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五講名教、義學及其流變 兩漢同異： 制度設施同 思想文化異 田余慶：“東漢是個沒有制度的時代。” 呂思勉：“中國之文化，有一大轉變，在乎兩漢之間。”一、東漢的名教 唐長孺：“名教就是因名立教。” 1、以關東為本位 史記劉敬列傳：“洛陽為天下之中也，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 漢書翼奉傳：“愿陛下遷都正本，一變天下之道。” 漢書王莽傳：莽下令曰：“玄龍石文曰定帝德，國洛陽。符命著明，敢不欽奉！以始建國八年，歲纏星紀，在洛陽之都。”洛陽后漢書循吏王景傳：“杜篤奏上論都賦，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 后漢書班固傳：“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

2、論。其辭曰：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以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克己復禮，以奉終始，仁圣之事既該，帝王之道備矣。” 2、政策重心在內不在外 后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三年，“大饗將士，班勞策勛。罷左、右將軍官”。 賈復傳：“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遂罷左右將軍。” 光武帝紀：劉秀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臧宮傳：劉秀詔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 西域傳：“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車師前王、鄯

3、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愿得都護”。劉秀“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拒絕派都護前往，且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耿秉傳：明帝“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派兵四萬四千騎擊匈奴。后又置西域都護、戊已校尉。 楊終傳：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夷狄，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只留軍司馬班超及官屬三十六人“綏集諸國”。 后漢書班超傳：班超提出“以夷狄攻夷狄”的策略。章帝以為“其功可成”，增兵一千八百人。班超主要依靠西域小國的軍隊控制了西域。和帝時，班超離任，“西域反亂”。安帝時，撤回西域軍隊，設護西域副校尉率三

4、百人駐守敦煌，羈縻西域。 3反對制禮作樂 后漢書祭祀志：“建武三十年二月，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注引東觀書載太尉趙憙曰：“陛下圣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海內清平，功成治定，宜登封告成，為民報德”。 東平王蒼傳：明帝時，劉蒼提出“是時中興三十余年，四方無虞，天下化平，宜修禮樂”。 曹褒傳：章帝時，曹褒上書曰：“今皇天降祉，嘉瑞并溱，制作之符，甚于言語。宜定文制，著成漢禮。” 論衡宣漢篇：“儒者稱漢興以來未有太平”，原因主要是“漢無圣帝”和“瑞頗未至悉具”。 論衡是應篇：“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翔風、甘露、景星、嘉禾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馬，男女異路，市無二價

5、，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頒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無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麒麟、鳳凰。稱圣泰隆，使圣卓而無跡；稱治亦泰盛，使太平絕而無續。” 后漢書祭祀志：劉秀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兩年后，夜讀圖讖，有“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一句，于是同意封禪。但仍心存疑慮，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讖盍如此？”又曰：“今予末小子，巡祭封禪，德薄而任重，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曹褒傳：“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章帝死后，大臣奏“褒擅制漢禮，破亂圣術，宜加刑誅。遂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張奮傳：“眾儒不達，議多駁異。” 曹褒所

6、定漢禮，皆“冠婚吉兇終始制度”。 4、法律的進一步儒家化 漢書刑法志：武帝“更定律令”后，漢朝律令共有“三百五十九章”，其中“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元帝時，“省刑罰七十余事”，減輕死刑三十四事。哀帝時減輕死刑八十一事。 后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年，“議省刑法”。 郭躬傳：章帝時，郭躬為廷尉，“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 陳寵傳：和帝時，“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共四千九百八十九。 陳寵傳：“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里者也”；而東漢的律令“溢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

7、九”，應參照甫刑加以刪減，只留“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余，令與禮相應。” 晉律強調“峻禮教之防”，并將條文刪至二千九百二十六。 晉書刑法志：“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余言。” 5、循吏政治的發展 循吏之風：地方長官用頒行“條教”的方法在國家法律和地方習俗之間建立橋梁。 后漢書卓茂傳：西漢末年任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茍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

8、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蚩其不能。”然而密縣百姓“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連蝗蟲都“不入密縣界”。 循吏仇覽傳：“為蒲亭長。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縣令）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二、東漢的經學 1、“義教”與“義學” 義者，宜也。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 教化：“教以義方”、“訓之義方”、“示以義方”。 白虎通義：

9、“教者，效也，上行之，下效之。” 政府經常“表義以勵俗”，表彰民間的各種“義行”，同時要求官吏“正身帥下”、“正身導下”。 南史孝義傳論：“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晉、宋以來，風衰義缺。” 徐干中論治學：“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務也。” 王符潛夫論贊學：“天地之所貴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 后漢書儒林召馴傳：“少習韓詩，博通書傳，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 儒林楊仁傳：為縣令，鼓勵本縣青年學習儒家經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有是義學大興。” 2、東漢的三傳之爭和今古文之爭 西漢中期，春秋三傳之爭主要發生在公羊和

10、谷梁兩家之間。西漢后期和東漢，三傳之爭以公羊家為一方，以左氏、谷梁兩家為另一方，左氏、谷梁一方又以左氏為主。今古文之爭，出現于西漢后期，雖不限于春秋一經，卻以公羊、左氏之爭為中心，本質上是公羊、谷梁之爭的繼續，是三傳之爭的另一種形式。 后漢書賈逵傳：章帝命賈逵“發出左氏傳大義長于二傳者”，逵乃“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奏上，并指出：“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干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 后漢書儒林傳：和帝時，“學者頗懈”，安帝時

11、，“博士依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順帝時，太學生“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 古文經學大師：鄭興、賈逵、許慎、馬融、盧植、服虔、鄭玄等。 后漢書鄭玄傳：“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 鄭玄戒子書：“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 范曄鄭玄傳論：“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余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 3、東漢的士風 司馬光：“自三代即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 錢穆：“東漢士大夫風習，為后世所推美”。 東漢士人以“義”為最高價值取向，故其“修身”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以爭利為恥。為了表示對“利”的淡漠，許多人推財、讓爵、避聘、清節。 東觀漢記卷十五：“淳于恭以謙儉推讓為節，家有山田橡樹，人有盜取之者，恭助為收拾。載之歸，乃知是恭。其盜還橡，恭不受。人有刈恭禾者，恭見之，念其愧，因伏草中，至去乃起。” 后漢書劉般傳：劉愷“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肅宗美其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