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論文-“新聞客觀性”演變的二元路徑和現實矛盾關鍵詞：新聞客觀性商業價值理論品質摘要：“新聞客觀性”是學界極為關注的理論，同時也深受業界的推崇，在“客觀性”的演變過程中，發展生成兩條不同的路徑，一支側重其商業價值，一支推崇其理論品質，目前圍繞“客觀性”暴露出的種種矛盾以及相互對立的評價，都與這種歷史淵源有關。本文擬從這個角度出發，結合歷史語境和現實表現，對“客觀性”的理論漏洞以及由此造成的現實困境進行研究和分析。“新聞客觀性”是新聞學久遠的命題之一，其基本思想是對事實進行準確的報道，禁止在報道中直接、公開的采取帶有撰稿人主觀傾向的立場。1按照一些學者的說法，這是一個知之不難，但行之唯艱的理論，也正由于理論規范和實踐標準的缺失，使客觀性甚至成為新聞學界和業界的一個“迷思”。一方面，“新聞客觀性”是學界極為關注的理論，同時又深受業界推崇，其重要性和價值的一個最突出的體現就是，沒有一個新聞媒體公開宣稱自己的報道完全放棄了這一原則。不管是作為一個標簽，一種策略，還是一個理想，一種理念，“客觀性”自誕生之日至今，始終魅力不減。但是，重要地位掩蓋不了本身的瑕疵和漏洞，質疑和反對的聲音從不間斷，“客觀性”在收獲贊譽的同時，也在承受責難。對“客觀性”的評價往往是對立的。支持者認為其是“最能夠反映事實原貌”的報道方式，而反對者則對有些聲稱客觀，并在“客觀性”的操作框架下生成的新聞中過多的主觀成分深惡痛絕，將其看作是一種“騙局”（Schudson,1978）；有的學者認為“客觀性新聞是美國給予世界的一種至高無上的原創性道德理念”（KentCooper），有的卻批評它是“道德解脫的借口”（AndewKopking）；業界的初衷是以客觀性的報道籠絡更多的讀者，但是受眾卻對于一般報紙將客觀奉為圭臬的純新聞報道方式，表示不滿。2事實上，對“客觀性”的理解的莫衷一是，甚至截然相反，極端對立的矛盾，癥結在于“客觀性”本身。李普曼曾提出過，對錯誤發生原因的探究，往往是研究真理的開始。3因此，對“新聞客觀性”與生俱來的理論漏洞的考察及其在現實操作中的表現形式的追蹤和梳理將會對“客觀性”理論的改良和實踐的標準化產生借鑒作用。歷史分歧：客觀性的歷史發展的二元路徑客觀性標準的混沌不清，以及學界和業界對“新聞客觀性”的不同價值取向和心理期待，與它產生的歷史語境有著重要的聯系。初生的“客觀性”帶來了政治環境和媒體商業運作的雙重改變，并因此賦予了不同的訴求，以兩條理論上相互平行，但現實中卻時而交叉的兩條路徑向前發展。客觀報道的誕生，帶有頗為濃厚的商業色彩（Glasser，1992）。以班哲明（BenjaminH）1833年創辦的太陽報為先聲的商業報紙的興起，帶來了新聞界以市場為主導的商業邏輯的形成，逐漸發展出一套用于提高報紙銷量，增加市場影響力的新聞報道的方法，“客觀性”的報道原則隨即被引入報業實踐中。與此同時，大眾報紙的興起使之前牢牢掌控“話語權”的“政黨報刊”逐漸沒落，結束了黨派新聞的黑暗歲月，報紙開始倚重事實，放棄黨派斗爭，表現出“以獨立、廣泛的態度從理想公民的角度來看待世界和政治事務的姿態”，4因此報道客觀的媒介成為自由、民主的代言人。“新聞客觀性”的緣起開啟了商業報紙的時代，也結束了政黨報刊的歲月。于前者而言，側重的是“客觀性”的市場價值；對后者來說，推崇的是“客觀性”的內在品格。這兩個方面在初期并沒有什么抵觸，因為“公正、中立”的事實報道既與黨派言論劃清界限，突出了媒體的民主話語，另一方面，它又能滿足讀者需求，帶來商業價值，可謂一舉兩得，并不需要對其中的任何一個做出選擇，而相應的割舍另一個。但是，在之后的發展演變中，兩種路徑的分歧日益增大。隨著媒介商業化發展的日益繁榮，越來越多的媒體加入了爭奪市場的行列。單純的事實報道已經不能或者不足以再作為競爭利器，因此，盡管還標榜客觀性，并且保留了客觀性的形式，但是“客觀性”的內涵和理論品質卻大相徑庭。報道內容過分的娛樂化，罔顧事實原則而隨意編造“假新聞”，為了獨家報道進行新聞策劃，更有甚者，奉行新聞價值高于一切的信條，放棄了作為社會人的道義和責任，為了完成新聞報道，對一些身處危險的當事者不肯伸出援手，以他人的生命成就自己的獨家。格拉瑟就認為：客觀性原則作為一個參考架構，無可避免地會造成反道德與責任等嚴肅問題。5隨著科技的發展，攝影攝像等新的報道手段的產生，增強了事實復制的能力，但是卻使上述的情況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在另一個路徑上發展的“新聞客觀性”以自由、民主的理念為內在品質，呈現出一種西奧多羅斯福統稱為“扒糞者”的作品的那種揭露性報道形式，也即調查性報道，通過深度挖掘幕后，整合事實資源進行解釋分析，從而對權力機構進行監督，揭露權力腐敗，肅清社會法紀，成功扮演了“看門狗”（watch-dog）的角色。“客觀性”原則使媒介的監督行為更具有權威性和說服力，而后者是保證社會的民主化進程的重要力量，6是對“客觀性”的理論品質的的一脈相承。但是，調查性報道由于開展的艱難，以及某些體制的限制，不能成為主流的報道形式；同時，由于其打破了傳統的“客觀性”敘述的框架，而受到質疑。但是，調查性新聞卻充分體現了“客觀性”理論中的民主訴求：代公眾行使對權力的監督，防止權力腐化，追蹤背后黑幕，維護公共利益，這種品質也受到許多學者的認可和贊揚，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原院長威廉哈森就指出：“在一個小心謹慎報道和解釋重要負責新聞故事的記者,和一個在電視新聞雜志秀中采訪搖滾歌星或娛樂紅人、收入不菲的電視名人之間,存在著現實的差異。一個是公眾的仆人,另外一個只是做秀的藝人。”7現實矛盾（一）：形式客觀與本質客觀20世紀20年代初期，客觀性報道原則受到美國新聞界的重視。使用倒金字塔的段落形式結構，用五W一H的美聯社式導言，以及使用引號直接引述，以指名來源、出處及正確性等等（彭家發，1988），這種客觀性的敘述形式一直伴隨媒體對“客觀性”原則的采用而伴隨至今。形式客觀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獨立于主觀看法的事實邏輯脈絡，并且提醒寫作者提高警惕，自我克制隨時可能會進行的主觀參與，同時，由于其在表面形式上對“客觀性”的標榜而增強了報道內容的外在真實性，或者掩蓋了報道內容的“不實性”，能夠給讀者以“專業化”的印象，形式客觀在業界備受推崇，連向來主張主觀報道的新新聞作家，在形式上也大多沒有違背主觀原則。8但是這種客觀性具有極大的虛偽性和蒙蔽性，在利用了“客觀性”的商業價值的同時，卻沒有保持其理論核心，在形式客觀的背后，內容上的客觀以及本質上的客觀卻沒有保證。盡管是客觀敘述，但是通過事實間的邏輯力量而不動生色的滲透了寫作者的主觀意見。在中英媒體對香港回歸的報道上，突出表現了形式客觀與本質客觀的分離以及前者強大的欺騙性。雙方都運用了客觀報道的框架，并且都選擇了“香港回歸后，港人生活如常”的事件，沒有人能夠否認兩者的客觀性，但是，中央電視臺強調的是“過渡平穩”，而英媒則突出了“港人對回歸沒有什么熱情”。事實的真相被淹沒在同樣“客觀”的報道之中。本質上的客觀則對新聞媒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以一個自由民主、對公眾負責的社會的觀察者甚至審視者進行報道，做一個真實而全面的記錄者，而不是預設主題，按照自己的意志進行“把關”，對事件篩選過濾之后，對“新聞客觀”單純的假以“工具性”的取用，從而對“真實性”進行補救。現實矛盾（二）：事實客觀與意見客觀在把“客觀性”這一原則落實到新聞實踐中時，最突出的一點就是促成了“事實和觀點的分開”，把“新聞客觀”的實現都寄托在“新聞事件報道”的事實部分，對意見是否客觀則不作要求，或者認為意見與“客觀性”根本是截然相反的兩個概念。對于這一點，筆者有不同的看法。這種分離無疑促進了“客觀性”的發展，但是新聞的客觀性不同于哲學里的客觀性，不是針對物質世界而言的，而是指認識論意義上的客觀性。以此推展，事實固然具有“客觀性”，新聞中的意見的客觀性不僅能夠達成，而且更為重要。單純的事實客觀，會導致與上述例子一樣的結果：事實掩蓋了真相。每一個獨立的事件都是真實客觀的，但事件的連接，事實的組織方式卻傳達了特殊的邏輯和意義，輸出寫作者的真實意圖，與形式客觀一樣，事實客觀同樣具有欺騙性。20世紀初，公共關系的出現使事實客觀成為某些權力集團推行自我意識形態的工具，明知道消息源（在公共關系中體現為新聞發言人）發布的信息是別有用心，按照客觀性的邏輯，媒體也不得不進行報道。法西斯政權更讓人意識到，表面的現實主義很有可能被利用而淪為宣傳工具，9對公眾利益產生嚴重的侵蝕和破壞。正如Roshco所提到的那樣，新聞記者所謂的“事實”，往往在大多數時候是社會上強而有力的機構聲明，比如文件、記錄、正式活動、官方的說明等等。這些東西經常被記者當作“硬新聞”，而不再做進一步的查證（Roshco，1975）。Graber也指出，在美國，特別是地方社區以外的新聞，官方的觀點特別占優勢政府官員和機構也例行證實信息（Graber，1980）。事實客觀使權力集團以事實形式輸出意識形態，實現對新聞話語的操控，這無疑是“政黨”報刊時期的再次回歸，而且假以客觀的形式對“觀點市場”進行更為隱秘，效果也更為強大的操縱，使其言論和地位更具合法性。對意見的客觀性，恐怕最大的質疑來自這種客觀性如何形成和體現出來。描寫一件東西，敘述一件事情，盡管會有觀察角度和抒寫語言的差異，但最終還是會形成一個大體一致的對原物的描摹，這就是事實客觀存在的基礎。但是對于意見客觀，如果沒有統一的價值觀，也即普適價值的基礎，如何能達至客觀以及如何衡量呢？筆者所理解的意見客觀，從微觀方面，按照政治哲學的觀點，“之所以是客觀的是受理性約束的理論。”10而把客觀報道規定為科學的、精確的、非人性的、不帶個人意見的描寫,恰好是違反理性的。”11從宏觀方面，是媒體能作為“觀點的自由市場”，任何人都可以實現對媒體的實際使用權利，客觀的呈現意見環境的多樣性和互異性，由此讓公眾自覺、自行的發現真理，直面真相。重視新聞意見的客觀性，也是強調媒介作為公共領域，建構公民社會的角色和地位，這正是自由而負責的媒體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事實客觀，則于公民建設無益。結語：上面對比的兩組概念是在同一的歷史語境下誕生的“新聞客觀性”兩條不同的演變路徑所形成的現實表現，形式客觀和事實客觀都是商業化的語境下“客觀性”，而本質客觀和意見客觀則是一個“自由而負責的媒介”所應肩負起的“客觀性”的理想形式。前者體現了“客觀性”的虛偽、“策略性儀式”的一面，后者則烘托起一個“不死之神”的莊嚴和崇高。媒體在自身定位和發展過程中必須要兼顧“客觀性”的外在和內涵。對單一路徑的倚重，如過分商業化的媒介，對形式和事實等表面的客觀形式的過分矯飾，而對新聞的本質和意見客觀置若罔聞，最終會導致“同質化”，“客觀性”就會淪為“復制品”的同義詞，完全喪失自由、民主這些如生俱來的品質。成為商業野心的奴仆,并威脅到作為民主基石的公共信息的獨立與多元的未來。12另一方面，如果一味追求新聞“客觀”的品質，而不屑考慮市場反應，這樣的精英媒介也必然失去社會土壤，公眾的追隨，失去了公共領域的向心力和影響力。初生時的“客觀性”，不僅帶來了媒介市場的繁榮，并且使自身的理論品質深入人心，獲得了業界和學界的雙重肯定；這也證明了兩條路徑的并行不悖完全有可能達到。1904年,美國現代新聞業的奠基人普利策(J.Pulitzer)提出：“商業主義在報業經營中具有合法的地位，但它僅限于經理部。如果商業主義侵犯了編輯權，它便成為必然的墮落與危險。一旦發行人僅僅注意商業利益，那將是報紙道德力量的結束。”或許從這段話中，我們多少能得到一些啟示，來解決“新聞客觀性”的現實矛盾，修補其理論漏洞。回想“火星人入侵地球”的廣播所引起的彼時全城的恐慌和騷亂，公眾的媒介素養可見一斑，而媒介的“客觀性”修養則更任重道遠。注釋1陳力丹、王亦高，深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