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論文-際協議自我實施的機理分析：一種交易成本的視角【內容提要】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以共同利益為基礎的國際合作經常面臨著國家機會主義行為的嚴重威脅。通過抵押、互惠和問題聯系的辦法,自我實施的國際協議可以在不改變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前提下,制約相關國家的機會主義行為,降低國家間交易成本,從而保障國際合作的順利實現。作為國際協議的基本形式,非正式協議和正式協議(條約)在降低國家間交易成本上具有不同的效能。國家在某一具體的國際合作中究竟選擇何種協議形式,將取決于它在國家間締約成本和國家間治理成本之間的權衡。【關鍵詞】國際協議；自我實施；交易成本作為國家間合作的基本形式之一,國際協議充斥于現代國際關系中的各個領域。無論是在屬于“高級政治”的安全事務中,還是在屬于“低級政治”的經濟、環境等事務中,國家間都簽訂了大量的協議來達成合作。從國際關系的實踐來看,大多數國際協議的實施完全或基本依靠締約國對各自義務的履行,并沒有超國家權威的監督或其他形式的參與。換言之,大多數國際協議是自我實施的(-)。本文旨在通過引入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研究路徑,揭示國際協議自我實施的內在機理,并在此基礎上對自我實施的非正式協議和正式協議展開比較分析。一問題的提出基于自主和領土原則的“威斯特伐利亞模式”()為現代國際關系提供了“一種簡單的、醒目的和優美的意象”。這一模式突出展現了現代國際體系最根本、最經久的特點國際無政府狀態。不僅以肯尼思沃爾茲()為代表的新現實主義者把無政府狀態看成國際體系的最重要特點,新自由制度主義者也將無政府狀態視為研究的基本假定。羅伯特基歐漢()就曾明確指出:“如同新現實主義者,新自由制度主義者也承認國際體系的本質在于沒有中央政府,試圖以此解釋行為規律。”由于無政府狀態這一基本特點,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行為具有自助性質,從而使國際協議在實施特點上與國內協議極其不同。在國內社會中,由于存在相對集中的政府權威和相對完備的法律體系,即使協議是由各締約方分別實施的,在實施協議的過程中發生糾紛時也可以尋求政府(以法院為代表)的救濟,從而產生了對履約行為的有效約束。而在國際關系的絕大多數領域中,由于無政府狀態排斥了“共同政府”的建立,國際法體系正如漢斯摩根索()所言:“松散、無力、低效”,并不存在一種最終救濟力量。這就提出了一個有待解釋的問題:在“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或“沒有中央政府”的情況下,自我實施的國際協議是如何約束國家行為的?或者更加簡潔地說,國際協議何以能夠自我實施?二交易成本研究路徑在新制度經濟學中,交易成本的概念是由羅納德科斯()率先使用的。正是由于科斯在1937年出版的企業的性質中強調了交易成本權衡在制度選擇中的重要性,才發生了現代經濟學中的“新制度主義革命”。在科斯那里,交易成本就是“一種使用價格機制的成本”。肯尼思阿羅()給交易成本下的定義則是“經濟系統的運行成本”。奧利佛威廉姆森()則把交易成本比喻為“物理學中的摩擦力”,并將交易成本分為事先的交易成本和事后的交易成本。無論經濟學家對交易成本做出何種定義,交易成本都是在交易的過程中產生的。在經濟思想史上,約翰康芒斯()對“交易”的界定具有深遠的影響,即交易“不是實際交貨那種意義上物品的交換,它們是個人與個人之間對物質的東西的未來所有權的讓與和取得,一切取決于社會集體的業務規則。”科斯和威廉姆森都接受了康芒斯把交易解釋為權利讓渡的思想。因此,交易成本可以看做由于權利的讓渡而產生的成本。如同經濟生活中各行為主體之間的權利讓渡總要付出成本一樣,國家間的權利讓渡也是有成本的。本文把由于國家權利的讓渡而產生的成本稱為國家間交易成本。這些交易成本可以分為締約成本和治理成本兩大部分。國家間締約成本是在達成權利讓渡的契約前,國家為獲取潛在交易伙伴和外部環境的信息,規定交易伙伴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以及對交易的條件進行討價還價所付出的成本。國家間治理成本則是在達成讓渡權利的契約后,國家為監督交易伙伴的履約情況,重新進行討價還價以及對不履約的交易伙伴實施制裁等所付出的成本。從概念的外延上看,締約成本和治理成本分別對應于威廉姆森所說的事先交易成本和事后交易成本。在國際關系中,不論是締約成本還是治理成本,都是由于國家間權利讓渡而產生的成本形式。由于國家的有限理性特征和機會主義行為傾向,特別是由于后者,國家不得不為其權利的讓渡而付出成本。在社會生活中,不僅個人和公司可能采取機會主義行為,國家也可能按機會主義的方式行事。如果說國家對內的機會主義行為由于受到憲政體制的約束而有所限制的話,那么國家對外的機會主義行為所受到的制約則要小得多。正是由于國際無政府狀態排除了建立“世界政府”的可能性,國家的對外行為基于其自助性質而更易于采取機會主義方式。這樣,國家間的權利讓渡經常受到機會主義行為的嚴重困擾,高昂的交易成本可能使相互得益的國際合作無法實現。為了保障國際合作的實現,國家建立了各種形式的制度安排()或治理結構()來降低國家間交易成本,自我實施的國際協議就是其中的一種基本形式。基于這一研究路徑,本文所試圖解釋的問題也就可以轉化為:國際協議如何降低國家間交易成本?三抵押、互惠與問題聯系我們用()表示國家在各締約方都遵守協議情況下的預期收益,()表示國家在各締約方不遵守協議情況下的預期收益,()表示國家預期從違反協議的機會主義行為中所獲的收益。遵守協議的預期收益()和違反協議的預期收益()一般取決于協議的條款。如果一個國家希望通過違反協議來獲取(),其他國家以終止協議作為回應,最終每個國家將得到()。因此,自我實施協議的充分必要條件是:()-()()如果違反協議的預期收益超過了服從協議的預期收益,那么國家就會違反協議(或者協議就根本無法達成),因此上面的不等式是協議自我實施的必要條件。如果遵守協議比違反協議更加有利,國家就會遵守協議,因此上面的不等式也是協議自我實施的充分條件。這樣,違反協議的預期收益必須不能超過遵守這一協議的預期收益,當這一條件能得到滿足時,協議就可以自我實施。在國際關系中,如果締約方在協議中有效地使用抵押()、互惠()和問題聯系(-)的辦法,上面的不等式就可能得到滿足。1.抵押抵押是在經濟關系中經常采用的一種做法。例如買主向賣主交納了一筆保證金,如果買主訂了貨后又退貨,就會失去這筆保證金。威廉姆森認為,這樣的抵押既可以在事前起防患未然的作用,也可以在事后起利害與共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說,抵押是防止機會主義行為的一種重要手段。如果一方向另一方提供了抵押,那么他的承諾就會變得更加可信。作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抵押不僅在經濟生活中司空見慣,而且在國際關系的發展歷程中也源遠流長。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各個諸侯國之間的“人質”就是這樣一種抵押方式。據史記秦本紀第五的記載,晉國發生了內亂,公子夷吾為了獲得秦穆公的支持,曾許諾“誠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但在他立為晉惠公以后,卻“背約不與河西城”,并與秦國交惡,由此引發了韓原大戰。晉國戰敗后,為了再次取信于秦國,晉惠公不得不把其太子派到秦國做人質。在現代國際關系中,人質這類公開、明顯的抵押方式已經為國際社會的成員所拋棄,但國際協議仍有可能以更加隱蔽、更加微妙的抵押方式來促進自我實施。羅伯特亞伯勒()和貝思亞伯勒()認為,諸如安全、環境保護和健康管制之類的技術性貿易標準就可能成為抵押的某種形式,例如美國關于進口汽車的環保和安全標準。為了向美國出口汽車,一個國家必須安裝生產汽車的專用設備以滿足美國的環保和安全標準。如果出口國違反了協議,美國將對這個國家關閉其汽車市場,從而使該國所安裝的專用設備變得沒有任何用處。這些設備由于其專用性質而具有了抵押的功能,減少了出口國違反協議的收益,從而使出口國采取機會主義行為的概率大為降低。2.互惠抵押提高了提供抵押一方違反協議的預期成本,從而有利于協議的自我實施,但是抵押也會造成新的問題。例如出口國安裝了滿足美國環保和安全標準的生產設備,這一措施可以降低來自汽車出口國的機會主義風險,但美國也可能以此要挾汽車出口國,即抵押增加了來自接受抵押一方的機會主義風險。這就是威廉姆森所說的侵占抵押的風險。威廉姆森指出,防范這種風險的辦法就是把締約關系從單邊交易擴展到雙邊交易,從而使互惠的交易成為可能:互惠性使一種單邊供給關系(將出售給)轉換為一種雙邊供給關系(此時同意從處購買,作為出售的條件),并且雙方都理解,除非互惠條件得到遵守,否則交易決不會繼續進行。雖然互惠銷售被普遍認為是反競爭的,但互惠能夠起到平衡雙方風險的作用,從而減少買方撤出交易的激勵讓供應方以大大減少的替代成本重新調配其專用化資產。由于沒有抵押品(或者使買方不會違約的其他保證),把專用性產品銷售給的交易就可能根本實現不了。買方愿意接受相互的專用化資產風險,就更加確定地表明了他對交易的承諾,違約風險則因此而被減少。實際上,互惠作為一種政治準則在國際關系中受到了政治家們的普遍青睞,而不管他們是否能夠真正地做到這一點。也正是由于這個詞匯在國際協議文本中的過度使用(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濫用),互惠在國際關系中的含義經常是含混不清的。羅伯特基歐漢指出了這一弊病,并嘗試給互惠概念做出了一個具有學術分析價值的定義:互惠是大致相等價值的交換,每一方根據他方先前的行動來確定自己采取何種行動,通過這種方式來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基歐漢認為,互惠經常是(但并不必然是)相互受益的,既可以建立在自我利益上,亦可建立在權利與義務的共有觀念上。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在軍備控制領域中的相互合作、中美建交后相互給予對方的最惠國待遇,都可視為互惠的實際例證。羅伯特艾克斯羅德則將互惠稱為“一報還一報”(-)。通過計算機模擬與關于“囚徒困境”()的理論分析,他發現,基于互惠的“一報還一報”策略在促進合作上是非常有效的。在沖突與互補利益相混合的諸多情勢下,即非零和博弈中,行為體具有實施互惠策略的動機,基于互惠的策略能比其他各種策略產生更高的報償。在這一研究結論的支持下,基歐漢認為互惠作為國際關系的一項行動原則非常有益于國際合作:“它使合作能夠在無政府狀態下出現,往往能夠威懾背叛,并且為官僚和政治家提供了一種容易理解和解釋的標準”。由于互惠并不依賴于中央權威,它作為一種合作戰略看起來非常適合于國際關系的無政府領域。如果國際協議的一方違反了協議,另一方就會采取相應的報復行動,使違約方失去協議本能夠給它帶來的好處,從而減少了違反協議的收益。由于互惠策略會減少違約行為的預期收益,任何一方在試圖違反協議時都必須慎重決策、仔細權衡,因此國際協議在沒有訴諸第三方的情況下就可能自我實施。但是互惠的使用并不是無條件的,特別是當締約關系實質上是一種單邊交易時,交易的其中一方沒有任何可資報復的手段。只有當締約關系由單邊交易擴展為雙邊交易時,互惠才具備可行性。例如,只有在每一方都需要向對方市場出口商品的情況下,中國和美國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才具有互惠的意義。又如美國和蘇聯兩方中的任何一方單方面削減軍備都構不成互惠的基礎。這樣就會產生一種相當普遍的情勢:由于在同一問題()中所交換的價值才容易進行比較,如果互惠嚴格限于相等價值的交換,互惠發生作用的范圍就往往被止于同一問題邊界之內。如此,當一個國家在某個問題中并不擁有與其他國家可資交換的相等價值時,它又將如何制約其他國家的行為呢?3.問題聯系在現代國際關系中,問題聯系作為雙邊(或多邊)交易的重要手段可以形成對國家行為的制約,從而彌補了限于單一領域中的互惠在上述情勢中的不足。問題聯系,即通過政策手段將不同的問題聯系起來,在國際合作的實踐中可謂俯拾皆是、屢見不鮮。邁克爾麥金尼斯()甚至認為:“期望政治行為體既能夠鞏固可持續的合作,又同意將其行動嚴格限制于單一問題中,是天真幼稚的。”基辛格在其回憶錄中曾道出了這一被尼克松政府奉為圭臬的外交原則:我們堅持,超級大國的關系要真正取得進展的話,就必須在廣泛的問題上取得。我們認為,世界各地的事態發展都是相互關聯的；由于蘇聯在世界各地活動,情況更加是這樣。我們的前提是:如果把問題分隔開來。那就會使蘇聯領導人認為,他們能夠利用一個方面的合作當做安全閥而在別的地方謀求單方面的利益。這是不能接受的。實際上,“世界各地的事態發展”相互關聯的根源并不完全在于這些問題之間具有因果聯系,不能分開進行處理。在很多情況下,“外交家人為地在談判中把兩個分立的對象硬聯系在一起,利用一個對象作為影響另一個的平衡手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厄恩斯特哈斯將問題聯系策略稱為“戰術性聯系”(),即國家引入問題聯系策略是為了獲得額外的籌碼或杠桿,以此來獲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