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外資進入中國銀行業熱潮分析（作者 :_單位 : _ 郵編 : _ ）一、序言銀行改革是中國改革戰略的核心內容， 以提高對龐大私人儲蓄的配置效率。過去 20 年的銀行業改革是中國金融開放的一部分，它將原本單一的銀行系統變成商業借貸和中央銀行職能彼此獨立的多層次系統。對國有四大銀行中的三大銀行的改革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至 2005 年底，這三家銀行都宣布引進了占少數股權的外國戰略投資者。這三家銀行亦完成了首次公開上市。 使銀行業面臨更多外部競爭是中國政府力圖提高銀行業效率所采取的各項舉措中的一種，其他還包括加強金融創新、改善銀行的公司治理。中國銀行系統近年來的重要趨勢之一是外資參與的增加。在華外

2、資銀行開展業務或直接建立分行和分支機構，或通過持有中資銀行少數股份的間接形式。 非直接參與在近年來發展迅速， 尤其是在 2005 年，幾乎所有的大銀行都有了外國戰略投資者。 2004 年 6 月以來，外國投資者對中國銀行業的出資已超過 170 億美元 ii 。本文借鑒外資銀行在其他新興市場的國際經驗，回顧了外資對中國銀行業的進入情況。相對而言，直接參與的情況還是比較少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會逐步增加，因為根據WTO協議，僅剩的一些限制在2006 年 12月 11 日已取消。與其他很多新興市場或者轉型經濟體不同， 中國的國內銀行有完善和廣闊的分支機構，因此外資銀行直接滲入市場并不容易。對大多數國家

3、而言， 外資是以直接收購或者控股的形式， 但是外資對中國銀行業只有少量股份、管理權限也很有限。因此，外資對國內銀行的核心業務，尤其是在風險管理方面究竟會產生多大的影響是值得商議的。很多戰略投資者與國內銀行在非核心業務， 如信用卡業務領域簽訂了合作協議。 在這些領域，外資銀行的技術優勢和全球網絡能提高效率并有助于開拓市場。總體而言，如果東道國能提供合適的激勵和足夠的機會，國際經驗的主要啟示是外資銀行能帶來重要收益。 無論如何，不管是否有無外資參與， 中國的銀行系統都需要在內部控制、 風險管理和公司治理方面繼續進行結構性變革， 以更有效地配置中國龐大的國內儲蓄。二、外資銀行在中國到目前為止，外資銀

4、行的直接活動仍然受到限制。截至 2006 年 9 月底，外資銀行僅占銀行總資產的 1.8%。與其他類型的銀行機構一樣，外資銀行同樣受到中國銀監會的監管， 其人民幣業務也受到重要限制，主要在對個人提供銀行服務方面。最近，外資銀行作為國內銀行的少數股權投資者開始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外資在進入中國銀行業時主要有三個明顯不同階段。1996-2001：與一些小銀行如上海銀行和南京市商業銀行的個別合作。外國投資者主要是多邊的金融機構， 并不發揮活躍的業務功能。2001-2004：隨著中國 WTO談判的完成，外資銀行加快進入。其進入局限于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大城市的城市商業銀行。 大型國有銀行的財務狀況很糟糕、

5、 外國投資者對潛在盈利能力最強的地區更感興趣。小型銀行亦得到小額投資。2004 年末至今：隨著大型國有銀行改革加速和政府開始允許提高外資比例，外資進入的興趣進一步加強。2004 年之后，外國戰略投資者進入五家最大銀行中的四家。 2004 年，匯豐銀行購買了中國第五大商業銀行交通銀行的一部分股權，這是首筆大額交易。 2005 年 6 月以來，外國投資者已經或者承諾在三家最大的國有銀行中的投資超過 140 億美元，這三家銀行都引進了戰略投資者： 美國銀行進入中國建設銀行； 蘇格蘭皇家銀行為首的投資團隊進入中國銀行； 高盛領導的投資團隊進入中國工商銀行。四家合作安排的結構很相似：戰略投資者都是擁有豐

6、富商業銀行經驗的重量級國際商業銀行。唯一的例外是中國工商銀行的主要投資者高盛，它是一家領先的投資銀行但并沒有商業銀行經營經驗。工商銀行對此的解釋是這項投資有助于工行發展財富管理業務和消費者住宅金融戰略。由于股份在9%至 20%之間，戰略投資者并不負有管理職責，但有權命名1 到 2 名董事，董事會成員一般超過15 名。對直接投資的保護相對有限。美國銀行只覆蓋了2004 年調整后的財務報表，蘇格蘭皇家銀行和高盛分別只受保護于2004 年底和 2005 年底的賬面價值下降。戰略投資者已經或者計劃開始在一個或更多的非核心銀行業務領域開始合作。 信用卡業務是備受關注的領域，匯豐和交行的合作可以視為一個典

7、范。 兩行的信用卡業務作為合資企業經營，根據既定協議，一旦監管限制取消，匯豐將取得50%的股份。蘇格蘭皇家銀行與中國銀行之間也有類似的安排，美國銀行正在與中國建設銀行就合作事宜進行談判。 在投資銀行、 財富管理和信息科技方面也可能會有類似合作。外資對較小的中國銀行的參與也大量增加。 2004 年，5 家中國的銀行，包括交通銀行、深圳發展銀行、西安城市商業銀行引入外國戰略投資者，擁有外資股權的中國銀行數量翻了一倍。 2005 和 2006 年初期，與戰略投資者的合作進一步擴展，包括民生銀行、華夏銀行、渤海銀行、北京銀行和杭州市商業銀行。雖然進入中國銀行有諸多風險， 包括公司治理、法律制度、財務信

8、息的可靠性和監管規定，但是外資的興趣可能在于：（ 1）中國經濟的強勁增長創造了大量商機； （ 2）相對整體經濟而言的銀行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前景；（3）銀行業最近的改革成果、不斷改善的監管環境和 WTO對外資銀行在 2006 年 12 月 11 日的全面開放承諾；（4）“全球資產負債表” 觀點由于主要外資銀行的全球經營規模， 技術的投資回報率將更高， 一旦技術平臺構建完成， 擴展技術平臺和整合交易處理流程至地區中心的邊際成本是很低的。外資進入中國銀行業的定價各不相同。 例如，相比外國戰略投資者在交行 IPO 之前所支付的價格， 交行當前的股價已經高出了300%，戰略投資者取得了豐厚的賬面利潤。

9、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的 IPO價格目前相比 IPO前戰略投資者支付的價格也已經分別高出大約 160%和 170%。但是，還有一些因素可能影響外國投資者的定價。首先，戰略投資的進入可能增加了投資者信心、 提高了潛在的市場價值。第二，與戰略投資者的合作對雙方可能都意味著潛在的巨大利潤。第三，戰略投資者將被“鎖定”一段時期，通常為三年，所以目前的利潤并不能馬上兌現。到目前為止，外國投資者對中國銀行業的改善還是有限的。外國投資者已經：（1）增加了銀行資本，由于外國投資者的收購范圍中包括已有股份，他們的投資部分轉變為外管局投資； （2）增強了大規模 IPO 所需的信心；（3）改善了公司治理和管理，因為

10、部分董事會成員由外國投資者推薦任命； （4）提供了一定的技術援助。總體而言，外國戰略投資者是否有足夠的激勵和機會去改善中國銀行業的核心業務領域尚不確定。 外國戰略投資者的股權相對較少，管理方面的參與也很有限。 雖然外國投資者的進入將帶來很多收益，包括更高的透明度和一些知識轉移， 但是至今戰略協議的框架并不能確保投資者必能改善風險管理， 這是中國銀行業當前和未來所面臨的最核心的問題。 外國投資者在非核心領域的經營可以是有利可圖的，而無論銀行的整體表現如何。 幾乎所有的戰略投資者都已經開始在一個或更多的非核心領域開始合資經營， 在這些領域的參與可能更深入。更為重要的是， 這些領域的投資回報并不完全

11、取決于銀行的整體表現，這將部分抵消掉上文所提及的那些風險， 同時也將削弱投資者在商業銀行核心領域努力推行變革的動力。政府當局需要確保：（ 1）在非核心領域的合作協議中沒有價值損失，因為銀行將整體上市，否則會面臨嚴重的法律和聲譽問題； （2）外國投資者有強烈動機全力投入于核心銀行業務的改善。三、 國際經驗的啟示國際經驗并沒有對外國投資者最終將會對中國銀行業產生怎樣的影響提供很多角度。 大多數研究專注于分析外資銀行全資擁有分支機構或者對國內銀行擁有控股權的情況。 外資目前對中國銀行業的進入形式是非常特別的， 外資銀行只占有相對很小的股權， 而且以目前的計劃來看， 這種情況還會維持很長時間。 雖然幾

12、乎所有的銀行都有一個戰略投資者，但是外資銀行控制的銀行資產數量還是很少，參與管理的程度同樣也很有限。國際經驗顯示外資銀行的進入對提高效率存在正面效應。例如，美國放松銀行在各州之間開設分行的限制后， 在信貸的可獲得性、銀行效率和經濟增長方面都有所提高（ Jayartne and Strahan, 19961998）。外資銀行的投資經歷表明外資銀行對提供東道國銀行業的平均效率的確存在正面效應， 因為這些外資銀行在其母國通常都處于經營最有效率的銀行之列。 外資銀行進入的收益可能取決于東道國的發展水平。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而言，比如中國，外國進入者往往比負擔沉重的本國銀行更有效率， 更激烈的競爭也將

13、提高總體銀行效率。當外資公司進入他們有優勢經驗的市場并引進更多復雜的風險管理方法時， 外資銀行的參與往往會尤其有效。 其他有關外資銀行進入、市場結構和息差、利潤空間之間關系的研究 （Barajas, Steiner,and Salazar, 2000 and Demirguc-Kunt, Laeven and Levine, 2004）同樣顯示外資銀行進入和金融中介效率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擔心之一是外資銀行會掠奪最好的顧客，把低質量的顧客留給國內銀行，這將導致國內銀行面臨更高的資產組合風險、不能為風險偏好度高的顧客提供信貸。雖然有一些事實表明外資銀行至少在最初階段提供了更高質量

14、的服務，并成功贏得最好的客戶，但是并沒有結論性的證據表明這就不是一個有效結果或者這將影響金融穩定。在最近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中，Detragiache,Tressel and Gupta(2006)表示在一些貧窮的國家，外資銀行參與程度愈高，對私人部門的借貸就愈少。外資銀行滲入愈多的國家，信貸增長愈慢、信貸的可獲得性降低。但是，他們并未發現外資銀行在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負面效應，因此這個擔心可能并不適用于中國。而且，中國的主要問題是銀行中介職能的低效， 而不是信貸可獲得性的缺乏。銀行所有權的國際化也會對銀行的息差和盈利能力產生顯著影響。在發展中國家， 外資銀行尤其實現了更多的利差收入和更強的盈利能力

15、。這個發現可能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 即在發展中國家，外資銀行的技術優勢足以彌補他們在借貸和吸收資金時的信息劣勢。但是，在發達國家外資銀行的贏利能力較低，在這些地區，他們并沒有多少技術優勢。四、 結論近期外國投資對中國銀行的投資熱潮和根據WTO協議進一步開放的承諾形成了目前正在進行的中國銀行業改革的特有因素，并顯示未來外資銀行將很有可能在中國銀行業日益發揮重要作用。本文以國際經驗的角度，總結了外資銀行對中國銀行業的進入情況。雖然在很多國家，外資銀行的進入往往采取直接收購或者控股的形式，但是外資在中國銀行業所占的份額很小、 所參與的管理程度也很有限， 這主要是因為目前的法規限制。 從外資銀行的角度

16、來看，這些投資是進入中國市場具有戰略性的步驟， 但是至今他們其實只是中國銀行業資產組合的重要投資者而已， 他們的業務活動還處于邊緣狀態。總體來說，中國將從進一步向外資開放銀行業中獲得很大的收益。國際經驗的最重要啟示是當外資銀行有足夠的激勵和充分的機會時，他們將帶來顯著收益。為外資創造這樣的激勵機制和機遇，將有助于金融系統收獲外資參與所帶來的潛在收益， 外資也完全可以承受自身借貸行為所帶來的風險和收益。 主要外資銀行作為小股東進入中國銀行業還是近期發生的事情， 銀行業對外資的全面開放亦逐步進行。因此，我們需要時間確定外資銀行在中國所發揮的作用。將來的研究可以關注于外資對中國銀行核心業務的影響，

17、銀行業不同產品和地區的有效開放程度，以及外資銀行對銀行市場環境和效率的影響。附錄：外資對國內銀行影響：幾個國家的經歷馬來西亞：是新興市場擁有較大和完善的外資銀行的一個范例。 Detragiache and Gupta(2004) 比較了不同類型外資銀行和國內銀行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表現。 他們發現外資銀行的不良貸款相對較少、盈利能力和資本相對較高， 而且這些指標在金融危機時甚至還有所提高。國內銀行對房地產和股票的貸款集中度較高， 這些貸款在危機時損失慘重。 與普遍的觀點相反， 外資銀行并沒有在危機時放棄馬來西亞市場； 相反，外資銀行貸款和存款的收縮程度要小于國內銀行，這可能是由于存款者認為外資銀

18、行更安全并將存款轉移。韓國：雖然要做出任何肯定性的結論還為時過早， 韓國的經歷還是支持了這樣的觀點， 即外資銀行的整體財務狀況和表現要好于內資銀行。此外，外資銀行的更多參與往往帶來更多的競爭，這一點可以從來自外匯和衍生品交易的非利息收入減少以及利潤也因此減少看出。中歐和東歐：中歐和東歐經濟體的經歷證明，這些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金融系統在資本配置、 風險管理和公司治理方面與國際標準更為緊密接軌， 外資參與程度的不斷增加發揮了重要作用。上世紀90 年代后期的中歐和東歐國家，在銀行系統私有化、并為加入歐盟做準備的情況下，其金融業吸收了大量外國直接投資。在有些國家，早期國內銀行業私有化進程的不當后果迫使當

19、局依賴外資對其銀行業進行資本充實，并許可外資的所有權（波蘭和捷克） 。拉丁美洲：拉丁美洲各國在外資銀行方面的經歷各不相同。阿根廷危機時，一些國際銀行不僅重新考慮了它們的擴張計劃，而且也考慮減少它們在該地區的業務活動。 阿根廷的例子通常被稱為“切斷并逃離”（cut and run ）假設的范例，即外資銀行往往在面臨困境時離開。但是，烏拉圭的例子卻大相徑庭。在這里，外資銀行全力支持了政府的一攬子措施， 幫助避免了銀行危機的全面爆發。 因此，拉丁美洲的經歷表明即使在危機時刻， 外資銀行對分支機構的支持行為取決于當地政府的行動。參考文獻：Barajas,A.,R. Steiner,and N. Sal

20、azar,2000,“TheImpact of Liberalization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Colombias Financial Sector,”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63, No. 1, pp. 157-96.Demirguc-Kunt,A.,andH.Huizinga,1999,“DeterminantsofCommercialBankInterestMarginsandProfitability:Some InternationalEvidence, ”WorldBankEconomic Re

21、view, Vol. 13, No. 2, pp. 379-408.Demirguc-Kunt,A., L. Laeven,and R. Levine (2004),“Regulations,Market Structure,Institutions,and the Cost ofFinancialIntermediation,”JournalofMoney,Credit,andBanking, Vol. 36, No. 3, pp. 593-622.Detragiache,E. and Gupta, P. 2004,“ForeignBanksinEmergingMarketCrises:Ev

22、idencefromMalaysia,”IMFWorking Paper No. 04/129 (Washington: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Detragiache, E., Tressel, T. and Gupta, P., 2006“Foreign Banks in Poor Countries: Theory and Evidence,”IMFWorking Paper No. 06/18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Fund).Domanski, D., 2005,“Foreign Banks in EmergingMarket E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