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最新關于遼寧賄選案反思發言稿 可以說，遼寧賄選案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反腐迎來了新態勢，進入新階段。反腐沒有禁區，即使牽涉省級人大的正常運轉，即使可能影響一時的地方時局，反腐依然 “零容忍 ”。對于心存 “法不責眾 ”僥幸的人來說，查處遼寧賄選案無疑是又一記響亮的耳光。 賄選擊穿的是整套制度 “防線 ”。張德江反思遼寧拉票賄選案時說，選舉組織機構和相關責任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對破壞選舉的行為熟視無睹 ;一些代表候選人利用資本操縱選舉，明目張膽拉票賄選 ;一些人大代表目無法紀，把收受代表候選人錢物視為潛規則 ;一些人大領導干部和工作人員為代表候選人拉票穿針引線。 上述目無紀法的現象是不是普遍存在，各地各級存在的賄選問題到底有多嚴重，一時難以估量，有待未來嚴查。面對賄選的復雜形勢，中央給出的答案毫不含糊的： “嚴 ”字當頭，嚴查、嚴防、嚴問責。這應該是也只能是決策層惟一的選擇。那些對中央的雷霆手段感到意外的人，那些心存 “法不責眾 ”念頭的人，那些認為 “大環境如此 ”而對涉案者抱以無條件同情的人，不妨想想，如果這樣惡劣的案件得不到嚴查，那還有什么法律的尊嚴可言 ?還有什么政治紀律、政治規矩可言 ?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反腐行動豈不會 因此一案而前功盡棄 ? 迎擊遼寧賄選，中央部門和地方各級的態度是統一的。從今年開始，各級人大將陸續迎來新一輪換屆選舉。張德江要求，要認真反思總結遼寧拉票賄選案、衡陽破壞選舉案的深刻教訓，絕不允許把權錢交易那一套帶到選舉中來。 “發現一起、查處一起、問責一起，絕不姑息遷就、絕不法外開恩。 ” 在嚴肅查處的同時，也要汲取教訓、引為鏡鑒，反思如何改進制度建設。武漢大學憲法學教授秦前紅將應對賄選的舉措概括為兩種：一是不斷強化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一是完善選舉程序，明晰規則，更加強化公開、透明。 “兩個方面應該同步推進。 ”我們 對此深以為然。 另一方面，規范選舉過程和程序，是解決賄選難題的更關鍵因素。不少專家學者提出，應該借助反思遼寧賄選案的契機，通過法定程序和實踐操作，進一步細化當前的選舉流程，杜絕可能的漏洞。 堅決查處遼寧賄選案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又一記重拳，是中央向賄選宣戰的又一信號。嚴懲治標，治本也要能跟上，方為長久之計。 何謂賄選，顧名思義，選舉中的賄賂行為，即在選舉中競選者通過一定的金錢、財產或者其他方式對參加選舉的代表和選民進行賄買，以使自己在競選中勝出。賄選的主體是將要或正在參與競選的人，賄選的對象是 享有投票表決權的選舉代表或選民。賄選的方式主要是給予選舉代表或者選民一定的利益，如金錢、財產、可期待的利益回報或精神、感情上的享受等。在國外的公職人員選舉尤其是總統選舉中，普遍存在著選舉過程中的民間資金的支持，特別是在發達國家，選舉費用驚人，沒有足夠的民間資金的支持，想獲得選舉勝利是難以想像的。這些人一旦上臺便通過直接和間接的方式使自己曾經對提供贊助支持的投資者回報的諾言得以兌現。這種競選中民間資金的介入是否屬于賄選呢 ?從嚴格意義上說，這不應該屬于賄選。因為，其一，賄選的主體應當是競選者，賄選的對象是選舉代 表和選民 ;而民間資金對選舉的滲透則相反，是民間資本對公共權力的尋租。其二，賄選的方式呈多樣化，可以是金錢，也可以是其他物質利益或者精神利益，可以是現實利益，也可以是可期待的利益 ;而民間資本向公共選舉的滲透的方式是金錢。其三，賄選本身屬于違法行為，而民間資本對選舉的滲透行為不一定違法。 從憲法學意義上講，我國有兩類選舉，一類是人大代表和國家公職人員的選舉，一類是自治組織如居民委員會和村民委員會的選舉。我國目前存在的賄選也主要表現為公職選舉中的賄選和自治組織選舉中的賄選兩種。從實際情況來看，村民委員會選舉中的賄 選還是比較普遍的。因此，研究賄選不能忽略自治組織的選舉。 在中國近幾年大量發生的賄選案件中，一個令人非常痛心的現象是人大代表或選民常常被蠅頭小利所賄買，有些地方在選舉中甚至出現代表或選民被全部收買。有人驚呼，這是中國民主選舉制度的失敗和悲哀，認為中國目前民眾的素質和教育程度不適合進行普遍的直接的民主選舉。這一觀點并無新意，似乎在上個世紀的中國即有人提出，認為中國 “民智未開 ”，在這樣一個社會不可能推行民主政治。按照這一觀點，我們必然首先開啟民智，然后才能向民眾灌輸民主。在民主制度的設計上也不能畢其功于一役，要 分步實施、循序漸進。不考慮民情實行過度的民主必然會導致民主的 “癌變 ”，賄選即是這一癌變過程中產生的頑癥。如果該論點成立，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目前搞普遍的民主選舉的時機仍不成熟，中國幾十年來的民主選舉的法律實踐是超越歷史階段的，是失敗的。果真如此嗎 ?經過深入的社會調查，憲法學者蔡定劍認為，中國選舉制度改革最主要的問題是能不能進一步擴大直接選舉，而擴大直選最大的阻礙來自一種先驗觀點：中國經濟文化落后，老百姓素質太低，搞不了民主選舉。但大量調查表明，民主選舉與公民的素質和文化水平沒有直接關系。相反，只有利益才是決定 選舉的動力，有利益老百姓才有激情，才會去投票。他們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什么是選舉制度，但他們知道什么樣的選舉他們應該參加，什么樣的選舉他們不愿意參加，這種熱情和追求不是因為他們對民主的理解和對政治的關心，而是因為他們對自己利益的關注，是對自己命運的關切。可見，不能以民眾素質為借口來否認中國的民主選舉制度和中國建國以來的民主選舉實踐。就公務人員產生的機制而言，否認中國的民主選舉制度就意味著中國應恢復傳統的舉薦制、科舉制，甚至軍功制、世襲制。這一結論顯然是荒謬的。 有人認為，賄選是民主選舉制度的必然產物，有選 舉必然就會有賄選。縱觀世界民主選舉史，賄選一直延續至今。在古希臘的鄉村選舉中，候選人宴請選民已成為一種習慣。在阿里斯托芬的騎士中就曾記載候選人如何向選民賄選。在 16、 17世紀賄選更是盛行。在意大利，馬基亞維利向李奧十世建議：如果選舉結果不如您的意，就讓人們得到表面的選舉，用收買選票 的辦法，擾亂選舉的結果。在德意志，弗蘭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為爭取皇帝頭銜，彼此用裝滿金銀的錢包混戰。在近代中國，有曹錕賄選大總統。在當今各國，賄選丑聞更是不絕于耳 1。從選舉發展的歷史看，賄選早已存在并具有相當的普遍性。然 而，在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由于多黨制的關系制約和選舉制度的精心設計以及選舉經費法制化，鮮有賄選丑聞 ;而賄選往往頻頻發生在選舉制度誕生的初期和經濟欠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其中的緣由令人深思。但這一現象表明，民主選舉制度并不必然產生賄選，認為賄選是民主選舉制度必然產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