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論文-論城市社會學對電視研究的空間拓展關鍵詞：城市社會學電視研究空間摘要：城市與電視，都是重要的社會空間。通過這種空間屬性的交互，城市社會學可以拓展電視研究的空間視野。對于城市現象與城市過程理解不同的四個流派（古典城市理論、人文主義城市理論、城市政治經濟學理論、全球化城市理論），在研究態度、生態觀念、生活方式、人文思考、時空觀念、知識生產以及從社會功能等維度，對于電視研究的空間有所拓展。Abstract:Bothcityandtelevisionareessentialsocialspaceandhaveinteractivespatialattribute.So,whaturbansociologycouldenlightentelevisionstudiesisspaceexpansion.Ondimensionsofacademicattitude,ecology,lifestyle,humanisticthinking,space-time,knowledgeproductionandsocialfunction,fourschoolsofurbantheorythathavedifferentunderstandingofurbanrealityandprocessgivedifferentanswers.Keywords:urbansociology,televisionstudies,space引言城市與電視，對于國家、社會與民眾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空間（space）所在。“實體性”與“想象性”是二者特征的主要差異。不過，如果檢視作為空間的城市與電視，就會發現二者在實體與想象之別以外，還是具備“現實的關聯”，即：電視是城市的鏡象，城市的實體為電視的想象拓展了空間。城市社會學（urbansociology），作為社會學最早的分支學科，以城市為研究對象；而電視研究（televisionstudies），作為媒介研究的主要分支，以電視為研究對象。那么，因為城市與電視“內在的關聯”，城市社會學與電視研究也發生了“理論的關聯”。在假設上述兩組關聯是一種機會，而非威脅的基礎上，筆者通過這篇文章想粗略討論一個問題：城市社會學對電視研究的空間拓展有何意義？這一母題包含幾個子題：城市社會學的諸流派建基于什么社會立場？有哪些觀點？這些立場與觀點，對于電視研究，又有什么啟發？從19世紀末，西方社會學先哲（滕尼斯、西美爾、涂爾干等）以現代性視角關注城市現象與城市過程算起，城市社會學已有了一百多年的演進史。本文借用一個社會學界的梳理框架1，再擇出具有代表性的四種流派：古典城市理論（芝加哥學派）、人文主義城市理論（芒福德和雅各布）、城市政治經濟學理論（新馬克思主義）、全球化城市理論。這四種流派既有延續的線索，也有相左的思路，筆者將采用價值中立的切入視角，在一個廣泛的語境中進行具體闡釋，力求達成電視研究空間的多維拓展，并超越電視研究（特別是在現有的中國語境下）已知與未知的邊界。城市生態觀下的電視與生活方式芝加哥學派是古典城市理論的代表，其領軍人物羅伯特E帕克作為一名曾經的新聞記者，自1920年代開始就帶領他的學生到周圍的日常世界中去發掘“重大的社會學新聞”2，而芝加哥整個城市也成為他們的研究對象。這種走出書齋、現場工作的治學態度，對于中國電視研究選題、視角單一的現狀就是一種思維的重啟：不要只關注國外先進電視經驗以及國內知名電視機構、文本，哪怕身邊一個普通的城市電視臺，也會有值得觀察、研究的問題。僅以筆者于2008年在浙江某地市級電視臺的半年掛職工作為例，這種“準”社會學田野調查的經驗累積，讓筆者過往僅限于海外前沿趨勢、國內一線頻道（特別是衛視）動態的視野得到了進一步拓展，并起碼在如下兩個問題中，思路得到了拓展：即城市電視臺與所在城市的沖突與融合，以及所謂廣電集團化整合與頻道制競爭性運營在實務操作層面的沖突與融合。其中具體的思考，或許會成為另一篇專文的內容，在此不展開。接續，還是回到芝加哥學派。帕克在研究中創造了“人類生態學”（humanecology）的概念，城市作為人類空間生態的一部分，可以被看作一個有機體，城市過程如同一切生物為生存而適應或改變環境的生態過程，包括了人口的集中與擴散，功能的中心化與去中心化3。路易斯沃思不再僅把城市看成是一個簡單的物理實體，而看成是“一種生活方式”（awayoflife），并由人口規模、人口密度與社群異質性三個變量制約4，比如城市比鄉村人口多，由此更為個性化、多樣化；城市人口密度大，則必須發展出與陌生人共處的容忍；而城市里各色人等的共處，也必然會突破階級、種族的區隔。電視研究的對象是電視，從帕克的生態論來看，其作為特別的社會組織機構，在城市生態中擁有自己的位置與功能。由此，關注電視的演進發展，可能就需要突破傳統思路“從電視看電視”的局限，借用“社會史”的范式，“從電視看社會”，看各種社會組織之間錯綜復雜的聯系，看電視與整個社會生態之間的關系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城市，作為實體性空間，可以被視為“一種生活方式”。那么，電視，作為想象性空間，也可以被視為生活方式的一種鏡象。于是，對于電視研究而言，除了機構、文本之外，在觀眾研究領域，可能也需要考慮規模、密度與異質性的指標對于收視的影響，特別是其中的異質性指標。比如，以一部名為雙面膠的電視劇為例，這部劇集的故事主線很簡單：一位東北丈夫與他的上海妻子在上海的生活歷程。在筆者看來，正是由于中國社會因改革開放，人口流動頻繁，社群異質性提高，才產生了劇中這位東北丈夫在上海工作的可能性，否則，就還只是東北人普遍在東北生活、工作，上海人普遍在上海生活、工作；與此同時，反映社群異質性的電視產品吸引的也是外來人口較多的那些城市的觀眾，他是們能夠切身理解東北丈夫（外來）與上海妻子（本地）在上海可能發生的那些矛盾與沖突。那么，進一步講，雙面膠這部電視劇，首先是新時期中國社會“新陳代謝”的特殊產物；而其本身與之發生“收視關系”的特殊觀眾一道，作為重要的“當事人”，也參與到了這一“新陳代謝”的社會進程當中其中的自反性（self-reflexive）特征，或許才是作為研究問題最有魅力的地方。尋找詩意的空間：城市與電視在以人文主義視角來研究城市的社會學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萊維斯芒福德與簡雅各布斯。無獨有偶的是，他們都非“學院派”專業人士。芒福斯沒有大學文憑，“來自社會，這所最好的大學”；雅各布斯只是一個社區活動家。但是，他們對于城市的思考，卻突破了正統的桎梏，賦予城市詩意的氣息。在芒福德的城市是什么？一文中，他認為城市是社會活動的劇場，藝術、政治、教育，商業等一切事物，都只是使“社會戲劇”（socialdrama）更加富有意義，都是作為精心設計的場景，加強和突出演員的姿勢5。他自己作為卓越的公共知識分子，也以親身的歷程，在他鐘意的“大舞臺”紐約演出了精彩的劇目，比如，在1950年代，他反對在紐約格林威治華盛頓廣場橫穿高架。雅各布斯，則如同一位對城市、社區充滿溫情的母親，她用“街頭芭蕾”（dailyballet）來描述市民參與生動而豐富的城市生活以及社區活動，反對追求技術效率的剛性城市規劃，并堅持認為傳統的城市雖然看起來缺乏秩序，但在其背后有一種神奇的力量在維持著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6。她的這種“都市鄉愁”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書，展現得淋漓盡致。無論是“社會戲劇”還是“街頭芭蕾”，上述兩位學者都把深深的感情賦予到他們生活的城市中，并在精神層面找尋一個詩意的家園。如果城市是人文的，那么作為其鏡象的電視也必須有人文情操與關懷。在電視研究領域，節目品質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但是，由于電視媒體以及相關研究其自身的價值觀囿于眼球、收視率與廣告創收之中，對于思辨與審美、對于文化意義的追求已經麻木。那么，如何去思考電視媒體的此類問題？或許，我們可以從人文主義城市研究中習得：電視空間，與城市空間一樣，更應該成為人性成長、人際互動的空間，并讓這種空間為社會成員帶來更好的生活。這也令筆者聯想到2008年初，“體制內外”兩位資深業者對電視空間人文屬性的追問與召喚：黎瑞剛認為，“我們很多電視機構大量地滿足于模仿海外成熟節目樣式，挖空心思相互抄襲克隆，完全喪失了文化的原創力。把世俗文化的消極因素通過娛樂的包裝和電視平臺的放大，以滿足觀眾文化需求的名義來瓦解社會理性，這是電視從業人員職業理想的喪失、人文精神的放棄”；而在劉春看來，“現在的電視界都忘了自己是個媒體，只考慮收視率。作為一個媒體人應該有基本的公共追求，應該有道德底線；西方媒體都是這樣的，我們看到的普利策獎都是這樣的。但是在電視界你感受不到這個，整個電視界從南到北討論的全是收視率。我覺得最大的悲哀就是，電視沒有堅持”7。以上反思，是來自實務業者的共鳴與映照。而就電視研究者自身而言，也是否也能夠像芒福德與雅各布斯從心底珍視城市發展、參加城市進程一樣，去珍視電視、參與電視呢？畢竟，僅以筆者所見，就有不少研究者對于電視并不以為然，甚至從來不看電視；還有不少研究者不看日常播出的電視，只看以英美為主的西方節目責任意識與主體性雙重失范，研究豈能有所推進？空間的政治經濟學：生產與流動城市政治經濟學是城市社會學研究的重要一支，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三位：亨利列斐伏爾、戴維哈維與曼卡斯特。法國學者列斐伏爾的工作代表了馬克思傳統在城市分析中的復興8。這位復興者，以其1974年的第一本著作空間的生產拉開這一流派的大幕，并且該書書名“空間的生產”（theproductionofspace）就意味著一種范式（paradigm）的轉換，因為較長期以來，人們關心的只是空間中事物的生產，而通過列斐伏爾的理論，空間，不單單是社會的載體，不單單是生產的空間；空間，作為“社會的產物”（socialproduct）也是被生產出來的9。戴維哈維是牛津大學的一位地理學家，他在城市過程與時空之間建立了一種辯證的聯系。一方面，時間和空間塑造城市過程；另一方面，城市過程也形塑城市空間和時間10。這種辯證關聯的價值在于：城市演進是一種具有張力而非剛性的過程。哪怕在空間設計上、在當前時期“看上去很美”的城市、社區，也是有內在缺陷的。那么，只有在空間內注入城市的教化與道德，在時間上考慮長時段、可持續的社會效應，才是一種好的城市發展。卡斯特是一位“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學者。在1980年代末，他提出了“信息城市”（informationalcity）的概念。信息是一種具有流動性的社會概念，若固定，則無法被傳播；而城市是一種相對實體性的社會存在，一般而言是固定在某處空間之中，與信息的特質正好相反。從這個意義上講，卡斯特的概念意味一種突破條框的理論創新，在他看來，信息城市不是一種固化的形式，而是一個能夠流動的過程，一個以“流的空間”（spaceofflow）的結構性支配為特征的過程11。上述學者的觀點，對于傳統城市理論是一種突破，因此對于電視研究的拓展也別有洞天：既然城市空間是可以被生產的，電視空間是否也可以被生產？以往電視文本研究的對象，常常只是具體的欄目與節目個案，也即電視空間內部的生產。那么，是否可以拓展到電視空間本體的生產？電視本體的空間生產，有哪些制約因素？哪些機構，在什么機制下，對其產生影響？抑或不同的機構，在不同的機構之下，又有哪些不同的影響？列斐伏爾給我們以思考的新起點。在此僅舉一例，簡要說明：在當前的中國電視屏幕上，在不同頻道的不同時段中，往往會播出同一檔電視劇，上文提到過的雙面膠即為典型。那么，如果僅從電視空間內部的生產而言，其文本對象是完全一致的。不過，列斐伏爾提醒我們：劇集雖然相同，但其呈現的空間是迥異，涵蓋省級衛視、省級地面頻道、城市電視臺等播出平臺。此類空間本身生產的不同，在遇到空間內部生產的相同時，所呈現出的異同現象，理應進入電視研究的觀照視閾。哈維對于時間與空間張力的省思，讓我們看到，電視作為一種社會空間形態，僅只追求現在時態中的形態美也是不夠的。以當前較為關注的節目模式（format）研究為例，在引進西方優質電視節目模式時，其模式的成熟并不直接導出“中國版”的成功，還需要注入“中國元素”；而“中國元素”的挖掘，也并非穿件旗袍、唱句昆曲，而要超越眼前所見，沉潛入傳統資源，并把握未來走向，在這一點上，功夫熊貓倒是給中國影視業上了一課。卡斯特給電視研究最大的啟發在于：勾連對立性概念，制造突破性的理論。電視，現在被認為一種典型的傳統媒體，互聯網則是新媒體的代表，似乎二者處在不同的“陣營”。但在傳統與新之間，是否有匯流點？電視與互聯網的融合，作為一種若隱若現的事實，其趨勢如何？是網絡電視臺，視頻網站，還是其他形態？從這個意義上說，電視業者與學者都不能也不必固步自封，更不需妄自菲薄。全球化時代城市：多元與創意的“主題公園”伴隨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思想界各種新“終結論”席卷而來，這其中就包括全球化的終結、經濟資本主義體系的滅亡等。但是，即便如此，全球化對城市發展的重大影響，還是毋庸置疑的。全球化城市理論，將全球化與城市化作為核心概念，關注城市在全球經濟、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洛杉磯學派代表人物愛德華W索亞以大洛杉磯都市圈為研究領域，進行社會學的透視。他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