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其它相關論文-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的國家自主性可能回顧20世紀中的幾個重大的歷史現象，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涉及到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調整。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凱恩斯主義政策的施行，福利國家制度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使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得到了重構；在東方，蘇聯和東歐以及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發生，強有力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建立，以及在幾十年之后發生的歷史性的改革和巨變，也都在從根本上改變著國家與社會的關系；60年代前后，在原來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中，民族解放斗爭風起云涌，殖民主義者紛紛撤退，獨立的國家政體紛紛建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又經歷一次重大的變化。正因為如此，關于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的討論，便成為20世紀學術思想界始終關注的主題之一。在最初的有關討論中，人們更多地是將國家與社會看作是互相對立的存在，或者說是將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看作是一種總和為零的博弈。然而，近些年來社會科學界對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研究表明，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是相當復雜的。概括起來說，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至少存在如下的幾種模式。1“強國家弱社會”的模式。這種國家又可以稱之為科層式的權威主義國家。在這種模式之中，意味著國家對于社會的全面的勝利。東亞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大體可以說適合這種模式，如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臺灣等。在獲得獨立之初的拉丁美洲國家也可以歸入這一類型。巴基和巴里克將這些國家的自主性的形成看作是對不斷積累的危機的反應，因為這些國家和地區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組建的，并一直承受著持續不斷的外部威脅。但實際上，在這樣的國家中，國家強度和自主性的來源是有明顯的差別的。比如，部分東亞國家和地區，國家自主性的形成至少與如下的幾個因素是有直接的關系的。首先是歷史傳統，這些國家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就在國家的層面上實行著有效的統治(布萊克，1989)；大地產的不發達，特別是在外國統治時期，外國的殖民主義力量有效地削弱了大地產的力量，也有的國家和地區曾進行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這也對于削弱大地產的力量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還有外國經濟和軍事援助的因素，因為外國的援助一般都是給政府的，這也有助于強化國家的力量。2“弱國強社會”的模式。這些國家的特點是，國家處于很軟弱的狀態，但卻面對著與國家同樣強度或比國家更強的社會。這樣的國家往往不是在對經濟危機做出反應時形成的，而是在革命、獨立運動或權力的非正常轉移的過程中形成的。其中有相當一批國家是作為高度分化的實體進入后殖民時代的。在這些實體中，像種族、部落以及封閉性的庇護網絡等傳統力量占據著支配地位。雖然階級開始出現，但其力量相當弱小，因而并不存在著西方在近代曾經存在過的那種階級聯盟。雖然國家的自主性不是完全不存在，但這些國家的能力是相對較低的，國家的科層官僚機器常常是以個人關系為基礎的，規模過分龐大，專業知識不夠，而且缺少財政資源。有關經濟發展的研究表明，這些國家的自主性的低水平和能力的缺乏，使國家很難指導經濟增長。在那些自主性和能力非常之低的國家更加關心的是維持統治精英的權力。這些國家的經濟政策往往會主動地去阻止某一經濟部門的發展。3“強國家強社會”的模式。這種社會的特點是，國家的強度很高，但社會群體的力量也很強。人們經常講到的這類例子包括墨西哥、印度、埃及等。但我認為，一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也可以大體列入這種類型。在這種“強國家強社會”的模式中，又有兩種具體的類型。一種是上面所說的墨西哥、印度、埃及等國家，這些國家的共同特點是，國家在經濟發展中處于一種很突出的地位，但同時又面對著強有力的、高度組織化而且有自己經濟利益的社會群體。另外的一類則是西方比較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雖然在這些國家的內部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但大體可以歸入“強國家強社會”的類型。也就是說，一方面，其國家的機構具有明顯的自主性，有較強的制定和執行政策的能力；另一方面，其社會力量組織化的程度也是相當高的，能夠以強有力的地位與國家在制度框架之內進行對話。還應當有一種“弱國家弱社會”的模式，對此進行的討論和研究并不多見。某些非洲國家大體就可以屬于這種類型。在這樣的國家中，缺少發達的官僚系統，甚至也缺少為現代民族國家所必需的社會基礎。而由于階級發育的程度較低，以及部族政治的作用，強有力的社會力量也難以形成。其實，對于這類國家，人們更應予以關注。因為這類國家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更具有啟示性。對于國家相對強度的強弱，從目前來看明顯存在著多種不同的理解。最簡單的理解可以將其看作是國家在控制社會方面的能力的欠缺。也有人是從國家抽取資源的角度來理解國家的相對強度的。在本文之中，我們將國家的相對強度主要理解為其與社會中主要的利益集團相比而言的力量強度。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看，國家的相對強度，是與國家的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相一致的。這里所講的國家的相對強度，類似于亨廷頓所說的國家對于社會力量的超越性。亨廷頓指出，一個社會所達到的政治共同體的水平，反映了該社會的各種社會勢力與政治制度之間的關系。他將這種關系用政治制度與社會勢力之間的分化來表達。他認為，在一個復雜性與異質性都較高的社會中，如果不建立獨立于使其產生的社會勢力的政治制度，任何一種社會勢力都不能單獨進行統治，更無法建立一個公共體(亨廷頓，1988)。亨廷頓所說的政治制度，實際上就是國家，而政治制度對于各種社會力量的超越性，就是國家的自主性。國家一旦形成，一屆政府一旦上臺，就會擁有它的自主性。在這個時候，國家就并不僅僅是統治階級的代表，它同時也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一個相對獨立的政治行動者。它的利益既有與統治階級一致的一面，也有相矛盾的一面。在社會危機發生的情況下，國家與統治階級的矛盾和對立就會更為突出。在這個時候，國家為了自己的生存，就必須將化解社會矛盾放到優先的地位。因為國家只有保住社會才能實現自保。這就是改革。而為了化解社會矛盾，就往往需要對社會中的稀缺資源進行重新配置，而這也就意味著要由統治階級出讓某些利益，作出某些犧牲。在這種情況下，便會出現國家與主要的統治階級的對立。如果統治階級能夠“高尚”地做出讓步，或是國家有足夠的能力迫使統治階級作出這樣的讓步，改革便可以進行。如果統治階級不想作出這樣的讓步，或是國家沒有足夠的力量迫使統治階級作出這樣的讓步，社會矛盾就難以化解，最后的結果就可能會造成社會革命。即使是在正常的社會發展的條件下，國家的自主性程度也是至關重要的。在這當中，關鍵的因素在于國家與政府本身的性質與特點。政府本身的特點又主要涉及到如下的兩個因素。一是政府機構的能力。印度和非洲的一些國家，由于種族沖突、宗教沖突、部族政治等種種原因，強有力而穩固的中央政府無法建立，國家經常處于動蕩之中，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管理和協調能力是相當有限的。相反，韓國和巴西等國的政府則較為穩定，而且具有較強的行政管理能力。二是政府獨立于社會中各利益群體的自主性程度。比如，一些非洲國家政府的社會基礎是非常脆弱的，因此急于在農村和城市的上層階級中尋求支持，于是就用利益來直接進行收買。這就形成某些非洲國家政府干預經濟的獨特特點:政府對于經濟活動的干預，在口頭上是為了國民經濟的發展，但實際上則是通過國家干預使利益分配更有利于上層階級，并提高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這種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很難促進經濟發展。相反，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則具有較強的自主性，而較少受到各種利益集團的左右，因此政府對于經濟活動的干預，不僅促成了較快的經濟發展，而且促成了較公正的收入分配。政府的自主性程度會對政府在現代化中能否有效地發揮作用產生重要的影響。因為國家或政府超越于各種社會勢力集團的程度如何，直接關系到這個國家或政府能否制定出一種穩定的、長遠的、符合國家利益的現代化計劃與政策，并將其付諸實施。巴梯斯對一些非洲國家農業政策所做的研究表明，那些缺少獨立于私人精英的自主性和行政能力的國家，會用一種妨礙發展的方式發揮作用。他認為，這些國家對發展過程的干預，在口頭上是為了發展，而實際上主要目的是在農村和城市中形成支持力量，并提高政府在經濟中的地位。其結果，政府的作用只是為某些社會集團的利益服務。類似的情況同樣可以見之于拉丁美洲。從許多后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的實踐來看，政府自主性的形成，從而能在現代化過程中積極發揮作用，必須能妥善處理如下三個因素之間的關系。其一，政治家的態度。不同的政治家往往都以現代化的綱領作為動員支持力量的手段，但實際上，在政治家所需要的短期支持與工業化的長期目標之間往往存在矛盾。在這種情況下，穩定的、主要由專家構成的行政科層系統，對制定和執行前后較為一貫的現代化政策，就顯得特別重要。其二，各種重要的利益集團。各種利益集團都會力圖對國家的現代化政策施加影響，從而使現代化的過程能對本集團有利。而國家的較為穩定的現代化政策的實施，要求政府必需擁有能承受這些壓力的能力。其三，民眾的消費壓力。在后發外生型現代化的初期，由于普遍存在的物質匱乏，特別是由于來自早發國家的消費上的示范作用，大眾消費的壓力將會是非常大的。而這種消費要求與經濟持續增長對資本積累的要求是相矛盾的。因此，國家或政府的自主性也意味著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大眾的消費需求，以為經濟的持續發展創造條件。上述的結論，可以對我們分析當今中國社會的國家自主性問題提供有益的啟發。在改革前的再分配經濟體制中，形成的是一種可以稱之為總體性社會的社會結構。在這種總體性的社會結構中，以國家對幾乎全部的重要稀缺資源的壟斷為前提，形成了國家相對于社會的極強的自主性程度。這種自主性主要是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政策形成的自主性。改革前中國國家的自主性突出地表現在在國家制定自己的政策目標的時候，幾乎不會遇到來自社會的強有力的干預和壓力。在這個時期，國家的最重要的目標，是實現趕超型的工業化。為此，需要在農村以剪刀差的形式對城市的工業化提供支持，在城市則需要將生活消費的需求壓到最低的限度，以盡可能地提高積累率。但無論是對農民的獲取，還是對城市居民物質消費的壓抑，都幾乎沒有遭遇到強有力的抗拒和反彈。而在國家制定這些政策的過程中，上述兩個群體也確實沒有表現出明確的影響。當時國家在形成政策目標上的這種極強的自主性，是以獨特的社會結構為支持條件的。其二，形成了一個嚴密的組織系統以執行國家的意志。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所形成的組織系統有兩個明顯的特征。一是單位制組織與準單位制組織的建立，二是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正如有的研究已經表明的，中國改革前城市中的單位制和農村中的人民公社制度，與其他國家中的那種功能單一的功能性組織是明顯不同的(路風，1989，1994)。這兩種組織本身都具有國家的派出機構或代理機構的含義，因而國家所壟斷和掌握的資源，實際上是具體掌握在這些單位組織之中的，并且由這些單位組織進行再分配。通過這樣的兩種基本制度，不但將全部的社會成員高度地組織起來，而且通過使城市中的單位和農村中的人民公社成為壟斷性的就業機會和收入與服務的分配組織，使單位或人民公社的成員在多方面依賴于上述兩種組織。而在當時特有的結構網絡中，組織成員對組織的依附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對國家的依附。但應當注意到的是，單位組織本身的資源并不是自我擁有的，而是由國家下達的。因此，單位組織要更依賴于國家。正是通過這種資源的流動過程，國家控制著單位組織，而單位組織也就成為執行國家意志的重要工具。與此同時，在戰爭年代就已經形成的“支部建在連上”的組織原則，在1949年之后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并演變為黨的一元化領導。在這樣的一種組織原則之下，使得整個社會的組織系統，乃至于最基層的組織，成為執行以黨的意志體現出來的國家意志的工具。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是屬于那種“強國家弱社會”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中，不僅國家的力量極強，社會的力量極弱，而且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吞并了社會。在這樣的一個體制中，實際上已經沒有一個相對自主的社會的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這個時候，當時國家的自主性程度，與一般人印象中的或者是上面的理論分析所預示出來的那樣高的程度是有明顯的距離的，換言之，國家的自主性程度與國家所處的壓倒一切的地位，并不是完全相稱的。其中的原因在于，如前所述，在某些情況下，國家意志的形成與貫徹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另外的一些情況下，兩者又有可能是相當不一致的。一般地說，一個組織或機構其形成意志的能力不會小于貫徹意志的能力，但貫徹意志的能力小于形成意志的能力，則是完全有可能的。在改革前的中國總體性社會中，就存在著這樣的一種非常獨特的現象，即一方面，國家制定政策的自主性程度是相當高的，幾乎沒有其他的社會力量可以能夠有實質意義地介入這個過程，或者能夠對某一項政府的政策提出有力的挑戰。但在另一個方面，政策的執行過程又不能完全保持如同政策制定過程那樣程度的自主性。中國的國家執行政策的能力并不一定有其制定政策的能力強。在農村基層的實際社會生活中，政策的實際影響力是極為有限的，其作用主要表現在界定什么是合法行動的邊界上(JEANOI，1989)。為了說明當時影響國家意志貫徹有效性的因素，需要注意到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