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試論人身依附關系和等級制的社會根源現代科學已經表明，人類社會是由低級向高級、逐漸地、階段性地發展的。就階段性而言，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其古代(中世紀)跟近代(現代)社會之間，都呈現出較大的差別或特點。然而，將其古代和中世紀相比，二者之間的社會差別或特點就要小得多，以致使其有人懷疑，從古代到中世紀，是否經歷了一個由奴隸制社會到封建社會的演變?在中國，除有上述疑問之外，關于奴隸社會何時演變為封建社會的問題，也由于這兩種社會形態的差別或特點不甚顯著，竟存著七八種答案之多。至于中世紀的結束和近代的開端，一般則無大的分歧。也即是說，古代和中世紀的生產方式，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除了可以指出它們之間的不同性質之外，從社會表現形式來看，仍具有較強的共同性或相似性。這固然是由古代、中世紀均以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生產條件所決定，但在這期間社會關系的演進中，如何認識這一共同性或相似性，乃至揭露古代中世紀社會關系的深層剖面，值得進一步地探討。一筆者認為，要回答上述難題，首先要重新估價原始社會生產關系及其在近代以前階級社會中的地位。關于原始社會生產關系，不能簡單地從現代法學或經濟學的視角，來刻畫其所有制、分配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原始共同體中，生產關系的這三個概念，基本上沒有各自完整的意義。關于這一點，筆者在幾年前已撰文論述，這里僅敘其大要：在自然條件十分惡劣的原始社會，人的自身生產表現為整個社會生產的目的。社會生產的主要形式，就是人的繁衍人的再生產，在這種社會生產中，人們結成的生產關系，首先是以生物學、生理學上的自然形式表現出來的原始群婚關系，隨而形成血緣關系，這兩者的矛盾統一，即為原始社會生產關系血族關系。血族關系在原始社會組織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從而形成了一系列“以血族關系為基礎詳見拙作原始社會生產關系理論新探，江西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的這種社會結構”。在這種社會結構中“父親、子女、兄弟、姐妹等稱謂，并不是簡單的榮譽稱號，而是一種負有完全確定的，異常鄭重的相互義務的稱呼，這些義務的總和便構成這些民族的社會制度的實質部分”。在原始共同體內，人們根據血族關系，相互依附成為一個整體，從而使共同體的社會結構，制度，成為“自然賦予的最高權力，個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動上始終是無條件服從的”這種狀況，自然是由于人類在認識、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低下時，以血緣所決定的子女對母親的依附關系，以及由此而帶來的一切有血緣聯系的人，加上由群婚造成的一切有親屬關系的人的自然聯合，正好起到了“以群的聯合力量和集體行動來彌補個體自衛能力的不足”的作用。血族關系在保障人口的順利繁衍和增長，改善和增進人類體質，從而使人類社會由童年邁向成熟的過程中，有極其巨大的歷史作用。但是，它使人們相互依附的功能，反映了當時人類在一定程度上仍屈從于自然力，不得不用自然形成的依附關系來保護和發展自己。從社會發展的前景來說，血族關系只能使人類在各個封閉的社會結構中遲緩地進步。當人類認識、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提高到一定的水平，生產力已發展到能提供一定數量的剩余產品的高度時，血族關系就日益成為社會進步的阻力。在原始社會后期，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促進了生產的個體化和剩余產品的經常化。“在當時條件下，采用奴隸制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奴隸制生產方式除了大規模地促進社會分工，從而為社會物質財富的積累和精神文明的繁榮創造有利條件之外，從根本上說，是這種新的生產關系突破了血族關系對人類片面、狹隘的制約，肯定了個人勞動價值的存在，盡管這種“肯定”不過是“占有”的代名詞。這對于人類沖出閉塞的原始共同體，從而走向世界，獲得廣泛而全面的發展，無疑是邁出了最積極，最具革命性的第一步。作為自身存在的人，終于被意識到了。此后，以個人財產關系為核心的社會生產關系，作為血族關系的對抗力量，逐步摧毀了以血族關系為基礎的原始社會結構。但是，血族關系可作為一種從屬于財產關系(階級關系)的社會關系，以其改變了的形式，甚至是人為的虛幻形式，長期保留在階級社會之中，并滲透到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各種剝削關系之中，成為構成人們之間普遍存在的依附關系和等級關系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在某些時期、某些地區，血族關系是以殘余的形態出現，而在另一些時期，另一些地區，它卻與某種階級關系牢固結合，成為鞏固以這種階級關系為基礎的社會制度的重要內容。本文試圖闡明，在古代和中世紀中廣泛存在的人身依附關系和等級制形態，就是打上了階級關系烙印的血族關系的典型體現，從而使奴隸制社會和封建社會具有某種共同性或相似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13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5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7頁。二恩格斯曾指出：“勞動愈不發展，勞動產品的數量，從而社會的財富愈受限制，社會制度就愈在較大程度上受血族關系的支配。”這段話不能僅僅看作是適應于原始社會的一條法則，而且適用于整個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以自然經濟為主的古代和中世紀，其生產力水平，社會財富跟資本主義時代相比，有極大的局限性，給自然形式出現的，與自然經濟和低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血緣關系，保留下其賴以存在的土壤。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談到以往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及個人本身的發展問題時，認為：“這種發展是非常緩慢的；各種不同的階段和利益從來沒有得到完全的克服，而只是屈從于獲得勝利的利益，并在許多世紀中和后者一起繼續存在下去。”舊的生產關系可以和新的生產關系在一定時期內共存，這是社會發展史上的一條規律。盡管二者存在著深刻的矛盾，甚至產生劇烈的沖突，原始社會生產關系(即血族關系)也會長期存在于階級社會之中，并且，它與奴隸制的、封建制的或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相比，更不容易被新的生產關系所排斥。歷史上的奴隸制可在封建社會，甚至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某些時期，作為一種殘余或特殊形式而存在；封建制，按一般規律而言，則在資本主義社會早期，作為一種殘余形態而存在，并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被消滅；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殘余形態只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最終將被消滅。然而，血族關系的生命力更為頑強，它的殘余形態或特殊形態，可以相繼保存于幾個不同性質的階級社會之中。打一個不貼切的比方，正如物體質量愈大，其慣性也愈大的力學原理一樣，一種社會制度，一種生產關系，其存在的時間愈長，影響人類社會就愈深，在新的社會形態中的殘余就愈多，甚至會在某種條件下“再生”或“強化”。血族制度產生于何時?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就以摩爾根提出的，經馬克思肯定的，至今仍有部分學者堅持的血緣家族公社作為“第一個社會組織形式”，從它產生到氏族制度的瓦解，血族制度大約經歷了三四百萬年之久，而整個階級社會的歷史尚不足一萬年，因此，血族關系不僅因為在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階級社會中有其生存的土壤而被保留，而且還會依靠其自身所具有的巨大的歷史慣性，得以在古代和中世紀長期存在，并顯示出它既能同奴隸制相適應，又能同封建制相適應的特殊韌性。所以，“原始公社的生命力比氏族社會、希臘社會、羅馬社會以及其他社會，尤其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生命力要強得多”。這一方面是說原始公社不那么容易解體，另一方面也是指公社解體以后的血緣關系必然不容易退出歷史的舞臺。它以“天賦的生命力”頑強地在資本主義以前的階級社會中畸形地再現出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1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23頁。以舊生產關系殘余形態再現的血族關系，在東、西方進入階級社會以后，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在古希臘的雅典，克利斯提尼的改革推翻了舊氏族貴族統治，在政治上消滅了血族制度，雖然“血族制度的各種機關受到排擠而不再過問社會事務；它們下降為私人性質的團體和宗教社會。不過，舊氏族時代的道德影響，因襲的觀點和思想方式，還保存很久，只是逐漸才消亡下去”。在古羅馬，塞爾維烏斯的改革以后，庫里亞大會被新的按財產劃分等級的百人團大會所取代，但是，“庫里亞和構成它們的各氏族，象雅典一樣，就降為純粹私人的和宗教的團體，并且作為這樣的團體還茍延殘喘了很久”。在中世紀的西歐，日耳曼人中的馬爾克是由氏族公社脫胎而來，它的“氏族消失在馬爾克公社中了，但在馬爾克公社內，其成員間原先的親屬關系的痕跡還往往是很顯著的”，而這種顯著的親屬關系的痕跡，又正是“以馬爾克公社形式保存下來的一部分真正的氏族制度，并把它帶到封建國家去”。在古代東方，類似的公社則更具有頑強的生命力，甚至其血族關系不是一種殘余形態，而是作為一種強化階級關系的催化劑，被統治階級廣泛地利用，構成像中國西周時期宗法制度那樣的上層建筑的基礎。血族關系在階級社會中的歷史地位，可以從恩格斯的話中得到啟示：“迄今存在過的聯合體，不論是自然形成的，或者是人為地造成的，實質上都是為經濟目的服務的，但是，這些目的被意識形態的附帶物掩飾和遮蓋了，古代的巴力斯(城邦)，中世紀的城市或行會，封建的土地貴族聯盟這一切都有意識形態的附帶目的。這些附帶目的，它們是奉為神圣的。而在城市望族的血族團體和行會中，則來源于氏族的回憶、傳統和象征，同古代的巴力斯的情況差不多。只有資本主義商業社會才是完全清醒的和務實的，然而是庸俗的。未來的聯合體將把后者的清醒同古代聯合體對共同的社會福利的關心結合起來，并且這樣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所謂自然形成的聯合體，指各種類型的原始共同體(血族組織及其公社)，即血族關系的外在形式；所謂人為造成的聯合體，指階級社會中的某些政治或經濟共同體(國家及以下各種生產單位)。這些共同體的經濟目的，往往不被人們直接所了解，原始共同體的經濟目的是將共同體成員聯結起來，共同生產消費，保證人的生產和種的繁衍，但人們卻通過為了神，為了圖騰或共同的祖先等“意識形態的附帶物”，來實現其經濟目的，同時又形成了傳統的習俗和意識形態。進入階級社會以后，在整個資本主義以前的時代，血族組織雖然已經瓦解或發生了質變，但血族關系的某些形式仍被人為地尊奉為神圣的，這些來源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34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47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72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77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47頁。血族組織的回憶、傳統和象征，作為新的“意識形態的附帶物”，掩蓋著古代國家的經濟目的追求財富。資本主義的庸俗的商品貨幣關系，在瓦解封建制的同時，將過去人們奉為神圣的血族關系的傳統形式一并沖垮，在純粹的物質利益面前，人們也就清醒了，開始務實了，為新的社會歷史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正是要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成的清醒和務實的基礎上，摒棄庸俗性，在以全人類為整體的范圍內，發揚原來在原始共同體內部的、狹隘的、僅對本共同體社會福利的關心。在這一歷史長河中，血族關系在資本主義以前的階級社會中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它滲透到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各種剝削關系之中；它繼續造成人們之間普遍的依附關系，并以此掩蓋了剝削關系。換言之，由原始社會中成長起來的財產關系(階級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階級社會中，掩蓋在以人的自身生產為目的“意識形態的附帶物”血族關系之中，無怪乎馬克思會說：“在古代人那里，財富不表現為生產的目的人們研究的問題總是，哪一種所有制形式會造就最好的國家公民。”原始共同體的經濟目的，決定了共同體成員之間自然形成的依附關系，同時，這種依附關系跟共同體成員對土地的依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由于生產資料所有制在原始共同體中并不具有完整的意義，血族關系要求人們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不是看作在生產過程中實現的，它本身就是生產的前提，用馬克思的話來說，“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體，是人類占有他們生產的客觀條件和占有再生產這種生活自身并使之物化的活動(牧人、獵人、農人等活動)的客觀條件的第一個前提”。同時，“土地是一個大實驗場，是一個武庫，既提供勞動資料，又提供勞動材料，還提供共同體居住的地方，即共同體的基礎”。共同體成員只有通過共同體這一生產前提，才能把自己當成土地的所有者或占有者，而“這些前提本身并不是勞動的產物，而是表現為勞動的自然的或神授的前提”。所以，在原始共同體內，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直接體現在血族關系之中，同時體現在共同體與土地的結合之中。人們將共同體的土地作為血族關系的物化形式加以依附，人們對土地的依附即來源于血族關系的依附性。進入階級社會以后，血族組織作為原始共同體的實體已經瓦解或改變了性質，土地的性質隨之發生變化。但在自然經濟條件下，血族關系所決定的人的依附關系仍然存在。不過，這種依附關系不再是人的自然聯合，而具有兩方面的含義：一、作為自由民的勞動者本能地要和土地結合在一起，將國家所有的土地視作傳統的共有土地，并作為原來共同體這一生產前提加以依附；二、土地所有者則利用血族關系長期形成的傳統力量，轉變成經濟外的手段，強制非自由勞動者依附于土地。這兩種情況不僅在奴隸社會存在，在封建社會同樣存在。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第486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72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72頁。那里，土地“表現為與個人隔離的虛幻的共同體(國家、法)的傳統權力”的基礎。對土地的依附仍然是來源于血緣關系的依附性。但是，由于土地歸虛幻的共同體(即國家或奴隸主、封建主的家族)和個人所有，對土地的依附關系就成了階級的人身依附關系，其絕對形式就是奴隸制下對勞動者人身的占有。正因為土地具有如此屬性，在自然經濟為主的階級社會中，血族關系的形式就與原始的血族組織形式相對立，或為家族的農村公社，或為個體家庭的私有經濟，而后者又與前者有著廣泛的聯系。這種由血族關系決定的“公社的現實存在，又由個人對勞動的客觀條件的所有制的一定形式來決定”。正是這種雙重決定，使人們具有雙重依附，既有血族關系的依附，又有階級關系的依附，馬克思18571859年的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