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林學類論文-方志在農業科學史上的意義方志在我國歷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其價值實與國史相等，甚至超過。方志所包括的內容之廣，如顧頡剛氏所指出的：“夫以方志保存史料之繁富，紀地理，則有沿革疆域、面積分野；紀政治，則有建置、職官、兵備大事紀；紀經濟，則有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紀社會，則有風俗、方言、寺觀、祥異；紀文獻，則有人物、藝文、金石、古跡。”1對方志的利用價值，瞿宣穎歸納為：“社會制度之委曲隱微不見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得其梗概，一也；前代人物不能登名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存其姓氏，二也；遺文佚事散在集部者，賴方志然后能以地為綱，在所統攝，三也；方志多詳物產稅額物價等類事實，可以窺見經濟狀態之變遷，四也；方志多詳建置興廢，可以窺見文化升降之跡，五也；方志多詳族姓之分合，門地之隆衰，往往可與其他史事互證，六也。”2這六點歸納可說已經很全面了，但筆者還可以補充很重要的一點，即方志對于我國科學史（特別是農業科學史）實在有非常重要的、無法取代的價值。其所包含的內容，猶如未開墾的處女地，只有辛勤耕墾，才能發掘其潛力。法國的昆蟲學家法布爾有一段耐人尋味的話：“歷史贊美把人們引向死亡的戰場，卻不屑于講述使人們賴以生存的農田；歷史清楚知道皇帝私生子的名字，卻不能告訴我們麥子是從哪里來的。這就是人類的愚蠢之處！”3英國一位研究中國農業史的學者也同筆者談起類似的感想：“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積累了非常豐富的農業生產經驗和農業科學知識，正是這樣杰出的農業系統哺育了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化，為什么中國的史書盡管浩如煙海卻對農業科學幾乎全不提及？”4于是乎我們只能到一些專門的古農書上去探索，但中國的古農書也是很走厄運的，在文獻上可查到的農書名錄約有500多種，而目前還存在的僅約一半，還有一半都佚失了。5可以補農書之不足的就是方志。據朱士嘉中國方志綜錄（增訂本，1956）的統計，全國圖書館現存方志為7413種，109143卷；另外，臺灣省有232種，3487卷，美國國會圖書館約4000種，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量。即就一個省而言，如浙江省的方志，也有1800來種（包括佚失）。6盡管方志的內容中與農業有關的部分甚少，僅物產、土貢、風俗等，盡管有些方志所記的物產極其簡略，如僅舉出作物品種的名稱等，但有這點記載，就等于在時空的坐標上標起一個位點，積少成多，還是可以從中找出規律，重現失去的歷史信息。筆者因研究工作的需要，對方志中的農業史內容初步有一些接觸，深感值得圖書學界和農業史工作者的重視，現將個人的粗淺體會陳述如次，借供交流。一、方志與農作物的品種資源各地方志中的物產部分訂書機羅列一些農作物的品種名稱，這些名稱歷來可說是默默無聞，不引人注意。但是，我們知道，隨著近20年來農業生產上現人新品種的迅速推廣普及，使當地原有的農家品種不斷理由到淘汰，因為地方品種的豐產性、耐肥性不如現代新品種。可是與此同時，地方品種的其他優良性狀如抗病蟲害、耐瘠、耐不良環境條件，品質優等也隨著被淘汰了。其后果是今天用來培育新品種的基因基礎日益狹窄，可以利用補充的基因資源日益減少。而大面積推廣的新品種往往因對環境的失調缺乏適應力，表現得非常脆弱。為此，近年來不少國家（包括我國）都注意收集保存地方品種資源，建立所謂“基因庫”或“種質庫”，以防品種資源的進一步消失。在這種重視品種資源的新形勢下，研究品種資源的歷史演變自然提到日程上來。而對品種資源的歷史狀況，世界上還沒有第二個國家像我國這樣，既有豐富的品種資源，又有歷代方志的記述可供整理研究。表15宋代十二種地方志中水稻品種的統計方志名稱（今所在）|秈及粳（新增）糯（新增）|合計（新增）（重復）寶祐琴川志（常熟）|27（27）8（8）|35（35）（0）淳祐玉峰志（昆山）|25（15）9（9）|34（21）（13）紹熙吳郡志（吳縣）|2（0）0（0）|2（0）（2）嘉泰吳興志（吳興）|8（5）1（0）|9（5）（4）紹定澉水志（海鹽）|7（0）2（0）|9（0）（9）咸淳臨安志（杭州）|6（5）4（3）|10（8）（2）嘉泰會稽志（紹興）|40（34）16（12）|56（46）（10）寶慶四明志（寧波）|14（9）11（10）|25（19）（6）寶慶昌國志（定海）|14（0）11（0）|25(0)（25）嘉定赤城志（臺州）|24（18）9（5）|33（23）（10）淳熙新安志（歙縣）|25（24）7（5）|32（29）（3）淳熙三山志（福州）|21（18）10（8）|31（26）（5）合計|213（155）88（57）|301（212）（89）就水稻的品種資源而言，我國的方志從宋代開始記載水稻品種的就多起來，遺憾的是宋代方志存留至今的較少，影響了對品種資源的較全面的了解。筆者查閱了26種宋代方志，其中12種記有水稻品種的名稱，共得301個，除去重復的89個，實際212個（見表15），時間在淳熙（1174）至咸淳（1274）間，恰100年。表內括弧中“新增”字樣，表示該欄下的數字是同他志不重復的品種數。這樣，共有秈粳品種156個，糯稻品種57個，合計212個。糯稻品種占全數的26.76%，反映了古代種植的糯稻品種遠較現在為豐富。如果把這個212個品種的名稱都開列出來，并在每品種后注明它所在的方志名稱，就可以看出品種分布的地域性及其某些規律（這里從略）。7到明清時期，方志數量大增，水稻品種見之于方志記述的也隨之增多。清授時通考（乾隆七年修）卷二十二谷種篇對明及清初方志中有水稻品種記述的，加以匯總，名直省志書，共轉錄了當時直屬省十六個省的223個府、州、縣方志中的水稻品種。經筆者逐個清點結果，共得3429個品種（包括重復的在內）。按品種數的多少次序排列，以浙江、江蘇、江西、廣東、安徽五省最多，共占全部的65.71%（見表16）。表內各省品種數相差很大，是由于搜錄的縣志數多少不同之故。總之，以直省志書為基礎，進一步加以補充，肯定可以大大增加，比如浙江雖然最多，達530個，但經筆者不完全的搜求，又得258個，總數達788個。查閱了方志上這些水稻品種的逐個名稱及其有關文字的描述，得到如下三點體會：其一是品種資源的繼承性。將宋志中琴川、玉峰兩志42個品種拿來與16世紀明代黃省曾的稻品（該書是對姑蘇志的補充）中所錄的35個品種對比，有27個（占稻品的77.1%）與宋志相同。再查清道光的蘇州府志所錄的38個品種中，仍有26個（占68.4%）與宋志相同。說明這些品種自從在宋志上出現以來，在蘇州地區持續栽培了600年左右。再查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松江府志（1817）、上海縣志（1871）、川沙廳志（1879）、江震物產（1898）四志中，找到與稻品相同的品種有24個（占68.6%）解放后50年代初，董巽觀等8為了對稻品的35個品種作注釋，在嘉興、平湖一帶訪問了當時農業社的老農，發現稻品中的雪里揀、師姑粳、早白稻、麥爭場、三朝齊、紫芒稻、矮糯、青稈糯、小娘糯、香秔、烏秈糯等十一個品種在嘉興、平湖一帶仍有種植，而且老農口述的這些品種特性與稻品所記的文字完全吻合，這就進一步把這些品種在太湖地區的栽培歷史延長到800來年。其二是品種資源的變異性。作物品種在栽培過程中一方面由于年年的單獨種植，單獨留種而得以保持流傳下來。另一方面，又因為自然變異、人工選擇，耕作制度的發展變更，異地引種等因素，使得一個地區的地方品種組成處于緩慢的不斷的更換之中。繼承和變異是矛盾統一的兩個方面，是很自然的。查對同一地區不同時期的方志記載，可以找到變異性很大的一些實例。如筆者選擇常熟、昆山、杭州、寧波、紹興、臺州、瑞安、福州（代表蘇南、浙北、浙東南、閩北）的早期方志（宋志為主）和晚期方志（明志）所記水稻品種，加以一一核對，發現在早期方志中的236個品種中，僅有44個（即18.6%）還見之于晚期方志，有192個(81.4%)的品種在晚期方志中已不見記載：反之，在晚期方志所記的270個品種中有226個(83.7%)是新出現的。說明這些地區在三四百年的時間里，品種組成的變動是很大的。但因方志記載本身的不完整，前后方志撰修人的標準不一致，這種統計所得的數字只有相對的參考意義而不能作絕對的理解。表16直省志書中水稻品種的地區分布統計省別|府、州、縣數|水稻品種數|所占浙江|25|530|15.45江蘇|21|525|15.31江西|26|465|13.56廣東|25|387|11.28安徽|17|347|10.11福建|23|274|7.99湖南|11|270|7.87云南|25|261|7.61湖北|8|187|5.75廣西|3|84|2.44四川|4|42|1.22陜西|3|26|0.75河北|8|16|0.46河南|17|15|0.43山東|14|0|未記錄山西|3|0|未記錄16省|223|3429|100.00因古書無點逗，文字敘述和品種名易混淆，因而統計的數字可能因人而異，這里是作者的首次統計。其三，是品種資源的多樣性。品種多樣性是物種在自然競爭中一種適應性的表現，是人們培育作物新品種的物質基礎。品種資源的多樣性在農書（如齊民要術中雖有記載，但遠不如方志中記載波豐富、詳盡。現舉幾方面的例子，以見一斑。比如在生育期方面，除了通常的早熟、中熟、晚熟品種以外，方志上還記有特別早熟、特別耐遲種的品種，如江西瀘溪有：“最早者名五十粘、次名六十粘。他種青黃不接，而此兩種可先食，田家種以繼不足。”9湖北德安有：“*原字卄頭下查谷者，其種法不必浸種分秧，但耕下子，五六十日可實。湖人被水害者，水退，不遑他谷，故多播此。”10在株形方面，除了常見的高稈、矮稈等外，還有特殊的形態，如“雀不知”、“葉下藏”等，是一些“穗低而葉仰”的品種，11）有利于躲避鳥雀為害；在穗型方面，有大穗型的“三穗千”（每穗結谷三百粒以上）；有密穗型的“辮*原字左禾右畾稻”，“綴粒甚密，顆稍圓細”12。在特殊品質方面，有“香子稻”，“一名香*原字左禾右畾，色斑，粒長，以一勺入他米炊之，飯皆香”。“有蘆黃糯”，“釀酒最佳”。有“麻筋秈”，“稈柔，可以為索”等等。在抗逆性方面，有：“旱棱，宜高田；水棱，宜下田”；“長水紅，極澇不傷”，“料水白，歲遇甚澇，輒能長出水上”（以上各縣方志中甚多）。有耐鹽堿的：“曰堿稻，曰大塞，二種宜鹵田”。13此外還有耐寒、耐熱的等等，不俱舉。至于抗病蟲的品種，在方志上較少見，而實際不少，這是因為古代對病蟲的知識缺乏，沒有引起專門的注意。品種資源的多樣性即代表遺傳基因的多樣性。我國水稻品種資源對東南亞水稻的新品種培育也有很大的貢獻。菲律賓國際水稻研究所從世界各地收集的品種資源中，鑒定出一批抗病蟲的品種資源，其中來自中國的竟有十幾個之多。14甲午戰爭（1895）后，日本人從我國帶去一個陸稻品種被取名為“戰捷”（原名不詳），發現有很強的抗病性，日本育種家以“戰捷”為母本，培育出一系列抗稻瘟病的品種，戰捷是唯一的抗稻瘟病資源。我國目前廣泛栽培的“珍珠矮”品種，其母本之一是“矮仔黏”，一般都說矮仔黏是從南洋帶來，但筆者從乾隆二十二年（1757）湖南通志上找到矮仔黏的名稱，說明是我國原有地方品種。這些事例說明我國品種資源的豐富和重要性，而我們自己對品種資源并未作徹底的清查了解，對方志中的品種資源進行清理則是整個品種資源工作中（調查、收集、保存、利用）的一個重要環節。二、方志與耕作制度及栽培技術我國農業的傳統一向以精耕繪圖儀和、復種制度多種多樣著稱。著名農書如齊民要術（北魏）、王禎農書（元）、農政全書（明）等雖然對于耕作制度和栽培技術已有非常豐富的記述，但這些大型農書的綜合性較強，不可能反映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有針對性的耕作制和栽培技術。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性農書如陳旉農書（南宋）、沈氏農書（明末），雖然對一地的栽培技術有詳細、精辟的敘述，但對比我國幅員的遼闊，農業地區性之強，地方性農書的數量顯得太少。方志正可以彌補這兩類農書的不足。就以浙江省的水田耕作制為例，浙江的連作稻主要是解放后發展起來的，歷史上延續最久的是間作稻（浙南為主）和單季稻（浙北為主）。若問浙江的間作稻起始于什么時候？這是從農書上找不到的。但可以從平陽縣志（乾隆二十四年，1759）中找到滿意的記載：“春分平田，浸種下秧，通田。春夏之交，先分早秧插田，疏其行列，俟數日后，乃插晚秧，曰補晚。浹旬而耘，至于再三。旱則水車引水灌之。及秋而獲早稻，乃以竹畚取河泥壅之，踐早稻根，以培晚稻，又時糞之。及冬而獲，名曰雙收。田遠鄉瘠地，止單插，土淺者宜早稻，土深者晚稻，收獲俱畢，隨犁而曝之，以受霜，則來年土膏而禾盛。然地多斥鹵泥涂。故種麥者少，昔人所謂不粟麥而秔稻足是也。山鄉陸路則種麥、豆、麻、苧、餹（即甘蔗筆者）、靛、木棉等物。地少蠶桑，故不織帛多織布。”15這段短短200來字的敘述，為我們展現了清初時浙南平陽地區的耕作制面貌和間作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