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個跨越世紀的誤讀一、引言清康熙（ 1662 -1722） 、雍正（1723-1735） 、乾隆（1736-1795）三朝是中國的一段特殊歷史。這一時期社會穩定，江山一統，史稱“康乾盛世” ，又稱“康 雍乾盛世” 。一般認為， “盛世”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平定三藩之亂和統一臺灣，終于嘉慶四年（1799）的乾隆善終。傳統上認為， “康乾盛世”是中國封建社會繼漢朝“文景之治” （歷時 92年） 、唐朝“貞觀之治” （歷時 116年）之 后的第三大盛世，也是持續時間最長的一個盛世。當后世論及中國 17 世紀后半葉到 19 世紀初的歷史，也就是和“康乾盛世”基本重疊的年代， 幾乎都認為這是

2、中國一段非常強盛繁榮的時期， 甚至一些國外 的知名學者（如麥迪森、彭慕蘭等）也非常高看中國的這段歷史，把200 年前的中國看作是世界的中心。 也恰恰是這段時間， 英國出現了工業革命， 大機器生產、 成批的專利發明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登上西歐的歷史舞臺。中國人自己講盛世已經習以為常， 但如果我們拋開 “太平盛世” 、“國泰民安”這些典型中國式的似是而非之語， 采用事實對比的方法， 尤其是把中國放在世界的視野范圍內去觀察比較的話， 這個盛世似乎就要大打一個折扣。 如果我們把目光稍稍后退幾十年還可以看到， 那場把中國帶進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 的戰爭（鴉片戰爭） 就發生在這段盛世之后的僅僅 40

3、年， 甚至僅僅 20 年（因為還有一種說法認為那次盛世一直延續到 1820 年） 。世界上有這樣一種“盛世” ，僅僅過 了 20 年，就在自己的地盤上輸掉了一場極其重要的戰爭嗎？而且是輸給了遠在萬里之外的一個小國（當時英國人口僅 1000 余萬）？這段歷史值得重新審視。二、盛世之“說”“盛世”至少要符合五個條件，分別是政局穩定、經濟繁榮、民生安康、文化興旺、 國力強盛。 從近代到當代， 涉及康乾時期的歷史評價， 一般都用國家統一、 社會安定、經濟繁榮這些字眼來概括，認同“盛世”的說法。例如，我國著名清史專家戴逸就認為，該時期我國政治安定，經濟繁榮，生產力發展，財政寬裕， 居民生活也相對富裕。因

4、此，這個可以稱得上是封建的盛世。縱向來看，勝過漢 唐；橫向來看，勝過其他國家。 （盛世的沉淪戴逸談康雍乾歷史 ）即便 人們對康乾時期的閉關自守、 輕視科技和殘暴專制有所批評， 但總是肯定這一歷 史時期的輝煌成就，尤其是在經濟發展和民生富裕上的成就。有意思的是， 國外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學者對200 年前的中國評價也極高， 尤其是在經濟領域的發展成就。英國的安格斯麥迪森是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史學家，他采用相當于今天國民收入核算（GDP）的大致方法，測算了公元12003年中國、歐洲、印度、日本 及全世界的人口、GDP、人均GDP等一系列經濟指標。根據他的名著世界經 濟千年史 ，從 1700年到 1820年

5、，中國的 GDP 由 828億國際元增加至2286億國際元，占當時世界GDP 總量的比重由22.29%提高至32.92%；人均GDP 則不變， 均為 600 國際元。 國際元是麥迪森在研究中采用的一個貨幣單位， 扣除了各 國貨幣在購買力上的差異， 目的是為了做國際比較， 但現實中并不存在。 麥迪森 的測算結果在世界上影響很大，在知識界有很高的引用率。因他的研究， 200年 前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三分之一的這一說法被廣泛接受。國內學者的許多論斷， 也是建立在麥迪森研究的基礎之上。彭慕蘭（美國經濟史學家，原名 Kenneth Pomeranz取了一個很好聽的中文 名字）是另一位有代表性的著名學者。他

6、的著作大分流在國內外都有相當影響，其中心觀點是，以往的理論總是圍繞“歐洲為什么會勝出” （指歐洲自 18世紀開始成為世界的中心） 這樣的問題， 其邏輯起點錯了， 邏輯的原點應該是 “中國為什么沒有勝出” ， 因為 18世紀之前， 世界的中心在中國。 彭慕蘭對工業革命前后的中國與歐洲做了對比研究，認為中國在許多方面大大領先于英國和歐洲。彭慕蘭甚至認為， 18 世紀的中國家庭，每年消費的食糖都比英國高，家具也比英國家庭多。歷史果真如此嗎？三、被夸大的數據與事實說到“康乾盛世” ，國內研究往往用“經濟繁盛” 、 “生產力水平空前高漲”等空泛含糊的話語來形容， 缺乏可觀察的量化事實證明， 所以， 當麥

7、迪森的數據 出來后，立刻被國內所接受。有理由相信， 麥迪森一定程度上擴大了 200 年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 高估了當時的實際經濟發展水平。按照麥迪森的計算，以今天GDP 的口徑， 170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已占世界經濟總量22%， 1820 年則達到33%，也就是說，全世界每年的財富有三分之一是在中國創造的。 這是一個什么概念？雖然我們無法還原 200 年前中國實際的經濟數據 （還原 200 年前的經濟數據南面是一種推論， 尤其是考慮到中國歷史典籍的可靠性） ，但可以對比的一個數據是， 2010 年，美國的 GDP 為 14.62萬億美元，占當年世界GDP 總量的 23.6%。 1970年是布

8、雷頓森林體系 （國際貨幣制度） 瓦解的前一年， 可以視作是美國歷史上最強勢地位的終結之年，當年美國的GDP是10307億美元，世界GDP為32803億美元，美國占世界的31.42%。 也就是說， 按照麥迪森的推算， 19世紀初的中國與20世紀處在最鼎盛時期的美國相比， 中國的經濟地位還要高一些。 對中國歷史文獻稍有涉獵的國人， 以及根據描繪中國與歐洲社會生活的尊重歷史的寫實記載，無論如何難以想象200 年前中國有如此高的經濟地位。麥迪森的研究看上去似乎很有學術性， 因為他反復比較了中國、 日本與英國和歐洲在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距， 而且時間跨度長達千年。 詳細評論麥迪森的研究應該是一篇純學術論文

9、的工作，非本篇短文之目的，但此處至少可以說的是，他對中國 200 年前的經濟發展水平的測算是難以令人信服的，起碼是簡單粗糙的。值得一提的是，麥迪森對中國的研究有一個“硬傷” ：在他的筆下，從1700年到 1820年， 中國人均 GDP 連續 120年都沒有任何變化， 而且都是 600 國際元整數。此外，在麥迪森的書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從14 世紀到 19 世紀中國人均GDP 前后500 年完全相同的記錄。我們不知道也無意去探尋麥迪森的國際元以及 200 年前中國的 GDP 是如何算出來的，但僅憑他計算的超出想象的結果和留下的“硬傷” ，不禁生疑難信。有一個基本事實可以從另一個側面證明，康乾時期的

10、中國， “橫向來看勝過其他國家”的說法有夸大之嫌疑。康乾之際，中國是農業國，但由于人口過多，耕地已顯不足。在康熙、雍正年間，全國的耕地在六億到七億畝上下，乾隆后期有明顯增加， 但據最寬松的估計， 也不會超過十億畝許多。 乾隆后期中國人口達到三億， 人均耕地無論如何不會超過四畝。 在當時的農業生產率條件下， 人均不到四畝耕地能產生多繁榮的經濟？把飯吃飽就算不錯了。 差不多同時期的德意志和法國， 也是傳統的農業國， 但德意志以家庭為單元的農場， 耕地面積在6 英畝（約相當于36 畝）之上的占了多數。在乾隆后期，由于工業化和城市化進展迅速，英國的農業土地更為充裕，達到人均10-12 公頃（ 劍橋歐洲

11、經濟史第六卷） 。僅看農業產出，中國比歐洲就差了很多。更不用說自 18 世紀后半葉起，英國和西歐紛紛進入工業化，生產力水平已經大大超越當時的中國。200年前，到過西方世界的國人極少，尤其是讀書人，所以基本不知道當時工業革命已歷時半個世紀的英國以及歐洲是什么樣，而歐洲對中國則有所了解，因為西方很早就有傳教士在中國， 其中不乏知識豐富和對科技熟知的傳教士。 通 過傳教士的記述和口傳，西方世界看到的是一個明顯落后于歐洲的中國。我們列舉兩位重要歷史人物對當時中國發展狀況的評價， 一位是對中國有親近感的法國大思想家伏爾泰，另一位是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兩人都未到過中國， 但對中國都抱有濃厚興趣， 都從其他

12、人記載中國的著述中轉述中國的發展水平。 伏爾泰的觀點很直接， 認為 18 世紀的中國要落后于歐洲 200 年。 斯密的 國富論 中有多處提及中國， 總體上是把中國視作一個落后國家。 他在書中是這樣描述的： 今日旅行家關于中國耕作、 勤勞及人口稠密狀態的報告， 與 500 年前視察該國馬可波羅的記述比較，幾乎沒有什么區別。（國富論上卷）1793 年英國馬噶爾尼使團訪問中國，陣容龐大，準備充分，在中國期間作了詳細的記錄， 這一歷史文獻可以看做了解當時真實中國的重要參考， 有相當的可信度。 這次具有歷史涵義的訪華， 不僅是中西文化的一次重大沖撞， 而且也讓英國人記下了落后中國的文字。馬戛爾尼的出使日

13、記這樣記錄： “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 年里，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 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 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 。 此外還有， “中華帝國只是一艘破敗不堪的舊船， 只是幸運地有了幾位謹慎的船長才使它近150 年期間沒有沉沒。它那巨大的軀殼使周圍的鄰國見到害怕。 假如來臨了個無能之輩掌舵， 那船上的紀律和安全就完了， 會在海岸上撞得粉碎。 ” （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由于缺少后來才有的電影和照相技術， 西方學者對于 17 至 19 世紀初中國的記錄也未必百分之百精確， 但這些論述至少建立在西方人士對中國直接接觸的基礎上

14、， 應當說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倒是清朝官方的記載， 因對西方的不了解以及盲目的自大，那些“蠻夷之邦” 、 “天朝洪運”這類的說法則完全可笑無知。四、人口、糧食與出口肯定康乾時期的中國為歷史盛世的重要依據之一，是當時中國的人口增長，以及糧食豐產、出口繁榮等顯示物質文明水平的重要方面。“盛世滋丁、永不加賦” ，康熙的這句話讓后人認定就是一個盛世。的確，人口是否能迅速增長是判斷古代社會經濟發展與生產力水平的重要依據， 沒有足夠的物質產品尤其是物質剩余， 無法保證人口的增長。 康乾時期前后150 年， 中國的人口大致翻了一番半， 即從康熙初期的 1 億左右到乾隆末期的 3 億左右， 大約每年增長1%。

15、 這在當時人口增長算是很快的。 英國人口從1700年的 690萬增長至 1800年的 1000萬， 年均增長不到 0.5%； 世界人口從1700年的 6.03億增長至 1820 年的 10.42億，年均增長也不到0.5%。中國的人口增長率差不多是英國和世界人口增長率的兩倍。 不過， 歷史上的文獻只是看到這段時期中國人口的增長， 沒有結合中國疆域的擴大。 康乾時期與明代后半期相比， 版圖差不多增加了一倍， 疆域包括今天的外蒙古和俄羅斯的部分遠東地區， 人口統計范圍自然擴大許多。當然，這一時期沒有大的戰爭，社會相對安定，也是人口快速增長的一個原因。再來看糧食生產及產量。康乾時期糧食總產量從1665

16、 年的 1163.7億市斤增加至 1795 年的 2576 億市斤， 糧食總產量實現了翻番。 但由于人口增長原因， 人均糧食產量反而從1665年的 1183斤/人下降至 1795年的867 斤/人，其中人均稻谷和小麥產量從1665年的 794斤/人下降至1795年的 582 斤/人。與英國相比差距非常明顯。據統計， 1750 年英國出口谷物和面粉的總數達到 20 萬噸，人均出口 30 公斤。 （世界經濟史第二版）手工業高度發達和出口旺盛是所謂康乾盛世的又一個標志。 與明相比， 清代前期的手工業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分工進一步精細，紡織、礦冶、井鹽、陶瓷等產業快速發展， 對外貿易處于順差地位， 頗

17、有幾分工商繁榮的景象。 但與當時的歐洲尤其是英國相比， 中國這方面的成就不足為奇。 手工業發展較快， 但發展滯后的科技技術嚴重阻礙了手工業的進一步發展， 中國手工生產的勞動生產率始終趕不上英國機器生產的勞動生產率。 在馬噶爾尼帶給中國皇帝的禮物中， 英國人最想讓皇帝看的是天文地球儀，而乾隆給英使的最好禮物是“景泰藍”瓶。一件西式科技作品， 一件中國手工藝玩品， 多么有意思的對比！ 至于出口大幅順差倒是事實， 一方面是因為歐洲對中國的茶葉、 絲綢和瓷器需求很大， 引發出口激增；另一方面因閉關鎖國政策，洋貨難以輸入。而且，中國的百姓也消費不起進口商品，并非真的出口繁榮帶動經濟快速增長，與當時英國作

18、為“世界工場”是兩回事。一國的航海能力是檢驗國家技術水平和工業能力的重要標志， 也是國力的重要體現。中國明代有鄭和的寶船，所以能七下西洋，但到了 18 世紀，中國人連遠航的能力都沒有了，因為造不出大的船只。馬噶爾尼的“獅子號”馳進中國港口時 （當時中國的官員從未見過如此大的船只） ， 距離鄭和寶船出海已近400 年，英國使團 “驚奇地發現中國的帆船很不結實， 由于船只吃水淺， 無法抵御大風的襲擊” 。他們由此得出的判斷是，中國船的構造根本不適應航海。五、國民生活之狀況由于現代人無法生活在 200 年前， 那個時候也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國民經濟統計， 因此， 任何一種把康乾時期的中國與歐洲的對比還只

19、是一種推論， 難以完全精確無誤。 作為一種補充的辦法， 可以去觀察當時的中國與歐洲的人民生活， 這是判斷那個時代是否盛世的重要依據。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的 15 至 18世紀的物質文明、 經濟和資本主義 （三卷本） 是詳細記錄和比較歐洲與其他國家物質文明史的權威之作， 分衣食住行各項加以比較，參考價值極大。僅從吃的方面看， 200年前的中國人與歐洲人就有相當大的差距。布羅代爾認為，由于食用動物（如牛、豬、羊）較少，中國人吃肉很少， 法國與中國的養牛數量至少為十比一， 為數不多的動物不能滿足一個天性愛食肉的民族的需要。相比而言，歐洲人吃的肉就要多得多。 1751 年，巴黎人每年要消費 51 公斤

20、肉，法國的平均消費量也達到了 23.5公斤。再來比較一個最基本也最有說服力的事實， 即中國和英國的國民在200 年前吃得有多飽、多好的問題。據相對權威的劍橋歐洲經濟史 ，英國人的生活明顯好于歐洲其他國家。 “在佛蘭芒人和法國人穿木底鞋的時候，英國人已經穿皮鞋了，還有普遍流行的毛料服裝。 ”英國人吃的面包要比其他國民白，吃的肉要比其他國家多。那時的中國如何呢？對“盛世”之說深信不疑的清史專家戴逸，在他主編的簡明清史中這樣寫道： “如果每人有土地四畝，得糧食四石，可以維持生活的話（指可以保證每天一升，大約一市斤） ，那么， 1790 年，全國人均耕地只有三畝， 糧食只有三石， 已經不足。 ” 中國

21、人連吃都吃不飽， 何來盛世？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 康乾之清朝有它的光輝一面， 但放到世界之中， 經濟繁榮、民生安康、國家強盛這些都不是康乾之中國的真實寫照。說文化興盛，有四庫全書，但也有“文字獄” 。政治安定不假，但僅憑政治安定不足以證明一個當西方已經擁抱工業革命之時的中國盛世。看18、 19 世紀的中國，應當放入世界的視野之中， 因為全球化的早期大幕當時已經拉開， 不顧世界潮流而自我欣賞園子里的一泓池水未免可笑。六、商業制度及結束語從經濟學的視角看，上述的事實與數據比較已能證明盛世的說法名不副實，而與當時世界潮流相差更大的則是商業制度。 從中世紀到工業革命時期， 歐洲的商業制度已有巨大變遷，股份制、公司制度、商業銀行、交易所等這些催生工業革命和推動資本主義經濟繁榮的商業制度體系已從雛形到基本成型， 這也是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