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張元濟的版本目錄學研究姓名：江曦申請學位級別：碩士專業：中國古典文獻學指導教師：杜澤遜20080428原創性聲明本人鄭重聲明：所呈交的學位論文，是本人在導師的指導下，獨立進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經注明引用的內容外，本論文不包含任何其他個人或集體已經發表或撰寫過的科研成果。對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貢獻的個人和集體，均己在文中以明確方式標明。本聲明的法律責任由本人承擔。譬論文作者簽名：主塹乏期：妒塑：墨關于學位論文使用授權的聲明本人完全了解山東大學有關保留、使用學位論文的規定，同意學校保留或向國家有關部門或機構送交論文的復印件和電子版，允許論文被查閱和借閱；本人授權山東大學可以將本學位論文的全部或部分內容編入有關數據庫進行檢索，可以采用影印、縮印或其他復制手段保存論文和匯編本學位論文。（保密論文在解密后應遵守此規定）論文作者簽名：趨遂導師簽名：之遁遵日期：竺堡：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摘要張元濟是我國近代著名的版本目錄學家，研究他的版本目錄之學對于今天的古籍整理工作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在版本學上，張元濟重視宋元亥和初刻本，這充分體現在他主持影印的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叢書中，這種版本觀直接導致了他影印古籍的改字問題。張氏在重視宋元學術價值的同時，還十分關注其藝術價值。他精于版本鑒定，能綜合運用避諱字、刻工姓名、牌記、字體、序跋等各種方法鑒定古籍，但偶有失誤之處。通過校勘和梳理版本源流，張氏善于比較版本優劣，以此為影印古籍選取底本。張元濟對許多版本學問題有自己的精辟見解，他認為宋大字本在南宋時入浙，推翻了舊說；對元各路儒學以及州縣學、書院等官刻做了最簡明的講述；通過校勘發現明刻本及汲古閣刻書之惡。在目錄分類思想上，張氏主張在堅持四庫分類法的基礎上，增析類目以濟其窮。他撰寫的寶禮堂宋本書錄和涵芬樓燼余書錄鑒定版本準確而細致，指出了前人的很多錯訛。二錄不但記錄書名、卷數、撰者、版本，而且詳記避諱字、刻工姓名，過錄序跋，描摹印章，形成了規范化的書志撰寫體例。張氏撰寫的題跋重視校勘，有時發表自己的學術見解，體現了深厚的學養。在張元濟先牛的版本錄學研究中，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其在四庫學上的貢獻和成就。他通過校勘群書，指出了總目的很多錯誤。他用宋元善本證明全書所用永樂大典本的訛謬和庫本的殘缺，并對四庫全書竄改原書提出批評。張氏通過利用進呈書目、鑒定四庫全書底本、用它本比勘庫本等方法探討四庫底本。在他的主持下，商務印書館先后輯印了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叢書，這些都可以起到改造四庫全書的作用。此外，張氏主持的商務印書館影印了四庫全書珍本，并有續修四庫全書之議。張氏在訪書過程中，把所見所聞的版本標注在鄙亭知見傳本書目上，其標注細致，多有邵懿辰、莫友芝、朱學勤、傅增湘各家所不及者。關鍵詞：張元濟；版本學；目錄學；四庫學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緒論張元濟先生是我國近代著名的出版家，版本、目錄和校勘學家，在版本、目錄和校勘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是當時唯一可與傅增湘相頡頏的版本、目錄和校勘學大師。總結研究他的版本、目錄學成就對于我們今天的古籍整理具有重要的意義。第一，他長于版本鑒定，總結他的鑒定方法，對于我們學習版本鑒定，并運用到今天的鑒定實踐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第二，張氏先后主持影印了很多大型叢書，從收集眾本、校勘異同、梳理源流、比較優劣，到最后確定底本、主持印刷，都積累了很多成功的經驗，這些對于今天方興未艾的古籍影印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第三，張氏對版本學上的很多重要問題都有自己的精辟見解，并且歷史性地第一次利用善本通校全史，對二十四史的版本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總結，這對于我們正確認識版本學尤其是二十四史的版本問題有重要的參考意義；第四，張氏撰寫了大量的古籍善本書志，其體例集前人之大成，形成了規范化的善本書志體例，對后來書志的撰寫產生了很大影響，總結他撰寫書志的特點，對今天撰寫書志同樣具有指導意義；第五，張氏利用善本和四庫全書進行比較，指出庫本的很多不足，在利用四庫全書總目時發現其中的很多訛謬，這對于正確認識與使用四庫全書和總目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第六，張元濟作為一位有重大貢獻的歷史文化名人，對他的成就和歷史地位還要進行更具體、更深入的探討，以期使我們的認識更準確、更切實。要達到這一點，也必須對他的版本、目錄、校勘學成就及四庫學成就作更進一步的探索。對張元濟的研究開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張舜徽先生年出版的中國文獻學曾有專章介紹張氏在古籍整理方面的成就，認為羅振玉和張元濟是近代古籍整理方面貢獻最大的人。然而全面系統的研究則肇始于王紹曾先牛的近代出版家張元濟（年初版，年增訂），此后，各種專著和論文陸續出版和發表。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張元濟著述資料的整理，從年到年先后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張元濟日記（年初版，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增訂再版）、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年）、張元濟詩文（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年）、張元濟書札（年）、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匯編（年）、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年）、張元濟全集（年起陸續出版）；第二、傳記的撰寫，主要有王紹曾先生近代出版家張元濟，葉宋曼瑛從清代改革家十世紀出版家張元濟的生平和事業（商務印書館，年）、汪家熔大變動時代的建設者張元濟傳（四川人民出版社，年）、張樹年主編，柳和誠、張人鳳、陳夢熊編著張元濟年譜（商務印書館，年）、張樹年我的父親張元濟（東方出版中心，年）、張人鳳張元濟研究文集（上海辭書出版社，年）等專著以及數十篇論文。他們或敘述張元濟一生的經歷，或以回憶錄的形式介紹其在生活中的一些往事，或結合戊戌變法討論其政治思想，或結合商務印書館介紹張氏在出版事業中取得的輝煌成就；第三、對張元濟學術成就的研究，在這方面成果最多貢獻最大的是王紹曾先生，主要集中在近代出版家張元濟的第四部分“整理出版古籍的豐碩成果”以及張元濟先生校史始末及其在史學上的貢獻等文章中。另外趙守儼、胡道靜、杜澤遜等先生也曾撰文對張氏在文獻學上的成就給予過很高的評價。縱觀二十多年來對張元濟的研究情況，我們不難發現有下面幾個特點，第一，多傳記的撰寫少學術的研究。張元濟先生文孫張人風先生張元濟傳記和研究專著簡介和鄭寧的續介兩篇文章介紹的傳記專著就不下二十種，其中多數把張氏定位在出版家，對他如何經營商務印書館作為重點進行敘述。張氏作為民國時期屈指可數的文獻學家，在版本、目錄和校勘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學術界對這方面的研究顯然十分薄弱。第二，在薄弱的學術研究方面，又側重其校勘學成就（具體就是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的探討，而對其在版本目錄學方面的成就不夠重視。第三、對張氏版本、目錄學成就有限的研究中，又多是宏觀的把握，鮮有細節的分析。如對張元濟版本觀、版本鑒定方式、判斷版本優劣等問題，王紹曾先生的近代出版家張元濟中雖已提及，但介紹得很簡略，并未深入分析。張氏在近半個世紀的古籍整理工作中撰寫了大量的書志題跋，其中對很這些論文基本收錄存海鹽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張元濟圖書館編輯，年由學林版社版的出版人家張元濟張元濟研究論文集中見海鹽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張元濟圖書館編出版大家張元濟張冗濟研究論文集，年學林出版社排印本，第頁。司上，第頁。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多問題，如對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總、版本學中一些重要問題等都有自己的精辟見解，這些都是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的，但在這方面尚無成果問世。基于對張元濟研究的現狀，本文除了對張氏生平、交游、著述作簡單介紹外，擬從寶禮堂宋本書錄、涵芬樓燼余書錄、涉園序跋集錄等題跋以及其書札、日記等材料中提煉梳理，在版本學、目錄學以及兼有版本學和目錄學的四庫學三個大方面對以下幾個問題進行探討：（一）張元濟的版本觀念：對宋元本和初刻本的重視以及由此產生的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改字問題；重視版本的校勘價值和藝術價值；（二）版本鑒定方法以及鑒定失誤之處；（三）通過校勘和梳理源流比較版本優劣；（四）版本學史上重要問題的討論；（五）目錄分類思想；（六）兩部版本目錄的典范寶禮堂宋本書錄和涵芬樓燼余書錄之研究；書志規范化的問題；（七）張氏所撰寫的題跋研究；（八）四庫學問題：訂正四庫全書總目之誤，對庫本的評價，以及對四庫底本的梳理和（鄙亭知見傳本書目）批注等問題的研究；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一、生平、交游與著作張元濟，字筱齋，號菊生，浙江海鹽人。生于清同治七年（），逝世于年。光緒十五年己丑科舉人，光緒十八年壬辰科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先后任刑部貴州司主事，總理衙門章京。戊戌維新時期在北京創設通藝學堂，曾與康有為同受光緒皇帝召見，并兩次上奏折陳變法政見。變法失敗后，被革職永不敘用，嗣經李鴻章之介到盛宣懷創辦的南洋公學，被聘為公學譯書院主事。光緒二十八年（）初，應商務印書館創辦人夏瑞芳之邀加入商務，相約“吾輩當以輔助教育為己任。隨后設立編譯所，聘蔡元培為所長，主持編輯教科書。翌年便自任所長，編輯出版嚴復等人的西學譯著。民國五年到民國十五年期間主持商務事務，編輯教科書、影印古籍，使商務的出版事業發展到一個項峰。此后，張元濟雖然退休，但仍擔任董事長等職，和商務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可以說是商務印書館的精神支柱。自從他加入商務印書館，便為商務大量收購古籍善本。光緒三十年（）創立編譯所圖書室，并經蔡元培之介收購紹興徐樹蘭熔經鑄史齋五十櫥藏書，此后“湮陽端氏、江陰繆氏、巴陵方氏、荊州田氏、南海孔氏、海寧孫氏之書亦多有所獲，圓張元濟創建東方圖書館儲之，并專辟涵芬樓庋藏其中的善本，一時間商務藏書富甲江南。在此基礎上，他先后豐持影印了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叢書，為我國古籍的保護和傳播做出了巨大貢獻，為學術研究提供了極大便利。抗戰期間，他和葉景葵等共同發起創辦了合眾圖書館，即今天上海圖書館的前身。民國三十七年，與胡適、余嘉錫、柳詒徵等人一同被選為國民政府南京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張元濟是清末民國我國最大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的主持者，同時是一位邃于版本、目錄、校勘之學的學者，同政界、商界、學界的許多重要人物有著廣泛的交往。今僅略舉與其版本目錄學有關者簡述之。其前輩者如繆荃孫，張元濟師事之，并常向其請教版本目錄之學，這些材料都保存在藝風堂友朋書札和張元濟書札中。其友輩者如傅增湘，從民國開元到傅氏去世的民國三十八年，三東方圖館概況緣起，張元濟詩文，年商務印書館排印本，第頁。涵芬樓燼余錄序，張元濟占籍目序跋匯編，年商務印。持館排印本，第頁。案：以下凡引用該書皆簡稱匯編。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十余年中，二人魚燕往返，通報古籍流散，探討版本優劣，交流校勘成果。這些信件僅存者就達六七百封，后人輯為長達三十萬言的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晚輩如顧廷龍，作為張氏晚年的助手，“追隨杖履，飫聞緒論。此外與藏書家，如嘉業堂劉承斡、木樨軒李盛鐸、自莊嚴堪周叔駛、涉園陶湘、愚齋盛宣懷、鐵琴銅劍樓瞿啟甲，著名學者如王國維、梁啟超、胡適，版本目錄學家如孫毓修、王重民、趙萬里等都有很多交往，或為影印古籍借用底本，或討論版本之異同。這些交流所形成的文字資料，多保留在張元濟書札中，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張元濟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幾種：版本目錄：寶禮堂宋本書錄，這是張氏代寶禮堂主人潘宗周撰寫的善本書志；涵芬樓燼余書錄，此乃為涵芬樓免于一二八劫難的古籍善本所撰寫的書志；校勘學著作：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這是張氏于三十年代在輯印衲史時，搜羅眾本對校后形成的校勘記，現存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節、隋書、南史、舊唐書、新唐書、新五代史、宋史、金史等十六種；校史隨筆，是張氏選取衲史校勘記有心得者撰寫而成的校勘學專著；其它題跋：影印四部叢刊以及續編、三編時附于卷尾的題跋；衲史版本述要及題跋；嘉興、海鹽先哲著述，海鹽張氏先人著述及藏彝、刊刻典籍的題跋和其他典籍的題跋；顧廷龍先牛輯有涉園序跋集錄，年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張元濟詩文：收錄文章、題識、詩詞、試卷等百余篇；張元濟書札：收錄了與二百余人的書信上千通，一百余萬言（年出版的張元濟全集第一、二、三卷為書信集，書札數量較書札稍多）；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其中張元濟寫給傅氏的信札一百二十余通；張元濟日記：從民國元年（）到民國三十八年（），中有間斷，約八十五萬言；中華民族的人格：這是抗日戰爭爆發后，為發揚民族正氣，張氏從左傳、戰國策、史記中選編的予路、荊軻、田橫等十余位民族英雄的愛國事跡。顧廷龍涵芬樓燼余書錄后序，匯編第頁。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二、版本學研究考察一個版本學家的版本學思想和水平，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考察其版本觀念，看他重視什么樣的本子；第二、是否精于版本鑒定，采用什么樣的鑒定方法；第三、對版本學中的一些問題有無自己的見解和探討。張元濟在此三方面均有過人之處，不愧為民國時期屈指可數的大版本學家。（一）版本觀張元濟的版本觀念，總體來說是看重初刻本和宋元舊本，重視其文物價值、校勘價值以及藝術價值。、書責初刻及宋元善本一般而言，初刻本最接近原書的本來面貌，經過翻雕，舛訛滋甚，所以書貴初刻便成為一個共識。張元濟在校勘古籍中多次發出書貴初刻的感慨，如在宋淳祜袁州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跋中說：“古書之可貴，從未有不貴其最初之原本，而反貴其后人改編之本者。張氏曾言：“余喜蓄書，尤嗜宋刻。”圓自明代中期以后宋本日稀，身價益長。王世貞以莊園易班、范兩漢書，朱大韶用美妾換宋槧后漢紀；錢謙益、錢曾、季振宜、徐乾學視宋本為至寶；黃丕烈集“百宋一廛”而自號佞宋主人，吳騫以“千元十駕而與之比肩；陸心源自詡為“醑宋，袁克文效蕘圃以“后百宋一廛。佞宋之風，由來久矣。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十專有“藏書偏好宋元刻之癖條詳述之。張元濟亦受此風影響，每遇宋版，重值不惜，這些在他與傅增湘的書札中屢屢談及。張氏為涵芬樓購入大量古籍中就不乏宋元善本，僅涵芬樓燼余書錄就著錄宋刻本九十三部，元刻本八十九部。對宋元本的偏愛同樣體現在他主持影印的四部叢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下面，我們看張氏主持影印的四部叢刊取本情況：四部從刊三編宋淳祜袁州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跋，匯編第頁。寶禮常宋本書錄序，匯編第頁。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四部叢刊部分擬用底本與實用底本對照表書名擬用底本實用底本禮記明刻本宋刻本說文系傳祁氏刻本影宋鈔本玉篇抄本元刻本資治通鑒釋文十萬卷樓本宋刻本大唐西域記明刻本宋刻本韓非子明刻本黃蕘圃校影宋本脈經明刻本元刻本翻譯名義集元刻本宋刻本杜工部詩集明刻本宋刻本鶴山集安氏活字本宋刻本花庵詞選汲古閣刻本萬歷仿宋刻本文選明刻本宋刻本四部從刊部分初印本和重印本底本對照表書名初印本底本重印本底本孝經影宋抄本宋刻本說文系傳通釋述古堂影宋抄本配宋本吳越春秋明萬歷刻本弘治刻本金匱要略明弘治刻本明嘉靖刻本寒山子詩高麗刻本影宋刻本盤洲文集影宋抄本宋剔本古文苑明成化刻本宋刻本淵穎吳先生文集明嘉靖刻本元刻本金華黃先生文集影元抄本元刻本下陽明集明崇禎集要本明隆慶王文成公全書本蔡，郎文集覆刻明金華活字本元刻本唐文萃元刻木（多漫漶）明嘉靖徐熵刻本（補宋本校勘記）通過擬用底本和實用底本，以及原用底本和重印底本相比較，可見有宋本者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不用元本和影宋本，有影宋鈔本和元本者不用明本，有原刻本者不用覆刻本，即使是由元刻本改用明嘉靖本的唐文萃也是因為元刻本多漫漶，不得已而用明刻本，且補有宋本校勘記。這種重視宋元善本和初刻本的思想在四部叢刊續編和三編中得到繼續貫徹，其中多有在日本訪得而在中土絕跡的善本，如宋乾道刻本東萊先生詩集等，而：太平御覽更是以宋蜀刻本、建寧本和根據影宋本而來的日本古活字本拼湊起來的百衲本，用最好、最早的版本配成了完璧。宋元善本受青睞，莫不緣于其文物價值和學術價值。文物價值是指其時代久遠，存者稀少，而價同拱璧，此乃藏書家所共同看重之方面。所謂學術價值是指宋刻本猶如唐臨晉帖，去古未遠，比較接近古書的本來面貌，后來的刻本也多是根據它們覆刻，所以具有很高的校勘價值。這種校勘價值，只有學養深厚者方能言之，何義門、黃丕烈、繆荃孫和傅增湘等參稽考證以訂時本之脫漏紕謬，都是對宋元善本校勘價值的很好利用。張元濟同樣勤于且長于校勘古書，能深諳宋元善本的校勘價值。在以殘宋建本校明嘉靖本元氏長慶集時發現“明刻卷十第五、六葉，各本皆闕，宋本獨存”后，感慨“此古書之所以可貴也”。他在搜羅善本輯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時，就堅持書貴的原則，廣羅眾本，拔取殊尤一史而同備數刻，必錄其古者，回盡可能選取去古未遠的宋元本作底本，也是考慮到它們錯訛少的校勘價值。這是張氏重視宋元本最為關鍵所在。、影印衲史中的改字問題然而，宋刻未必皆是，時本未必盡非，這是學者們在校勘古籍中早已得出的結論。宋刻本中校勘比較認真的當推浙本，因為浙本中絕大多數都是官刻，不以營利為目的，又多由文化水平較高的士大夫經辦，校刊較精。而建本多出于坊刻，以營利為目的，多由文化水平較低的書商經辦，校勘草率。比如黃善夫本史記，雖然第一次把三家注合刻為一書，但正義實際上經過刪節。張元濟通校全史，當然對此深知，如衲史晉書跋云：“先是江南第一圖書館有宋，字本。已遣工就照矣。校閱至列傳某卷，乃多所脫漏，思覓更勝者以為之代。在校史隨筆中他也曾指出宋元本訛謬之處，如三國志有“殿本考證訛字可信陰部從刊初編明嘉靖本元氏長慶集校文，匯編第頁。傅增湘校史隨筆序，匯編第頁。百衲本十四史晉二傳跋，匯編第頁。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條，梁書有“宋本闕文條，遼史有“遼史元刻多訛字條。但是，他對宋本的信賴達到了一種理想化的境地，在校史隨筆中更多的是對監本、汲古閣本和殿本等后世刻本的批評。史記在清同治年間，金陵書局刊行史記集解索引正義合刻本，這個本子經張文虎根據錢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見到過的各種舊刻古本（其中包括四個宋本）、時本（包括明清以來刻本十余種）加以考訂，擇善而從，并且撰寫了校刊史記集解索引正義札記，可以說是校勘精審的善本，中華書局本正是用這個本子作為底本點校的，而張氏在主持輯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以下簡稱衲史）時棄而不用，而是用了錯訛較多的黃善夫本。下面是衲史與中華點校本底本之比較：衲史、中華書局點校本十四史底本一覽表書名衲史中華書局本史記宋慶元黃善夫刻本清同治金陵書局刻本漢書宋景祜刻本清王先謙漢書補注本（不收補注）后漢書宋紹興刻本原缺卷以元覆宋本配補衲史本三國志宋紹熙刻本原缺魏志三卷以宋紹興刻本清梁帝鉅三國志旁證、盧弼三晉書宋刻本原缺載記三十卷以他宋本配補清同治金陵書局本宋書宋蜀大字本缺卷以元明遞修本配補各本互校，擇善而從南齊書宋蜀人字本衲史本梁書宋蜀人字本缺卷以元明遞修本西！補各本互校，擇善而從陳書宋蜀大字本缺卷以元明遞修本配補衲史本魏書宋蜀大字本缺卷以元明遞修本配補各本互校，擇善而從北齊書宋蜀大字本缺卷以元明遞修本配補各本互校，擇善而從周書宋蜀人字本缺卷以元明遞修本配補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隋書元大德刻本各本互校，擇善而從南史元大德刻本衲史本北史元人德刻本衲史本舊唐書宋紹興刻本缺卷以明聞人詮覆宋本配補各本互校，擇善而從新唐書宋嘉祜刻木缺卷以他宋木配補衲史本舊代史劉承刻原輯永樂人典自注本影印四庫全書本。代史記宋慶元刻本衲史本宋史元至正刻本缺卷以明成化初刻本配補衲史本遼史元全正刻本衲史本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金史元至正刻本缺卷以覆元本配補衲史本元史明洪武刻本衲史本明史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附王頌蔚編集考殿本可見，衲史的選本原則就愈古愈善，對宋元本的信賴達到無以復加的境地。這種理想化以及其產生的不容宋本絲毫瑕疵的思想，與宋本有訛誤甚至某些地方不如監本、汲古閣本和殿本的現實之間的矛盾，直接導致了張元濟在影印衲史中的改字問題。我們看下表：衲史校勘記史記校勘記改字情況摘錄表。宋本殿本影印衲史處理情況河比江南北修百百工致功不重百字刪江水經云注修秦滅有齊字補自然懦弱敗壞之禮也有成字，體補成字，修體字老人星在狐南弧修在蒲汾陰縣有州字補以與我長子有韓韓與三字補三字十年攻攻衛取甄不疊攻字刪去一攻字史記校勘記一共出校接近五千條，而批“修、“補、“刪”字者有一千八百余條。杜澤遜師根據日本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輯錄的史記校勘記補遺，影印本已經修訂而未出校者尚有二百二十六條，所以衲史中的史記對宋黃善夫本的校改共有兩千余條之多。誠然，這些校改并不是肆意篡改，而是本著很負責的精神，經過認真比較考證后做出的，而且絕大部分是正確的。但是張元濟并沒有明確告訴讀者做過如此多的校改，此后的幾十年間人們都把衲史視為宋元版，中華書局校點二十四史，如隋書、舊唐書等就是將其當作宋元原本來使用的。圓張舜徽先生在八十年代初撰寫的中國文獻學中也如此認為。如此勢必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凡字下加點者為該字殿本和衲史本不同，凡字后加點者為加點處殿本有字而衲史本無。十四史隋書、（唐書出版說明，年中華書局排印本。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黃丕烈曾言“凡舊板模糊處最忌以新板填補，阮元亦云“刻書者最患以臆見改古書，圓張元濟也曾言：“傳刻古書，雖疑文異字，貴能遵守。為其能正今本訛失，溝通大義也。影印古書特別是以搶救為目的的影印更是最忌改字，人所共識。如果改字就失去了原本的本來面目，而變成了另一個版本，混淆了板本系統，也失去了搶救的意義。對于學術性特別是以確立最佳讀本為目的的整理出版古籍，可以于宋元舊本明顯之誤、脫、衍、倒而有版本依據者，斟酌校改，以達到錯訛最少最適合閱讀的目的。但一定要讓讀者知道在何處做了怎樣的改動（一般是采取附上校勘記的方式），以免誤導讀者。今天我們校點古籍，多是采取這種方式。另一種方式就是像嘉慶年間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那樣“凡有明知宋板之誤字，亦不使輕改，但加圈于誤字之旁，而別據校勘記擇其說附載于每卷之末。張元濟在校史隨筆序中說：“曩余讀王光祿十七史商榷，錢宮詹廿二史考異，頗疑正史之不可信。會禁網既弛，異書時出，因發重校正史之愿。所以，張氏主持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確立標準的本子，還正史以本來面目。他自民國十四年校勘梁書起，匯集眾本，歷經十余載卒底于成，使衲史成為迄中華書局點校本以前最標準的正史本子，并且為五六十年代的校點二十四史創造了條件，中華本以衲史為底本者有后漢書等十一種，作為校本者有漢書等十種，且吸取了張氏的大量校勘成果。衲史這種成果的取得應該和張氏校改宋元本訛誤有著重要的關系。但張氏并未對此向讀者和學術界言明，這種做法直接導致人們對衲史的誤解。在校勘衲史竣工之前，胡適就曾多次勸張元濟把校勘記及時出版，張氏以“文字繁冗”為由，并未整理梓行，僅摘錄若干條以校史隨筆出版。在校史隨筆中亦沒有予以交待改字之事。竊以為這一方面是因為作為學者的張氏對宋版書的理想化，不能容忍宋元舊本的訛謬，為保宋本之聲譽而改字。正如張氏在給傅增湘的信中說宋本“凡為諸本所不誤而此本獨誤者，擬將其字改正，脫字亦不加（曦按：疑衍不字），此為保宋本之聲譽，免外人之指摘起見”。另一方面作為商務印黃瓜烈蕘圃藏一題識，年中華局影印宋元明清書日題跋叢刊本。阮元幣刻宋板琉總錄，十三經注疏，年二海占籍版社據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刻本影印本。部叢刊續編影宋鈔本群經卉辨跋，匯編第貞。阮元承刻宋板灃疏總錄，十三經注疏，年上海古籍版社據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刻本影印本。校史隨筆序，匯編第貞。張元濟書札民國十九年九月五日致傅增湘札。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書館的一員，不得不考慮書的銷售問題。我們在評價衲史時首先當然要肯定它的貢獻，但同時也一定要對其改字問題有明確的認識，這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利用它。、重視宋本的藝術價值天水舊槧，除了文物價值和校勘價值外，還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雕版印刷古籍的藝術價值，并沒有像版畫那樣引起人們的特別注意，更沒有像鄭振鐸等學者研究版畫那樣進行專門系統的研究。只是在一些著作中（如孫從忝藏書紀要、項元汴蕉窗九錄等）偶有所及。張元濟“尤嗜宋刻”，除了其“去古未遠”，錯訛較少，具有較高的校勘價值外，對其藝術價值也十分看重，“其制作之精善，每一展玩，心曠神怡。他在題跋中一再為宋版書的精美而贊嘆，如稱贊宋刻本陸士龍文集“紙質薄細，墨光黝潤，鐫工亦極古茂，可為宋刻上乘，夸嘆宋刻本五朝名臣言行錄“全部書法多宗平原、率更，神采煥發。鐫印至此，可稱能手，真宋槧本中之上駟也”。他總結宋本書有四善：一日寫本鐫工之美惡，視乎書法之優劣宋本可貴，以其多出能書者之手凡此皆有姓名可稽者，其他即不出于專家，不成于一手，亦多下筆不茍，體格謹嚴，虞、褚、歐、顏，各擅其勝，直可與碑版齊觀。今有所謂宋體者，世每以為胚胎宋刻，實則起于有明正、嘉之際，刻畫無鹽，毫無生意；乃匠役之所為，而宋刻遠不爾爾也。二日開版督責既嚴，工技自進。下逮臨安陳氏，建安余氏，鬻書營利，亦靡不各炫己長，別開風氣鴻編鉅帙，雕鏤精嚴其最可取法者，舉每葉大小之字數，列本版起訖之歲時，而鐫工姓名，一一標載。此可見責任之攸歸，自不肯茍焉從事。三日印刷項元汴（蕉窗九錄：“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用墨稀薄，雖著水濕燥無湮跡，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即余所見建日本六臣注文選，墨光燦爛，捫之隆起，紙亦瑩潔無瑕，殆足與趙承旨本媲美。四日裝潢孫從忝嘗言見宋刻本，襯書紙。古人有用澄心堂紙，書面用宋箋者，亦有用墨箋灑金書面者，書簽用宋箋藏經紙、古色紙為上。此即指線裝書言。而宋寶禮常宋本二錄序，匯編第頁。寶禮落宋本書錄“陸十龍文集”條，匯編第頁。寶禮堂宋本書錄“五朝名臣苦行錄”條，匯編第頁。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本之珍貴，更可見一斑矣。他從寫本、開版、印刷和裝潢四個方面說明了宋本書的藝術價值。這些評價是很公允準確的，就寫本一端而言，宋本大多字體精美，如宋廖榮中世彩堂所刻之韓柳集，“字均端楷，純摹率更體”，精妙絕倫，完全可與碑刻齊觀，具有書法藝術的特征。對宋本書的藝術特征進行如此系統，如此精辟的總結，應該說張氏乃第一人。一談到宋版書，我們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其文物價值和校勘價值，張氏的總結對我們以另一種眼光，即從藝術角度來欣賞它們，有重要的啟示作用。（二）版本鑒定、鑒定版本的方法版本鑒定是版本學的核心內容。通過為涵芬樓收購古籍善本的實踐以及和繆荃孫、傅增湘等版本學家的交流，張元濟深諳此道。他善于利用避諱字、刻工、字體、序跋、牌記等各種方式來鑒定版本，并糾正了前人不少鑒定之誤，其精彩之處比比皆是。下面舉例說明其具體鑒定方法：（）查避諱字避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重要方面。陳垣史諱舉例序云：“民國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書當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須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謂避諱。避諱為中國特有之風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歷史垂二千年。其流弊足以淆亂古文書。這種避諱同時存在于雕版印刷中，宋代刻書中的避諱之風尤重，元代及明嘉靖以前基本不避諱，嘉靖后以至清代結束此風復起。因為一代有一代之避諱，正如陳氏所言“反而利用之，則可以解釋古文書之疑滯，辨別古文書之真偽及時代，識者便焉”。所以，利用避諱字可以幫助我們確定古籍的出版時代，陳書卷七“避諱學之利用”中就有“因避諱斷定時代例”和“因諱否不畫一知書有補版例”。早在南宋的晁公武就已經利用避諱字斷代了，郡齋讀書志石經尚書條云：“經文有祥字皆闕其畫，而亦闕民字之類，蓋孟氏寶禮迸宋小一錄序，匯編第貞。寶禮常宋本二侈錄“河東先生集”條，匯編第頁。陳垣史諱舉例序，年一：海書店出版社排印本，第頁。同上。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未叛唐時所刊刻也。”“經文不闕唐諱及國朝諱，而闕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后刊石也。”雖然針對的不是雕版印刷的書籍，但其思路是相通的。到清代中期以及民國，這種鑒定版本的方法已廣泛運用，比如嘉道時期的大版本學家黃丕烈、清末民初的繆荃孫都曾經大量運用。張元濟在這方面比前人做得更細致，他經常把每一書的避諱字無遺漏地全部列出，足見他對避諱字的重視。比如他在跋宋刻三國志時云：“此小字本，余得之松江韓氏，為愛日精廬故物宋諱至耩字，張氏指為北宋刊本，殆未確也。圓“耩字是南宋第一個皇帝高宗趙槽的嫌名，既然避諱至高宗，自然不可能是北宋刻本，愛日精廬主人張金吾所定北宋本當然是錯誤的。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時云：“宋諱匡、恒、貞、戌、桓、慎、停等字，多闕筆。稱理宗為今上皇帝，蓋刊成于寶裙之世。囂案：匡、恒、貞、戌、桓、慎、悖，分別為太祖、真宗、仁宗、哲宗、欽宗，南宋孝宗、光宗之諱字，稱理宗為“今上皇帝，所以張氏遂定此本為理宗寶祜年間所刻。除了國諱，家諱往往在刻書中亦有表現，同樣也可以作為鑒定之資，張氏也察而利用之。如在清容居士集跋中云：“卷二述祖德示從予瑛詩覺字，卷三十教授袁府君墓表灼、垌、燮、轂、韶、甫、篌、裒八字，卷三十三西山阡表及先大夫行述似、道、皋、舁、洪、轂六字，均避家諱闕筆，是為袁氏家刻無疑。因凡遇袁氏先人之名皆避諱，張氏遂定之為袁氏家刻本。后世覆刻書籍，或照刻避諱字而未改，或改而未竟，經常有避前代諱者。若見某代諱即定為某時刻本，則有刻舟求劍之失。張元濟在用避諱鑒定版本時，亦是小心翼翼。他曾言：“考版刻之先后，當以筆法鐫工為斷，而不能專于避諱求之。比如直音傍訓尚書句解一書為元朱祖義撰，元刊本，“然以匡、恒、貞、桓、慎、悖等字闕筆，認為宋槧，則刻舟之見矣。此書為元人所撰，自不可能為宋本。（）檢刻工自雕版印刷興起，刻工多記其姓名，或于版心下方，或于序跋之后。或姓名孫猛郡齋讀志校證卷一，年一：海古籍版社排印本，第頁。泉禮造宋本一錄“宋刻三團志”條，匯編第頁。涵芬樓燼余，錄“占今合肇事類備要”條，匯編第頁。涵芬樓燼余書錄“清容居十集”條，匯編第頁。部從刊續編宋本公是先生七經小傳跋，匯編第頁。涵芬樓燼余書錄“直音傍訓尚書句解”條，匯編第頁。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俱全，或僅記姓或名，或冠以籍貫。蓋貝便于統計頁數字數，以支付工錢；一則明個人之責，促其精工而少錯訛。一個刻工一生會刻很多書，而他活動的時代是相對固定的，所以如果我們根據固有刊刻時代的本子確定標準件，就可以用來推定未有明確刊刻時間古籍的刊刻年代。明清時期人們就已注意到刻工，但只是在介紹版式時提到“版心注刻工姓名，并未作為鑒定版本的依據。黃丕烈注意用刻工比較版本，如蕘圃藏書題識“北宋本新序條云“下注刻工姓名，皆與余本異，所以他確定新序兩本是兩刻。清末民初的繆荃孫已經比較多地利用刻工鑒定版本。張元濟對刻工的利用更精密、更普遍。比如宋本龍龕手鑒的版本，錢大聽、黃丕烈、鐵琴銅劍樓瞿氏都曾經做出過判斷，但他們都是從查避諱字的角度。而張元濟通過對刻工的考察得出了更可靠的結論。他在該書跋中云：“版心每葉記刻工姓名，中有徐彥、朱，：，見于紹興十九年明州所刻之徐公文集考宋史蒲宗孟傳：熙寧元年，宗孟改著作佐郎。其徙知杭州，當在神宗或哲宗時，距徐文公集刻成之歲，尚有四五十年。是書卷二所載刻工凡二十人，至紹興十九年，多已物化，僅存二人此二人者，當刻本書時，年事尚幼，居于杭州，或因南渡時移徙浙東，仍操故業，至四五十年后，尚能刻徐公文集。此以事理衡之，非不可能。其他平、去、入聲二卷，則刻工僅有五人，然均非卷二所有。版口闊狹亦不同，筆意既殊，鐫法并異。就此觀之，其上聲一卷，可定為是書由遼入宋最初覆刻，余則為后來再覆之本。卷三木部耩字避宋諱，是則已入南宋矣。昔錢遵王嘗得是書，蓊為契丹鏤板，蕘圃曾指其誤。余今誦興公之言，亦竊欲自比于黃氏云。”張氏通過考察刻工，得出是書非遼刻這一結論，并且發現了卷二與卷一、三、四不是一刻。雖然后人進一步研究發現張氏的結論并非完全正確，但他對此書版本的確定無疑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驗牌記宋人刻書，多于書之首尾或序后、目錄后刻上牌記，用來說明刊印者的姓名黃水烈蕘圃藏題識卷陰，年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本。叫部從刊續編宋本龍龕手鑒跋，匯編第頁。詳參杜澤遜師文獻學概要，年中華局排印本，第至頁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堂號，開雕時間地點，乃至所用之底本、本書內容、校勘水平、版權歸屬等，略相當于今天的版權頁或商標。由于牌記具有這種刊印標志、解釋版本的特殊作用，故一直被看作古籍版本鑒定的重要依據之一。張元濟經常利用牌記來確定版本。如在鑒定涵芬樓藏史記殘本時云：“卷首集解序后，有建安黃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木記。目錄后又有建安黃氏刻梓木記。”這兩個牌記是南宋建安黃善夫家刻本之常用牌記，所以張氏定該書為南宋建安黃善夫刻本。又如在鑒定宋刻本漢書時云：“后有甲申歲刊于白鷺州書院十字牌記。按：白鷺書院為宋淳熙間知吉州江萬里所建。又南宋有二甲申，一為孝宗隆興二年，一為寧宗嘉定十七年，書院建于淳熙，所紀甲申必在寧宗之世。且是本廓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