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劃界對城市規劃學的啟示 摘要：城市規劃作為人文社會學科，應當借鑒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的劃界來區分城市理論研究和城市規劃設計。城市理論和城市規劃設計各有其特定的屬性、思維方式與研究方法，二者不可僭越。關鍵字：理論思維；工程思維；城市規劃學Enlightenment of Delimita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Engineering Thinking on the Science of Urban Planning/Hong Liangping Abstract As a subject of Humanitics & Soc

2、ial Sciences,urban planning should differentiate urban theory and design in urban planning by using as reference the delimita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engineering thinking.Urban theory and design in urban planning have their own properties,way of thinking and method of study and they sho

3、uld not be arrogated be each other.Key words theoretical thinking,engineering thinking,The Science of Urban Planning1、人文社會學科領域的思維誤區一般認為，人類有兩種旨趣殊異的思維活動：一是認知，二是籌劃。認知是為了弄清對象本身究竟是什么樣子；籌劃是為了弄清如何才能利用各種條件做成某件事情。認知的最高成果是形成理論，即用抽象概念建構起來的具有普遍性的觀念體系；籌劃的典型表現就是工程，即用具體材料建構起來的、具有目的性和個別性的實存。認知的結果是形成觀念體系，它是客體對象的主觀化；

4、籌劃的結果是形成實存，它是主體意愿的客觀化。從兩種思維的表現形式看，認知型思維的高級形式是理論思維；籌劃型思維的高級形式則為工程思維。 在自然學科中，認知和籌劃、理論和工程是分得很清楚的。例如，數學家在研究三角形時，知道自己是在研究一種道理，不會過多地考慮三角形在現實世界中會是什么樣子；而工程師在建一個三角形的建筑時，則不僅要知道三角形的原理，還必須考慮三角形建筑的功能、材料、環境場地及外觀與裝飾等，同樣他也不會過多地考慮自己所建的是否是一個純粹的三角形。在這里，數學家和工程師分得很清楚，他們各司其職。 但在人文社會學科中，理論和工程常常分不清楚，混淆在一起。即使那些長期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的人，

5、也很難對這些問題有高度的自覺：“自己究竟是在探求事物的道理，還是在繪制生活的藍圖？”“理論研究與工程設計在思維方式上究竟有什么差異？”例如，在城市規劃中，我們常常先探求有關城市的理論和規劃原理，其中還夾雜著某些城市理想，然后，順著思路就會提出若干規劃建造城市的建議和對策，甚至還有城市方案。這種現象十分普遍，即使是那些公認的城市理論家或政治家在闡述完自己的理論和觀點之后，也很少能忍住不順便提出實現這種理論和觀點的對策和建議。在他們看來，工程設計跟理論研究總是如影隨形的，他們甚至把“理論是否聯系實際”作為評判理論的第一標準。這一點，是人文社會學科領域普遍存在的思維誤區。而在自然學科中情況則大不相同

6、，試想如果歐幾里德(Euclid)在幾何原本的每一條原理后都來一段應用對策，愛因斯坦(AEinstein)在闡述完相對論之后附上一張工程技術圖紙，那一定讓人覺得很不可思議。 人文社會學科之所以不能像自然學科那樣清楚區分理論思維和工程思維，主要是因為兩者的研究對象之間存在質的差異。自然學科中的理論，單純以求解自然之理為目的，其對象是一個無價值的世界，只有“本來怎樣”的問題，沒有“應該怎樣”的問題，因而其理論建構不受價值取向的干擾；人文社會學科中的理論，面對的是人的世界，這個世界隨時都在發生和解決“應該怎樣”的問題，同時又依然存在著“本來怎樣”的問題，并且兩類問題總是糾纏在一起，結果使得“本來怎樣

7、”受到“應該怎樣”的影響，“應該怎樣”又受到“本來怎樣”的干擾。 因此，在人文社會學科領域，人們常常會在不知不覺中陷入這樣的思維誤區：一方面，搞理論的人理所當然地將研究所得的理論體系當作工程設計的藍圖，以為理論上成立就等于工程上可行，甚至認為理論越完美，工程可行性就越大。即使在實施中碰壁，也往往歸咎于理論不夠成熟，或是施工不符合要求；另一方面，搞工程的人又常常習慣于用自己的工程經驗去構造理論，試圖將自己主觀意圖的實現轉化為客觀的道理去普遍推廣，結果造成理論的庸俗和失效及工程難以實施的社會災難。 理論思維超越理論的范疇去設計工程，工程思維超越工程的范疇去建構理論，這兩種現象可稱為理論思維與工程思

8、維方式的僭越。它在自然學科中較少發生，但在人文社會學科中卻相當普遍。 以柏拉圖的理想國為例，它既是運用理論思維探索社會生活原理的最初典范，也是理論思維僭越工程設計的典型例子。理想國的原名“Politeia”的含義為公民的條件和權力、公民生活、國家制度等，本無“理想”之義，譯作國家篇似乎更符合原意，即柏拉圖試圖探索一個“本來怎樣”的國家原型。實際上，柏拉圖在對國家篇的描繪中又自覺不自覺地摻入了自己個人的理想，把一個“本來怎樣”的國家變成了一個“本來應該怎樣”的國家，即理想國。將“應該怎樣”和“本來怎樣”混淆在一起，這是一切人文社會學科理論不可避免的通病。 如果柏拉圖的理想國僅僅是建構一個“本應怎

9、樣”的國家理論體系，到此為止，應該說是相當成功的。但人文社會學科理論思維的“目的性”(或稱“功利性”)又驅使柏拉圖馬上開始了關于“理想國”的性質、結構、布局、面貌及實現方式等方面的“理想國”工程設計，而且相當詳細。例如，柏拉圖在論述國家的護衛者時，不僅論述了護衛者的理念，而且還論述了其生養、教育的具體辦法：“諸如女護衛者必須跟男人一樣裸體練操，最好的男女要盡可能多地結合，法定年齡段外的妊娠必須終止”；在關于“理想國”城市的布局方面，他提出：“理想國中的城市中心是衛城，在其周圍建起一圈城墻，城市其它部分從這一中心呈輻射狀分布，并進一步細分為若干地塊且相互取平，占地好的面積稍小一些，占地次的面積稍

10、大一些”可見，柏拉圖由對“國家篇”理論體系的建構自覺不自覺地轉移到了“理想國”的工程設計，其結果必然是工程設計難以實施或招致失敗。柏拉圖一生曾三赴西西里島，希望通過敘拉古的君主實現其政治理想，歷盡艱難，差一點被賣為奴隸。類似的例子還有中國儒家的“圣人學說”，它是當時中國培養“圣人”的一流理論模型，但孔子周游列國，顛沛流離，終究沒能培養出幾個圣人來。太平天國也是以均貧富的理論設計國家工程的失敗例子。 2、對城市規劃科學性的探討城市規劃學科從其歷史發展來講，源于人文社會學科。因此，它具有典型的人文社會學科思維的特性，即便它其中涵蓋了若干自然學科的內容，但它與純自然學科仍有很大不同。那么，在人文社會

11、學科中，城市規劃是理論學科還是工程學科呢？如果是理論學科，那么基本上就是城市研究的問題，即城市是如何存在、如何運作的，如城市經濟學、城市社會學、城市生態學所涉及的問題；如果是工程學科，那么城市規劃的主要任務就是按照人們的客觀需要去繪制城市建設的藍圖，或者按照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原理去規劃建造“城市”這樣的人文社會工程。但是，什么是人們對城市的客觀需要呢？或者說人們需要什么樣的城市呢？什么是城市規劃所必須依據的原理呢？這些都是城市規劃本身需要回答的問題。因此，城市規劃學科在起源時就既要運用理論思維，又要運用工程思維，它自身也在不知不覺中陷于一個自問自答的怪圈，理論思維和工程思維混淆不清，相互干擾，這

12、就在思維方式這個根本問題上為城市規劃的科學性留下了隱患。 “我們究竟是在探求事物的道理，還是在繪制生活的藍圖？”“理論研究和工程設計在思維方式上到底有何差異？”城市規劃學科中很少有人自覺高度關注這些問題。正因為如此，到現在城市規劃學科的自律性仍沒有建立起來，其內容和范疇仍呈現出無限外延和無限發散的趨勢。在目標上，它由土地利用和空間安排擴展至城市社會、政治、經濟、資源和環境各個方面；在內容上，它由城市研究、城市分析擴展至總體布局、工程技術、政策設計和社會過程。一項規劃、一個項目，甚至一篇文章，由規劃研究到規劃方案，由理論到工程，方方面面，無所不包。由此可見，本身就跨學科、跨領域的城市規劃無限外延

13、和擴張的結果就是“無所不包，無所作為”，缺乏足夠的科學性和指導作用。正如威爾達斯基和亞歷山大批評城市規劃時所指出的那樣：“如果規劃是無所不包，也許它一錢不值”(If planning is everything，may be it is nothing)；“如果規劃不是無所不包，也許它還有點用”(If planning is not everything，maybe it is something)。這從一個側面對城市規劃學科的自律性和科學性提出了疑問，也指出了理論思維和工程思維混淆在一起所造成的惡果。 的確，在城市規劃學科的發展歷史上，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混淆不清，相互僭越，導致城市規劃失誤的

14、例子相當普遍，尤其是在城市規劃學科誕生的早期。如16世紀托馬斯摩爾的“烏托邦”(Utopia)、19世紀歐文的“新協和村”(Village of New Harmony)、傅立葉的“法朗吉”(Phalanges)、霍華德的“田園城市”(Garden City)及馬塔的“帶形城市”(Linear City)等。這些帶有明顯的用理論思維設計城市的方案，要么在實施過程中遭到失敗，要么使原有的理論大打折扣，深受理論思維僭越工程設計之苦。至于霍華德的“田園城市”，其本意是提倡城鄉融合，具有嚴密的理論推理和邏輯體系，但他詳盡的城市方案卻像個花園城市，以至于后人以為他要提倡的就是花園城市。由此可見，理論思維

15、僭越工程設計會對城市規劃的科學發展造成相當大的影響。 柯布西埃也是城市規劃史上的一個典型例子。一方面，他對城市的發展充滿著理想，以其超前的思想和認識提出了“光明城市”的理論，并且身體力行，通過昌迪加爾規劃和在他思想影響下的巴西利亞規劃部分實現了他的理想，盡管屢遭挫折，仍義無反顧，是典型的理論思維僭越工程設計的例子；另一方面，柯布西埃更是慣于以工程思維來建構規劃理論的突出例子，在他的倡議下，“CIAM”提出的帶有明顯工程思維特征的“雅典憲章” 影響近現代城市規劃近30年之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世界城市規劃的發展，是工程思維僭越理論思維的典型例子。 3、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劃界對城市規劃學的啟示 鑒

16、于人文社會學科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相互僭越、相互混淆的現象，徐長福博士認為，應對兩種思維方式進行劃界：理論思維只用來解決理論的問題，工程思維只用來解決工程的問題，盡管兩種思維方式可以相互借鑒、相互印證，但不可以相互僭越，即不可順著理論思維來設計工程，也不可用工程思維來建構理論。我們認為，如果將這一觀點應用在城市規劃領域，可以產生相當積極的作用。 如按照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的劃界，宏觀上我們應當廓清城市規劃學科所具有的兩種思維類型，一是具有典型理論思維特征的城市理論和城市研究；二是具有典型工程思維特征的城市規劃設計。城市理論和城市研究可以理解為是有關城市現象的理論體系，它既包括描述城市“本來怎樣”的

17、城市理論，也包括反映研究者某些價值取向的城市“應該怎樣”的城市理想。至于城市規劃設計，在這里可以理解為是依據不同的城市價值取向、設計條件、設計對象和設計目標進行城市規劃和城市設計的過程，其主要內容是有關城市規劃與設計的方法、技術和手段。至于平時我們所稱的城市規劃設計理論，實際上是方法的理論，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理論。 之所以要依據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的劃界來區分城市理論和城市規劃設計，是因為兩者所依據的思維方式具有本質上的區別。首先，城市理論所依據的理論思維總體上具有虛體思維的特性，因為理論的目的是試圖發現事物背后的相關屬性及屬性之間的邏輯關系，并用抽象概念建構起具有普遍性的觀念體系。雖然理論

18、的對象與客觀實體有關，但理論本身卻是認識能夠反映客觀實體的虛體，即“理”(或稱規律)，這就是理論思維的虛體思維特征。其次，理論思維具有內部非價值性的客觀性。雖然無論是理論思維還是工程思維，都受人的價值目的的支配，但不同的是，對理論思維來說，價值目的只能在外部支配思維活動，而不能在內部支配思維的程序內容，即思維什么取決于主體的目的、意圖和欲望，但怎樣把握對象的本來面目卻與價值目的無關。因此，理論思維在內部程序內容上是排斥價值的。雖然事實上很難做到這一點，但不管怎樣，理論思維越是在程序內容上非價值化，就越能實現自己認識虛體的價值目的。再次，理論思維具有邏輯連貫性。因為理論認識的虛體是事物本身屬性之

19、間的必然聯系，這種聯系要求一種邏輯化的操作程序與之匹配，如果缺乏這種邏輯化的操作，理論自不能成立。 將理論思維的這些特性映射到城市研究領域，可以為我們認識和建構正確的城市研究方法、形成科學的城市理論提供幫助。我們發現，在眾多涉及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文化學及形態學和規劃學的城市理論中，盡管其研究層面、研究對象和研究視角各不相同，但真正具有“理論”價值的城市理論，都具有比較典型的理論思維特征，并且較少出現理論思維僭越工程思維的現象，如芒加哥學派的“人文生態學理論”、古典經濟學的“中心地理論”、芒福德的“城市發展理論”、沙里寧的“城市生長理論”、凱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論”等。這些理論因其揭示的大

20、多是一定時間、一定地域內關于城市存在、城市發展、城市運動和變化的一些普遍規律，因而對我們正確地認識城市，從而有針對性地去規劃城市具有客觀的理論指導作用。 與城市理論和城市研究相比較，城市規劃設計所依據的工程思維具有以下特性：實體思維的特性，即它的目的是籌劃理想性實體來滿足價值主體的需要；價值性，即它的內容必須以主體的價值意圖為出發點和歸宿；非邏輯復合性，即對邏輯地發現的主、客體屬性進行非邏輯的復合。 辨析城市規劃設計所運用的工程思維特性，對于我們正確地認識城市規劃實踐，建構行之有效的城市規劃設計方法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工程思維的價值性，城市規劃正確的價值觀、城市理想、規劃立場、基本精神顯得特別重

21、要。正確的價值觀，即規劃什么樣的城市是城市規劃的靈魂，是城市規劃的前提和先決條件。例如，那些“形式主義”的規劃，那些不符合當代城市社會生活需要的城市規劃，不管其技術上多么先進合理，因其不符合使用者的價值需要而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工程思維的非邏輯復合性，即個別性和具體性，城市規劃應善于對各種紛繁的城市理論(包括國外的理論)進行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地選擇和運用，而不是教條地照搬某種單一的城市理論或過時的原理，更不應該把某種城市理論直接用于某項規劃設計之中。例如，凱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論”只是告訴你城市意象要素組成的道理，而不是說僅僅可憑借這“五要素”就可以去規劃設計城市(你還必須遵循其它許許多多的規

22、劃原理、規劃條件和規劃要求)。因為工程思維的實體思維特性，即城市規劃的最終目的是設計建造城市，去達成城市規劃的具體目標。因此，概念規劃也好，總體規劃也好，在規劃過程中規劃師不應時時替自己的“概念”著想，替某種“理論”著想，而應當替人著想，為城市發展的目標服務。 對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特性的辨析，可以為我們正確認識和解決城市規劃過程中所遇到的矛盾和問題提供科學的思想方法和合理的解決途徑。例如，城市規劃的“紙上畫畫，墻上掛掛”現象，大部分是由城市規劃的理論思維造成的，其特點是規劃合“理”而不中用，它與市長和縣長們工程思維的目的性不相適應(不是你的規劃不好，而是我實施不了)。相反，規劃的實施者們也并沒

23、有意識到城市規劃尤其是總體規劃在某種程度上不可避免地是一種理論思維，它建立在對城市未來的某種假設和推導之上，可想而知，它只能保證在理論上合理，而不能保證在工程實踐中可行。因此，我們現在可以理解為什么某些國外城市的總體規劃是一種粗線條的設想，而真正實施性的規劃則另搞一套；也可以理解國家建設部為什么在總體規劃編制的同時，要強調單獨編制城市近期建設規劃。因為從道理上講，近期建設規劃應是一種相對純粹的工程思維。 從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的劃界意義上看，作為理論思維的城市理論應當恪守理論的本份，不對理論體系的工程可行性妄加承諾，更不應受工程思維的影響。城市規劃既是一種人文社會工程，又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因此，很多城市理論和城市研究在建構理論、形成體系之時，過多地受實踐價值的干擾，不能保持理論的客觀性，同時還過分放大個人理想在城市理論中的影響，使理論失去意義。考察當代城市規劃領域的眾多理論和研究，我們可以發現有兩種突出的傾向：一種是“個人理想主義”傾向；一種是庸俗的“實用主義”傾向。它們鉆城市理論“既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的空子，大造假冒偽劣理論，造成真正城市理論的貧乏。另外，某些按照工程思維炮制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