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論文-國體、國情與現代國家辛亥革命勝利，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國的國體問題，從字面上看，應該說已經解決了。可是，在實際生活中，卻風波迭起，意見紛紜。除了袁世凱、張勛之流想公開掛出“帝國”招牌外，眾多武人、政客和御用文人心里想的、實際干的乃至口中、筆下隱約的吐露或直截了當說的，乃是獨裁專制。中國人為什么不能分享作為現代文明成果之一的民主？各種說明詞歸結到一點無非兩個字：“國情”！以營造真正的民主、共和大廈為職志的新文化運動，重要內容之一是揭露所謂民主、自由不是今日中國人所宜享有的“國情特別”論的荒謬。其“特別”藉口主要有三條：一曰中國沒有民主傳統。他們對其他中國傳統沒有的外來物事，從汽車、洋房、西服、革履、三點式、露臍裝到股票、美金一概來者不拒，唯獨對現代人最重要的行為準則民主、法治等等卻老想拒諸門外。說到底，這不是傳統與外來之爭，而是要不要對他們為所欲為的自由，給予限制和監督的問題。二曰人民程度不夠。這一藉口立即遇到一個問題：程度夠與不夠的客觀標準是什么？其實，推行現代民主，沒有一個高懸九霄難于企及的標準。首先是有沒有不同的利益群體及其表達者。經過鴉片戰爭以來的逐步發展，除了內陸邊遠省區以外，新興的資產者群體已經成為各地不可忽視的力量，加上原有的士紳及其他群體，各階層和各地區的利益分化已經十分明顯。隨著留學熱潮的興起和廢科舉、建立新式教育體系，涌現了數以百萬計的新型知識階層。而經過戊戌變法以來的反覆較量，一大批政治評論家、政治家、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的領袖已嶄露頭角；有獨立人格的記者、編輯和新聞媒體也十分活躍。社會現實顯露的是沒有民主政體，各階層和不同的社會群體、不同地區的利益就不可能不斷合理調整和整合。而這些階層、群體、地區也已擁有各自十分活躍的代言人。針對所謂普通公民“程度不夠”的遁詞，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強調民主活動本身就是公民如何運用民主制度的最好教育。陳獨秀曾引用杜威的話來回答這個問題：“民治主義何以好呢？因為他自身就是一種教育叫人要知道政治的事不是大人先生的事，就是小百姓也都可以過問的。人民不問政事，便把政治的才能糟塌完了，再也不會發展了去了限制之后，從沒聽人說過那個人不會選舉，可見得政治的才能是學得的，不是生來的。”1歷史經驗已經一再證明，中國推行民主政治的主要障礙不在民智未開，而是官智未開。后者往往不懂得沒有以公民自由權利為基礎的民主，現代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現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可能正常、健康地發展。他們更不愿意自己手中的特權依法受到嚴格的監督和限制。第三個藉口是會造成社會秩序混亂和黨派紛爭帶來的種種惡果。康有為等人反對民主共和鼓吹恢復帝制的主要托詞亦是這一點。陳獨秀等人的答覆非常明確。他們承認轉變過程會帶來一些混亂。可是，專制統治帶來的混亂和阻礙社會發展的惡果不是更嚴重嗎？同時，這些惡果是民主共和制造成的，還是反對民主和的勢力的倒行逆施？除了進一步推進民主共和制以外，能根治這些亂象嗎？陳獨秀義正辭嚴地指出：康有為“乃舉所有中國喪權辱國兵爭民困一切政治之不良，悉歸罪于共和民主。夫共和果為如是不祥之怪物也？君主政治之下，此等不良之政象，果無一能發生者耶？康氏所舉事實，雖不盡誣，使民國政象，悉易以中國，則予固無詞以駁之。若其歸罪于共和，則共和不受地。若其歸罪于偽共和則可，則真共和不受也。”2八十年過去了，至今仍有人以民國初年的混亂作為中國不宜推行民主制度的所謂理據。清理這段歷史是尚待完成的重要任務。讀讀陳獨秀等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當時的評論，應可發人深省。這些先驅的高明之處，是他們不滿足僅作政治是非的辨析，而始終把闡明學理作為關注的焦點。例如，面對帝制叫囂和肆意破壞民主的嚴酷現實，他們耐心地從現代國家的基本知識講起。青年雜志創刊號就載文指出：不能把政府與國家混為一談。“國家之與政府，劃然判分。人民創造國家，國家創造政府。政府者立于國家之下，同與全體人民受制于國家憲法規條者也。”3現代共和國家與專制統治在形式、精神、法律、政治等方面都有嚴格區別，前者必須落實于法治與憲政。其次，國家與個人的關系，必須十分明確：“國家為達小己之蘄向而設以之保護小己之自由權利，俾得以自力發展其天性，進求夫人道之完全。質言之，蓋先有小己后有國家，非先有國家后有小己。為利小己而創造國家，則有之矣；為利國家而創造小己，未之聞也。”因此，要“自利利他”或謀求整個國家健康發展，都必須堅定不移地奉行“小己主義”（個人主義），尊重個人利益和個人自由，充分發揮個人的才干和創造精神。如果無視這個基本點，倒過來把個人看作國家或集體的附屬物，以后者的名義侵犯個人的自由和利益，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必然失去最重要的推動力。再次，民主共和制度的根本精神在“養成互相尊重自由權利之習慣”；個人（小己）的言論自由尤其是“共和國之本質”的體現。“輿論在共和國家，實為指道政府引誘社會之具。故輿論之起，顯為民情之發表，但當問其發之者果為獨立之見與否，不當先較其是非專制國家之輿論，在附和當朝；共和國之輿論，在喚醒當道”。4離開確保公民的各項自由權特別是言論自由權，民主共和制的正常運作是不可能的。諸如此類的觀點，對已經完成社會轉型的現代國家的公民說來，已經成為常識和社會生活習慣；但對20世紀中國而言，卻是屢仆屢起的啟蒙運動的重要內容。一再響起“回歸五四”的呼喊，無非是這一歷史任務尚未完成的回響。任何“超越”的雄偉祈求，都無法掩蓋嚴峻的現實。思想和歷史都在悲愴的旋律中行進。先驅們還對民主的內涵及其實現途徑作過認真的探索。“盧騷所謂民主之制宜于二萬人國之說，乃指人民直接參政而言；若用代議制，更益以聯邦制，民主政體可行于小國不可行于大國之說，已完全不能成立；”5這是陳獨秀思考理論與現實得出的結論。直到1919年底，他仍直截了當地說：“我們現在要實現民治主義，是應當拿英、美做榜樣。”6不過，英美是多元社會，對民主的內涵多數人雖有共識，亦不乏歧見。當時，杜威正在在中國講學，陳獨秀認同他的闡釋：“杜威博士分民治主義的原素為四種：（一）政治的民治主義就是用憲法保障權限，用代議制表現民意之類。（二）民權的民治主義就是注重人民的權利：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類。（三）社會的民治主義就是平等主義：如打破不平等的階級，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四）生計上的民治主義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計，鏟平貧富的階級之類。”“因此我們所主張的民治，是照著杜威博士所舉的四種原素，把政治和社會經濟兩方面的民治主義，當做達到我們的目的社會生活向上的兩大工具。”7杜威到中國講學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經濟危機又接踵而至。為什么標榜民主、自由的西方世界竟演出如此兇殘的慘劇？為什么號稱富強的國家社會經濟活竟弄得此破敗和不平等？這是各國許多知識知識分子為之寢食不安的重大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杜威把“鏟平貧富的階級”列為民主的內容之一，這突破了對民主的傳統的、正常的理解。陳獨秀接受了杜威的這個闡釋，按他的理解：“杜威博士關于社會經濟（即生計）的民治主義的解釋，可算是各派社會主義的公同主張，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會反對。”8這一認識標志著他的思想的重大轉變。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初，在談及巴布夫（Babeuf）以降的法國社會主義思潮時，陳獨秀寫道：“君主貴族之壓制，一變而為資本家之壓制，此近世文明之缺點，無容諱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與壓制，繼政治革命而謀社會革命者，社會主義是他財產私有制雖不克因之遽廢，然各國之執政及富豪，恍然于貧富之度過差，決非社會之福；于是謀資本勞力調和，保護工人，限制兼并，所謂社會政策是也繼此以往，貧民生計，或以昭蘇。”9這時他所關注的是運用“社會政策”，縮小貧富差距，保障貧民生計。時間過了四年，當1919年底認同杜威的觀點之際，陳獨秀想的是：“杜威博士關于社會經濟（即生計）的民治主義的解釋，可算是各派社會主義的公同主張，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會反對。”10“社會政策”變為“社會主義”，思慮的出發點是“公正”。這一非同小可的轉變是在德先生的旗號下實現的。杜威所說的民主的四點基本內容，頭一、二點說的是公民的自由權利和保障這些自由權的法治和憲政；第3、4點說的是平等。他深知自由與平等有內在的張力。他說：“因為自由競爭必以能力平等為條件，能力不平等，結果便產生不平不公的現象，所以國內造成資本家迫壓勞動家，國外養成這回的大戰。”“要知道自由平等并不是平行的現在的問題，是應該怎樣補救自由太過的毛病？怎樣使可能自由，可能平等，好讓各個人都有平均的發展的機會？”11對世界大戰的反思，引發了平等、平均的強烈呼喊。但在各項自由及為之服務的民主已經成為為穩定的制度和生活習慣的美國，這樣的呼喊是對現行制度缺陷的抗議，推動社會自我完善，帶來的是“社會政策”的推行，緩和了社會矛盾而沒有損傷自由。面對前車之鑒，杜威對中國的忠告是汲取基爾特社會主義（GuildSocialism）和工團主義（Syndicalism）的精神，一要研究“怎樣保留經濟的重要利源路礦森林航路使不致落到私人手里去”；二要考慮“利用各業公所、會館制度的好處，使他們發展，并使以職業為根據的團體得進為政治組織的中心！如果解決了，不但是為中國私利，并且可以把這個解決法貢獻到世界上去。”12與杜威的主張異曲同工，稍后來到中國的英國哲學家羅素認為蘇俄式的“國家社會主義為中國之出路”，但政權領導者“宜愛民主，愛自由，俟人民有相當教育程度時即竭力以謀民主與自由的實現。俄國共產黨應受批評之處正在于此。”13與此同時，蘇俄政府一再宣稱：“以前沙皇政府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盡行廢棄，并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產階級用強力奪取和占有中國的一切，全部交還中國人民。”14雖是口惠實不至的空文，已引起全國上下交相贊嘆：“自由、平等、互助底正義”、“全俄底農民、工人和紅衛兵是世界上最可親愛的人類”；相約“致力芟除國際的壓迫及國家的、種族的、階級的差別”！15在波及全球的社會主義浪潮沖擊下，新文化運動的部分領袖接受把平均看作是社會主義，而平均和社會主義又是民主的組成部分的觀點。除陳獨秀外，李大釗也有這樣的思想傾向。按照李大釗的理解，“Democracy就是現代唯一的權威，現在的時候就是Democracy時代。戰后世界上新起的那勞工問題，也是Democracy的表現。因為Democracy的意義，就是人類生活上一切福利的機會均等。”16西方文化的這一非主流觀點，在知識階層的一些人中迅速蔓延。究其原因，一是在對社會實際運作狀況了解不深的知識階層中，容易出現沉迷于從抽象的公平、正義出發的均平理想國的現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中國社會的悲慘現實和世界大戰及其后遺癥，更成為這一現象蔓延的強大催化劑。二是現代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在中國傳播和移植為時尚短，真正有深切研究的學者為數甚少。他們對有關學說和思潮的利弊得失缺乏全面的了解，對一些重大的理論與實踐難題（如平均與自由的矛盾）淺嘗輒止甚至沒有察覺。于是，他們把西方學者一些尚未成熟的新探索，匆忙搬進中國，并視之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最佳指南。這種把民主、平均、社會主義三者混為一談的傾向，如果僅作為學說傳播，它可以在各種思想流派的互相碰撞中修正或化解自己的偏頗。不幸，急于擺脫孤立狀態的蘇俄，先是用金錢資助這類宣傳，進而運來大批軍火和軍事顧問、教官，幫助國民黨在“革命”的名義下建立自己的“黨軍”，并促進它與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攜手，實行“國共合作”，把有關主張付諸實踐。于是，思想與政權的強制力量相結合，20世紀中國進行了一場古今中外罕有其匹的以平均為主要標志的“民主”與“社會主義”的一而再、再而三百折不回的奇特實踐。后果是眾所周知的，毋庸贅述。叩問德先生在中國的命運，不能不正視歷史。要是說這是“國情”，毋寧說這是在劫難逃。1999年4月1陳獨秀：實行民治的基礎，新青年第7卷第1號。2陳獨秀：駁康有為共和平議，新青年第4卷第3號。3高一涵：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青年雜志第一卷第一號。4高一涵：共和國與青年自覺，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5陳獨秀：駁康有為共和平議，新青年第4卷3號。6陳獨秀：實行民治的基礎，新青年第7卷第1號。7陳獨秀：實行民治的基礎，新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