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國際金融監管集中程度的實證分析及其啟示    摘要：本文引入委托一代理分析方法，對國際金融監管的集中程度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金融監管的統一程度與中央銀行涉足監管的范圍和市場資本化程度負相關，與金融市場管理模式的公平程度和政府治理績效正相關。這種分析結論對于改進和優化我國的金融監管很有借鑒意義。 一、分析方法及思路 金融監管一致性的最優化程度即一個政府政策制定者合理估算出的期望變量，該變量基本取決于一個國家社會結構變量以及經濟和制度上的動態變化。因此，本文從方法論上將構建一個行政授權方法，把政治經濟學和比較經濟學的相關觀點引入到金融

2、監管領域，即假設一國監管制度選擇內生于該國經濟結構、制度特點以及文化背景的影響，政策制定者在維持或者改革特定的監管制度選擇時受到上述因素的約束，而不受其他變量的影響。 內生性中央銀行獨立性的發展及其績效已經成為經濟學和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課題。有一部分學者認為中央銀行獨立程度依賴于強烈反對通貨膨脹的那一部分選民的相對數量，特別是在高度金融化的社會，政治利益集團將通過政治壓力于政策制定者來維持中央銀行的權威地位(金融利益集團)；一部分學者認為立法機關或者官僚體制能夠影響政策制定者來決定是否由獨立的中央銀行作為貨幣權威 (政治利益集團)；也有學者提出政策制定者在保持中央銀行獨立性方面，具有

3、與政治穩定和國際信用等有關的特定利益(特定公共利益)；還有學者強調文化觀念和貨幣穩定的傳統做法或者公民選擇的重要性(普通公眾利益)。 顯然，對中央銀行獨立性的研究非常重要，尤其是趨向于改革或者至少是對規則設計存在質疑的時候。本文把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分析引申到金融領域權威部門的行政授權問題中，分析發現，政策制定者對金融監管模式最優化集中程度的選擇，內生于一國政治、經濟以及體制上的變化，因而本文直接在內生性假設下進行分析。當然，這里尚亟需解決的相關問題有：(1)政策制定者在對銀行業、金融和保險體系的監管政策進行授權監管的過程中傾向于跟蹤哪些目標(what)；(2)政策制定者授權監管政策而非

4、直接執行政策的愿望(why)以及他們的選擇是否基于一般利益驅使或者沉溺于特定利益；(3)政策制定者委托哪些部門進行監管(who)；(4)被授權執行監管政策的部門數量(how many)。 二、指標構建及樣本數據 為了構建中央銀行獨立性這個內生變量，需要引入兩個指標：一是金融監管集中度指標(FAC指標)，用來衡量由哪些部門獲得授權對傳統金融業的三大部門(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予以監管；二是中央銀行作為金融監管權威部門的指標(CBFA指標)，用于衡量中央銀行在金融監管中扮演的角色，即中央銀行涉足金融監管的范圍指標。 本文對所選擇的50個樣本國家，基于FAC指標和CB

5、FA指標進行量化，進而對不同國家的金融監管模式予以國際比較性分析。 1.金融監管的集中程度：FAC指標 對金融監管權力集中程度的測度首先建立于各國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的監管情況的數據匯總基礎上(見表1)。 表1 50個樣本國家的金融監管集中比較(2003) 國別對銀行業進行監管部門(B)對證券業進行監管部門(S)對保險業進行監管部門(I)國別對銀行業進行監管部門(B)對證券業進行監管部門(s)對保險業進行監管部門(1)美國CB，BS，SII，SI荷蘭CBCB，SI英國UUU新西蘭CB5I德國UUU墨西哥BSBSI澳大利亞UIHI，SUI牙買加CBSIS

6、I法國CB，B1，B2，B3CB，SI盧森堡BSBSI意大利CBCB，SI椰威UUU俄羅斯CBSI波蘭UB，S10，12印度CB，BS1秘魯BISBI巴西CB5CB，I斯洛伐克CBSISI新加坡CBCBCB斯格文尼亞CBSI韓國UUU瑞典UUU中國USI瑞士BSBSI波斯尼亞CB，B1，B2SI西班牙CB，BSCB，SI以色列CBS，II土耳其BSI冰島UUU突尼斯CBSI拉脫維亞UUU葡萄牙CBCB，SI約日.CBSI南非CBCBSI匈牙利UUU韓國UUU希臘CBSI非律賓CBCB,SI芬蘭BSBSI巴基斯坦CBCB，SISI塞浦路斯CBSI愛爾蘭CBCBCB埃及BCSI克羅地亞CBSI智利

7、BSISI厄瓜多爾BISBI丹麥UUU比利時BSBSI摩爾多瓦CBS-奧地利UUU 數據來源：Dona to Masciandaro(2004)研究報告和IMF關于各國金融監管的各期報告。其中字母B表示只對銀行業進行監管的部門；字母S表示只對證券業進行監管的部門；字母I表示只對保險業進行監管的部門；U表示對三大行業進行監管的部門；BS表示對金融業和證券業進行監管的部門；BI表示對銀行業和保險業進行監管的權威；CB表示中央銀行；SI表示對證券業和保險業進行監管的權威。 為便于將定性信息轉換成為定量指標，來測算各國特定金融監管模式下的集中程度。本文通過“指派數值”表示每一個權威

8、類型：即用數值“7”來表示三個部門的單一監管權威<監管人的數量為1)；“5”表示銀行業和證券市場的單一監管權威(監管人的數量為2)；“3”表示保險部門和證券市場或者保險市場和銀行部門的單一監管權威(監管人的數量為2)；“1”表示專門對一個部門進行監管的權威(監管人的數量為3)。 “數值指派”體現了監管權力集中的概念，即集中程度越大，指標值越高。這里的選擇指派數值“5”來反映對銀行部門和證券市場的單一監管權威是因為每一個國家金融體系中銀行中介和證券市場相對于保險市場之重要性更為顯著。在監管代理已經整合的國家，銀行業和證券市場之間的監管集中總是比銀行業和保險業之間的監管程度更高。&

9、#160;不過，上述“指派數值”還不能全面衡量一些特殊的金融監管特征。例如，一個行業常常同時存在多個權威部門予以監管的情況。因此，有必要通過如下方式對指標進行修正：(1)如果存在一個部門由兩個被指派的部門進行監管，并且這些部門又同時對至少一個其他部門進行監管，該國的估計值加1；(2)如果存在至少一個部門由兩個被指派的部門進行監管，且這些部門不對其他部門進行監管的，該估計值減1；(3)其他情況，估計值不變。通過上述界定，本文測算出樣本國家的FAC指標見表2。 表2 樣本國家的FAC指標和CBFA指標(2003) 國別FAC指標CBFA指標國別FAC指標CBFA指標國別FAC指

10、標CBFA指標美國02匈牙利71斯洛文尼亞12英國71希臘12瑞典71德國71芬蘭51瑞士51澳大利亞61塞浦路斯12西班牙13法國13埃及12土耳其11意大利23智利31突尼斯12俄羅斯12丹麥71葡萄牙23印度O2摩爾多瓦12南非32巴西23荷蘭23韓國71新加坡74新西蘭12菲律賓23韓國71墨西哥51巴基斯坦43中國11牙買加32愛爾蘭74波斯尼亞02盧森堡53克羅地亞1 以色列2 挪威72厄瓜多爾31冰島71波蘭11比利時51拉脫維亞71秘魯31典地利71約旦12斯洛伐克22    注：數據來源同上，根據指派數值方法整理。&

11、#160;2.中央銀行涉足金融監管的程度：CBFA指標 在既定的貨幣穩定性和金融穩定性之間的潛在關系前提下，任何監管制度必須規定金融監管和中央銀行的關系。如果中央銀行被指派負有謹慎監管義務，那么，中央銀行必須作為保證支付、市場流動性和償付機構以及系統穩定保障的權威部門。因此，必須分析中央銀行在不同國家制度結構中的地位。 由于任何國家中央銀行都是制定貨幣政策和保障支付體系穩定的權威部門，因此，可以把中央銀行涉足金融監管的范圍作為解釋與其他部門相關的監管制度特征的指標。為了描述中央銀行的地位，本文引入一個衡量中央銀行涉足金融監管程度的指標，即中央銀行作為金融監管權威部門的指標(

12、CBFA指標)。在每一國家既定的三個主要金融部門中(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中央銀行涉足監管的范圍指標分配如下：“1”表示中央銀行不對任何部門負責監管；“2”表示中央銀行只對一個部門負責監管；“3”表示中央銀行對兩個部門負責監管；“4”表示中央銀行對三個部門都負責監管。經過本文的詳細統計，每一國家中央銀行涉足監管程度指標(CBFA指標)可見下表2。 三、變量選擇及回歸分析 控制變量的選擇，首先，要依據已有的中央銀行獨立性的決定理論，其次，考慮數據的可獲得性，同時也根據數據分析的結果。本文選擇的控制變量數據及其定義如下： 表3 控制變量及其含義 央行涉足

13、金融監管的范圍(CBFA)巾場對金融體系集中度指標(MvBdum)市場資本化指標(Mcap)政府治理績效(Goodgov)中央鉗行在不同國家制度結構中的地位表示國金融體系模式的結構指標表示一國證券市場規模相對于經濟總量的比例表示政府貫徹實施貨幣政策的結構性能力 運用上述數據，以FAC指標為因變量，以CBFA指標、MvBdum指標、Mcap指標、Goodgov指標為自變量，應用SPSS1O.0統計軟件進行Probit和Logist回歸分析，結果見下表4。 表4 控制變量的Probit和Logist估計 變量ProbitLogistCBFA系數標準誤差P>Z&#

14、160;-0.93(0.23)0.00* -1.61(0.43)0.00*MvBdum系數標準誤差P>Z 0.70(0.37)0.05* 1.39(0.68)0.03*Mcap系數標準誤差P>Z -0.62(0.26)0.02* -1.15(0.46)0.03*Goodgov系數標準誤差P>Z 0.88(O.22)0.OO* 1.56(0.40)0.00*No of observationsPseudo R2Log likelihood120.17-93.07500.17-92.60 說明：*、*

15、、*分別表示5%、3%、1%的顯著水平。 以上回歸結果表明，一國實行單一部門監管模式的概率與央行涉足監管的程度呈負相關關系；與金融體系的規模也呈負相關關系；而與金融市場的管理模式和政府好的治理關系密切。即一個國家實行單一的監管模式的概率越大，則：(1)中央銀行涉足監管的程度越小；(2)金融體系規模越小；(3)積極的管理模式越公正；(4)對公共管理越有益。用行政授權方法對實證結果進行的解釋是：第一，政策制定者授權行使監管權力的部門與部門的數量緊密相關，特別是中央銀行涉足監管的權力范圍越大，這些權力的統一程度越低。集中監管和中央銀行涉足監管范圍的大小之間的兩難選擇(Dilemma)的原因

16、是對金融安全網的擔心，即中央銀行最后貸款人的功能。如果中央銀行涉及對保險和證券交易的監管(即可能存在混亂危害效應，blurring hazard effect)，其效果可能與制度的目標相差甚遠。而在中央銀行深度介入監管的國家，政策制定者擔心官僚代理體制的強化，因此，他們傾向于選擇多個監管代理人，隨之實行分散的監管制度(可能存在部門壟斷效應monopolistic bureaueffect)。第二，監管權利的統一程度的選擇尤其受到金融市場特點的影響，如果市場規模越小，則監管統一程度的概率越大。而且，在以市場為基礎的制度安排和監管集中程度之間的正相關關系較為顯著。第三，政策制定者對建立統一監管權力

17、的選擇可能被以“好的治理”為特征的制度環境所影響。 四、結論及啟示 本文基于對相關樣本國家金融監管集中程度的實證分析發現：(1)國際上存在兩種最常見的監管模式：高的監管集中程度和小的中央銀行監管涉足范圍的單一金融監管制度，低的監管集中程度和大的中央銀行涉足范圍的中央銀行主導的多元監管制度。(2)國際經驗已經證明，金融監管的統一程度與中央銀行涉足監管的范圍和市場資本化程度負相關，而與金融市場管理模式的公平程度和政府治理績效正相關。 考慮到我國目前的金融監管模式在實踐和理論上尚存在一定的非適應性特征。接合本文對國際金融監管集中程度的實證分析結論，可以得出如下啟示：(1)提高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中央銀行獨立性的提高可使監管行業和被監管部門效率因監管成本和監管套利的可能性下降而提高，但問題在于我國的中央銀行獨立性急待提高。其表象是：其貨幣政策目標必須和經濟增長相一致，即服從于政策制定者的政治最優化利益；其有關利率、匯率和貨幣供應量的決策必須由政策制定者審批；缺乏實質性決策權。而中央銀行獨立性又是銀監分立體系的前提條件(江其務，2003)，一個強有力的獨立性中央銀行，是保證金融機構安全與穩定、保證金融業平等競爭和保護金融活動雙方的正當權益以及準確制定貨幣政策的基礎和要求。這就要求我國的政策制定者摒棄金融集權的理念，按照制度規則和市場規律辦事，還市場金融運行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