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商事糾紛與經濟互動關系的實證分析基于2013-2015年廣州地區民商事案件本文所稱的民商案件均指除婚姻家庭類糾紛外的其他民商事案件。和經濟數據的分析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王會峰 張劍文【摘要】本文通過對商事糾紛案件數量、涉案金額與經濟發展相關性的實證分析，指出商事糾紛案件數量、涉案金額與GDP之間可能存在的正相關關系，表明了經濟發展是商事糾紛案件變化的主要因素。司法的公正與效率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明顯，而民商經濟發展則是民商事審判制度完善的土壤。【關鍵詞】民商事糾紛案件；經濟發展；互動關系一、 引言在2010年召開的我國第一屆全國法院商事審判工作會議上，最高法院所做的報告題為積極推進三項重點工作，

2、保障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能動回應經濟社會發展對商事審判工作的新要求，題目本身就揭示了商事審判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作用，內嵌于我國經濟發展政策體系之中。“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后，商事糾紛更具有復雜性、主體廣泛性和利益重大性，商事審判不僅要依法化解當事人間的矛盾，定分止爭，還要積極發揮職能作用，能動調節經濟關系，引導建設法治經濟和法治社會，提升我國商法規則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的制度性話語權，以更好地服務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2楊臨萍，當前商事審判工作中的若干具體問題J，人民司法，2016.4民商事審判是由一個個案件的審理構成的，而案件的產生就來自于商人之間或商人與非商人之間的爭議，從經濟學角度而言，該爭議屬

3、于經濟成本之一。民商事審判通過制度設計和法律技術手段快速及時解決爭議，從而減少經濟成本，提高經濟活動收益率，從而推動經濟發展。上述思路與西方其中一個關于法律與經濟發展的西方主流觀點“法律系統提供穩定的、可預測的產權以及契約執行和獨立司法，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不謀而合。在中國民商事審判與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之間是否存在同樣的邏輯呢？有學者認為，中國在法律系統未能提供穩定的、可預測的產權以及契約執行和獨立司法的條件下創造了持續高速經濟增長的“反例”。本文擬通過統計分析2013年至2015年間廣州地區民商事案件與經濟發展的情況，嘗試從實證分析的角度探究二者的內在聯系，對人民法院進一步發揮司法能動作用，

4、服務廣州建設國家重要中心城市全面上水平，提供可借鑒的理論依據。二、廣州民商事糾紛案件的基本情況2013-2015年，廣州法院受理一、二審民商事案件總量分別為129823件、148274件、159638件，其中一審案件數量分別為110106件、124789件、135166件；二審案件數量分別為19717件、23485件、24472件。從案件總量來看，2013-2015年受理的案件仍高于2010-2012年受理的案件2010年-2012年廣州法院受理一、二審民商事案件數量分別為：97272件、106754件、119487件。（見圖一）。以廣州中院指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下同。受理案件情況為例，201

5、3年-2015年廣州中院商事庭受理一、二審案件總量分別為2342件、2461件、2600件，而金融庭受理一、二審金融案件總量分別為2498件、3261件、3525件由于廣州中院金融庭在2013年從商事庭分立，且受理的案件類型仍為商事案件，故本文統計商事庭與金融庭案件受理情況。2010-2012年廣州中院民二庭在金融庭分立前，由民事審判第二庭審理金融商事糾紛案件。受理案件數量分別為3108件、3372件、3655件，相較之下，2013-2015年呈現大幅度增長。上述數據反映，廣州民商事爭議案件整體上處于上升態勢，案件總量一直處于高位運行狀態（見圖二）。此外，廣州地區民商事案件還呈現出以下幾方面的

6、特點：（一）訴訟標的額大幅增加2013年-2015年，全市法院一、二審民商事案件訴訟標的額分別為1854385.16萬元、3068141.07萬元、4250723.42萬元。以廣州中院為例，商事案件商事案件包括合同糾紛、公司類糾紛、票據和證劵糾紛等（主要包括廣州中院金融庭和商事庭受理案件類型）。訴訟標的額分別為2153168萬元、3137186萬元、4450653.64萬元，2014年、2015年同比分別增長45.7%和41.9%，訴訟標的額增長速度有所放緩（見圖三）。由于案件糾紛的特點不同，全市法院一、二審商事糾紛訴訟標的也主要集中在合同糾紛、股權糾紛這兩種案件類型上，2013年至2015年

7、，上述兩類案件所涉訴訟標的額總量分別占商事案件總標的額的98.5%、99%、99.5%，呈現出相對集中的特點（見圖四）。圖四：廣州法院三年受理商事案件糾紛訴訟標的類型圖（單位：元）在合同糾紛中，2013年-2015年，所涉標的額最多的前三名均在借款合同、買賣合同、房地產開發經營合同和建筑工程合同四類案件中產生，但是每年的先后順序均有一定的變化（見圖五）。以2013年-2015年廣州中院商事庭受理的二審案件訴訟標的額為例，2013年前三名分別為買賣合同糾紛32792.79萬元、股東權糾紛13766.82萬元、委托合同糾紛4687.72萬元；2014年前三名分別為買賣合同糾紛35775.1萬元、服

8、務合同糾紛11387.75萬元、股東權糾紛6598.78萬元；2015年前三名分別為買賣合同糾紛42118.1萬元、股東權糾紛20976.02萬元、承攬合同糾紛4136.79萬元除了該類糾紛以支付金錢為主要訴求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商事庭受理的案件類型也主要以該合同和公司訴訟糾紛為主。可以看出，隨著案件數量的不斷增加，案件訴訟標的額也隨之快速增長，在標的額涉及金錢的案件中，主要以借款合同糾紛和買賣合同糾紛、股東權利糾紛案件為主。（二）案件分布地域不平衡2013年至2015年間，全市基層法院受理民商事案件115776件、121785件、135782件，2014年和2015年同比分別增長5.1

9、9%和11.49%（見圖六）。其中，2013年，花都區、天河區、越秀區、海珠區、白云區、番禺區受理民商案件已經突破萬件大關，分別為18727件、18660件、15551件、13594件、11420件、10191件，占基層法院受理民商案件總數的76.13%。2014和2015年，天河區法院受理的民商案件數分別為21859件、26749件，同比增幅達到17.14%和22.37%；花都區法院則連續兩年下降，分別為18259件和10818件；其他四區法院均保持在年均10%以上的受理民商事案件增長率。至于其他六區法院的民商事案件受理量，直至2015年也仍未突破萬件大關，其中南沙法院在2015年的民商事案

10、件受理量僅為5171件（見圖七）。（三）案件類型相對集中2013年至2015年間，全市基層法院受理民商事案件115776件、121785件、135782件，2014年和2015年同比分別增長5.19%和11.49%。其中，基層法院受理的一審商事糾紛中主要以借款合同、買賣合同、信用卡糾紛、服務合同、租賃合同四類為主，分別占各年全市基層法院受理的民商案件的28.04%、30.48%、33.64%（見圖八、九）。圖九：全市基層法院受理一審商事糾紛案件類型統計以廣州中院為例，三年來，廣州中院商事庭、金融庭受理一、二審商事案件數量分別為4840件、5722件、6125件，2014年和2015年同比分別增

11、長18.22%和7.04%（見圖十）。三年來，糾紛類型相對集中，共受理借款合同糾紛僅指民間借貸糾紛，并未包括金融借貸糾紛。 481件，占商事庭、金融庭三年受理一、二審商事案件總量的2.88%；共受理買賣合同糾紛2215，占總量的13.27%；受理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2895件，占總量的17.34%；受理承攬合同糾紛336件，占總量的2.01%。三年來，上述四類糾紛占商事庭、金融庭總受案量的35.51%（見圖十一）。（四）案件類型層出不窮除去傳統商事案件外，近年來各種新類型案件也層出不窮。主要體現在：首先，廣州中院及部分基層法院紛紛成立金融審判庭，專門處理與上市公司、金融機構等有關糾紛，在201

12、3年至2015年共受理2852件股東訴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股東訴廣東新會美達錦綸股份有限公司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此外，金融庭還受理了像期貨經紀合同糾紛、信用證融資糾紛、保理合同糾紛、票據糾紛等新型金融案件。其次，2014年5月26日，商事庭成立全國首個電子商務審判合議庭，對自2013年以來大量出現的涉及網絡“秒殺”、網購、關鍵詞競價排名等涉電子商務合同糾紛集中審理。我們從2013-2015年廣州中院商事庭審結的電子商務糾紛二審案件中隨機抽取了50份生效判決進行統計，結果顯示：案件類型非常多樣，且商事合同占比較大（見圖十二、十三）。圖十二 電子商務案件的類型圖十三 電子交易合同的類型（五

13、）破產案件總體平穩2013年至2015年間，分別受理破產案件92件、98件、99件。從破產企業的性質看，三年來被申請破產企業為國有性質的共225件，占77.85%；為有限責任公司的共41件，占14.38%。從債務總額而言，2013年至2015年間，債務總額分別為136016.6078萬元、49079.1762萬元、168133.97萬元。從資產總額來看，三年的資產總額分別為121081.96萬元、22129.68萬元、163059.73萬元。資產總額與債務總額大體對等，可以有效保護破產申請人的合法權益。三、商事糾紛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一）廣州經濟發展基本情況本文有關經濟數據均來自廣州市統計局和

14、國家統計局廣州調查隊發布的2013-2015年廣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3年，廣州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GDP）15420.14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下同）增長11.6%。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228.87億元，增長2.7 %；第二產業增加值5227.38億元，增長9.2%；第三產業增加值9963.89億元，增長13.3%。2014年，廣州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GDP）16706.87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下同）增長8.6%。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237.52億元，增長1.8%；第二產業增加值5606.41億元，增長7.4%；第三產業增加值10862.94億元，增長9.4

15、 %。2015年，廣州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GDP）18100.41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下同）增長8.4%。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228.09億元，增長2.5%；第二產業增加值5786.21億元，增長6.8%；第三產業增加值12086.11億元，增長9.5%（見圖十四）。（二）商事糾紛案件數量與經濟發展賀欣在珠三角地區合同案件的執行及啟示一文中通過對珠三角地區66件合同案件執行情況的調查，指出“雖然(中國)法院在經濟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顯然越來越大了，但并不意味著法院是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固有部分。”在司法與經濟發展的因果關系問題上，他認為“當地法院的建設很難說是源于當地經濟發展的市場要求，而

16、更多的是全國統一司法改革的結果”，“法院的發展和有效性的增強與經濟發展至多只有間接的關系”，“法院既不是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法制更正規的法院更多的是對政治需要的回應。”參見賀欣:珠三角地區合同案件的執行及啟示，載于宋英輝、王武良主編:法律實證研究方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P361-P367。通過對前述所統計的民商事糾紛案件數量與廣州地區GDP做相關度分析，我們發現，2013年至2015年，廣州地區的GDP增長率有所放緩，從11.6%下降到8.4%。同樣，廣州地區的受理民商案件數量增幅也同樣呈總體減少的趨勢，從2014年的14.21%，直接減少至7.6%。上述現象在一定程

17、度上反映出，在2103年至2015年間，廣州地區民商事糾紛的案件數量與反映經濟狀況的GDP指數呈現出一種正相關的關系。當然，由于統計數據有限，該正相關性并不一定存在必然性，但至少在該期間內，說明前述“無關論”的觀點值得商榷。必須指出，由于上述分析樣本的局限性，有關商事糾紛案件與GDP之間關系的分析得到的只是一個宏觀的抽象的方向性的結論，我們還需要從數字回到現實，通過定量分析來驗證有關分析結論。以2012-2016年為例，這一時期是自世界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發展的調整期，2012年之后，廣州從要經濟總量向要經濟質量轉變，全力要求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進入調整轉型期。這期間GDP的增長率一路下降，平均增

18、長率僅有9.44%，經濟的相對萎靡導致經濟活躍系數不高，特別是實業投資意愿不足，買賣合同糾紛、借款合同糾紛與國有企業破產改制糾紛等與市場改革密切相關的糾紛雖然在2013年隨著經濟的增長繼續大幅增加，但在2013年之后同樣隨著經濟增速放緩，而增長率逐年下降。當然，有的學者也提出，對于1997年后經濟糾紛案件數量減少或持平的現象(至少是沒有增長的)，則無法通過經濟發展得出合理的解釋參見賀欣:“我國經濟案件數量近年意外下降的原因考察”，載現代法學2007年第1期。該學者立論的前提是經濟發展顯然會促進案件的增長。但筆者認為，該學者忽視的一個問題是，1997年到2001年間，GDP的增長速度顯然低于之前

19、的水平，因此商事糾紛的下降就可能是合乎情理的。除此之外，筆者認為，案件糾紛的增減情況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經濟發展的情況并不是案件糾紛變化的唯一原因，我們還需要在經濟發展之外尋求解釋。商事審判自身的原因審判效率和審判政策、司法形象等問題以及糾紛解決方式的多元化發展如私力救濟方式的增加等是導致上述現象的主要因素。（二）商事糾紛案件類型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實證研究發現，商事糾紛類型的數量變化與中國經濟發展方向、改革路徑關系密切。比如，“金融市場漸進式改革”與“多民間借貸糾紛”。隨著近年來，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力度的加大，以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為代表的商業銀行實行了信貸收縮和信貸集中的策略。銀行加強了信

20、貸風險的控制，責任風險管理責任制度日益強化，且實行了終身責任追究制；銀行貸款的門檻也隨之抬高。這就使得中小企業主轉而向民間尋求資本支持，導致民間借貸糾紛長期居高不下。據前文統計數據可知，從2013年至2015年間，廣州中院共受理民間借貸糾紛481件，占廣州中院商事庭、金融庭受理一二審商事案件數量的2.88%，在所有案件類型占受理總量中，排第四位。又如，“國有企業強制性改革”與“多國有企業破產少私營企業破產”。從2012年以來，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企改革之后，國家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特別是要求對國有企業繼續深化改革，淘汰落后產能，實現國有企業轉型升級，要重視市場退出機制在市場經濟改革

21、和供給側改革中的重要作用。2014年8月18日，廣東省委、省政府頒布關于全面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意見，推動廣東地區國有企業改革繼續深化，這必然引發國有企業的破產浪潮，法院審理的國有企業破產案件亦隨之增加。據前文統計數據可知，2013年至2015年，廣州中院分別受理破產案件92件、98件、99件。從破產企業的性質看，三年來被申請破產企業為國有性質的共225件，占77.85%，法院受理的破產案件超過一半為國有企業破產案件，排在第二位的有限責任公司。私營企業的破產案件相對較少，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國有企業破產案件占用了有限的法院資源，此外，私營企業的法治觀念薄弱等也是造成私營企業破產案件少的原因。再如，“

22、證券市場改革”與“證券類糾紛激增”。我國的證券市場自2007年4月股權分置改革完成以來，隨著監管的不斷規范，中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有了較大程度的提高，市場透明度有了明顯改善，但是我國證券市場仍存在諸如市場化程度不高、信息披露和市場透明度有待進一步改善、市場投機色彩相當明顯等問題。2013年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推進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發展并規范債券市場等，明確加強對我國證券市場監管、保護投資者權益的改革基調。2013年至2015年間，廣州中院共受理2852件股東訴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股東訴廣

23、東新會美達錦綸股份有限公司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在此之前，廣州地區甚至還未受理過同類型案件糾紛。某種程度上，至少在我國證券市場進行深化改革的同時，出現了新類型案件糾紛，相應的證券類糾紛增長態勢明顯。此外，“國家大力發展電子商務經濟”與“涉電子商務類型案件層出不窮”。根據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發布的2013年度中國電子商務市場數據監測報告，截止到2013年底，中國電子商務市場交易規模已高達10.2萬億，同比增長29.9%（見圖十六）。從區域分布來看，排名第一的為廣東省2013年度中國電子商務市場數據監測報告：（見圖十七）。而根據阿里巴巴公司阿里巴巴公司于2014年9月19日赴美上市，IPO資金高達

24、230億美元，是全球股市有史以來IPO金額最大的個案，也使阿里巴巴一舉成為僅次于谷歌的全球第二大互聯網公司。公布的2013年中國城市電子商務發展指數報告，2013年廣州市電子商務交易額首超萬億元，網絡購物采購額和銷售額分別達300億元和400億元，在全國電商百佳城市中排名第二2013年中國城市電子商務發展指數報告：載于廣州日報，2014年6月5日第A8版。飛速發展的電子商務已然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占據了重要地位，更是在廣州的經濟社會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092014年中國電子商務市場交易規模數據來源：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訪問時間2014年10月20日。（圖十六） 2013年中國電子商

25、務服務企業區域分布圖數據來源：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訪問時間2014年10月20日。（圖十七）相應的，廣州中院2013年收涉電子商務案257件，同比增長5%，其中新類型案件71件，同比增長15%。近三年電子商務糾紛案件的平均增長率為24%，其中新類型案件的平均增長率高達75%。近年來，還出現了像“秒殺”、“團購”、“域名”、“關鍵詞競價排名”等新類型電子商務糾紛案件。筆者挑選了上述三種變化趨勢較為明顯的案件糾紛進行分析，在案件類型和數量出現變化的同一區間內，確實也出現了與該行業有關的經濟環境的變化。在本文的推理邏輯中，當然無法證明經濟變化與案件糾紛類型的在多大程度中呈現正相關的關系，筆者認

26、為，上述分析至少可以證明經濟政策的變化是案件糾紛類型變化的因素之一。（三）商事糾紛案件的涉案金額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與民商事糾紛案件數的變化趨勢相比，商事糾紛案件涉案金額商事糾紛案件涉案金額以已結案訴訟標的的總額為計算標準。的變化則較為穩定，總體呈上升的趨勢。經統計分析發現，相對于2014年的商事案件涉案金額而言，2015年涉案金額增長速度有所放緩，相應的，2013年至2015年間，廣州地區的GDP增速也逐年放緩。從直觀數據而言，在經濟增長率降低的同時，商事案件的涉案金額的增長率確實呈遞減趨勢。筆者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企業經濟效益不斷提高，資金實力不斷增強，交易金額也會大幅上漲，這必然導致個案

27、涉案金額增加。相應的，經濟增長放緩，經濟發展預期相對降低時，商事主體的投資欲望也隨之降低，社會投資金額的增長也會呈現放緩的趨勢，那么社會交易額增長率也相應的也會降低，故而人民法院每年受理的商事糾紛所涉交易金額增長率亦會降低。以上例證研究印證了，在2013年至2015年范圍內，廣州民商事審判與經濟發展呈現出密切的關系，在對有限樣本的分析中，甚至發現該兩者呈正相關的關系，商事審判的形式、內容與特點決定于相關的不同階段經濟發展的內容、形式與特點，是經濟發展的“風向標”。四、民商事審判與經濟發展的互動關系民商事審判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一直為國內外學界討論研究的重點，經過筆者的初步梳理，一般有以下幾種觀

28、點。首先，司法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穩定的、可預知的司法制度可促使投資者放心的進行投資，必然有利于經濟的發展。其次，司法是經濟發展的結果。該意見主要是認為經濟活動在沒有法院的時候已經存在，正是經濟的不斷發展才催生了法律制度。還有，司法與經濟發展并無關系。該意見認為，經濟的發展與地區文化、國家政府等密切相關，與司法并無因果關系上的關系。從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出發，任何事物并非獨立的個體，而是相互聯系的，我國有學者認為民商事審判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互動性”周林彬、陳勝藍：中山大學法律評論，第八卷第2輯：P47-P76。關系。綜上前文的分析，筆者認為，司法審判的發展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結果，同時也是促進經

29、濟發展的原因;中國經濟改革的階段性特征決定了司法審判的內容、形式與特點，也是司法審判制度不斷發展、完善的外在動力與壓力。民商審判作為司法審判的一種，由于其審理對象為商事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必然更加緊密。（一）公正與效率對經濟發展的直接作用公平與效率本來就是市場經濟的內核，公平的市場環境使得交易主體確立互信的關系，而交易效率則有效的降低經濟成本。司法效率作為一種價值目標，具有一定的時空性，是近年來中國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題，顧名思義是指人民法院在司法工作中的投入與產出比。筆者認為，在民商事案件審理過程中，司法效率至少受下列因素影響：及時審結率、審限內結案率、執行成本、當事人投入等。2

30、012年至2016年間，全市法院受理各類民商事案件701770件，審結644134件，審結率達到91.78%，這說明廣州法院在商事審判方面的司法效率初步指標能夠達到現代國家的一般標準，對及時解決市場紛爭，避免商事主體陷入爭議泥潭，創造更多的社會價值作用顯著，并無可辯駁之余地。此外，如前文所分析的，廣州中院設立了專門的電子商務合議庭，一方面電子商務案件審理專業化，提高審理質效；另一方面通過判決結果的指引，規范網上購物行為。該電子商務合議庭的設立對廣州電子商務交易額一直排在全國前列的作用不言而喻。司法公正一般認為包括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一個案件裁判的是否實現了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在中國的語境體現下

31、就是審判監督的案件的存在，又名再審案件。2013至2015年間，全市法院受理的民商事審判監督案件的收案數分別為354件、331件、247件，總體呈下降趨勢，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我市民商事案件公正審判的實現程度越來越高。據前文統計的GDP可知，2013年至2015年，廣州市GDP仍然處在8%以上的增速，與公正性指數正好契合。從經濟發展規律看，市場調節這一“無形之手”與國家調控這一“有形之手”在經濟發展中不可偏廢，在國家調控中，如果缺少司法機關的有效配合，調控的結果必將大打折扣，如中國商事審判對國有企業破產案件的審理對于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有重要意義。（二）市場經濟是民商事法律制度不斷完善的土壤從傳統理論來看，法是應有秩序的體現，是經濟的產物。古代法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相對應，體現了傳統的人治權威。 近代法與市場經濟相對應，體現出法理權威。作為法理型的司法權威所依托的憲政制度及法治觀念必須建立在商品經濟形態上。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以國家壟斷為基本特征的計劃經濟中，法律不是社會經濟生活的主要調整方式，法律的自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