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其它相關論文-論如何認識和對待朝鮮核危機一世界政治中有時會出現世界級的軍事或戰爭危機，那毫無疑問是一類影響特別重大、也特別深遠的事態。鑒于冷戰結束以來只存在單單一個世界性超級強國，加上同一時期里各大國之間的政治/軍事關系處于總的來說不是廣泛協作就是基本和緩（或至少非持久、非全面對抗）狀態，因而就國際政治的當前時代或時期而言，所謂世界級軍事或戰爭危機可以界定為這么一種局勢：在其中，美國同某一個并非大國的地區性軍事強國之間存在大規模軍事沖突的嚴重直接危險。自從冷戰結束到最近為止，還沒有出現過兩場如此界定的世界級軍事或戰爭危機同時存在、并且同時惡性發展的局面。然而，這樣的局面現在已經出現在世人眼前：一是美國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前景，它被近乎普遍地認為非常可能在今年2月成為戰爭現實，二是去年10月開始的朝鮮核危機，它伴隨朝鮮于今年1月10日宣布退出核不擴散條約而進一步嚴重升級。誠然，這兩項危機相比，后者爆發為實際的大規模軍事沖突或戰爭的可能性至少眼前小得多，或者說迄今為止防止危機惡化到最極端狀況的希望總的來說大得多，因為美國和朝鮮雙方實際上都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大多尚為有力的制約。但是從另一方面看，朝鮮危機是一場現在少有掩飾的實實在在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研發危機，強烈地帶有此類危機幾乎必定引發的深刻和廣泛的特殊心理動力學（psychologicaldynamics）危險，同時它又爆發在一個差不多歷來緊張、容易產生就短期和中長期而言都異常嚴重的各種連鎖反應的地區，況且朝鮮內在的特殊性質使其危機行為方式具有外界公認的極難預測性、非規范性以及（說得坦率一點）遠不止一次地表現了的高度冒險性，因而它在失控可能和國際安全/政治后果兩方面，一定意義上比伊拉克危機更為嚴重，更需警覺。特別對于我們中國來說，僅僅因為毗鄰朝鮮半島，連同毗鄰與朝鮮局勢密切相關的日本和美國西太平洋存在，事情就尤其如此，何況中國同朝鮮有比較特殊的歷史和現實聯系，從而更進一步顯著增加了中國利益和政策關切的必然卷入程度。一位西方著名學者最近說：北朝鮮（核）危機是中國今年最危險、最關鍵的外交和安全考驗。如果弄得不好，它可能基本改變區域安全環境。這絕非危言聳聽。二毫無疑問，朝鮮政府是朝鮮核危機及其東亞安全潛在破壞性影響的主要制造者和責任者，即使有如下述，美國布什政府尤其自9o11以來有關的戰略信條、態勢和對朝政策行為構成了朝鮮核危機的部分基本成因。1994年美朝日內瓦核框架協議無論就當時化解危機來說，還是就爭取朝鮮半島乃至東北亞的長時間和平穩定而言，都非常必要，而且大致合理和基本公正。同時，它實際上體現了美國和朝鮮之外所有頭等重要的朝鮮半島局勢關切者-韓國、中國、日本和俄羅斯-的共同意愿與不同程度的協同努力，此外還有聯合國國際原子能機構在協定實施過程中的正式參與。但是，朝鮮居然在照常接受協定規定的重油供應和輕水反應堆建造的同時，秘密推進旨在制造核武器的濃縮鈾開發計劃。在如此單方面毀壞國際協定、并且違背它自身為之承擔義務的核不擴散條約的行為難以包藏之后，朝鮮政府宣布有權開發核武器和比核武器更厲害的武器，并且一度在國內廣播中宣稱它已經有了原子彈。其后，它又撤除國際原子能機構設置的核設施封條和檢測攝像機，驅逐該機構監察人員。雖然美國政府鑒于一系列難以違拗的戰略和外交因素（特別是對于韓國遭遇大規模攻擊的恐懼，韓、中、俄、日四國關于盡力爭取以對話方式解決危機的堅決主張，還有對伊戰爭的準備及其今后的發動和進行），至今一直采取同它的對伊政策大為不同的所謂量體裁衣式遏制（tailoredcontainment），2反復表示希望在朝鮮切實放棄核武研發計劃的前提下和平解決危機，然而迄今為止完全未能阻斷朝鮮的危機升級進程。1月7日，美國政府表示愿意立即同朝鮮進行直接對話；翌日，國務卿鮑威爾相當明顯地示意美國正考慮給予朝鮮某種較正式的軍事安全保證，以換取朝鮮的非核化。3然而，正是在這看來（用中國新華網一項評論的話說）朝美核爭端形成的冰涼氣氛有所轉暖、和平解決朝鮮核危機的因素在逐漸增加4的時刻，朝鮮宣布退出核不擴散條約。就此，人們很難不同意美聯社的一則推斷：這項嚴重舉動可能表明，朝鮮打算繼續制造核武器，或者打算通過這一外交冒險政策迫使美國做出讓步。5緊接著于1月11日，朝鮮政府通過其駐華大使公開表示，朝鮮可能終止其大約四年前做出的停止中遠程導彈試射的承諾；6正是1998年飛越日本上空的朝鮮中遠程導彈試射，對于美國國家導彈防御和戰區導彈防御計劃的出籠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大致與上述最近的事態同時，朝鮮頻頻發出一旦必要便決心大打的言論，其中最極端、最不負責、并且對整個東亞安全含義最為不祥的（即使這可能是純粹的浮言虛辭rhetoric），大概是官方最高級報紙勞動新聞的這么一席話：如果發生新的朝鮮戰爭，它將蔓延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一旦開戰，周邊大國不管情愿與否，都將卷入其中。7同樣毫無疑問，美國布什政府尤其自9o11以來有關的戰略信條、態勢和對朝政策行為構成了朝鮮核危機的部分基本成因。正如遠東經濟評論2001年9月20日的一篇重頭文章所概括，甚至在（九一一）襲擊之前，華盛頓在喬治W布什總統領導下已改取鷹派方向，對北朝鮮更為強硬。8這從根本上說，就是在心理和對外政策思想上強烈地傾向于鄙薄和否定其前任對朝鮮的對話和談判方針，將框架協議僅僅當作一項不得不勉強予以履行的繼承性責任，無意按照其中籠統地確認的美朝政治、經濟關系正常化方向邁任何步伐。特別嚴重的是，9o11事件后布什將朝鮮宣布為邪惡軸心成員。這一嚴重行為既宣泄了美國當今主流政治勢力對朝鮮的仇視和擔心，也反映了布什政府對于朝鮮向美國眼中的某些危險國家輸出導彈和導彈技術的具體憤懣，還透露了布什等人在阿富汗戰爭臨近勝利之際關于反恐戰爭第二階段的一種籠統粗糙的心理取向。它實際上毀壞了美朝關系在克林頓之后進一步緩和的可能性，決定性地加劇了朝鮮的安全擔憂。不僅如此，緊接著邪惡軸心論之后，出了先發制人打擊信條，它被布什政府當作國家安全戰略新的核心原則之一頻頻予以強調；稍后，又出了被報界披露出來的那個政府內最壞情況方案(worst-casescenario)設計-核態勢重新評估，它以朝鮮為美國核力量第一次打擊的一個可能目標。事后想來，朝鮮秘密恢復其核武開發（連同它在美國特使凱利去年10月當面擺出某些證據后的行為方式）可謂這些事態激發的一種自然反應，而若考慮到朝鮮政府慣有的、內外交困之中的嚴重恐懼心理和過頭安全執迷，事情就更是如此。然而，在嚴正指出并高度重視朝鮮核危機的那部分美國起因的同時，仍然需要堅持上面的一個基本判斷，即朝鮮政府是朝鮮核危機及其東亞安全潛在破壞性影響的主要制造者和責任者。朝鮮核武研發并非始于去年，換句話說它的核武企圖本身并非出自布什政府的刺激。朝美之間近年來往往敵對的狀態部分地出自朝鮮的某些國際行為方式，特別是置美國某些多少可以理解的安全擔憂和更大范圍的國際穩定于不顧，頻繁地輸出導彈及其技術，并且進行導致了嚴重國際后果的中遠程導彈發射。而且現在很清楚，朝鮮沒有真正大力試圖通過原本大有希望的和平、發展和改革途徑來爭取近乎根本性地改善自己的安全處境，那原本由韓國總統金大中衷心發起和竭力堅持的陽光政策提供了相當良好的條件，況且陽光政策政策得到了美國以外各大國的積極贊同和協助。不僅如此，在當前的核危機中，美國出于上面已經指出的種種原因，采取了確實比較和緩的態勢，國際社會（特別是朝鮮的近鄰韓、中、日、俄四國）也分明地表達了通過和平途徑實現朝鮮非核化的愿望，并且作了非常密集的積極努力。不僅如此，還有著一個非常清楚的事實，那就是至少在可以比較明確預見的時期內，朝鮮只要不搞大規模毀傷性武器，就不存在遭到軍事攻擊的任何可能。可是，盡管有這一切，朝鮮仍舊以相當極端的言詞和行動，將核危機步步升級。最為嚴重、也最能決定事件性質的是兩項基本事態：（1）朝鮮秘密撕毀國際協定，恢復核武開發；（2）它退出核不擴散國際體制，堅持核武開發。由此，朝鮮目前的國際行為表現出兩個特征：一是極端，即采取要么全有，要么全無的立場，二是不守基本規范，欠缺起碼的誠信。在這樣的情況下，危機的解決，乃至朝鮮半島可持續的非核化和安全穩定難上加難。三這里實際上已經涉及到一個根本問題：朝鮮恢復核武研發的動機。此次核危機初期，國際上不少朝鮮問題專家將其估計為朝鮮再次使用制造危機、以求談判的老策略，而談判的目標起初較多地被猜測為獲取更多經濟援助，同時打破布什政府不同朝鮮對話和討價還價的政策。美國政府內部起初的主流看法似乎也與此類似，那用華盛頓郵報一則報道中的話說，是判斷那可能是北朝鮮的一次叫牌，以便創建一個美國窗口。9此類叫牌目的肯定存在，而且至關緊要。從現在的情況看，它在于不僅逼布什政府棄置不對話、不妥協政策（這一點它事實上已經做到），還在于迫使美國進行根本性談判，以至做出永不對朝動武的條約承諾。為此，朝鮮顯然著意利用兩項契機，即美國優先關注對伊戰爭和韓國民眾反美情緒高漲。然而，即使純粹假設美國到頭來愿意如此，朝鮮是否肯用可核查的、永不研發大規模毀傷性武器的相應承諾為交換條件？至少相當可疑。出于朝鮮與美國及美韓軍事同盟之間異常經久和激烈的安全兩難，連同由此而來異常深切和強烈的互不信任與互相恐懼感，也出于朝鮮內在的特殊性質和特殊抱負，可以認為它一些年來有著一種情不自禁的、強烈的核武裝意愿-擁有絕對安全手段的意愿；這方面自9o11事件以來發生的，只是此種意愿由于美國的國家安全基本戰略態勢（乃至美國的整個對外政策思想氛圍和民族心理）大為加劇。因此，朝鮮核研發的動機可以說是兩重性的：既當作國際政治策略，也當作國家基本戰略。如果考慮到外界遠不那么明白的國內政治因素，它或許還同時被當作國民動員和國內控制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核危機不能以朝鮮無核化告終，朝鮮肯定（1）迅將擁有（如果不是已經擁有）極少數核武裝置；（2）在不多幾年內擁有一個規模可觀的核武庫，連同其短程、中程甚至遠程運載工具。10既然如此，從中國的戰略安全視野出發，接下來的一個緊要問題便是：朝鮮擁有核武器對中國有何危害？最宏觀地說，考慮中國的外部基本安全環境時，應當提出地緣政治框架中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問題。就這一可稱為最高層次的軍事安全問題而言，中國周邊最值得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警惕或憂慮的，不僅有美國目前強大得不可比擬的核力量，而且有核小國和潛在核國家實在和潛在的核武庫，后者在某種意義上對中國大概更危險。這方面目前首先是朝鮮在研發的核武器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武庫，其次是可能有極個別國家可以直接或間接地使用（即通過恐怖主義勢力使用）的生化武器。對我們中國來說，這是近年業已開始相當迅速地浮現出來的一個重要憂患。就本文討論的核武化問題具體看，中國不能不警覺的未來可能危險在于：（1）從最壞處著想，中國并非全無可能有朝一日在什么問題上遭到核訛詐，而這或許能使中國一時陷于進退兩難的戰略或政策境地；（2）如果朝鮮擁有規模可觀的核武庫，日本就難免被刺激走上核武化道路，或者說必定使日本右翼得到一個關鍵論據，據此能夠說服日本多數公眾同意核武化；這大致如紐約時報去年12月底的一篇報道所說，在日本，逐漸增長的核威脅已驅使某些專家審慎地談論日本需要原子彈的問題，那自從1945年對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轟炸以來一直是個不能談的話題。雖然官員們（一般）規避此類談論，但日本政府就北朝鮮核威脅正越來越直言不諱；11（3）只要朝鮮有核攻擊能力，朝鮮半島和東北亞就始終有因此被顯著加劇了的、美國及其盟國與朝鮮爆發戰爭的可能，包括發生核沖突、核戰爭的可能；而如果爆發新的朝鮮戰爭，中國即使不被卷入其中，也必定遭遇某種戰略決策困境，并且遭受種種相當嚴重甚至危險的間接損害；（4）朝鮮一旦擁有核武庫，美國就幾乎必然顯著增強在東北亞和西太平洋的武裝力量部署，它們除了會造成加強對華總體戰略防范的自然派生效果外，還可以在未來有朝一日臺海局勢高度緊張的可想象情況下，增進美國協防臺灣的能力與態勢，同時使臺獨勢力得到進一步鼓勵。不言而喻，對中國的安全而言，這四種危險絕對非同小可。此外，中國還很可能由于朝鮮擁有核武器而面臨種種可以設想、以及現在還設想不到的雙邊和多邊外交困難。四談論到這個地步，最重要的事情就相當清楚了：不管朝鮮核危機乃至總的朝鮮問題有多復雜，也不管處理這些問題需要多么慎重和詳密的思考與政策，中國在朝鮮核危機方面的至高戰略利益或首要戰略目標，在于堅決促使朝鮮同核武器絕緣。從另一個角度說，正是由于這些問題高度復雜，特別是包含種種多少帶有熊掌和魚難以兼得意味的利益選擇、政策選擇、甚或倫理選擇矛盾，就更需要及早分辨至高的戰略利益，及早堅決確定首要的戰略目標。做到了這一點，其他戰略目標和戰略工具的選擇范圍和輕重緩急次序就有了得到合理確定的首要保障，并且也會變得遠不那么困難。總之，在朝鮮核危機問題上，中國的最高利益（同時也是對中國和東亞來說的最高道義）在于盡最大可能同美國、韓國、日本、俄羅斯等國政府合作，盡最大余地對朝鮮施加影響，以堅決達到使朝鮮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絕緣之目的。在1月10日晚上因約同布什總統通電話時，江澤民主席指出：中國不贊成朝鮮退出核不擴散條約，中國主張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中國認為維護國際核不擴散體制符合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對話是解決朝鮮核問題的最有效途徑；中國將于各方共同努力，推動朝鮮核問題早日和平解決。這些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