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產業共性技術創新平臺建設的經驗分析及其對我國的啟示薛 捷, 張振剛（華南理工大學）摘要: 對共性技術的基本特點和概念進行了分析研究, 對美國、日本、歐盟和韓國在產業共性技術開發方面的基本情況和發展經驗進行了歸納總結。 在此基礎之上, 提出我國在共性技術開發中政府應該發揮主導作用, 同時在共性技術開發上應該采用 “ 官產學研”合作組織的形式。關鍵詞: 共性技術; 官產學研合作; 創新平臺一、引 言關于產業共性技術的定義, 現在國內外的學術界還沒有一個確定的概念。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 NIST) 將共性技術定義為科學現象的一個概念、要素, 或進一步的觀察, 其具有被應用于廣泛的產品和生產過程的潛力。 國內學者李紀珍在其研究中認為,產業共性技術是指在很多領域內已經或未來可能被普遍應用, 其研發成果可共享并對整個產業或多個產業及其企業產生深度影響的一類技術。 而馬名杰、胡小江、項哲學等學者在研究中則強調, 共性技術是一種競爭前技術( Pre- competitive) , 介于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 是基礎研究形成商業應用的基礎, 并能夠在一個或多個行業中得以廣泛應用。由上述學者和機構對于產業共性技術所給出的定義我們可以看出,雖然表述有所不同, 但是都突出了共性技術的一些共同特點, 如共性技術處于競爭前階段, 具有很強的關聯性和廣泛的適用性, 同時由于其具有強烈的外部性可能導致嚴重的組織失靈和市場失靈等?；谶@些特點, 本研究認為, 共性技術作為 “ 競爭前階段”的技術,具有準公共品的性質, 其銜接了基礎研究和面向市場的商業技術開發, 能應用于一個或多個行業, 是產業技術進步和產業發展的基礎, 也是提升產業自主創新能力的根本和基礎, 具有很強的經濟帶動作用和巨大的社會效益。進入 20 世紀 90 年代, 世界各國對關系本國產業發展的共性技術采取各種形式的政策支持成為一種潮流, 為更好地推進我國產業共性技術的發展, 本文將深入研究美國、歐盟、日本、韓國等國家和地區在產業共性技術創新平臺建設方面的特點和經驗, 同時,結合我國產業發展的實際對我國產業共性技術創新平臺的建設進行研究, 提出可供借鑒的方面, 以期為我國的共性技術創新平臺建設提供有力的政策指導。二、國外產業共性技術創新平臺建設的經驗分析1. 各國共性技術創新平臺建設的基本情況20 世紀 90 年代以后, 共性技術政策在發達國家的技術政策中確立了地位, 發達國家普遍加大了對研究開發活動的宏觀調控與支持力度, 對研發活動的投入體現出一種規范化、系統化的國家行為。 從世界各國對共性技術的開發模式來看, 政府在其中起的作用主要有以美國、歐盟、加拿大等為代表的政府引導型共性技術創新平臺建設模式和以日本、韓國為代表的政府主導型產業共性技術創新平臺建設模式。政府的作用不一樣, 對于共性技術的支持所采取的具體方式也不一樣, 本文對美國、歐盟、日本和韓國四個國家和地區在推進產業共性技術開發方面的具體舉措進行了歸納和比較( 見表 1) 。2. 各國產業共性技術創新平臺建設的經驗分析 ( 1) 各國政府加強了自身在共性技術開發方面的指導產業共性技術對于各國產業的快速發展, 鞏固和提升各國企業在世界市場的地位和競爭優勢意義重大, 進而也會影響到一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和競爭優勢, 因此, 各國政府也越來越重視對于本國共性技術發展的指導作用。 如美國在 1991 年 國家關鍵技術報告中就提出了對于美國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技術領域, 這一報告也預示著西方國家過去長期奉行的自由放任政策已不能使科技發展保持正確的方向, 政府在產業共性技術發展中的地位舉足輕重。 歐盟則通過歐洲科技發展框架計劃、尤里卡計劃( EUREKA) 以及歐洲科技合作計劃(COST)等來推進“ 歐洲研究區”的建立, 以聯合歐洲各國的科技力量,努力落實各項關鍵共性技術的發展, 增強歐洲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而日本政府對于共性技術發展的把握則要更早一些 , 早 在 20 世 紀 60年代, 日本的通產省就開始了技術預測工作, 到了 80 年代, 日本政府更是明確提出日本的 “ 技術立國”戰略, 同時制定相應的“產 業 科 技 研 究 開 發方針要點”, 以期全面推動日本重要行業關鍵 共 性 技 術的 發 展 。這一戰略使得日本能夠在電子信息、 先進制造、 集成電路等領域集全國科技、 產業界 之 力 進 行 開 發 , 在較短的時間內在某些技術領域趕上和超過了歐美等一些發達國家, 成為他們的強大競爭對手。 這也表明了政府在共性技術開發方面發揮指導作用的重要性。 ( 2) 對共性技術的支持已在各國的技術政策中得到體現由前面對于共性技術特征的分析可知, 共性技術的外部性可能導致共性技術的市場失靈和組織失靈,而共性技術和關鍵技術的突破又往往可以幫助一個國家縮小技術差距或者形成行業的技術優勢。面對這些問題, 各國都選擇了通過國家科技計劃對共性技術的研發進行直接干預, 支持共性技術研究已成為各國國家技術政策的一項重要原則。如美國的半導體制造技術聯合體 ( Sematech) 、 新一代汽車合作計劃( PNGA) 、先進技術計劃( ATP) 等大型合作計劃, 日本的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技術研究聯合體( VLSI) 、第五代計算機計劃, 歐盟的 “ 框架計劃”、信息技術發展戰略計劃( ESPRIT) 、尤里卡計劃( EUREKA) , 韓國的共性技術開發計劃等, 都是依靠國家技術政策來推進共性技術開發的實例。此外, 各國還常常為共性技術研究開發投入大量基礎基金, 以穩定研究隊伍, 同時保證技術研究的順利進行。 像美國最重要的基礎共性制造技術研發機構 美國標準與技術研究所 ( NIST) , 2003 年的預算超過了 9 億美元; 德國弗勞恩霍夫應用研究促進協會的研發經費中,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投入的基本經費就占到了 1 /3, 剩下的 2 /3 則是政府委托研發項目合同經費和企業委托項目合同經費; 韓國負責基礎性研究的生產技術研究院( KIST) 每年的政府撥款則高達約 2 億美元; 而日本在很多基礎性的產業關鍵共性技術開發上更是采取了全額資助的方式。 ( 3) 各國政府對于共性技術的支持具有階段性特征不同的產業、 不同的共性技術在外部性特征、離市場開發應用的距離、市場失靈的程度、企業的技術實力等方面的具體情況都不一樣。這種不一樣也導致了各國政府在共性技術開發上的干預和資助程度的不一樣。 如果共性技術的外部性特征明顯, 距離市場應用較遠, 基礎性強, 而且行業內的企業技術開發能力較低, 那么政府的介入程度一般就比較深入, 資助額度也會比較大。如日本政府為了開發能夠跨行業應用, 增強本國企業生產自動化能力的共性技術, 就實施了下一代制造計劃 ( NGM) 并承擔了全部開發費用, 而美國的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 NIST) 、加拿大的國家研究委員會 ( NRC) 、 韓國的生產技術研究院( KIST) 等都是承擔具有這類特征產業共性技術的主體。 對于離市場應用較近、企業開發能力較強的共性技術, 政府就應該減少投資, 而應引導企業成為開發主體。 如美國的數字電視大聯盟( GA) 、微電子與計算機技術公司( MCC) 等研究計劃就是以企業為主體。 ( 4) 合作研究已成為各國共性技術開發的主要形式合作研究開發除出了被認為有利于廣泛利用各方資源、提高技術開發效率之外, 還被各國認為是有利于共性技術擴散的有效組織形式, 因此, 合作研究被作為政府資助的首要標準。 表 1 中我們可以看到,各國政府對于合作研究的共性技術開發都給予了一定的資助, 在重要領域, 政府甚至親自牽頭組建合作組織, 以促進產業界與科技界以及大學的合作。 這一點在日本和韓國的科技計劃中得到很強烈的體現, 而在美國的半導體制造技術聯合體( Sematech) 計劃、新一代汽車合作計劃( PNGA) 、歐洲的信息技術研究和開發戰略( ESPRIT) 等計劃中, 同樣也可以看到政府在推進合作研究上所作的努力。 ( 5) 企業在各國共性技術開發中的地位突出共性技術研發中產業界作用日益突出, 企業是科技與經濟的接合點, 是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橋梁。 只有企業成為研究與開發活動的主力軍, 技術發展和創新才能充滿活力。 國外的經驗證明, 企業的積極參與和良好的 “ 官產學研”合作, 在促進共性技術的開發和產業的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吸收企業參與共性技術研究有兩種方式: 一是由政府和企業形成戰略聯盟,以便對復雜產品體系在系統水平上協調 R&D 和相關的基礎設施。如美國政府與美國三大汽車制造商形成的 “ 新一代汽車合作計劃( PNGA) ”戰略聯盟、與柯達和摩托羅拉公司成立的 “ 微電子與計算機技術公司( MCC) ”戰略聯盟, 日本通產省聯合富士通、日立等 5家公司組成的大規模集成電路技術研究聯合體( VLSI) 等。 二是資助企業與企業或企業與大學、研究機構聯合開 發 。 如 美 國 先 進 技 術 計 劃 ( ATP) 1990 年 到1995 年資助的 266 個項目中, 36%的資助給予合資公司和聯合體 ( 三個以上的公司) , 而在 1990 年-1998 年期間, ATP 計劃共立項 431 個項目, 總投入 28億美元, 其中, 一半以上由產業界投入, 大大提高了美國產業界依靠科技創造經濟效益的能力。歐盟框架計劃也同樣重視企業在共性技術開發中的地位, 尤里卡計劃( EUREKA) 便吸引了上千家歐洲高技術企業包括中小企業的參與。除了在投入上資助, 各國還非常注重吸引企業加入共性技術開發隊伍的軟環境建設。如美、歐、日等國在知識產權政策方面的共同做法就是在政府資助的研究成果的知識產權歸屬問題上向企業傾斜, 通過授予企業專有權, 鼓勵企業積極從事共性技術研究和擴散。三、對我國產業共性技術創新平臺建設的啟示1. 政府應該發揮主導作用推進產業共性技術進步共性技術政策不僅適用于發達國家, 也同樣適用于奉行技術追趕戰略的發展中國家。由于我國的市場機制還未健全, 在技術發展上正處于從引進、模仿、消化到自主創新的過程之中, 企業很難主動進行共性技術的開發并成為共性技術開發的主導力量。 因此, 以美國為代表的政府引導型的共性技術開發模式就不太適合我國國情。 這就需要我國政府發揮主導作用,推進產業共性技術的進步。面對由于共性技術的外部性特征所導致的市場失靈和組織失靈, 政府必須要發揮其在共性技術的開發和擴散中的獨特作用, 同時完善共性技術開發的環境, 加快共性技術的快速轉化。 ( 1) 政府應明確開發共性技術的巨大意義共性技術是在基礎研究或者基礎科學之上的集成性創新和自主創新, 其研究和開發對于產業技術進步和產業技術創新意義重大, 為企業后續的競爭性技術開發和自主技術創新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發展共性技術對于我國企業提升技術能力以及自主創新能力具有重要意義。政府只有明確了開發產業共性技術的重要意義, 才能強化以集中資源、突出共性、突破重點為特點的政策理念, 推進產業組織政策、財政政策、知識產權政策等相關政策的配套, 同時采取有針對性、有效率和有利于共性技術擴散和應用的組織方式, 組織各個領域的專家確定技術方向, 設立 “ 共性技術發展基金”, 確立共性技術研究開發合作框架, 促進“ 官產學研”合作進行共性技術的開發。 ( 2) 政府應致力于解決共性技術開發的雙重失靈問題政府要積極干預, 作為產業共性技術發展的組織者和推動者來發揮作用, 克服在共性技術開發中所遇到的市場失靈和組織失靈。 首先, 要積極地開展共性技術的預測和共性技術開發計劃的制定, 這也是實施共性技術開發的基礎。在共性技術的預測和計劃的制定過程中, 我們應該學習發達國家的經驗, 采用政府牽頭, 企業界和學術界廣泛參與的方式, 選擇那些對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和國防安全具有關鍵作用的關鍵共性技術予以優先發展。這種多方參與的方式還可避免共性技術與市場需求、研究部門與生產部門脫節的問題出現。其次, 政府要加強財政支持強度, 加強對產業共性技術研究, 綜合考慮共性技術市場失靈和組織失靈的程度、企業技術開發能力等因素, 體現國家 “ 有所為”的政策取向, 對基礎性強、公共品特征明顯的共性技術加大投入力度, 同時引導相關的研究院所、研究型大學以及企業成立合作組織來對這類共性技術進行研發, 以加快共性技術的開發速度。 ( 3) 政府要完善共性技術合作開發的環境政府部門必須通過制定政策、優化環境、完善社會支撐體系, 同時通過制定合作框架、提供補貼、減少稅收等方式, 為研究機構、大學和企業提供一個有利于合作與發展的空間, 減少合作的交易費用和文化、利益的沖突所導致的低效現象, 推進研發合作鏈條的創新管理 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形成, 從而引導共性技術的合作、開發和擴散朝著既定的方向發展。 ( 4) 政府要推進共性技術的快速轉化政府要對共性技術的擴散和轉化進行引導, 對合作開發各方主體的利益進行協調與補償, 采用合理的擴散形式以使行業內的企業能夠快速以較低的價格獲得共性技術, 在此基礎上結合市場需求進行競爭性技術和產品的開發, 達到通過共性技術的開發推動產業整體進步、增強產業競爭優勢的目的。2. 我國應鼓勵發展 “ 官產學研”合作組織來開發產業共性技術共性技術具有經濟和社會效益大、影響面廣的特點, 政府關注的焦點是基礎性研究開發活動的基礎設施的供應問題, 大學和科研院所則主要為社會發展提供基礎研究和基礎科學, 而企業則主要關心面向消費市場的科學技術的商業應用。 因此, 在基礎研究和技術應用研究之間就需要一個銜接, 也即對共性技術的開發。 在我國的現階段, 依靠政府、大學、科研院所或者企業任何一種組織的力量來單獨進行共性技術的研發, 實力都還顯得有些薄弱, 而學習發達國家在共性技術開發方面的經驗, 聯合政府、大學、科研機構以及企業等各方力量, 優勢互補, 高效整合各方技術資源則是產業共性技術創新平臺建設的有效形式。因此本研究提出基于 “ 官產學研”合作的有效聯合基礎研究和市場應用研究的共性技術創新平臺建設方式( 見圖 1) 。采用這種合作形式來建設共性技術創新平臺必須要注重兩點: ( 1) 要注重發揮大學和科研院所的創新源作用在基礎研究方面, 研究型大學和大型科研院所是最重要的研究主體, 因此, 研究型大學和科研院所是共性技術一個不可忽視的創新源。 進入國家 “ 985 工程”的 38 所高校都是以科研為主的大學, 其學科門類齊全, 具有良好的科研設施和環境, 有利于開展跨學科和綜合性的科研課題。在有研究型大學參加的共性技術開發平臺中, 大學研究能針對企業所需, 將產業技術與科學研究結合, 有利于企業更好地接受研究成果, 具有很高學術聲譽和造詣的大學研究人員能夠吸引產業界相當多的資金, 同時產業界也很少限制大學對技術成果的公開發表。 與此同時, 我國還有一批基礎好、在行業內有重要影響且已建立良好運行機制的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和科研院所, 如北京鋼鐵研究總院、煤炭科學研究總院等大院大所一直是從事共性技術和戰略性關鍵技術研究的骨干力量, 這類行業性科研院所具有較強的研究能力且具有長期從事共性技術研究和技術擴散的經驗。 因此, 積極鼓勵和引導研究型大學和科研院所與企業合作承擔共性技術研究課題, 充分發揮其創新源作用, 對當前組織共性技術研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這不僅有利于共性技術成果的開發, 而且有利于共性技術成果的擴散和企業的商業應用。 ( 2) 要注重發揮企業在共性技術平臺中的主體作用企業作為技術創新的主體, 其在 “官產學研”合作組織中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 由于共性技術研究的最終目標是差異化的商業產品、工藝和服務, 這些都影響到現代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雖然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產業共性技術開發難度較大、引進困難、風險高、開發周期長、人力物力財力消耗都很大, 但如果考慮到 “ 官產學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