，與其前世今生有著幾多想當然的聯絡，但其中的情感性因素卻被淘洗掉了，自己的故事成了可供大家

5、閱讀與分享的集體故事，而無數這樣的個人互相影響與合作的結果，就形成了現如今的集體記憶。在這種集體記憶里，革命及其敘事已被剝離了最初的神圣而成為可以任意調侃和戲說的對象，它并非引領我們從傳統走向現代、從失敗走向成功、從落后走向興旺、從階級壓迫的半封建半資本主義走向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并最終實現平等、自由和富足的共產主義等社會藍圖的火炬，而是成了所謂毀壞傳統、迷戀暴力和睚眥必報的撒旦主義式的原罪。這顯然不是隨著時間流逝而自然形成的，而是1980年代以來政治言論與思想文化界所推進的解構革命的敘事所發生作用的結果。敘事與人們力求解釋和把握自然與社會開展過程的沖動親密相關。有許多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對這

6、沖動的來龍去脈做過大量研究，盡管研究本身也在其規約之下。但不管怎么樣，人類為此而創造和推演了大量的名詞/概念，給這個世界做好了命名/分類的工作，而敘事就是借助這些命名/分類，利用一系列假定和推理，企圖證明某一事件較之另外事件更具可能性，從而將人們設定在一個井然有序的世界里。與一個非本質的隨機世界相比，在這里人們知道如何計算事件的或然性，知道如何增加或者減少這種或然性，結果某些歷史場景的連接以及某些行動的效力就被當作了不變的常數。然而既然命名/分類本質上屬于一種包容和排擠并舉的行為，只有將世界一分為二，以其他實體的被遺棄為代價，才能形成所謂的某一特定的類別，并在此根底上通過敘事的刪削和剔除功能而

7、建構一種秩序。所以敘事從來都是一種暴力行動，而它的能否得到成功地貫徹，需要一定的強迫作后盾。尤其當敘事對于確立和穩固某一政治或政權的合法性具有突出的效力時，該敘事所進展的包容或排擠的工作就特別地純粹，其中強迫的力量也會非常強大，使受到排擠的局部至少在話語上難以獲得還擊的時機。而1949年以后占主流的革命敘事，所承當的就是這種為新生的無產階級專政確立和穩固合法性的功能。新中國這一命名的產生，一方面用以標榜漫長的革命歷程終于有了驕人的功績，結果正如黃子平所指出的那樣，任何對于革命的言說都在這種規約之下，面臨著把革命的起源、性質、承諾以及方向正典化，把革命的歷程、曲折、傳奇以及故事神話化的榮耀任務3

8、。毛澤東對革命的經典講解，即“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4在這辭舊迎新的敘事之中，就成為辭別黑暗走向光明的根源所在。另一方面，這種斷裂歷史的命名方式也造成了革命與反革命二元對立的敘事形式，在這種敘事形式下，現代與傳統、進步與落后、人民與敵人、新中國與舊社會、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被分別納入革命與反革命的劃分之中。在過去和如今之間搭建一座意義的橋梁，從來就是敘事所必須承當的任務之一，而在這二元對立邏輯下展開的革命敘事所搭建的橋梁就是唯有革命才能把古老的中華帝國從蒙昧黑暗的歷史中挽救出來。當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被納入到這革命敘事的盛宴之中的時候，無論歷史和現實都被重構了，舊社

9、會不再是一種客觀的存在，而只是我們建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他者，也就是說，舊中國成了與新中國對立的一面，落魄的一面，被壓制和被放逐的一面，革命因此也就不僅不再具有對歷史進程的破壞和中斷的意義，相反卻被賦予了積極推動社會開展的常態內容。二然而任何敘事都無法到達一勞永逸的目的，因為首先作為其前提的命名/分類活動所需的暴力并非總是超過人為不一致的程度，這使得有的事物找不到自己的歸類，有的事物卻在多種類別間自由出入，而有的事物那么不愿意歸入被指定的類別之中。要解決這種命名/分類所產生的矛盾性，正如齊格蒙特鮑曼所指出的那樣，卻只能通過更加準確的命名以及更加準確的分類來進展，也就是說只能通過這種對世界的別離性

10、和明晰性提出更加嚴格的要求并因此產生更多矛盾時機的活動來進展5。這種矛盾解決方式決定了任何敘事都只能在并不牢靠的根底上展開，因此建構秩序的努力無時無刻不面臨著被解構掉的危險。中國1949以后的革命敘事，也同樣持續不斷地作了大量對革命與反革命進展命名/分類的工作。“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問題時革命的首要問題。這是毛澤東于1925年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一文的開篇語，而在文章的結尾他寫道：“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以及附屬于他們的一局部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指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

11、產階級，其右翼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6這里毛澤東用以區分敵友的標準是效勞于國民革命陣線的，但他這種優先考慮革命的民族國家目的而把社會各階級的利益與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利益相區分的表述，在1949年以后得到更為有力的延續。例如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所作的的閉幕詞中，毛再次強調：“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7把階級革命與民族國家相聯絡的態度，使得毛澤東主導的革命敘事表現出強烈的啟蒙現代性規劃的特征。當馬克思確立階級這個概念時，是把無產階級定

12、位為世界性的革命力量的，所以階級革命在理論上應與建立民族國家的主題構成內在的矛盾。然而毛澤東卻把兩個互相矛盾的主題統一起來，把無產階級革命與建立新的民族國家的使命劃歸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名目下。啟蒙現代性關于民族國家的闡述與馬克思主義關于共產主義大同世界的想象，就這樣共同成為革命合法性的證明。但當進一步強化建構新的社會秩序時，卻以階級斗爭為主導，把革命的階級定義在民族國家的指導地位，相應地，反革命的階級就成了民族國家安康肌體上必須去除的毒瘤。所以革命敘事具有對這些不可同化之物加以否認的義務，盡管在不同歷史時期被劃歸到這個類別中的東西并不一致，有時候這種不一致甚至到了引起混亂的地步。混亂是對區分的

13、對抗。但對混亂的恐懼也導致了對區分的癡迷。革命敘事正是在對異己成分的不斷刻畫中獲得了怪異的推動力。當代文藝標準從確立到解體，正是這層辨證關系的充分表達。通過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通過對?我們夫婦之間?等小說的批判、通過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也通過對胡風集團、丁陳集團以及百花時代秦兆陽等人的現實主義理論的批判，文藝界根本確立了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指導的標準。但對于什么樣的題材具有革命的優先性，什么樣的題材是革命的禁區，卻不得不隨形勢的變化不斷調整。作為革命敘事重要組成局部，所謂“三紅一創，青山保林等知名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也與這一標準確實立過程相迎合，因此不斷刪削著英

14、雄人物身上的庸常化成分并給予無節制地夸大和拔高，直至演變成了樣板戲舞臺上高大威武、大公無私、英勇善戰和不怕犧牲光明集合體。當然，這個過程并非一帆風順。總有一些作品溢出革命敘事的邊界。比方路翎的?洼地上的戰役?、茹志鵑的?百合花?以及宗璞的?紅豆?等，它們試圖表現英雄人物性格中的復雜性因素的努力，在所謂人性論的視野里是難能可貴的，然而在革命的語法里，卻可能模糊了革命與反革命之間黑白清楚的界限。?青春之歌?這部以1930年代日本侵華過程中發生的“九一八事變和“一二九運動為背景，以女青年知識分子林道靜在中國共產黨培養下逐漸成長的歷程為主線的小說，假如按當時革命敘事法那么來看，其對盧嘉川與林道靜之間愛

15、情的描寫，難免會有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嫌疑。事實上，就有讀者將這意見反映到了?文藝報?上，認為“這些羅曼蒂克的描寫，既“有損于人物形象的完好，又“給革命斗爭的主題蒙上了一層粉紅色的薄紗。8有關林道靜的革命要求，也有人指出：“實際上林道靜身上只有地主階級的女兒的血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血液，在這種血液里，根本沒有什么革命的本性，特別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本性。9這兩種批評如今往往被隨意地指責為機械論和階級本質論，然而歷史地看，恰恰正是這樣的論點反映出了革命敘事進一步純化革命者形象的要求。正是出于對這些批評的認同，楊沫在?青春之歌?再版時，增加了林道靜在農村的七章和回北大參加學生運動的三章內容，前七章把林道

16、靜安排在深澤縣一個地主宋貴堂家中當家庭老師，為她創造了接觸長工的時機以彌補缺乏工農相結合背景的缺乏，后三章是入黨后的林道靜以成熟的黨內學生指導者的身份參與了“一二九運動。假如對這次修改以所謂文學性的上下而進展褒貶，無論其細讀功夫多么到位，卻也無法觸摸到問題的本質，而要說這是“作者受到某種思潮的壓力，順應那種政治上是左傾，思想方法上是教條主義唯心主義的文藝批評，運用政治概念，根據某些并非正確的原那么，隨心所欲地臆造人物性格和杜撰歷史10的結果，也充其量是一種歷史的后見之明，并且其對唯心主義文藝批評的批評也并非沒有運用政治概念，至于其所根據的原那么，也未必就一定是正確的。相較于此，李楊的“將作品放

17、在特定的敘事情景中加以把握的評論倒是有幾分可取之處：敘事在這里應當被看作通過一個人的成長象征整個國家本質的生成過程，所以無論讀者還是作者都有理由要求作品盡可能地全面豐富；而通過小說寫出歷史邏輯，這是啟蒙現代性的產物，也是革命浪漫主義的要求，卻并非作家個人的選擇，所以楊沫有關農村的描寫盡管不夠自然，但卻不能說杜撰歷史，非杜撰的歷史其實根本就不存在的；楊沫的敘事中憑空添加了幾位農民形象，好似空穴來風，但當年的知識分子為確認自己的本質，就是通過設定農民和無產階級這些概念來完成的，而不在中國社會劃定出這些概念來，知識分子就無法完成自我超越，也就無法找到國家的本質。11李楊這里所謂國家本質，其實正是革命

18、敘事所竭力證明的無產階級專政政權所來有自的根本。正如我們在前面所指出的那樣，革命敘事首先通過階級概念的借用，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整合進可以理解的文本中，隨后在舊社會和新中國這兩個文本之間建立一個有等級的鏡像關系，而實現從舊中國這個文本過渡到新中國的唯一可以選擇的方式，就是中國共產黨指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然而，李楊把楊沫對作品進一步修訂的動力歸結到更全面豐富地反映國家本質生成上，卻并不準確的，因為至少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對革命與反革命更進一步區分的要求。這種純化革命隊伍的要求最初當然是為了減少混亂的目的，但最終卻開展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區分過度，導致高大全的革命英雄只能存在于大同世界的想象中，而在

19、現實生活中，它只是一個不含任何元素的空集。所有人都站在它的圈子之外，但卻又不愿作為反革命分子而被劃分到它的對立面。革命敘事自然也就在這不斷的強化過程中無可奈何地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三解構沖動首先來自于革命的內部。當然，這個內部指的是曾經被劃分到革命陣營而隨后又被去除或者壓制的局部。革命敘事經歷了一個不斷進展命名/區分的歷程，追求純潔化是它在不斷的秩序建構活動中的力量源泉。共產主義想象魔力般地喚起了在那一空間中暢游的幻象，而在這種幻象中，臨時站點的未能成其所是，那么成了不可救贖的原罪。所以唯有背離原點的不斷行進，從而把心懷不滿的當下狀況理順并納入到歷史的時間線索，才能擺脫焦躁不安的景況。然而革

20、命者的步伐并不一致，不同的利益訴求，使得革命的指導者與各式各樣的同盟者的關系始終處于分流變化之中。何況前行的路只是革命者的決心標示出來的，所以路上除了一行行深淺不一的足跡外，總還會留下厚厚的棄物。當毛澤東所表述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越來越多地跨越民族國家的目的而向純粹的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靠攏時，原來的革命隊伍的同路人，如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以及與之相關的知識分子等，自然也就成了革命敘事的棄物。然而一旦這些棄物獲得了自我言說的權利，革命敘事所作的二元對立區分受質疑的命運就在所難免了。革命敘事總是從革命意識形態的信仰者的視角，把革命的起源、性質和目的納入到一個宏大的歷史規律之中，其中的革命英雄

21、，都把自身與所屬的時代關聯起來，并將自己的活動理解為通達某一終極目的的途徑。此時的無論傷痕還是反思小說，除聲淚俱下地控訴文革罪惡和揭露其中的人性苦難之外，卻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并不疑心革命敘事的根本邏輯的。革命的遠大前景仍然被當作空頭支票任意地揮霍著。但那些曾自以為最有資格革命的人，如今卻與各種政治暴行發生如此這般的聯絡，所以除了被歸結到革命的對立面之外已經別無選擇，而新的敘事者那么在控訴與反思中獲得了革命的身份認同。轉貼于論文聯盟.ll.任何時候，二元對立都是一種權利參與的演練，而革命身份的重新定義只證明了一種政治鑒別權的轉移。?內奸?這篇小說之所以在新時期的文學中受到肯定，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

22、對解放后歷次政治運動打壓革命同路人做法的反思，而這種反思把此前不斷強調區分的革命敘事定性為極左道路的影響，恰恰順應了新的意識形態要求。小說按時間的順序分別講述理解放前后兩個階段的故事。解放前，小說的主人公田玉堂作為一個普通的小商人在看到家有萬貫的大地主少爺嚴赤變賣全部家產參加共產黨后，就不再像躲避土匪和日軍那樣躲避新四軍了。他還主動與之交善，不僅為他們提供了許多藥品，而且牽掛他們的生死安危。例如當1942年日軍圍剿新四軍的時候，他受黃司令員委托成功掩護了即將臨產的嚴赤的妻子楊曙并使母子二人平安無恙。解放后，他作為有功民主人士而當上縣蚊香廠的廠長，但文革開場后卻在一片砸爛聲中成了牛鬼蛇神。“什么

23、掛牌子，高帽子，陰陽頭，噴氣式之類，倒也平平，無啥可說，但當有人誣告黃司令和嚴赤夫婦為內奸并要他作偽證時，他本著良心實話實說而招來一頓毒打。他于是憤慨地對拷打他的造反派說：“今后打起仗來，還有誰會掩護你們工作同志呢？12這是一個將自己引為革命同路人的所謂小資產階級的發問。在田玉堂看來，這種對待革命同路人的做法傷害了他與革命者間的合作關系。他作為一個商人，盡管不曾出于信仰而參加共產黨，但因為對這個組織的好感而參與了共產黨人的事業，也盡管從共產黨的奮斗目的上來說，他并沒有得到什么終極的承諾，但因為好心有好報的想法，他覺得自己有理由分享革命成功的果實。然而隨著革命區分的進一步純化，他以及那個曾變賣家

24、產參加共產黨的地主少爺，卻被劃分到革命陣營之外。所以他開場疑心甚至懊悔自己當初的作為。但假設以小說的全知全能視角來看，這種小說人物的疑心與懊悔卻并不代表敘事者以及小說作者對待革命歷史的態度，因為這篇小說所講述的仍然一個革命干部在文革中被誣為內奸終而昭雪平反的故事，在這里革命的價值目的仍然得到有限度的肯定，而它的特異之處在于把一個革命同路人作為了敘事的主角。這說明原來那種對于革命陣營的嚴格劃分已經松動，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背叛了自己階級出身而參加共產黨的人重新成為革命者，相反只有那些執著于激進劃分的人，如今在極左政治的名目下成為革命的棄物。一旦革命的陣營發生變化，革命的目的自然也隨之得到修正

25、，過去因膨脹的共產主義想象而受到壓抑的現代民族國家信念因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里的同路人的回歸而重新成為誘人的前景。這個前景用新的國家意識形態的表述來說，就是“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性階級斗爭根本完畢，“全黨工作的重點應該從一九七九年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立上來，13改革開放逐漸替代階級斗爭而成為新的時代主題詞。然而，這一時期的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畢竟與此前的革命敘事共享了太多的遺產，革命從根本說仍然是政治合法性的由來。所以一旦完成被許紀霖稱作“馬克思主義內部的一場路德式的新教革命而到達“為辭別烏托邦傳統和轉向世俗化社會主義提供理論上的合法性的目的后，梁啟超所謂的“以復古為解放就成為世俗化社會主義道路

26、所必然采用的方式14。然而吊詭的是，在批判革命敘事中重新獲得話語自信的知識分子這時候卻以繼承啟蒙現代性的歷史遺產為己任，不再滿足于訴說文革傷痕而把反思的觸覺前探到文革前的近現代史中。其鋒芒的重要指向之一，就是有關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敘事：它的看似符合邏輯的歷史展開方式是否出于正名的需要而存在對其他聲音有意識地修改與遮蔽？余華寫作于1986年年底的小說?十八歲出門遠行?，無疑對這種尋根探底的沖動提供了一個絕妙的隱喻。小說講述的是一次出行經歷。十八歲的表達者單獨行走在山區的公路上，天色已暗，投宿無門。好不容易強搭上一部滿載蘋果的卡車，沒多遠又拋錨了。正在一籌莫展之際，附近的農戶開場出現，搶走了蘋果還打

27、傷了我們的表達者。然而，運蘋果的司機非但不為丟掉的蘋果操心，反而趁火打劫，把表達者的紅色的背包搶了就走。故事的末了，表達者躺在動彈不得的汽車里，想起了那個“晴朗溫和的中午，父親準備了紅色的背包讓他出門。目的不明的遠行、偶爾的邂逅、冷漠的自然以及人事風景，就這樣構成了小說的主線，“我不知道汽車要到什么地方去，他也不知道。反正前面是什么地方對我們來說無關緊要，那就駛過去看吧。這是敘事者的姿態，也是表達本身的特征，而這么一次沒有終點的遠行，無疑具有一種顛覆革命的歷史既定論含義。無論革命現實主義還是革命浪漫主義，小說敘事過程與歷史過程總是共同指向一種烏托邦的歸宿。但是余華的敘事者從父親手中接過紅色的背

28、包踏上征途后，不僅哪里都不曾到達，反倒坐上生疏人的汽車折了回來。在小說的末尾處，表達時間與故事發生時間的倒置，暗示一切重又回到了父親交代其出門的原點，外表的線性敘事也因此更多了一層循環論的陰影。這種循環論敘事的隱喻，隨即在先鋒小說家有關民國秘史與坊間奇情的操練中，得到了最為絢爛的落實。然而，其解構革命宏大敘事的目的與改革開放的意識形態之間形成的緊張關系，卻因1990年代后市場化的推廣以及消費主義理念的盛行而得到緩解。所有對歷史開展多種可能性的探求，除陷入相對主義的泥潭外，已不再構成對社會主義合法性的威脅反而成為辭別革命的歷史根據。這是因為一方面，國家主流意識形態雖然照舊把自身所來有自的根本歸結

29、到遙遠的革命，但革命自身卻已成為虛化的背景，有關指導權，也傾向于被當作既成事實，而即使需要合法化的證明，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就，那么遠比歷史意義日漸曖昧的革命斗爭更有說服力。所以，對革命敘事的解構不再被看作對政權合法性的否認，革命已經是老一輩的是非，既缺乏以說明也缺乏以顛覆自身，所希望的倒是理想性的完全消解，全國上下高唱太平盛世的贊歌。另一方面，革命敘事的被解構與知識分子激進政見的退場互為因果，知識分子在整個社會的市場化進程中越來越意識到，自己并不是振臂一照應者云集的文化英雄。面對曾鼓吹的市場化過程涌現的始料不及的社會矛盾，他們對當初的激進政見也產生了疑心。這種疑心為解構革命線性敘事的努力所支

30、持，原來促進社會進步的途徑非但不是革命所專有，而且非革命的形式卻似乎更能節約社會本錢。在這種情形下，解構革命的敘事已經褪下激進的外衣而與意識形態實現了合謀，而革命敘事與解構敘事共享的構造化策略，已被主張多元共存的后革命敘事傾向所取代。在后革命的語境中，并非社會杜絕了革命得以發生的根底，而是整個掌握著話語權利的敘事在找到緩解社會矛盾的物質手段之前，卻已經率先把革命歷史及其敘事文本化、資源化和笑謔化了。四然而話說回頭，小說?你的領章呢?雖在開篇局部采用了戲仿革命的噱頭，但從整體上來說，卻是一次重建革命敘事的努力。當然，這里所謂重建，并不是回到證明政權合法性的目的上，也不是回到強調階級斗爭的重要性上

31、，而是在肯定革命在締造共和國政權的歷史功績的根底上，重申了從革命中獲得權利資源的國家政權為人們謀取福祉的宗旨。對于歷史線性開展和共產主義烏托邦的信仰，已無法在整個小說的敘事中找到任何蛛絲馬跡。小說所要說明的只是承受現存秩序，并相信其掌控者會向人們的現世幸福提供必要的保障，而縱令有社會失范的現象出現，比方小說中所提到的兒童失學，貧富懸殊以及勢力者通過拿革命敘事開刷而追求淫逸生活的例子，像以往的革命敘事一樣，將所有光明意象集結一身的指導總可以代表國家權利明察秋毫：指導背過身去，看著桃園正在撤除的茅屋，沉默了一會，猛地把公文包往地上一摔，兩片鮮紅的領章抖落了出來。他趕緊跑過去從地上撿起，輕輕拂去上面

32、的泥土，雙手撫摸著領章，眼睛潮濕了。他和藹可親地走到兩個孩子面前，蹲下身，脫下他倆的“紅軍裝，不管濕不濕，盤腿坐在地上，一針一線認真地縫起來30這是桃園老板接納了那個“不明身份人的建議之后不久發生的事情。這個城市上級的上級突然派來工作組到桃園檢查，其中的指導也向兩個孩子問出了同樣的問題，而當他得到那句通常答復的時候，情節這時就果不出所料地出現逆轉。表達者有意讓這個被視作欽差大人的指導看過“桃園正在撤除的茅屋后，才“猛地把公文包往地上一摔，這一方面補充交代了他代表上級管理部門整頓桃園的結果，另一方面那么展示了他代表國家權利處理這類不正當經濟活動的力量。他的“看與“摔以及兩者間的“沉默，在表達者的

33、設想里，或許被賦予了諸如激憤和正氣之類的內涵，但吊詭的是，我們這些見慣了臺上一套背后一套的官僚行徑的眼睛，卻很容易把它們與虛偽和欺騙聯絡在一起。而接下來，這位得意的指導把有意摔出的領章匆忙地撿起后，又拿出針線很顯然，這些針線要么是他事先準備的，要么是表達者突然想起的，其用意，那么是作為他堅持艱辛樸素的革命傳統的證明，在圍攏來的助手的注視下，“不管濕不濕，盤腿坐在地上，一陣一線認真地縫了起來。縫好后，親自給兩個由最初的困惑不解而至滿心驚喜的孩子穿上，一左一右拉著他們的手，站到桃花盛開的地方：“咱們照張相吧，照完相你們就可以回去上學了。告訴你們父母和老師，上學的一切費用政府全包了。這是否非常感人的

34、一幕？然而這種把長官意志當作黨和政府為人民效勞的先決條件的表達策略，卻是很容易與反諷的修辭聯絡起來的。權利不但成為了革命信念及其傳統得以延續的起碼保障，而且之所以得以正確執行，也全仰仗于富有黨性修養的個人對于優良傳統的堅守。但在1990年代以來的現實中，這種堅守卻僅僅存留在日漸失去影響力的意識形態編碼里，化為了某些報紙社論中的空洞詞句。即使相信兩個輟學兒童因遇到這么一個渾身正氣的指導而有了返回教室的希望，但這樣的好事卻無論如何只是一個特例。而這種把個人與政府等同起來的表達，對我們這些并非單純的讀者來說，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它終究有多大可能的真實性與多大程度的普遍性，其次那么會想到這種對革命敘事的重申，已停留在利用公正的權利為少數受侮辱與受損害者謀務實用的利益，卻喪失宣諭社會進化的熱情與引領勞苦群眾奔向遠大前程的自信了。小說的最后，表達者又意猶未盡地讓指導給兩個孩子寄來照片，這樣的細節或許是言而有信的證明，但他在照片背后分別寫上“不要忘記歷史與“不要重復歷史的箴言，也進一步強化了將革命敘事實用化的猜想，因為這位得意的指導以見證人身份所講到的歷史，一方面完全外在于兩個孩子的人生經歷，所不能忘記者只能是經他亡羊補牢般灌輸的有關表達，而這樣的表達顯然效勞于權利合法化之目的；然而另一方面，這樣的歷史卻又是不能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