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其它相關論文-關注調整中的國際貨幣體制權力結構摘要國際貨幣體系始終處于動蕩之中，關鍵貨幣之間匯率沖突不斷，導致這種狀況的主要根源是美元危機。美元面臨多方面挑戰。美元體制基礎弱化的征兆越來越明顯。國際主導貨幣之間的競爭呈現新的特點。我國應注意發揮人民幣潛在功能，完善外匯政策體系，維護金融穩定，在人民幣國際化問題上宜立足于“不急不躁”戰略。關鍵詞國際貨幣權力結構美元地位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國際貨幣雖有悠久歷史，但“國際貨幣體制”卻只有百余年歷史，在國際關系體系中堪稱新生事物。1880年“國際金本位制”形成，標志國際貨幣體制誕生，迄今，經歷了三次重大變遷，即英鎊主導的“國際金本位制”、美元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制”和1973年后的“美元體制”。而百余年的國際貨幣體制變遷史卻伴隨了兩次世界大戰及一系列的政治動蕩，凸現其國際政治屬性，成為影響國際秩序的重要因素。自二戰以來，國際貨幣體系始終處于動蕩之中，關鍵貨幣之間匯率沖突不斷，導致這種狀況的主要根源是美元危機。當前，歐元強勢，日元擴張，美元信用下降，持續貶值，國際貨幣體制的力量結構生變，世界財富與貨幣權力加速重組，中國貨幣風險上升，匯兌政策壓力增強。為此，如何從國際經濟秩序角度，判斷當前國際貨幣權力結構和體制的力量變化，成為確保中國抓住戰略機遇，維護人民幣穩定的重要課題。一、“美元體制”面臨多重挑戰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性成為當今世界經濟中的一大突出特點和重要問題。在此背景下，美元體制面臨的挑戰是多方面的。首先，國際金融體系已十分脆弱，流動資本加速擴大的“失控”趨勢將對其形成進一步沖擊。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國際金融自由化進程不斷加快。國際金融資本日趨過剩，并越來越多地從生產領域轉向資本市場，國際資本流動對匯率的影響越來越大，出現了匯率危機與金融危機交替發生的趨勢。資本市場缺乏有效的監控，增添了貨幣體系和匯率制度調整的風險。這種風險來自兩方面。一是資本市場上“超出正常水平”的外匯交易，尤其是短期金融投機。據統計，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世界證券市場的日均營業額由1.5萬億美元增加到了目前的1.7萬億美元，其中約4/5屬短期性質，投資周期不超過一周。由于缺乏有效監控，國際游資流動進一步強化了全球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二是金融市場上一些大國央行增大購買美國債券和票據，這是最近一年新出現的現象。特別是日本、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等大國的中央銀行快速增加了外匯儲備，其中相當部分購買的是美元債券等資產。據美國高盛集團估計，全球有40%的中央銀行外匯儲備超出了“正常水平”。這部分資金在世界外匯市場和信貸市場的活動也將對資本流動和國際金融產生重要影響。其次，面臨潛在的匯率金融風險，國際上缺乏一種協調與解決機制或制度。從總體看，國際貨幣體系無論是在固定匯率體系下，還是在上世紀70年代初以來的浮動匯率體系下，美國及其貨幣美元都處于核心地位，美元充當國際儲備貨幣和交易貨幣的角色是美國取得全球經濟和政治主導地位的基礎。但是，美國與其主要盟國之間，特別是德國和日本的貨幣存在著利益沖突和政策矛盾，因此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匯率風險時刻存在，并直接對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產生消極影響。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不穩定因素短期內難以消除。其三，歐元地位不斷上升，對美元為主的貨幣權力結構形成挑戰。歐元自1999年誕生，2002年現鈔流通后持續走強，成為當前最堅挺的國際硬通貨，在“國際樞紐貨幣”功能上挑戰美元。從貿易結算功能看，當前，歐盟區內貿易基本實現歐元結算，對外貿易中的歐元比例也快速上升，如2006年日本對歐出口的歐元比例高達51.5%，美元比例降到13.8%；從投資貨幣功能看，鑒于歐洲歷史上就有發達的債券市場，目前歐元區債券市場規模已超過紐約；同時隨著歐元區股票市場日益統合，18家股市快速發展，市價總額也接近紐約；從儲備貨幣功能看，2002年后全球增儲歐元，儲備比例平均達25%。尤其是，隨著歐盟擴大，中東歐各國為準備加入歐元區，積極儲備歐元，部分國家的歐元儲備率達60%90%。部分中東國家、俄羅斯、巴西及東亞部分國家，積極增儲歐元，成為帶動歐元儲備率上升的主要動力。從現鈔發行量看，2006年歐元現鈔發行量（8270億美元）首次超過美元（7827億美元）。隨著油價上漲，石油交易的歐元計價呼之欲出。國際貨幣體制的力量結構漸趨歐美兩極雛形。其四，日本瞄準亞洲，構建日元圈，排擠美元。1999年1月1日歐元誕生后，日本擔心日元淪為“三流貨幣”，于同年4月推出“面向21世紀的日元國際化戰略”，加緊日元攻勢。新版日元國際化戰略則瞄準亞洲，力促亞洲使用日元，排擠美元，構建“日元圈”。其終極目標是爭奪國際貨幣體系的“一極席位”。2002年日對亞洲出口的日元比例升到50%以上，第一次超過美元，至今仍在上升。同時，日本利用東亞貨幣合作，積極推動東亞搞“籃子貨幣制”、謀劃“亞洲共同貨幣”（ACU），提升日元權重，瓦解美元本位；積極主導“亞洲債券市場”建設、促進“日元國債”扮演地區長期利率指標，2005年后，借東亞財長會議（10+3），加速“亞洲貨幣基金”復活，以期構筑日元主導的地區貨幣體制。在此基礎上，日本一反常態，于2006年率先拋售美國國債，減持美元資產，增儲歐元，瓦解美元價值根基。迄今，日央行所管外幣資產的歐元比例達30%，超過國際均線，財務省所管外匯儲備存量的歐元比例也超過20%。2007年8月，在美次級貸危機下，日本更是大量拋售美國債，加劇美元貶值。同時，將“貨幣外交”與“資源外交”、“環境外交”和“援助外交”結合，對東亞、中亞、中東、印度乃至非洲等展開日元攻勢，擴大日元存在。其五，俄羅斯“大盧布計劃”與“反美石油勢力”合流，加快“脫美元化”。2004年后，產油國“資源民族主義”開始爭奪國際金融權力，加速世界“財富與權力”的重組，對美元體制構成實質性挑戰。2006年初，俄羅斯、伊朗、委內瑞拉等相繼提出“石油交易脫美元化”。普京制定“盧布國際化”戰略，力推“金盧布”復活，抗衡美元霸權。伊朗決定自建石油交易所，石油出口不再以美元結算，并與日本簽訂了直接石油交易的日元結算備忘錄，目前其日元比例升至30%。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將“油氣資源國有化”與“石油交易的脫美元化”結合，要挾美國，在最近的石油輸出國組織首腦會議上，則公開指責美元貶值導致油價上漲，倡議OPEC擺脫美元束縛。同時，中東產油國借油價暴利，大興石油期貨交易所和國際金融中心，謀劃貨幣統合，擺脫“美元盤剝”。美元體制的“石油支柱”面臨現實挑戰。目前，僅俄羅斯和伊朗的石油出口額就占世界的20%，全球石油年收入超過2.8萬億美元。石油交易“脫美化”對美元霸主的影響不可小視。其六，所謂“基金資本主義”正在沖擊“金融資本主義”。2006年底全球對沖基金總數過萬，資產規模達1.6萬億美元，為東亞金融危機時的10余倍。與傳統金融交易相比，基金交易表現了不同的特征：第一，基金投資常表現為“可運用資產規模”的急劇放大，風險極度擴張；第二，基金投資手段翻新，戰略投資、分散投資、證券組合投資以及基金組合投資相互交錯，令各國金融行政當局難以準確把握其真實動向。第三，組合投資中常隱藏低信用高風險產品，且不斷拆分組合，使原有屬性不明，風險無從把握。第四，基金基本為非上市公司，其資產規模、投資規模、投資方向等信息從不公開，且注冊、投資多經金融避稅區，常常處于金融行政監管盲區。這種規模巨大、信息不明的跨境投資，加劇了國際金融風險的擴散，使各國金融行政遭遇挑戰。美“次級貸危機”即為其典型表現，暴露了美主導的國際金融協調體制的矛盾。另外，隨著新興市場經濟崛起和產油國經濟復活，“主權基金”大發展。目前，僅中東產油國“主權基金”的“資產規模”即過2萬億美元。2007年“迪拜主權基金”的“投資規模”已高達20億美元。這種帶有伊斯蘭和石油色彩的金融力量已在全球展開戰略并購，危及美“金融資本主義”根基。2005年9月，迪拜國際金融交易所成立，2007年9月收購美納斯達克19.99%、倫敦證交所28%的股權，迫使紐約商品交易所前來合建“迪拜商品交易所”。二、國際主導貨幣之間競爭的新特點當前國際貨幣秩序與金融體系領域的競爭出現復雜化、政治化趨勢，值得關注。1.三大貨幣“一強二弱”，合圍人民幣。近來，歐元作用上升，美元和日元地位下降。據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查，2006年世界平均歐元儲備率升至25%，美元降至65%，日元降到3.4%；IMF“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20062010年）中，美元占44%，歐元占34%，比馬克時期增13點，日元由18%降至11%，與英鎊持平。國際清算銀行調查，2007年全球外匯日交易量達3.2萬億美元，比2004年增70%，而紐約、東京市場份額反降，東京的第三大市場地位被瑞士奪走，且面臨新加坡緊追。美元和日元走軟，成為“美日貶值同盟”合圍人民幣的誘因。截至2007年10月19日，人民幣對美元升值7.61%，對日元升值14.04%。而同期，美元對主要貨幣綜合貶值9.67%；日元貶值15.97%。一升一貶，使人民幣對美元實質升值17.81%，對日元升近30%。結果使我國分擔了日元升值壓力，日得以放棄市場干預，高唱“匯率由市場決定”，平添我國匯兌風險，政策難度高升。新近，由于歐元升值、油價飆升，限制了歐盟的出口和增長條件，歐盟也隨美國開始向人民幣匯率施加壓力。但因擔心美國經濟下滑趨勢拖累歐洲經濟，歐盟暫時忍受歐元兌美元的升值，期望美國盡快克服危機，恢復增長勢頭。此間，人民幣雖對美元繼續升值，但由于歐元大幅升值超過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幅度，人民幣對歐元實際貶值，中國對歐出口和貿易贏余繼續增長。因此，歐盟決定把施壓目標集中對準人民幣的匯率。2.貨幣競爭使國際秩序凸顯金融屬性。美元貶值，根在美“雙赤字”膨脹，美元信用下降；而美元貶值又導致國際貨幣權力較量加劇。第一，美力促美元貶值，攫取“世界紅利”。IT泡沫崩潰后，美促美元貶值，迫各國買美元，賣本幣，平衡匯率，美元資產膨脹，被迫投資美國債，形成“美國資本”，支撐金融擴張。同時，美元貶值使美物價上漲，名義GDP高增長，稅基擴大，稅收增加，支撐其對外擴張。而對沖基金、投資基金大舉挺進中印俄等市場，“套購倒賣”龍頭企業，謀取暴利，引發當地企業追逐“投資收益”，忽略技術創新，啄食產業根基。第二，資金流向生變，戰略資源價格高漲。美元貶值使世界資金橫流，金融、資源市場震蕩。2007年全球股市3次連鎖震蕩，我國金融市場動蕩不居；紐約油價三次跳升，一度突破98美元/桶，約為2007年1月的2倍；黃金漲至28年來最高；銅、鋁、鎳及稀有金屬等累計上漲數倍；芝加哥玉米價格破10年來新高，大豆漲至34年來最高。全球通脹回潮，經濟充滿新風險。第三，歐盟爭扮金融主角。美元貶值，使歐元債券備受青睞，歐元區成為資金吸收器。2001到2006年，日對歐投資凈額膨脹7倍，同期，歐對美投資凈額減40%。歐盟聚富，國際聲音日強，爭先規范國際金融秩序，如針對美“次級貸危機”，歐洲央行率先對市場注資，迫使美日跟隨，國際金融協調體制向歐傾斜。第四，日誘導日元貶值，蓄勢金融掣肘力。眼下，鑒于美“次級貸危機”影響，國際巨型金融機構加緊回籠資金；且我國市場流動的日資中約半數為“日元套利資金”，僅日本個人對我國股票投資過7000億日元，約為2002年的14倍，一旦日大幅提高利率，必引發日資大回巢，“國際流動性過剩”恐瞬間演變為“國際資金緊缺”。由此，日堪稱掌握了左右國際金融秩序的最后力量。3.國際貨幣力量競爭折射出世界“財富與權力”重組，給國際政治格局帶來變數。首先，日蓄勢主導“海洋圈”，謀求改變戰后秩序。日認為美元貶值反映了美綜合影響力下降，自恃迎來“有所作為的機遇”，瞄準“貿易、貨幣和安全共同體”，構建海洋圈，重劃東亞格局，主導地區秩序，力爭世界一極席位。日美同盟背后的經濟矛盾轉化為戰略上的“體制碰撞”，成為影響地區結構、世界體制的新變量。其次，歐盟爭奪全球治理權。歐盟用“歐盟指令”，挑戰美“國際標準體系”；借8國峰會和7國財長會議，爭奪金融、環境、食品等非傳統安全規則制定權；在中東、朝核等問題上與美謀權，甚至插足東亞事務，施加影響。三、幾點思考國際貨幣權力結構與金融力量格局的變化異動加劇，必將對國際政經秩序產生深刻影響，中國面臨的國際金融環境日趨復雜。國際貨幣金融環境不僅對人民幣匯率改革至關重要，也直接影響我國的宏觀增長條件。我們應對國際貨幣權力結構的變化有清醒的認識。其一,美元地位下降，“三極貨幣體制”初具雛形，是未來國際貨幣權力結構的變化趨勢。當前的“脫美元政策”基于各國對美國形勢的判斷：第一，一般認為美國的“雙赤字”與依賴世界資金的“均衡體制”不具可持續性，難保美元信用，美元喪失霸主地位難免。第二，歐元對美元的蠶食，使國際貨幣體制的力量結構悄然生變。第三，高油價衍生“資源民族主義”，“財富”回歸產油國，將引起世界“財富與權力”新較量，美元體制遭遇挑戰，歐元、日元迎來“有所作為”的歷史機遇。從相關指標看，當前三極貨幣體制初具雛形：一是從現鈔發行量看，2006年底歐元現鈔發行量達8270億美元，超過美元的7827億美元，日元緊隨其后達6765億美元。二是金融市場的“三極格局”可期。2006年歐元區債券市場規模超過紐約，位居世界第一，18家股市市價總額達14萬億美元，接近紐約的14.8萬億美元；包括東京股市在內的亞洲14家股市市價總額也接近10萬億美元。三是從貿易結算貨幣看，歐盟貿易已基本實現歐元結算，日本對亞洲出口中的日元比例也已超過美元。而各國增儲歐元，又在貨幣價值上蠶食美元。產油國的擺脫美元傾向，恐進一步在石油支柱上瓦解美元體制。其二,日本資金能量不容忽視。當前以日本為主的拋售美元資產現象發展下去，將對美元主導地位構成現實瓦解。對美國而言，減持美元意味著卸載美國債，引發國債價格暴跌，美元貶值。目前，美“雙赤字”膨脹，美元信譽日低。而東亞外匯儲備已超過3萬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