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其它相關論文-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行為分析在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如何發揮作用已成為一個世界性的課題，處于市場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國家，都在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研討本國政府的行為和職能的變化。我國目前正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時期，政府如何作出有效的行為才能既順利地完成這一過度并適應新的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又正確地處理好政府與企業、社會的關系，這是我國現實社會需要加緊理論上研究、急需解決的焦點問題，也是反映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趨勢的前沿問題。因此，對政府行為的特性、作用、范圍及其方式等問題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不僅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而且對于搞好宏觀調控，加快國民經濟市場化進程，建立和完善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一、政府的特性及其作用的再認識政府作為一種社會組織，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的政府就是指全部的國家機構，即包括全部立法、司法和行政機構，它可以視為等同于國家；狹義的政府，就只是包括國家的行政機關。本文在論述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行為時，采用的是廣義上的政府概念。我們雖然可以在廣義上把政府視為等同于國家，但這并不能因此而可以掩蓋政府本身的特性。政府是由許多不同的部分及其相互聯系（運行機制）所組成的一個非常復雜的有機整體（或稱系統），政府自身具有一定的結構：在相互關系即運行機制上，政府具有一定的權力結構，政府以國家的名義行使權力，這種權力的行使表現出自上而下的垂直性和強制性；在組成形式上，政府具有一定的組織結構，它包括：主要組成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區域層次結構，主要組成為不同部門或行業政府的部門（行業）職能結構以及與此相關的因各級各類不同職別的政府首腦、政府官員、一般公務人員所構成的官僚結構（在社會主義國家稱為干部或公務員結構），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包括在部門（行業）職能結構之中。政府結構對政府行為產生重大的影響，不同的結構、不同的運行機制和組成為政府結構的不同部分，都將產生不同的政府行為，對社會經濟的發展也產生著不同的影響。因此，在分析政府的行為時，不但要分析權力的運行機制，還要分析政府系統的整體行為、分析構成政府系統的各個部分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不同部門（行業）的政府行為，甚至代表政府行事的政府官員的行為。弄清楚這一點，有助于界定政府行為的范圍及方式。政府行為就是指政府根據憲法和法律，通過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事務進行組織、管理和控制的活動，是國家權力的運用和實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離開了市場的力量來侈談政府的干預和控制，只能是原有體制復舊，或者是天真的幻想；也正是國為市場的巨大力量，才更需要政府的引導和適當的宏觀調控，需要人文社會因素的參與和制約，我們才能在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里趨利弊害，不迷失方向。從政府概念的分析中，由此我們可以分析出政府的特性：強制性和公共性即社會性。關于政府的公共性即社會性特征，馬克思、恩格斯曾明確指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物的委員會罷了”。這一著名論斷不僅揭示了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而且說明管理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是資產階級國家的主要特征，不過，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個別資本家或工廠主管理工廠企業的方式，它主要通過立法形式進行管理并具有強制的性質。因此，“國家”或政府的公共性（即社會性）特征的主要表現在于，它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關于“國家”或政府的強制性特征，列寧曾明確指出：“國家一直是從社會中分化出現的一種機構，一直是由一批專門從事管理、幾乎專門從事管理或主要從事管理的人組成的。人分為被管理者和專門的管理者，后者屬于社會之上，稱為統治者，稱為國家代表。這個機構，這個管理別人的集團，總是把持著一定的強制機構，實力機構，不管這加之于人的暴力表現的原始時代的棍棒，或者是奴隸制時代較為完善的武器，或是中世紀出現的火器，或是完全根據現代最新技術造成的二十世紀的奇妙武器，反正都是一樣。”2“當專門從事管理并因此而需要一個強迫他們意志服從暴力的特殊強制機構卿監獄、特殊隊伍及軍隊等）的特殊集團出現時，國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它體現的正是表面上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因而它總是要集中反映和代表整個社會的利益和意志。家也就出現了。”列寧的這段論述揭示了公共權力是“國家”或政府的另一個基本特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認真理會政府所具有的上述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其一，政府不同于一般的社會組織，因而，試圖用其他任何社會組織來代替政府行使對社會的管理，都是行不通的。現代社會管理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尚未消除，目前我們需要一個有活力的、強大的和非常活躍的政府。其二，單純地從政府本身來研究政府特性的研究方法已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上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政府所作的精辟論述，為我們理解、研究政府莫定了理論基礎。但不能只停留在對政府本身進行研究的傳統思維的框架上。在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應該把市場經濟分析納入政府研究的視野之中，從社會客觀需求的角度來研究政府怎樣提供符合社會需求的行為；我們也只有通過這一角爽的研究，才會發現政府本身的政治性與政府要滿足社會需求之間存在著內在沖突，即政府的政治性是政府滿足社會需求的障礙，而只有當政府的政治性與政府滿足社會需求這兩個方面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情況下，障礙才會削除。關于政府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反作用，正如恩格斯在致施米特的信中所指出的，國家權力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種：（一）它可以沿著經濟發展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使經濟發展比較快些；（二）它可以沿著與經濟發展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現在在每個大民族中經過一定的時期就都要遭到崩潰；（三）或者是它可以阻礙經濟發展沿著某些方向走，而推動它沿著另一種方向走。這第三種情況歸根到底還是歸結為前兩種情況中的一種。但很明顯，在第二種和第三種情況下，國家權力給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損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費。”4所以恩格斯又說：“一切政府甚至是最專制的政府，歸根到底都只不過是本國狀況所產生的經濟必然性的執行者。它們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好的、壞的或不好不壞的來執行；它們可以加速或延緩經濟發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結果，可是最終它們還是要遵循這種發展。”在這里，恩格斯對于國家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反作用所作的精辟論述，表明了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一原理。但是，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談政府的作用，井不能只滿足于這一原理，我們必須越來越多地使政府成為經濟基礎的內生因素而起作用。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政府，總是要運用市場機制在一定程度上達到其目的。二、政府行為的范圍政府行為的范圍問題，實際上是權力運用問題，即政府的控制能力問題。為了能夠更加清楚地說明這一問題，我們不得不對有關的模糊認識進行深刻的闡述。1在市場經濟下，政府放權，限制政府權力在經濟體系中的使用范圍，并不意味著權力的消失，而是意味著部分權力的轉移。政府放權過程不是單純地下放政府權力和實行政企分開，而是一個雙向過程：一方面體現出權力要集中，如國家的宏觀調控權；另一方面，權力要下放。也就是說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宏觀調控的程度與政企分開、權力下放的程度是一種互相制約的關系。要想停止政府對企業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就必須強化政府對宏觀經濟生活的調控能力，否則就會導致經濟生活的失控混亂。政府下放的只是部分權力，是把企業生產經營管理的權力切實交給企業。弄清這一點，有助于吸取我國改革中的經驗教訓，加速我國市場化進程，建立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機制。2在市場化過程中企業和社會權力的強化并不必然地意味著政府權力的弱化。關于這一問題的認識，眾所周知，在經濟體系中政府權力范圍的廣泛程度和政府行使權力的有效程度并不是一回事，如果抽象地、籠統地談權力的強弱就混淆了這種區別。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調節作用，市場化要求限制政府權力在經濟體系中的使用范圍，也就是要把政府權力在經濟體系中的使用限制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同時，根據權力有限的原則，正如加里沃塞曼所論述的：“權力有限的政府原則意味著政府的權力要受被管理者的權力和自由所限制。這一原則基于立憲政府的根本思想：人們把憲法列舉的權力和職責授予政府，同時把其余的權力留給自己。這項政府協定意味著政府的行動必須依據法律規定，而法律是得到被管理者的同意（雖然是間接的）而批準的。”因此，在經濟體系中，對政府權力需要限制的是權力使用的范圍，而不是范圍內政府行使權力的有效性。在政府權限力所能及的范圍之內，政府應擁有不可動搖的絕對權威。3政府在經濟體系中行使權力的范圍、程度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政府在市場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根據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時期，政府行使權力的范圍、程度也會有所不同。這種發展變化，是由市場經濟發展各個階段上的具體情況決定的，具有客觀性。經濟發展階段上市場經濟發育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兩者之間存有較大的關聯，一般地，在市場經濟發育程度不高，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情況下，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比較突出，因為培育市場體系發展，彌補市場的缺陷和不足，組織經濟活動，都必須依靠政府力量才能完成。而在市場發展較成熟、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情況下，政府作用的程度和范圍就有所下降，市場作用變的越來越大，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重新選擇經濟運行機制，采取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就成為必要。因此，正確認識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是有效發揮我國政府作用的關鍵。我國目前正處于轉軌時期，經濟、社會矛盾都呈現出許多新特點：新舊兩種體制并存與交替，新體制的框架雖已初具規模，但市場體制還很不完善，市場體系還尚未形成，由此必將產生許多摩擦與問題；既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保證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方向，又要實行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經濟形式；經濟高速增長與高通脹并存；經濟運行中存在著階段性周期波動；經濟運行速度快，但結構效益低；經濟市場化、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但人員、企業素質和宏觀與微觀管理水平卻跟不上形勢的需求；貧富兩極分化；東西部差距；國際上政府與經濟的關系日益密切，一體化的趨勢更加明顯等等。因此，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進行市場經濟建設，政府作用的力度就要大，范圍也要廣。總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從根本上解決了我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也就是政府如何發揮其組織社會主義經濟文化建設的作用的問題。在市場經濟發展模式上，因具體國情不同、因國際環境條件不同，我們不能走西方國家先是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然后才有國家干預的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要求我們根據國際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必須實施有效的政府宏觀調控；同時也要求我們盡量研究、熟悉市場、把握市場規律，盡可能避免與市場規律相沖突的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為此，在轉軌時期，我國政府的活動范圍可概括為：制定和執行宏觀調控政策；搞好基礎設施建設，創造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培育市場體系，監督市場運行和維護平等競爭；調節社會分配和組織社會保障；控制人口增長；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管理國有資產和監督國有資產經營；實現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三、政府行為的方式政府行為的方式就是政府權力的實施方式，它直接表現為一種調控能力。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行為以什么樣的方式表現出來，就顯得十分重要。關于這一點，ES薩瓦斯有一句名言：“政府的職責是掌舵而不劃漿。直接提供服務就是劃漿，可政府并不擅長于劃漿”。的確，多掌舵少劃漿的政府才是力量更加強大、更具有生機和活力的政府。因為，說到底，那些為航船掌舵的人對目的地影響的力量遠比那些劃漿的人要大得多。掌舵只是一個形象而深刻的比喻，其含意是表明了政府的控制能力。因此，政府行為的方式問題，也就是政府如何調控社會、調控市場的問題。當然，正如掌舵人與劃漿人的關系一樣，政府對社會、市場的調控，是方向上的調控，其所要達到的結果是使社會和諧有序地發展，使企業充滿生機和活力；凡是市場能辦的，政府就不去辦，凡是能由社會做的，就讓社會去做。那么，究竟政府通過什么樣的行為方式來達到對社會和市場的調控呢？顯然是政府通過制定、執行政策和法規、通過對社會、市場行為的規范與監督，從而達到對社會和市場的宏觀調控。這種決策，制定和執行法規、規范和監督的行為方式，都是政府似國家的名義行使權力，以表現出極大的強制力。這些方式，都是政府所享有的決策權、執行權、行政立法權、監督權的具體運用。根據我國憲法和法律，任何政府均享有決策權，縣級以上的政府均享有制定行政法規的權力。制定全國統一的有關方針、政策和行政法規，處理全國性和對于國家具有戰略意義以及其他只適宜由中央政府處理的問題，只能由中央政府作出決策；各級地方政府對其管轄范圍內的重大問題作出決策。但是，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政府這兩項權力的實行，應該強調兩點：第一，市場經濟要求我們把政策制定（掌舵）同服務提供（劃漿）分開，因此，在實施過程中也要求我們把高層管理和具體操作分開，即把決策權和事權分開。政府層級越高，決策權越大；政府層級越低，操作性工作越多，這樣就能做到不同級別的政府各有其使命和目標，各有其行動的范圍和自主的權限，否則的話，即使是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