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其它相關論文-拉美和東亞國家發展模式中政治與經濟的關系編者按：這篇文章實際上向人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民主是否就意味著經濟低效，而專制獨裁就會出現經濟高增長？作者通過對拉美和東亞國家的研究，論述了政治模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這些國家的經驗是：政治高壓和專制往往帶來經濟高增長，政治高壓有利于這個國家走出一定時期的困境，特別是，一定時期的專制和專政，實際上是對這個國家參與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低素質人員的整體訓練。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它也存在著這種含義，即只有通過專制和高壓的手段，才能使一部分人廉價地付出，從而使國家和使一小部分人獲得發展的成果。因此，這種非民主的發展往往是建立在一部分社會群體犧牲、付出甚至被淘汰的基礎上的。它隱含著悲慘和不公平。它的秩序建立在強權和強制之上，發展的邏輯也只能是強權和強者的發展。中國要避免后面的缺點，盡快走出這一歷史階段。一、拉美國家：軍人獨裁與經濟高增長有著天然的聯系？在比較拉美和東亞的發展模式時，很容易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在一些國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和韓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在軍政權或文人政府的高壓政治下取得的。在拉美歷史上，尤其在19世紀初的獨立戰爭后，名謂“考迪羅”的軍人獨裁在拉美司空見慣。20世紀60年代，軍人當政再次風靡拉美。但是，阿根廷政治學家奧唐奈發現，60年代上臺的拉美軍人與歷史上的“考迪羅”大不相同：（1）歷史上的“考迪羅”統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個人之上的行為，而新的軍人政權則是由整個軍人體系控制。（2）“考迪羅”大權獨攬，盡管它不知道如何治理經濟。但新的軍人政權在經濟管理上則大力依靠技術專家，以彌補軍人在這方面的經驗的欠缺。因此，軍政權的專業化和知識化程度較高。（3）“考迪羅”關心的只是如何用武力手段來滿足自己的權欲和財產欲。新的軍政權雖然在政治上也為了提高政府決策的權威性而實行高壓統治，但它非常注重努力發展經濟，以增強自己的統治地位和統治的合法性。由于20世紀60年代后出現的軍政權不同于歷史上的“考迪羅”統治，奧唐奈將前者稱之為官僚威權主義(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又譯“官僚權威主義”)政權。他在其70年代初出版的現代化與官僚威權主義：對南美洲政治的研究一書中，對60年代處于軍政權統治之下的巴西和阿根廷的政治發展和經濟發展進行了理論和實證分析。1在奧唐奈研究的基礎上，其他學者對巴西和阿根廷等南美洲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進行了更為深入的分析和論證，從而使官僚威權主義理論變得更為完善和引人注目。在官僚威權主義政權領導人的眼中，傳統的政治格局是導致國家動蕩不安的主要根源之一。這些手中握有實權的軍人以一種敵視的眼光看待文人政治家，認為所有文人政治家都是無能、腐敗和自私，政黨政治則使整個社會進一步分化。官僚威權主義政權還認為，國家安全面臨的風險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國內的左派力量，而左派力量的日益發展壯大則是由于國家缺乏政治、經濟和社會等領域的全面發展。因此，在文人技術專家的幫助下，軍人對整個政治、經濟體制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并為自己的統治作出長期的安排。與此同時，這些有權有勢的軍人還抑制政治活動，取締民眾政治組織，以消除他們眼中的那種所謂國內政局動亂的根源。可見，一般而言，官僚威權主義政權具有以下特點：第一，將政府部門的職位交給具有技術專長的文人。第二，在政治上排斥民眾。第三，抑制或完全取消政治活動。第四，積極謀求與國際經濟機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歐美的銀行和跨國公司改善關系，以振興國民經濟，提高自己的合法性地位。2巴西曾經是最為典型的官僚威權主義國家。正如斯基德莫爾等人所指出的那樣：“在19641985年期間，統治巴西的是一個接一個的專制政權，其領導人都是四星將軍。盡管各個政權的結構和人員不同，但它都是由軍官、有一技之長的行政管理人員和老資格政治家組成的聯盟構成。”3一方面，巴西的軍政權強調政治穩定，用高壓手段壓制民主；另一方面，軍政權把穩定經濟、控制通貨膨脹和改善國際收支視為自己首要任務，并為此而啟用了一些文人擔任經濟部門的要職。例如，在布蘭科將軍當政時期，經濟學家和外交家羅伯特坎波斯被任命為計劃部長，成為巴西政府經濟決策中的關鍵人物。坎波斯擁有美國華盛頓大學的經濟學碩士學位，在巴西的銀行部門擔任過重要的職務，甚至還做過大學教授。他上臺后對銀行體系進行了改組，修改了勞工法，簡化了出口貿易的有關規則，并使股票市場和政府債券市場變得進一步體制化。皮諾切特統治時期的智利是或許可以被認為是另一個具有官僚威權主義特點的拉美國家。1973年9月皮諾切特上臺后，“立即在智利強制推行官僚威權主義政體”。4皮諾切特解散了國會，廢除了憲法，并實施“黨禁”和加強對新聞媒體的控制，甚至還命令軍人接管大學。軍政權“在使用鎮壓手段方面從不猶豫不決，對發生勞工動亂和民眾抗議的任何苗頭尤其如此。”5（由于智利軍政權特嚴重違反人權，鎮壓了大量左翼人士，其中包括旅居智利的西班牙人，1998年10月16日，英國警方應西班牙政府的引渡請求，將正在英國治病的皮諾切特拘留。這一“引渡”風波直到2000年3月才得以解決。）然而，就在皮諾切特軍政權不斷強化專制統治的時候，一批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受過教育的技術專家（即芝加哥弟子）在經濟領域中實施了深刻而有力的改革。他們為智利經濟開出的處方是：減少國家干預，擴大對外開放。皮諾切特曾說過：經濟改革的目標是使智利“不成為一個無產者的國家，而是成為一個企業家的國家。”6應該指出，盡管智利在80年代初曾遇到過嚴重的經濟危機，但是，總的說來，在皮諾切特當政期間，智利的經濟增長是令人矚目的。智利甚至還被認為是拉美經濟改革的“先鋒”。二、“軟威權主義”或“亞洲特色的民主”的特點在東亞，韓國的樸正熙政權也具有官僚威權主義的特點。一般說來，樸正熙政權從70年代初起開始向官僚威權主義過渡。樸正熙對民眾的民主化要求進行了有力的鎮壓。尤其在1972年推行“維新體制”后，樸正熙用軍法限制工會活動，禁止政黨活動，禁止罷工、罷市、罷課和游行，并加強對新聞工具的控制。但是，在經濟領域，韓國的歷屆軍政權都把加速經濟增長作為其追求的首要目標。為了加強政府對經濟生活的管理和調控，樸正熙于60年代初成立了經濟企劃院（EconomicPlanningBoard），由副總理直接主管其工作。在這一近百人的機構中，20的成員是經濟學家，其他成員則是政治、工商管理和教育等方面的專家。正如樸正熙本人所言，“資本主義方式下的經濟發展，不僅需要錢和物的巨大投資，而且還需要穩定的政治環境和有能力的管理者。為了實現穩定，軍事革命政府暫時中止了大學生、工會和其他社會、政治組織的政治活動。這些活動在民主黨統治時期曾引起政治危機和社會不安。同時，我們組織了一個由教授和專家組成的經濟委員會，動員大量專家參加政府管理和決策。我們有意約束軍官們的主觀和草率。”7除韓國以外，其他一些東亞國家（地區）也曾經出現過軍政權。陳敦仁等人更是有力地指出，世界銀行的東亞奇跡一書所確定的7個發展中“奇跡”經濟，都在其二戰后的歷史中表現出專制(authoritarian)或“半專制”(semi-authoritarian)的特點。例如，泰國在70年代中期的“民主開放”以前曾有過一段較長時間的軍人統治。80年代出現了“有管制”（controlled）的政治自由化，但1991年又爆發了軍事政變，盡管不久以后就還政于民。在印度尼西亞的一黨制統治下，軍人政治已演變為制度化。臺灣在80年代中期的“政治開放”以前，基本上也是一黨統治。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名義上是民主國家，但自獨立以來，其政治權力一直被壟斷在一個政黨（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或由一些黨派構成的聯合陣線（如馬來西亞的國民陣線）的手中。8總之，許多東亞國家（地區）當權者的統治方式卻被許多人貼上了“軟威權主義”（softauthoritarianism）的標簽，他們奉行的民主被人們說成是“亞洲特色的民主”(Asian-styledemocracy)。“軟威權主義”或“亞洲特色的民主”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東亞擁有自己的以儒家學說為基礎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因此，西方社會信奉的那種民主不適合東亞。第二，不能以犧牲整個團體（community）的利益來換取個人的所謂“自由”。第三，社會秩序和政治穩定比個人的權利和民主更為重要，而且民主必須為維系整個社會的秩序和改善經濟福利服務。第四，民主必須以政治家之間達成的共識為基礎。這一共識就是建立一個好政府，而好政府的概念就是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和鞏固政治穩定。第五，盡管“軟威權主義”不接受西方民主，但它同樣認為，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經濟發展。9三、政治和經濟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互動關系？在任何一個社會，發展是其政治和經濟領域發生總體變化的復雜而漫長的過程，而且兩者之間是一種互動的關系，亦即政治領域的變化會影響經濟領域的變化，反之亦然。官僚威權主義和“軟威權主義”可以被看作是威權主義的不同形式。威權主義是介乎于民主政治和極權政治之間的一種過渡性政治形態。它從不放棄民主，而是想方設法地限制民主的發展。10無論是官僚威權主義，還是“軟威權主義”，都提出了這樣幾個問題：政治與經濟兩者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什么樣的政治制度最適合于經濟發展？政治發展如何反作用于經濟發展？對于這些問題，無論是政治家還是學者，似乎都有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為，只有在政治民主取得進步的國家，11才能更快地推動經濟發展。換言之，政治上實行專制的國家是難以實現經濟的穩步增長的，因為這樣的政府不能提高政府的聲望，因而不利于保護私人財產，也無法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例如，格迪斯認為，由于民主政權能更好地贏得公眾對改革的支持，民主政權同樣能順利地開展經濟改革，也能加快經濟發展。亨廷頓認為，阻礙經濟發展的障礙就是阻礙民主的障礙。12而利普塞特則從另一角度指出，“民主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這意味著：國家愈富裕，它保持民主的機會就愈多。”13與上述論點不同的是，也有人認為，威權主義政權有利于經濟發展。例如，薩克斯指出，與民主政權相比，威權主義政權在推動經濟改革方面更為成功，因為威權主義領導人不必擔心自己是否會在選舉中失去選民的支持，盡管有些選民受到了改革的消極影響的打擊，如失業和收入水平降低。14庫爾斯認為，威權主義政權在推行各種政策時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因而不會受到各種利益集團的“掣肘”。政治上專制的政府能壓制工會活動和降低工資水平，甚至還能控制消費者的需求，因而能促進投資和推動經濟的增長，盡管這些措施很不得人心。與此相反，民主政府為了最大限度地延長在位時間，常常千方百計地滿足選民提出的各種要求，其中包括經濟上的要求，如增加政府開支和擴大消費，等等。其結果是，國內資本積累受到很大影響，經濟的快速增長也就難以成為現實。15庫爾斯還從更深的層面上分析了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他認為，歐美國家的經濟發展大致上經歷了三個階段：（1）生產簡單的非耐用消費品；（2）生產資本貨；（3）生產耐用消費品。在第一階段，一些歐洲國家建立了議會制，第二階段則出現了法西斯專政的德國和意大利，但在第三階段又重新出現了十分穩定的議會民主制國家。16這似乎說明，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的軌跡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呈階段性的反復。然而，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程度后，政治民主的到來就是一種必然的趨勢了。17阿爾蒙德則認為，政治經濟的增長、發展、現代化和進步，不論如何稱呼，都包含著由4個因素支配的積極和向前發展的運動。這4個因素是2個P和2個W。2個P是政治變量，即政府的能力或權力(power)以及人民的參政(participation)或民主化，2個W是經濟變量，即財富（wealth）和福利（welfare）。能否使上述4個變量都得到同等速度的進步？能否同時增強政府的能力和權力，同時提高人民的參政程度，同時加快經濟發展，同時改善福利？阿爾蒙德的回答是否定的。18編者按：如果阿爾蒙德的回答是正確的，那么所謂的經濟發展就是一場謊言。因為這種經濟發展的實質是以一部分人的犧牲來換取另一部分人的富裕和強權。在經濟高增長的背后，是大批人辛勤的付出與一批人被淘汰。不剝奪一部分人的權利，就不可能獲得高增長。中國要小心這種經濟高增長。五六十年代頗為流行的現代化理論更為明確地指出，經濟增長與民主制度的鞏固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因為美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都是政局穩定的民主國家。但從歷史上看，除英國以外的其他西歐國家和日本的工業化則基本上都是在專制政權下進行的。19四、威權主義的作用與付作用必須指出的是，巴西、智利和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固然在政治民主停滯不前的一段時期內取得了經濟高速增長的佳績。然而，同樣不容否認，許多缺乏政治民主的第三世界國家，卻從來沒有取得經濟奇跡。可見，經濟能否取得高速增長，政治民主程度不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至少可以這樣說：威權主義與經濟發展之間的正關系并非永遠存在，它僅僅適合于從農業社會向工業化社會轉變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時期。換言之，影響經濟發展的不僅僅是政治因素（如政權的形式和民主的多寡），而且還有其他一系列重要的變量，如政府的經濟政策和外部機遇，等等。不過，拉美和東亞的發展進程似乎也表明，每一種發展模式（至少是某一特定時期的發展模式），都有相應的政治制度與之匹配。如果這種政治制度有助于經濟發展，那么它就應該被視為是合理的。此其一。其二，政治體制（或政權形式）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取決于包括這個國家的發展水平和歷史因素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