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現代“商人部落”的興起與社會和諧治理內容摘要福街現代“商人部落”生存發展以及最終合法化的田野經驗展示，傳統宗法社會中“群”之不張的的離散狀態，在中國當下社會轉型期中，開始了從“細胞化”個體向微觀政治共同體集結的合“群”過程。福街草根民間商會雖然游離于相關法規之外，但獲得了地方政府與民間社會廣泛認同；它從最初的“血緣共同體觀念”出發，開始了集體的政治共同體行動；并越過滯后的民間組織相關法規邊界，在與地方政府良性互動的過程中積累了社會和諧治理的地方性知識。關鍵詞“商人部落”政治共同體社會和諧治理嚴復引進“群學”之前，中國沒有“群學”觀念。中國傳統社會在個體與國家的二元論式中省略了“群”的思想根源；近代中國的思想啟蒙時期，個人自由主義式的觀念沒有導向“群”的社會認同。人的社會認同須從“行動”著的人相互交往開始；市場經濟條件下，以血緣關系為尺度的宗族社會會向基于認同之上的“群”體社會過度。改革開放以來，以“群”為導向的民間自治組織應運而生；福街商人形成的“群”福街草根民間商會的故事就發生在地處市場經濟最為前沿的南方市福街商業街。幾乎“清一色”的私營商人合“群”結社歷時八年之后，2004年底終于注冊合法化。福街現代商人合“群”結社的活動先后有四種形態：福街商家聯誼會（即早期的“訴苦會”）、福街商家聯誼會籌委會、福街商家協會和福街商會；除最后“福街商會”注冊登記外，其他三種組織形式處于“非法”的狀態，仿佛是游離于文明制度之外的“商人部落”，此為福街現代“商人部落”的情結所在。轉型期中國現代商人的微觀政治共同體，越過民間組織相關法規邊界，在與地方政府良性互動過程中積累了社會和諧治理的地方性知識。一、“商人部落”的情結由來改革開放前，福街所在地叫“北埗嶺”，它幾乎是無政府無社會的千年荒地，空間坐標是盛放死人遺骨的“撿經罐”；福街的驟然興起相當于古代“城邦”的再造，而福街草根民間商會則是活躍其間的“商人部落”。“部落”（tribe）是共同行動而團結起來的簡單集團，非血緣關系的連接紐帶也同樣可以形成“部落”，如年齡階團、武士社團和儀典社團之類的非血緣團體等。福街現代“商人部落”1997年興起之時，福區地方政府機構還沒有進入“北埗嶺”地區，那里尚處于權力“真空”狀態；1999年福街管理服務中心設立時，它只是代行行政職能、實行企業化管理的事業單位，尚不能稱為政府權威機構；直到2001年3月，正式的政府機構福街管理委員會辦公室進駐到福街，開始全面履行政府管理職能，而時此福街草根民間商會已公開活動了四年之久。福街現代商人“部落”沒有合法的社會地位，但在福街能夠大行其道，靠的是福街地方政府與福街商人社會共同遵守的“習俗”與“風俗”。福街商人在“北埗嶺”地區創業，面臨著許多同樣的問題。平等交往的“習俗”與“風俗”使福街商人產生了“種族歸屬性”。福街現代商人所面臨的社會矛盾，如樓宇的工業功能向商業功能轉換、工業土地使用年限與商業土地使用費用換算、福街商業發展與福街土地國有資產流失等矛盾，始終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當福街內外的官方機構推行的相關政策有可能使福街商人利益受到威脅時，商人們的“種族歸屬性”便應運而生。人類歷史再一次顯示，“種族歸屬性”多么容易產生出“血緣共同體”觀念。福街現代商人“部落”并不愿生存于現行法律法規之外，他們高度認同國家政治權威，并嘗試過登記注冊；但“一地一會”與“主管單位”等民間組織法規條文從根本上否定了他們“合法”登記的愿望。1998年后，若干民間組織管理政策性規定出臺了，這使得基層民間組織“合法化”過程更為艱難；凡是未經掛靠登記的民間組織即為非法組織，都有被列入強制取締對象的危險。有趣的是，福街草根民間商會雖然得不到相關法規支持，但得到了福街內外地方政府和民間社會的廣泛認同，并通過每年驟增的商業稅收形式使福區政府對它產生了社會認同。這種與既有相關法規不甚相容卻與地方政府高度相融的福街商人自治現象，呈現出游離于法規之外又活躍于社會之中的“商人部落”風格。二、“商人部落”的理論適用困境福街現代商人“群”的興起與中國傳統商人合群結社的自治經歷既有聯系又有本質區別，特別是兩者所面臨的法律環境與政策待遇有相當大的差異。在法律地位方面。中國商人“群”的興起的最早記錄始于唐宋時期的“行”，宋代官方設立的“行”，一般被納入到政府嚴格控制之下；“行”是政府控制商人活動的重要途徑，不是真正的民間自治組織。明清時期商人的結成了商幫，他們以“非法”的組織形態活躍于城鄉之間，國家權威卻沒有對此作過強制約束。盡管商人的“群”缺乏法律保障，但商人行會就象宗族組織在鄉村地區所扮演的角色一樣，對其成員握有絕對的裁判管轄權，對其會員有協調價格、債務擔保及課稅的權力，并曾獲得鑒定銀錠成色份量及刑罰之權；韋伯對此有過詳細的描述。而同一時期的西方商業社會里，處罰私人、確立貨幣鑄造和度量衡的標準等行政權威，都不得由西歐商人基爾特即封建行會所侵占。可見，中國近世商人組織雖無法律地位卻享有行使維護社會秩序的國家權能，這一做法甚至得到了統治者的政治認同。在晚清以前，商人為了得到政府的“核準”，常常把“結社宗旨”界定為“聊鄉誼”“辦善舉”等方面，商人的“群”由此可獲得統治者許可的合法地位。到了晚清時期，中國開始正式有商會的法律規定，目的是與列強進行“商戰”。1904年1月，晚清商部頒布商會簡明章程，甚至主動“勸辦商會”，商會從此在全國各地迅速發展起來。清末民初，民間商會曾成功地發動起對政府頒布的有關公文程式要求的抵制運動，是為中國近代的“市民社會雛形”的顯著表現。近代中國城市社會生活中所謂“市民社會”雖有持續擴張，但它并不一定與公民權力的發展相伴隨；無論中國近代史上出現過什么樣的商人社團，都與西方近代史中城市資產階級的興起在性質上有著根本不同即前者沒有像后者那樣摧生了公民政治權力的發展。1949年前后，中國各地商會經常被當成大資產階級與買辦階級盤踞的“反動”組織，受到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否定；各地商會亦被政府接收并改造成“中華工商聯合會”屬下的官方組織，作為民間組織的“商會”遂成為歷史名詞。1980年代末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商會”組織又被官方與民間共同采用，開始在各地廣泛地興起。然而，在市場化改革逐步摧毀計劃經濟管理體制的同時，中國的社會領域中卻似有“從無到有”建設“計劃”管理社團之虞。當下中國商人合“群”結社活動仍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任何商人自發性合“群”結社行為都將受到“非法”地位的拷問。二是研究程度。我國近代商會的產生要比歐洲晚50-100年。因此，海內外研究中國商會的學者把視野主要投放到中國近世商人組織上來，并賦予其“市民社會”的價值預期。中國近代商人合“群”結社活動，是其政治參與的重要表現，史學界多以傳統商人自治性組織為對象來研究中國民間商人的組織形態，但對于轉型期中國現代商人民間自治組織鮮有涉獵。轉型期中國現代商人組織一經嶄露頭角即引起了國內外學界高度關注，形成了中國早期社團組織研究的“商會”化趨勢。民間商會等私企精英組織為了強化自身的合法功能，不斷地尋求國家權威的政治認同；而國家出于發展經濟的“合法性”需求，也傾向于與私營精英組織合作。但現代商人合“群”結社的“商人精神”，并沒有得到經驗與理論方面的合理展示。有學者曾提到現代商人合“群”結社的若干田野經驗，但沒有對民間商會“非法律性狀態”下的政治共同體加以深究。研究當下現代商人自治活動多以浙江溫州為甚，并產生出“溫州模式”的研究概念。但是，此一研究路徑的學術成果偏重于政治哲學的“唯心”思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