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論中國農民對法制系統的支持程度法律制度在社會系統中的基本功能就是確立行動規則、實行社會控制、建構社會秩序（注：參見帕森斯法律與社會控制，載W.Evan（編）法律社會學，鄭哲民譯，臺灣巨流圖書公司1980年版；參見龐德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法制化反映的是現代法律制度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不斷擴大的一種社會變遷現象。對于那些極力主張推進法制化的法律工作者來說，法制化代表了社會發展的趨勢和潮流，統一的法制是實行社會控制、維護社會秩序和社會公正的最優選擇。本文將不討論現代意義上的法律是不是解決鄉村社會的糾紛、矛盾和沖突，維護社會秩序的最好方法，而將通過對經驗調查資料的分析，揭示鄉村社會的主體農民對現代法律制度的支持程度。一、問題與假設在中國農村基層司法實踐中，曾出現諸如“送法下鄉”或“司法下鄉”的獨特現象。強世功和趙曉力曾以陜北一個法院“依法收貸”的案例為例（注：本案例講述的是一個法院向農民收回貸款的故事。一位農民沒有按時向信用社還貸，信用社提請法院幫助，法院協同信用社的工作人員、警察以及村干部到這位農民家中，把不還貸款的利害關系澄清了一遍，后來農民很快還了貸款。），來說明“送法下鄉”這一基層司法實踐的特征。他們試圖通過這一案例，來解釋國家法律制度與鄉土社會之間的關系、司法制度在基層農村的運作規律以及鄉村社會法制化過程的特征。強世功把基層群眾的法律知識和國家權力結構與基層司法的特殊實踐聯系起來；而趙曉力則側重于從事件中的關系特征和當事人的行動策略的角度來解釋“送法下鄉”的原因（注：參見強世功法律知識、法律實踐和法律面目，載王銘銘（編）鄉土社會中的秩序、公正與權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參見趙曉力關系事件、行動策略和法律的敘事，載王銘銘（編）鄉土社會中的秩序、公正與權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蘇力對“送法下鄉”的解釋是：“今天的司法下鄉是為了保證或促使國家權力，包括法律的力量，向農村有效滲透和控制。因此，從一個大歷史角度來看，司法下鄉是本世紀以來建立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戰略的一種延續和發展。”（注：蘇力：送法下鄉，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頁。）確實，如果把“送法下鄉”本身就看作是法制化過程的一種表現形式，那么這種現象無疑也就是國家力量向下滲透的方式之一。但是，這種解釋并沒有擺脫多數西方學者看待中國問題的老框框，即國家與社會、國家與個人的分析框架。這種分析框架的明顯局限就是把國家力量和社會力量對立起來，而不是把他們看作是互動的、不斷調整的動態過程。從動態系統分析的角度看，鄉村社會的法制化可能并不是一種強大的國家力量對鄉村社會結構的“格式化”，而是不同力量之間的不斷互動和不斷選擇的過程。法制系統是指由法庭、警察、法官、律師以及其它法律機構和一系列法律條文及程序構成的制度系統，法制系統在調節社會關系方面越來越發揮著重要的功能。但法制系統的功能實現或功能發揮，需要有社會成員的支持，也就是說，法制系統功能發揮的程度雖然受多種因素的影響，但較為重要的是取決于人們的支持程度。目前，已有一系列的研究從“支持”的角度來分析法制系統的運行及功能發揮。如Rogers和Lewis從政治支持角度對服從和遵從法律態度的分析（注：H.Rogers,E.Lewis,PoliticalSupportandComplianceAttitude,inAmericanPoliticsQuarterly19742:61-77.）；Walker運用經驗材料分析了公眾對警察和法庭的支持程度（注：D.Walker,ContactandSupport:anEmpiricalAssessmentofPublicAttitudesTowardsthePoliceandCourt,inNorthCarolinaLawReview197251:43-78.）；Sarat從知識、態度和行為等三個方面分析了人們對法律制度的支持程度（注：S.Sarat,SupportfortheLegalSystem:AnAnalysisofKnowledge,Attitudes,andBehavior,inAmericanPoliticsQuarterly.19753:3-24.）?！爸С帧笔钦慰茖W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它通常代表個體對政治體制、政策和政治家的行動意向和行動選擇。伊斯頓在對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中，把支持作為一個核心概念，并從多角度來加以分析。伊斯頓認為“最低限度的支持對政治系統的維持是必需的”（注：伊斯頓：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頁。），因為支持不僅反映個人對系統的意向，也是系統從環境中獲得資源“輸入”的重要途徑。支持和要求或需要相對應，個人根據系統可能滿足自己要求和期望值的程度而向系統做出是支持還是不支持的選擇。法制化如果要在鄉村社會擴大其廣度和深度，法制系統就必須從鄉村社會中獲得農民的支持。然而，本文的基本假設是：現實社會中的農民并不是主動遵守和運用法律，他們對現代法律體制持有一種敬畏的態度?；鶎铀痉ㄏ到y之所以要“送法下鄉”，是因為農民支持法制化的程度仍較低。二、數據說明和方法本文分析中所運用的數據來自于對六個鄉鎮的3000名農民居民的問卷調查，這六個鄉鎮分別選自六個省的六個縣。六個鄉鎮是通過非隨機抽樣方法選取的，即運用判斷抽樣方法進行選樣的。在進行選樣時，我們主要考慮到地域特征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差異，選取了六個不同地區。問卷調查的方式是入戶訪談，訪談對象是根據入戶隨機抽樣表選定的，調查共發放問卷3000份，最后收回有效問卷2970份。問卷涉及農民與現代法律制度之間的關系，或能夠反映農民對法制系統支持程度的內容。主要包括兩大部分：一是法律意識部分；二是糾紛及解決的方式。在法律意識部分，我們主要考察了人們關于法律知識的基本狀況，如“您認為不交農業稅、使用假證件等行為是嚴重錯誤還是根本沒有錯誤的行為？”等問題；以及人們對待法律的態度，在這方面主要涉及人們對法律的認知狀況，問題是詢問人們對“即使法律規定不合理，人們也應該遵守法律”等陳述的態度；另外，還涉及人們對當地警察、法官和法院的整體評價。如果人們的法律知識和意向與法制基本原則相一致，則表明他們對法律系統是支持的，相反，則表明支持的程度較低。在第二部分，主要涉及人們的財產、用水、借貸、計劃生育、合同、消費、婚姻、家庭、鄰里、勞動、農業負擔、人身和財產傷害及索賠等17個方面的糾紛發生和解決方式。糾紛解決方式的選擇能夠反映人們在行為上對待法律系統的態度。設計這兩大方面的問題來度量農民對法律系統的支持情形，主要借鑒伊斯頓對政治支持衡量標準的分析。伊斯頓把支持分為行動來支持的“顯性支持”和用態度或情緒來支持的“隱性支持”（注：伊斯頓：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頁。）。芝加哥研究傳統通常以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能反映法律范圍的六種行為來考察和衡量人們對法律的遵從和支持程度，如違章停車、噪音干擾鄰居、順手牽羊等行為；在分析中主要運用相關和路徑分析法，來解釋人們的期望結果、實際結果以及程序爭議對人們遵守法律的影響程度（注：T.Tyler,WhyPeopleObeytheLaw,YaleUniversityPress,1990.），這種方法的局限在于其心理色彩太濃。由于個人所提供的支持通常是一種整體性的或一種比較籠統的支持。也就是說，人們可以體會到自己對法律系統的基本態度，而不是各個具體方面匯總而得出的結果。因此，在分析農民對法制系統的支持時，這需要在整體態度的基礎上，進一步確定各具體因素的影響。所以，本文所采用的方法以因素分析為主；同時在解釋支持狀況的原因方面，結合定性分析。三、法制意識與支持對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違法行為的認識，以及對法律的基本態度，是人們遵守法律、依法行事或向法制系統輸入支持的重要方面。為測量人們對法律及法制系統所持的整體態度，我們列舉了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