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研究論文-中國農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2）二、農史學科的全面發展（1978-）文革以后農史研究進入全面發展的新階段。其特點是在前一階段整理農書的基礎上，以農業科技史為中心，對農業生產力、生產關系、農業政策、農業文化等各個方面開展全面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同時，專業農史機構的研究和專業農史機構以外的各學科的有關研究也獲得初步的整合。由于內容較多，本節分為兩部分，首先概述新階段的一些主要特點，然后簡要介紹重要研究領域及其重要成果。（一）農史研究新階段出現的原因及其主要特點1、新形勢出現的主客觀原因客觀上，文革結束后我國進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階段，實現中國式的農業現代化，需要從農史研究中獲取借鑒，這給農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量。主觀上，建國后十七年以資料整理為中心的工作已經為農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礎，循此繼進，開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學科自身發展的趨勢。這種發展在文革中被人為地中斷了。文革結束后，人們被壓抑的研究農史的熱情迅即迸發出來。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開的中國生物學史（包括農、醫史）學術討論會上已有所表現。1978年，農業部和農科院不失時機地提出了編寫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的任務。1979年，在鄭州召開的第一次編寫會議，被農史界學者喻為農史研究春天的到來。繼之，80年代初又有中國農業百科全書的上馬，該書特設農業歷史卷，在草擬框架時，確定其內容包括農業起源與原始農業、農業生產史、農業經濟史、農業思想史、農業科技史、地區農業史、少數民族農業史、世界農業史等學科分支或項目，實際上是大致明確了農史學科的四至。從1995年開始，在鄭重會長的倡導下，中國農史學會組織編寫全面反映中國農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歷史發展中國農業通史，全書分原始時代、夏商西周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金元、明清、近代卷和邊疆民族卷，另有附錄一卷，共10卷，規模宏大，目前仍在編寫之中。這些動員整個農史界力量編寫的大工程的啟動，對農史學科的推動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時，在不同學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勢下，友鄰學科理論方法以至資料的引入，也為農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長點。這些既促進了農史研究新階段的到來，也成為新階段的重要標志之一。下面簡單介紹這一新階段的一些主要表現和特點。2、研究隊伍空前壯大文革中被解散的研究單位恢復了編制和活動：西北農學院古農學研究室的恢復在文革后期，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的恢復在1978年。同年，北京農業大學、華南農業大學成立了農業歷史研究室，不久浙江農業大學、河北農業大學也成立了農史研究機構。據中國農業百科全書農業歷史卷稱：到1990年，廣義范圍農業各業務部門、高等院校、科研單位建立的農史研究機構已近20個。這些單位的農史研究者，都在新時期做出了重要貢獻。從80年代初期起，這些研究單位大都著手招收培養農史學科的研究生，這樣，在老一輩學者煥發學術青春的同時，新一代農史研究骨干也迅速成長起來。除了農史專業研究隊伍自身的壯大以外，一個突出的現象是史學界、科技史界、經濟史界、民族學界、考古學界、歷史地理學界的學者紛紛加盟農史研究，有些甚至已經進入農史界的圈子。最明顯的是考古文物界。江西省在70年代末成立了陳文華主持的中國農業考古研究中心（該中心開始設在江西省博物館內，后來設在江西省社會科學院內），編輯農業考古，打出農業考古學的旗幟，成為農史研究領域中一支活躍的力量。農業部下屬的農業博物館，1983年開始籌備，1986年正式開館，館內有中國古代農業科技史的常年陳列，她下設的研究所亦以農業歷史為重要研究方向，出版了一批圖譜和專著，積極參與國內外有關學術活動，該館是農業歷史學會的掛靠單位。科技史與農史聯姻是有傳統的，胡道靜先生就稱自己是科技史界和農史界的兩棲動物。在農史學會正式成立以前，農史工作者主要是通過科技史學會的農史專門委員會進行學術交流活動的；這種聯系現在還有繼續。李根蟠由于曾在中國農科院工作的關系，成為出入經濟史界和農史界的兩棲動物。從1981年開始，經過長時期的醞釀，中國農業歷史學會于1987年9月正式成立，由劉瑞龍任名譽會長，王發武任會長，會員包括了農史專業研究機構的學者，其他相關學科的學者以及業余農史愛好者共283人。1993年換屆，由鄭重任第二屆理會長，會員增至382人。1998年再度換屆，鄭重繼續任會長，會員增至570人。90年代，農業部成立當代農史研究室，1994年在中國農業歷史學會下設立當代農業歷史專業委員會。中國農史學會成立以來，已經舉行了8次學術年會，對團結各方面力量推進農史研究的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在地方，河南省和廣東省也先后成立了農史學會，廣東省農史學會的活動尤為正常和活躍。3、農史刊物的創辦1981年，中國農業歷史學會（當時還是籌委會）和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聯合創辦的中國農史季刊和中國農業考古中心主辦（后與中國農業博物館合辦）的農業考古半年刊幾乎同時創刊。前者是我國農史學科第一份專業性學術期刊，內容包括農業史、農業經濟史、農業科技史、地區農業史、少數民族農業史、外國農業史和古農書研究等，大大超越原來該室集刊的范圍。后者把考古文物與農史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注意反映傳統農業與農業現代化、少數民族農業史、中外比較農業史、農業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學術性、資料性、知識性為一體。從1991年起，每年增加兩期茶文化的專號。在此稍前，華南農學院農業歷史研究室受農業出版社的委托主編了不定期農史研究叢刊，從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輯；該刊一度計劃改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國農業博物館創辦了古今農業半年刊，1991年改為季刊；刊登有關農業歷史、農業考古、農業資源、農業經濟、農業博物館的建設等方面的論文和調查報告。1994年，農業部當代農業史室也編輯出版了中國當代農業史研究。作為一種專史擁有幾種學術刊物，這在中國史學界是罕見的。這些刊物不但為農史研究成果的發表提供了園地，而且促進了專業農史研究圈與圈外各種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進農史研究與相關學科的交叉融合，從而大有利于農史學科的發展。4、研究領域的拓寬，資料來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樣化。這是新時期農史研究發展的重要特點。在這個題目下實際上包括了三方面的問題，但它們又是相互聯系，難以分割的，所以我們把它們放在一起敘述。上面談到，建國后十七年的的農史研究是以整理農書為中心的，本時期，這一工作仍在繼續，但重點已經轉到史的研究。大體說來，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農業科學技術史為中心展開的；從九十年代后期開始，以中國農業通史的編纂為契機，轉入更全面的農業史研究的階段。與研究領域拓寬緊密相聯系的，一是新資料來源的開辟，二是與友鄰學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農史研究收集和運用的主要是農書的材料、歷史文獻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繼續發掘和利用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學的材料、民族學的材料和以滿鐵調查資料為中心的近現代農村社會經濟調查材料1。農史學科的資料基礎更加雄厚和廣闊。這一時期農史研究的方法，除繼承前一階段的傳統外，還引入不少學科的理論方法，又有其他學科的學者加盟農史研究，于是出現了農史研究與友鄰學科交叉融合的態勢，以至形成農史研究的新領域或新的生長點。上面說到的考古學、民族學材料加入農史研究，同時就是農史學與考古學和民族學的交叉融合。它如歷史語言學、歷史地理學、經濟學、文化學、民俗學、生態學、氣候史、比較農史法、自然辯證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給農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現多樣化的絢麗局面。這一時期農史研究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浮燥的風氣的漫延，在有關論著大量涌現的同時出現了忽視質量的傾向，對材料和論據缺乏嚴謹的考據和論證、不符合學術規范的文章已不是個別的現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為有相當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嚴肅認真的學術批評。在20世紀末，商品經濟的大潮對農史研究的隊伍的沖擊越來越大，農史研究面臨新的困難。（二）重要領域及重要成果舉隅1、農書和農業文獻的整理、校釋和研究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礎上繼續前進，成績最顯著的是中國農業遺遺產研究室的繆啟愉，繆氏在50、60年代已積極參與萬國鼎領導的農書整理校注工作，萬氏1963年去世后，農業遺產研究室的農書整理工作遂由繆氏牽頭。西北農學院古農學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開始在辛樹幟的領導下整理出版石聲漢的遺著；此外馬宗申也獨立做了不少工作。現按時代的先后對綜合性農書的整理作一簡單介紹：先秦：夏緯瑛五十年代在西北農學院工作時已致力于先秦農書和農史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調至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后改為研究所），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繼管子地員篇校釋和呂氏春秋上農等四篇校釋后，完成了周禮中有關農業條文的解釋、詩經中有關農事章句的解釋和夏小正經文校釋，分別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農業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為先秦農業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王毓瑚的先秦農家言四篇別釋（農業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讀夏著呂氏春秋上農等四篇校釋的基礎上寫成的，對夏著作了不少有益的補充和校勘。兩漢魏晉南北朝：繆啟愉繼四民月令輯釋（農業出版社，1981）后推出的齊民要術校釋（農業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再版），是在廣泛吸收前人成果基礎上的集大成之作，而考訂之翔實、校釋之精審，超越前人，是迄今最完善的一本齊民要術校釋本。繆氏還有齊民要術導讀（巴蜀書社，1988年）一書，對齊民要術的科學內容作了分析。游修齡的疑義考釋（收入游氏農史研究論文集）運用現代化科學知識考釋齊民要術中難讀難解問題，是繼及其作者賈思勰之后研究齊民要術的又一力作。隋唐宋元：這方面的成果有繆啟愉的四時纂要校釋（農業出版社，1981年）；石聲漢的農桑輯要校注（農業出版社1983），繆啟愉的元刻農桑輯要校釋（農業出版社，1988年）,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農桑輯要譯注也將要出版；王毓瑚校點的王楨農書（農業出版社，1981年），繆啟愉的東魯王氏農書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繆氏的校釋后出轉精，并糾正了前人的一些錯誤。明清：石聲漢在身患沉疴情況下奮力完成的農政全書校注遺稿，經過整理壓縮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這是明清農書整理的最重要成果。研究農政全書及其作者徐光啟的論著，在農書及其作者的研究中居于首位；據中國農業博物館資料室編中國農史論文目錄索引所載，截至1991年，有關論文達167篇。就本時期的研究而言，梁家勉的徐光啟年譜是研究徐氏生平的力作；中國農史1983年第3期紀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專集和席澤宗、吳德鐸主編的徐光啟研究論文集（學林出版社1986年）也收集了部分成果。明清不少地方性農書，如農桑經、馬首農言、三農紀都有了校注本2。王達對王恒力補農書校釋作了增補3。宋湛慶對明代馬一龍的農說進行了整理和研究4。我國最后一部大型綜合性農書授時通考，亦由馬宗申作了校注，由農業出版社從1991年到1995年分4冊出齊；至此，我國重要的綜合性農書已全部整理出版。專業性農書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專書有傅樹勤、歐陽勛的陸羽茶經譯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欽恒的群芳譜銓釋（農業出版社，1985年）等。兩漢魏晉南北朝出現了不少記錄嶺南植物的志錄類著作，最著名的是南方草木狀，舊題西晉稽含著，對該書作者和撰期歷來有爭議，1983年華南農學院召開關于南方草木狀的國際討論會，將該問題的研究推進了一步。會后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楊競生撰寫了南方草木狀考補，堪稱有關研究成果的總匯。繆啟愉、邱澤奇的漢魏六朝嶺南植物志錄輯釋（農業出版社，1990年），則開創了整理古代農業典籍的新體例。畜牧獸醫書和水利書的整理也很有成績。前者如中國農業科學院中獸醫研究所的元亨療馬集選釋、楊學聰點校的新刻馬書（均為農業出版社1984年出版）、許長樂校正的新刻注釋馬牛羊駝經大全集（農業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馬宗申的營田輯要校釋（農業出版社，1984年）、汪家倫的筑圩圖說及筑圩法（農業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書校注（農業出版社，1984年）。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編輯的中國農學遺產選集轉由農業出版社出版，又有茶、古獸醫方集錦、常綠果樹（上編）、稻（下編）等分冊問世。另外又出版了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陳祖椝、朱自振編，農業出版社，1981年）、中國茶葉歷史資料續輯（方志茶葉資料匯編）（朱自振編，東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中國古代栽桑技術史料研究（章楷著，農業出版社，1982年）、中國科技史資料選編-農業機械（清華大學圖書館科技史研究組編，清華大學出版社）、中國森林史資料匯編（董智勇主編，中國林學會林業史學會1993年）等資料集。為了摸清明清農書的家底，經過王達的長期努力，已知明清農書（包括佚書）已逾千種；有關成果在2001年的中國農史中連載。作為傳統農學資料精華的整理，彭世獎編著的中國農業傳統要術集萃（中國農業出版社，1998年）是別開生面的一種。對農書各別研究或綜合研究（包括中外農書比較研究）的論文相當多，中國自然科學史農學卷各編的有關部分，綜合了有關研究成果，對歷代農書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