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制度設計的前在預設理性人 ”、“資科學理論和科學研究當中，常常包含著一定的前在理論預設。它們常常 成為某個系統理論的邏輯支撐或邏輯起點。在經濟學中， 源稀缺 ”等假設，支撐著整個經濟學的理論大廈。在政治科學中，在制度 領域，事實上也存在著關于人的特性、權力的特質、理性的限度、國家實 質等等的各種前在預設， 只是這些前在預設沒有被鮮明地、 理論化地歸納 提煉出來。本文試圖對制度設計中的這些前在預設作出嘗試性梳理和歸 納。本文梳理歸納的這些前在預設，實際上都是經驗命制度供給題 ?(empirical?statement) ，其旨歸不在于揭示制度的發生學意義(唯物 史觀認為，制度是經濟關系的產物)

2、，而在于揭示制度需求 之間的矛盾， 回應人類對于游戲規則的基本需求與基本價值追求以及如何 來設定游戲規則等政治規則范疇的基本問題。這些預設從各個方面表明， 制度化、法治化的選擇， 或者說通過構筑完善的政治規則， 以實現和推進 規則政治，乃是人類秩序化的合理選擇，同時也是一種無法規避的命運。無賴原則 ”預設。在探討制度必要性和它的功能設計時， 英國哲學家、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大衛休謨(David?Humc)提出了一條著名的原則無賴原則 ”。這條原則認為，人們在考慮制度安排時，必須持定 “人人應 當被假定為無賴 ”這樣一種假設。人必須被看成是 “理性”的謀利動物。而 制度設計要達到的目的是： 不論他

3、多么利欲熏心， 通過完善的制度機制的 鉗制功能，使人 “規規矩矩 ”地服務于公益。休謨說：政治作家們已經確立了這樣一條準則， 即在設計任何政府制度和確定幾種憲法的制約和控制時，應把每個人都視為無賴 在他的全部行動 中，除了謀求一己的私利外，別無其他目的(注：美斯蒂芬 金等編：新憲政論，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728頁。）。制度設計必須達到以下效果：不僅要對 “無賴”行徑實施有效的鉗制， 而且要能防止和遏止人們萌發各種損公利己的 “無賴 ”沖動。休謨認為， 這 一假設在作為描述性模式時是非真實的， 而作為分析性模式時則又是真實 的，可以得到事實的正當證明。 這一預設表達了這樣一

4、種自由主義的核心 思想：既然所有的政治家和政治行動者在政治生活中， 都可能成為 “無賴”， 那么必須有強大的制約機制在先，讓人們服從制度規則。這一點，詹姆 斯布坎南是這樣說的:當人們的政治行為被認為一如他們其他方面行為一樣是追求私利之 時，憲政上的挑戰就成為這樣一種挑戰： 構造和設計出能夠最大限度地限 制以剝削方式追求個人利益， 并引導個人利益去促進整個社會利益制度和 規章（注：美詹姆斯 M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上海三聯書店 1989 年版，第 39頁。）。普遍“無賴”的假定，構成了國家方法論上必需的思想前提:基于 壞情形 ”亦即每個政治家都可能是無賴這一最壞情形為基本出發點，而不X 光

5、機的安寄托于人性的自我完善。 旅行中的安全檢查就是這樣。 為保證飛機運行 的安全，所有乘飛機的旅行者和行李都被要求必須通過一道 全門。美國 "911" 事件后，世界各國尤為加強了安檢的力度。事實上這意 味著，每個人都已被假定為潛在的可能違禁物品攜帶者乃至恐怖分子， 管事實上， 只有極少數人會這樣做。 然而為確保安全， 人們必須概莫能外 地接受一套技術實施的安全檢查。制度設計必須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地采取消極預防措施，最佳情形 ”和“道德圣賢 ”的假設是不能作為制度設計基礎的。人們沒有更好的辦法保證“正義”成為政治家們長期的無條件的行動準則。在休謨看來， 人們顯然不能靠改變人性來

6、把人的罪惡動機變成善良的后果，人類社會在設定各種所需求的政治規則時， 只能以消極的防御觀為基本依歸。 這亦如杰斐遜所說： “在權力問題上，不要再侈談對人的信任，而是要用憲法的鎖鏈來約束他們不做壞事。 ”休謨這一預設中， 還蘊涵著這樣的邏輯結論： 即政治規則設計者們也應當被認為是 “無賴 ”，他們可能會操縱所發明制度的有關信息。 規則設計的努力應當采取一種設計與選擇分開的辦法： 即規則的采用應當由那些不參與設計制度的人們來擇定， 以防止制度出現利益傾向性。這亦如哈林頓（James?Harrington） 提出的所謂 “分餅”原則。哈林頓認為， “卓越的哲學家爭論不休而無法解決的問題， 以至整個國

7、家的奧秘 ”，“就在于均分和選擇”，為確保制度之 “餅”的公正分配， 只能是一部分人擁有 “均分的自然權利”而另一部分人擁有 選擇的自然權利”（注：英詹姆士哈林頓著:大洋國，商務印書館 1963年版，第 23 頁。）。天使統治 ”預設。如果說英國學者休謨的 “無賴原則 ”是以一種 “是什么 ”的判斷方式，對人與制度的相關關系提供了邏輯結論的話，那么美國憲政學家詹姆斯麥迪遜（James?Madison）則以一種不是什么”的方式，從另一角度對人與制度的相關關系提供了邏輯結論。他在聯邦黨人文集一書中說：如果人都是天使， 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 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

8、在組織一個人統治人的政府時， 最大的困難在于必須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統治者， 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 毫無疑問，依靠人民是對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經驗教導人們，必須有輔助性的預防措施（注：美漢密爾頓等著：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館 1980 年版，第 264 頁。）。麥迪遜這一論斷包含著兩層假設：第一，人不是天使，正因為如此，所以需要政府。（美國資產階級啟蒙學家潘恩說：政府是由我們的邪惡所產生的”政府是一個 懲罰者”（注：美托馬斯 潘恩著：潘恩選集，商務印書館 1981 年版，第 3頁。）。）麥迪遜指出： “用種種方法來控制政府的弊病， 可能是對人性的一種恥辱。但是政府若不是對人性的最大恥辱， 又是

9、什么呢？ ”（注：美 漢密爾頓等著： 聯邦黨人文集 ， 商務印書館 1980年版，第 264 頁。）這也正如洛克指出的，政府起源是 由于人性的先天不足所致，是一種 “正當救濟辦法 ”，是人類理性的產物注：英洛克著：政府論（下篇），第 10 頁。）。第二，政府作為社會的代理人， 其統治本質在任何意義上都絕不是一種“天使統治 ”，不可能只行善不行惡在麥迪遜看來， 純粹的 “善 ”只能是“天使”之為， 人類做不到 正因為如此， 需要對政府這個管理被統治者的統治者本身，實施外在的和內在的控制，尋求輔助性的預防措施”而這實際上一直是憲政主義的持久話題。這種控制 ”最根本的，利維坦 ”的制就是國家權力體系

10、內部有分權制衡機制；外有社會力量對 約。這一目標乃是政治設計的 “最大的困難 ”，需要高超的政治藝術與技巧。人不是天使， 由人組成的政府也不是天使； 政府是由人組成的，人的 本性也是政府的本性。人必須有外在的制約，政府更必須有外在的控制。這就是這一預設的邏輯結論。局限存在物”預設。詹姆斯 麥迪遜關于政府非天使統治 ”的論斷，由人的特質出發考察和判定公共權威的特點， 那么回眸人類這個社會存在 物，它的一般性特點是什么？這是政治學一切理論的原發點， 也是各類政 治設計的邏輯前提。關于人類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存在， 18 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 法學家和哲學家孟德斯鳩在被伏爾泰譽為 “理性和自由的法

11、典 ”的著作論 法的精神一書中，作了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理論預設：人，作為一個 “物理的存在物 ”來說，是和一切物體一樣，受不變的規律的支配。作為一個 智能的存在物”來說，他是一個有局限性的存在 物；他和一切 “有局限性的智靈 ”一樣，不能免于無知與錯誤； 他甚至于連配。自己微薄的知識也失掉了。作為有感覺的動物，他受到千百種情欲的支這樣一個存在物，就能夠隨時忘掉他自己；哲學家們通過道德的 規律勸告了他。 他生來就是要過社會生活的； 但是他在社會里卻可能把其1961 年版，他的人忘掉；立法者通過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們盡他們的責任（注：法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 第 3 頁。）。馬

12、克思主義以前的思想家，都把人的自然屬性歸為人的本質 （注：馬 克思于 1845 年春，提出了一個超越一切關于人的舊理論的嶄新論斷： 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現實性上， 它是一切社會關系 的總和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第 13頁）。正是馬克思主義出現后，才從社會關系上真正揭示了人的本質。），孟德斯鳩這一論斷基本上 仍是從自然屬性上界定人的。 但是孟氏的這一論斷對人的特質已注入了社 會性的內容，強調了人的 “社會生活 ”的特征，并提出人需要 “道德”和“法 律”的規范，才能介入社會生活。這一理論預設價值在于，首先揭示了人類具有的局限性這一重大事 實：人類作為 “物理的存在物

13、 ”，受到客觀規律的制約；作為一個 “智能的 存在物 ”，人類是一個感性的存在， 受到種種不定因素的影響， “無知與錯誤”是必然的。其次導示出 “局限存在物 ”必然的邏輯結論 人類的這一缺陷，只有通過社會生活外在的東西一是“道德”、二是 “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 ”予以補償和救濟（這兩種事物，按制度學派的定義， 乃是 “正式 規則 ”與“非正式規則 ”人類制度的雙重性構成。）。特別醒目的是， 人類只有 “通過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們盡他們的責任 ”這一歷史性結 論，必然使法律制度處于崇高的無可或缺的地位。 人類設計和創制各種政治的和非政治的規則，便是理所當然的邏輯行為了。權力無 “休止界限 ”預設

14、。孟德斯鳩還作過另一個經典性的、 對人類政 治生活具有重大揭示意義和認識價值的理論預設， 這就是人們所熟知的他 對權力的特質所作的一個著名的言簡意賅的判斷： 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 濫用權力， 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 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 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注：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 書館 1961 年版，第 154頁。）。這就是權力或權力者的特質。 由此，孟氏給出具有公理性的結論便是：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注： 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 1961 年版，第 154頁。）。這個命題業已成為檢閱人類社會權力現象的基本判

15、準。濫用權力 ”的基本 “規則 ”是：權力載體即是以統治者的名義行事的代理人，當選的立法人員、 法官、官僚以及在限制和規定公民自由的供選擇的條件中 進行選擇的人 ”（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場和國家，北京經 濟學院出版社 1988年版，第 38 頁。）在運用權力時，一定會把權力運用 到他可以運用的一切 “空間效力 ”和“時間效力 ”的最大范圍， 實現權力效能 的最大邊際化。任何一個社會都存在著公共權力和私人權利這兩個領域， 公共權力的 原始命題是為了保障私人權利。進入階級社會后，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 政 治權力是從 “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 ”（邏輯起點）， “又是在這些 階級的沖突中產生

16、的 ”（歷史起點） （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68頁。），為了 “把沖突控制在 秩序'的范圍 內”（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68頁。），導致了政治權力的產生。由此，政治權力一經產生便具有了共”的性質和名義。孟氏這一理論預設蘊示： 從權力的本性上說，它 “總有著一種越出它自己的范圍而發展的本能傾向和一種特殊誘惑。 權力總是傾向于增加權力它喜歡自己是一個目的而不是一個手段 ”（ 注：法J.馬里旦著：人與國家，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10頁。）。亦如公共選擇理論經濟學家詹姆斯布坎南指出的：政治活動家們似乎

17、有一種天然的 ”傾向，去擴展政府行動的范圍與規模， 去跨越任何可以觀察到的公共性邊界”（注：參閱詹姆斯 M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第 373 頁。）。權力的這一內在特性，決定了外在制約的極端必要性。關于這一點， 法國政治思想家夏爾阿列克西托克維爾指出：必然有一個高于其他一切權力的社會權力； 但我又相信， 當這個權力的面前沒有任何障礙可以阻止它前進和使它延遲前進時， 自由就要遭到破壞。無限權威是個壞而危險的東西。（注：法托克維爾著：論美國的民主（上卷），商務印書館 1988 年版，第 289頁。）孟德斯鳩這一理論預設歸納包蘊了人類政治生活中的歷史經驗：一是濫 用 權 力 是 權 力 界 的

18、普 遍 邏 輯 ， 羅 素 將 之 表 述 為權力嗜好”（the?love?of?power）（注：鄒永賢等著：現代西方國家學說，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67頁。）。權力運作者總有著一種不 “休止” 、乃至跨越公共 “界限”去實現“權力意志 ”的內在沖動。 二是對于 “權力濫用”，最符合 “事物的性質 ”的做法，就是以權力制約權力。權力是一種物質力量， 對于權力的制約和監督不能僅靠精神的力量、 道德的力量，而必須有相應的物質力量。 人類發展到今天， 制權一般有這樣幾種方法：是“以法制權 ”、二是“以民制權 ”、三是“以德制權 ”、四是“以權制權 ”。“以權制權 ”才是最本質、最見效

19、的方法。因此在制度設計中，對于權力邊界的設置，只能以另一個權力的存在為邏輯前提。必要的惡 ”預設。英國籍奧地利哲學家、政治思想家波普以 “證偽主義”的科學哲學、 “漸進的社會工程 ”的政治哲學、 “三個世界 ”的本體論哲 學形成了批判理性主義哲學體系。 國家學說是其政治哲學的重要的組成部 分。從“證偽主義 ”科學哲學觀點和批判理性主義哲學立場出發， 波普反對 本質主義的國家理論，注重探求 “我們對國家的要求是什么？我們應當把 什 么 作 為 國 家 活 動 的 正 當 目 的 ”（ 注 ： 開 放 社 會 和 它 的 敵 人？(The?Open?Society?and?lts?Enemies)

20、第 1 卷，倫敦羅特列杰國家與基根 保羅公司1952年版，第109頁。）諸如此類國家與社會的功能性 問題。對 “利維坦 ”這種政治存在物，波普作了這樣一個理論預設： 是一種必要的罪惡”（注：英卡爾 波普著：猜想與反駁，上海譯 文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99 頁。）。他說：國家盡管是必要的， 但卻必定是一種始終存在的危險或者 （如我斗膽形容的）一種罪惡。因為，如果國家要履行它的職能，那它不管怎樣必定 擁有比任何個別國民或公眾團體更大的力量；雖然我們可以設計各種制 度，以使這些權力被濫用的危險減少到最低限度， 但我們決不可能根絕這 種危險。（注：波普著：猜想與反駁，第 499 頁。美國十八世

21、紀啟蒙思想家潘恩（17371809）也表達了這一思想：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況 下，也不過是一件免不了的禍害； 在其最壞的情況下， 就成了不可容忍的 禍害；因為， 當我們受苦的時候， 當我們從一個政府方面遭受那些只有在 無政府的國家中才可能遭受的不幸時， 我們由于想到自己親手提供了受苦的根源而格外感到痛心。”（潘恩選集第 3、241 頁，商務印書館 1981年版）盡管“利維坦 ”對于保護公民的自由是必要的， 在許多思想家們看來， 卻是一種危險的 “罪惡”， “國家是手段， 不是目的 ”（羅素著西方哲學史 下卷，商務印書館 1976 年版，第 292 頁。）國家如果取代目的，成為目 的本身，無限制

22、地擴展，自由這一 “目的 ”就必然喪失。關于這一點，歷史上思想大家們幾乎持定一致的論斷。）如果說， 孟德斯鳩關于權力 “休止界限 ”的預設， 是從權力個體著眼揭 示權力的特質的話， 那么， 波普的這一理論預設， 則是從權力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action） 著眼揭示權力特質的。其基本判斷：一是國家 “是必要 的”、二是它 “是一種始終存在的危險或者罪惡 ”，前者側重價值判斷；后 者側重事實判斷。在現代世界里，由于國家權力過大所造成的罪惡很大，但卻很少被人認識到。 ”（注：羅素著：社會改造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年 版，第 32 頁。）波普認為，國家權力擴張與濫用的可能性是始

23、終存在的， 無論誰執掌權力， 即便是民主選舉產生的統治者也不例外 （注：美國法哲 學家約翰 羅爾斯認為，即使是由選舉產生的政權，也容易成為非正義的。他認為 “政治制度中非正義的影響比市場的不完善更為痛苦和持久。政治 權力迅速地積累，并且成為不平等的利用國家和法律的強制力量 ”（羅爾 斯著正義論 （A?Theory?of?Justice） 英文版，哈佛大學出版社 1971年版，第 226 頁。）。因此，只要權力這種 “罪惡”存在，無限擴張趨勢的 可能性就存在。 恩格斯曾精辟地揭示過現代國家權力擴張的必然趨勢： 產和流通的物質條件不可避免地隨著大工業和大農業的發展而復雜化， 且趨向于日益擴大這種權

24、威的范圍。 ”（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 553 頁。）英國哲學家、政治思想家約翰密爾John?Stuart?Mill）在論自由 一書中， 對國家權力的非制度化增長作過這樣的假設： 它不惜犧牲一切而 求得機器的完善，由于它為求機器較易使用而寧愿撤去了機器的基本動力，結果將使它一無所用。（注：英約翰密爾著：論自由，商 務印書館 1959 年版，第 125頁。）于是，德國籍近代著名政治思想家洪堡歸納的這樣 “兩件事 ”，也就成為人類文明社會理所當然的抉擇了：對于任何新的國家機構的設置， 人們必須注意兩件事。 其中任何一件 被忽視都將會造成巨大的危害： 一方面， 界定

25、在民族中進行統治和提供服其次，務的那一部分人以及界定屬于真正的政府機構設置的一切東西；府一旦建立，界定它的活動的擴及和限制的范圍。（注：德威廉 馮 堡著：論國家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頁。體為引者加。）沒有國家的干預， 自由就會死亡； 國家過多干預， 自由同樣也會死亡。這是“自由的悖論 ”（注：參閱波普著開放社會和它的敵人第 11 卷， 第 124、125 頁。）。波普主張， 重要的是要設計出合理有效的制度， 對“利 維坦”進行控制。為了防止 “利維坦 ”對社會生活的威脅，波普提出了類似普著： 猜想與反駁 ，中世紀 “奧卡姆剃刀 ”的“自由主義剃刀 ”。（注： 波

26、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6年版，第 499 頁。）英國政治理論家和現代分析哲學主要創始人伯特蘭羅素認為，社會 組織和權威一旦形成后， 便具有一種獨立于人的、 非人的意志所能駕馭的 力量。一方面，組織和權威不可沒有，另一方面，又要對它加以限制。如 何處理好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問題， 應該成為一切政治科學的中心議題。 而在國家與社會之間， “尋找一個適當的比率 ”，則應當成為國家理論尤其是現代國家理論所要解決的主要任務。羅素呼吁：像國家）這種巨大組織的確，它們是現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 要想廢除它們是不可能的 使維護個性更加困難了， 我們需要尋找一種使它們盡可能地與個人創造性 結合起來的方式。 （注：

27、羅素著： 政治理想，紐約世紀出版公司 1917年版，第 22 頁。）有限理性 ”預設。政治和行政管理歸根結底是決策行為， 決策具有對理性追求的傾向。 按對理性作用的不同認識， 決策理論分為三類： 其一是 絕對理性選擇論， 基本要點是認為決策者擁有完全的知識、 明確的價值序列，并能利用所掌握的知識取得期望的價值選擇。 限制只在于外在的物質 因素。其二是排斥理性的非理性決策， 這種理論把焦點放在決策中的價值 沖突上，認為所有的價值都是相對的，甚至是隨意擇取的，人們的決策并 不以理性為旨歸。其三便是美國行政學家、管理學家和經濟學家西蒙（Herbert?Alexander?Simon） 為代表的有限理

28、性決策論。認為人的理性 具有局限性，決策理性充其量是一種 “有限理性 ”。西蒙在管理決策新科學 一書中認為， 傳統的 “完全理性 ”的假設不 符合人類行為的現實。 他從人的意識、 決策環境與人的能力等方面否定了完全理性 ”的假設，提出了 “有限理性 ” （bounded?rationality） 假設。關于 理性，西蒙認為， “理性就是要用評價行為后果的某個價值體系，去選擇 令人滿意的備選行為方案 ”（注：美西蒙著：管理行為，北京經 濟學院出版社 1991年版，第 74頁。）。 “廣義而言，理性指一種行為方 式，它第一，適合實現指定目標，第二，而且在給定條件下和約束的限度 之內。 ”（注：西蒙

29、著：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 年版，第 31 頁。）決策者是在有限理性中決策，因為決策者是在存 在著無法控制的未知數和變化著的內外環境中決策。由于人的智能的局 限，不可能搜集到和充分分析處理決策中所需要的大量信息， 行政機構只 能接受不圓滿的決策， 而不可能實現最佳決策。 西蒙對這一問題進一步表 述說：如果我們假定決策者的計算能力是不受限制的， 那么就可以得出兩個一個理性的重要的結果。第一，我們不必將真實世界與決策者對它們的認識區分開來： 他或她對世界的看法與真實世界一樣。 第二，我們可以預言， 決策者根據對現實世界的知識所作出的選擇， 不需要有關決策者對感知或 計算模式

30、的知識。（當然我們確實得了解他或她的效用函數。）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接受決策者的知識和計算能力是受到嚴重限制的看法，那么我們就必須將現實世界同行動者對它的看法與理解區分開來。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建立一個決策過程的理論（并在理論上檢驗它）。我 們的理論不僅要包括理解過程， 而且還必須包括形成行動者對決策問題的 主觀表述的過程。在新古典經濟學中， 理性人常常能根據給定的效用函數來達到有目的 的或主觀的最好決策。 認知心理學中的理性人則是根據可得知和計算方式 而以程序上合理的方式來作出他或她的決策（注：轉引自美道格拉斯C 諾斯著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 31 頁。）。人的

31、“有限理性 ”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環境是復雜的， 在非個人交換 形式中，由于參加者很多，同一項交易很少進行，所以人們面臨的是一個 復雜的、不確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確定性越大，信息越不完全。是人對環境的計算能力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 由此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制度通過設定一系列規則能減少環境的不確定性， 提高人們認識環境 的能力并規范人自身的決策行為，從而提高決策的質量。西蒙關于 “有限理性 ”的預設表明， 人擁有的知識能力和決策能力是有 限的，不僅受到物質因素和環境不確定的影響與限制， 還受到諸如記憶容 量、判斷準確程度、計算能力有限性的限制。這一預設的邏輯結論是：必 須通過制度設計與制

32、度創制，來預防和彌補人理性的不足。政治是一個 社會中價值的權威分配”（注：美戴維 伊斯頓：政 治系統(David?Easton,The?Political?System),紐約艾爾弗雷德 A 克 諾大出版公司 1960年版，第 113 頁。）的決策領域。 從本質上說， 需要“完 全理性 ”的支撐。然而 “理性短缺 ”正是政治領域最常見的現象。英國政治 學家格雷厄姆 沃拉斯（Graham?Wallas）在政治中的人性一書中認為: 國家政治首先必須克服 “唯理智論 ”，傳統的政治理論大都強調 “人是理性大多數政治見解的”，而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驅動下行事， 并非是受經驗檢驗和推理的結果，

33、 而是習慣所確定的無意識或半意識推理 的結果”（注：格雷厄姆 沃拉斯著：政治中的人性，商務印書館 1995年版，第 66 頁。）。任何組織都是人的組合，雖然擁有相當大的解決問 題的權能， 但是由于人的智力與理性是一種稀缺性資源， 決策絕非是一種 全知全能的完整理性體系。 由于環境的不確定性， 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 的認識能力的有限性，使得人們對環境反應所建立的主觀模型差異很大， 從而導致人們選擇上的重大差異。 人不但處于 “有限理性 ”下行事決策， 而諾思悖論 ”預且還常常處于 “非理性 ”狀態下行事決策。 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與人的理性的稀缺性，是政治制度需求與供給的一個深刻的內在原因設。國家

34、的目標是什么， 國家的基本職能是什么，這是人類歷史上不斷被思想家們審視和論辨的一個重大課題。在新制度學派經濟學家諾斯看來：國家提供的基本服務是博弈的基本規則。無論是無文字記載的習俗在封建莊園中），還是用文字寫成的憲法演變，都有兩個目的：一是，界定形成產權結構的競爭與合作的基本規則 （即在要素和產品市場上界定所有權結構），這能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個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費用以使社會產出最大，從而使國家稅收增加（注：美諾斯著：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 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 24 頁。）。國家既要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 又要降低交易費用以使社會產出最大化， 從而增加

35、國家稅收。是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 還是使社會產出最大化，在許多情況下，這是一個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兩難選擇。從歷史上看， 在使統治者 （和他的集團）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權結構與降低交易費用和促進經濟增長的有效率體制之間， 存在著持久的沖突。 這種基本矛盾是使社會不能實現持續經濟增長的根源 ”（注：美諾斯著：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7頁。）。諾斯認為， 由國家來界定和保護產權可以產生規模效益， 但是國家并 不是中立的， 競爭與交易費用的雙重約束往往引導國家選擇無效或低效的 產權結構。 也就是說， 國家權力是構成有效產權安排和經濟發展的一個必 要條件

36、。另一方面， 國家權力介入產權安排和產權交易，又是對個人財產 權利的限制和侵害， 導致無效的產權安排和經濟的衰落。 這就是著名的所 謂“諾思悖論 ”。事實上，包括產權在內的各種制度安排，并不完全取決于 效率的或經濟的原則， 而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同規模、不同地位的利益 集團與統治者相互博弈以及各集團之間相互博弈的結果。 這一“悖論 ”的實 質，反映了國家行為存在的內在沖突： 有效率的產權制度的確立與統治者 的利益最大化之間的矛盾。 按制度經濟學的觀點， 國家是一種 “制度 ”結構， 其職能是生產和出售一種確定的社會 “產品 ”，即公正與安全。 國家提供的 基本服務是博弈的基本規則。因此諾思認為

37、：實際上要想無論如何取得效益最大化的行為準則對任何國家都是十分重要的。以具有一個好的行為準則對一個社會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取得交易成本低的經濟市場和有效的政治市場， 也需要這種誠實的、 合乎 理性的、好的行為準則（注：經濟學消息報， 1995 年 4 月 8 日第 4版。）。由于“公共利益以國家的姿態而采取了一種和實際利益（不論是單個 的還是共同的）脫離的獨立形式， 也就是說采取了一種虛幻的共同體形式 ”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 38頁。），國家作為一個 “從社會中產生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 量”（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38、1972 年版，第 166頁。），不可能漠視自身的利益機制。國家的兩個目標，失卻其中任何一個都是不現實的。 辦法只能以外在制約機制，促使國家行為的內在沖突減至最微限度，盡可能地確立公正的、 合乎理性的社會準則。 制度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減緩這種沖突。 “制度在一個社會中的主要作用是通過建立一個 人們相互作用的穩定的 （但不一定是有效的） 結構來減少不確定性。 ”（注： 諾斯著：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第 7 頁。）這是 “諾思悖論 ”所蘊 有的政治學啟示。政治創租 ”預設。公共選擇理論把市場經濟下私人選擇活動中適用的理性原則（注： 在以個人為基本分析單位時，經濟學假定人在市場中的私 人經濟活動是

39、理性的。即經濟活動中的個人在決策之前要經過仔細計算， 力求一個于己最有利的結果，以追求其希望實現的目標或有價值的東西。具體到消費者身上，理性行為便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具體到生產者身上，注：理性行為便是追求利潤最大化。 ），應用到政治領域的公共選擇活動中丹尼斯 繆勒：公共選擇，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確立了國家代理人“經濟人 ”角色和 “尋租”預設。在政治環境中， 國家代理人同樣扮演著 “經濟人 ”角色。公共選擇理論 認為，只要政治活動中的個人行為有一部分實際上受效用最大化動機驅 使，只要個人與群體的一致達不到讓所有的個人效用函數相同的程度， 么政治活動中的經濟個人主義模型就具有價值， 無論是

40、個人還是政府利己 主義行為都是正常的。問題在于，這種利己主義動機有一種與經濟租金（economic?rent） 因 素 相 結 合 的 動 勢 ， 由 此 便 產 生 了 “尋 租 活 動 ” (rent-seeking?activities) 。 公 共 選 擇 學 派 的 “ 尋 租 理 論 ”（rent-seeking?theory） 描述了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公共權力與經濟財富 進行交換的過程，揭示了腐敗產生的現實經濟根源。所謂租金”（rent）,是指某生產要素所有者獲得的收入中，超過這種 要素的機會成本的那一部分剩余。 （注：在早期的李嘉圖學派中，租金是指永遠沒有供給彈性的生產要素的報酬

41、， 它誘使這種生產要素進入市場所 必需的最小的額外收益（大衛 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商務 印書館 1983 年中文版）。馬歇爾發展了租金的概念，認為租金還應包括 被稱為準租金的暫時沒有供給彈性的生產要素的報酬 （馬歇爾經濟學原 理上、下卷，商務印書館 1983 年中文版。）。現代經濟學中的國際貿 易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發現， 政府對經濟的政策干預和行政管制， 由于抑 制了競爭， 擴大了供求差額， 也能形成類似地租的超額收入。 租金是由于 政府行為（干預和管制）阻止了供給增加的結果。按照布坎南（James?Buchanan） 的解釋， 所謂尋租活動， 是指人們在某種制度環境下， 憑借政府保護

42、而進行尋求財富轉移的活動， 這種努力的結果不是創造社會 財 富 而 是 導 的 社 會 的 大 量 浪 費 （ 注Buchanan,J.M.,"Rent?Seeking?and?Profit?Seeking",in?Buchanan,Tollison,edc.,Toward?aTheory?of?the?Rent?Seeking?Society,U.S.A.Texas?A.&?M?Uni versity?Press,p3-15,1980. ）。租金的本質乃是在政府干預下， 由于行政管制市場競爭而形成的級差收入，而一切利用行政權力謀取私利的行為都是 “尋租行為 ”。政

43、府官員的中指出的： “腐尋租活動，一如塞繆爾 亨廷頓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敗的基本形式就是政治權力與經濟財富的交換”（注：美塞繆爾 P 亨被利用的廷頓著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華夏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6頁。）。在尋租活動的過程中， 政府官員一般不只僅僅扮演一個被動的、 角色，而是 “主動出擊 ”進行 “政治創租 ”（politicalrent?creation） 和 “抽 租 ”（rent?extraction） 。尋租活動與政府對市場過度干預緊密相關。沒有 政府過度干預， 沒有干預所提供的特殊壟斷地位， 租金便無從尋求。 既然 政府干預和行政管制能夠創造租金，尋租活動便不可避免。尋租理論闡明了腐敗的深層本質。 只要公共權力的存在和經濟生活不停止運行，尋租活動很難根絕。一如詹姆斯布坎南言:純粹租金的因素從而權力因素， 更容易在復雜交易而不是簡單交易中 出現， 從而更容易在群體關系而不是在兩人關系中， 以及在政治協定中而 不是在市場協定中出現， 這應該是顯而易見的。 因此， 科學勞動的正確劃 分要求 “政治科學 ”學科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安排上， 而要求經濟學 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市場安排上（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場 與國家，上海三聯書店 1989年版，第 40 頁。）。布坎南還指出：政治家和官僚的行為同經濟學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為沒有任何不同。對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