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史結合在當前中國古代文學史教學中的意義-大學語文論文論文史結合在當前中國古代文學史教學中的意義 摘 要：文史結合是中國史學和文學的優良傳統。針對當前大學生的知識結構和接受特點，在中國古代文學史教學中加強闡釋“文”“史”交叉的“中間地帶”，有利于把作家、作品的解讀在提綱挈領中推向深入，大學生的自學和治學能力、研究興趣也容易得到大幅度提高。 關鍵詞：文史結合 中國古代文學史 “中間地帶” 意義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歷史意識最為濃厚的民族之一，中國人歷來重視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中國學術的各個領域歷來重視從歷史發展線索中尋求各自的規律，中國古代文學自然也不例外。“文史結合”既是中國史學也是中國文學的優良傳統，更是當代中國傳統文化推廣普及和對外傳播的基本要求。但就當前大學生的國學基礎而言，整體上比幾十年前，乃至十幾年前的學生都要薄弱很多，對于傳統文化的理解和接受自然存在更多的障礙和困難，咀嚼、消化傳統文化的耐心也相對不足。在就業壓力較大的環境下，學生更不容易安下心來從事專業學習，相對于應用學科而言，基礎學科的學生更容易出現這種情形。從教學過程來看，由于內容的龐雜、以及現實教學時間的限制，用于闡明大綱、揭示規律的教學時間往往不得不大量擠壓接觸和理解作家、作品所用的時間，“現象”層面的內容尚未吃透，“本質”層面的東西就難免強行灌輸，感性認識不足，如何自然而然地上升到理性認識？違背認識規律，自然難以獲得理想的教學效果。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增進學生對于作家和作品的理解，就成為提高文學史教學質量的重要突破口。再就一般文學史教材的編寫而言，文學作品所賴以產生的歷史背景，在一般教材上往往不可能寫得太過詳細，因為教材自有其體例和篇幅的要求，但對于講授者來說，作品分析的宗旨在于把作品的思想感情內涵講透，若只以教材上只言片語的背景描述作為講授依據，顯然無法完成這一任務。這就需要講授者在課前對作品的歷史背景、文化語境作詳細了解，對作家創作時心態、情感的把握盡量做到成竹在胸；而在課堂上正式講授時則應當對背景資料予以適當剪裁，以有助于學生思想感情的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 根據多年來的教學實踐，筆者認為：在中國古代文學史教學過程中，適當增大準確解說作家、作品相關歷史背景、文化環境以及創作本事的時間比重，爭取在有限的課時內把這一部分問題說清、說透，明顯要比單純從文字層面上解釋作品本身效果要好。在通讀多數作家全集還不太現實的本科階段，作品的文字、音訓，學生完全可以參照諸如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主編的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中華書局）、朱東潤主編的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讀（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作品選注（中華書局）等學術質量比較可靠的專門性教材自行解決。如果教師對此類教材中的解說偶有不同意見，而且言之有據，完全可以在課上稍加點撥，以平等的態度與學生商榷，這樣往往能夠引發學生深入研究的興趣（商榷過程放在課下完成）。總之，教師側重闡釋“文”“史”交叉的“中間地帶”，作品文字疏通的工作則由學生獨立完成，就實際教學效果來看，教師比較容易把作家、作品的解讀在提綱挈領中推向深入，大學生的自學和治學能力、研究興趣也容易得到大幅度提高。筆者擬結合實際教學環節中的部分例證，對“文史結合”在中國古代文學史教學中的重要意義予以具體說明。 第一，作家對社會時事的反應和看法，是表現其性情、人格的重要內容。言為心聲，雖然無數杰出的作家早已隱入歷史長河，然而他們的作品流傳至今，仍然鮮活地呈現著他們在不同歷史情境下的心理躍動，仍然生動地展示著他們的性格和品格。長久以來，曹操已經成為通俗文藝中典型的白臉奸雄，但歷史中的曹操顯然并不是這種一無是處的反面形象，魯迅、郭沫若早已寫過翻案文章，無需筆者辭費。我們在中國古代文學史課堂上所要強調的是，曹操的某些文學作品，恰能說明他在漢末戰亂的環境里，是一個少見的能夠代表歷史進步力量的杰出人物。比如他的蒿里行，比較集中地表現了東漢末年在天災人禍交互作用之下社會的凋敝殘破，以及東方軍閥名為討伐董卓、實際上卻各懷鬼胎的現實：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于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1（卷二七） 詩中提出如下幾個漢末最為突出的社會問題：民生凋敝、人口銳減；聯合討伐董卓的東方軍閥為爭權奪利逡巡不進、自相殘殺；袁氏兄弟圖謀另立皇帝或自行稱帝。將曹操的蒿里行與三國志后漢書資治通鑒等史籍記載相印證，可以說明這樣幾個問題：一，曹操的詩作對漢末社會現實的反映是真實的，而且比歷史記載更加生動；二，曹操對東方軍閥表面上標榜大義實際上卻只顧謀求私利、并且因私害公的行徑十分不滿，并提出指責；三，曹操對百姓、士卒的疾苦給予了真實生動的表現，并且表達了哀悼和同情。以上種種都是當時其他軍閥沒能做到的，已屬難能可貴。結合曹操發展屯田、裁抑豪強、統一北方的舉動，可知曹操的目的歸根結底在于鏟除割據、統一華夏、穩定政治、發展經濟。盡管他在實現這個目標的過程中所采取的不光彩甚至殘酷的手段比比皆是，但在當時畢竟代表了推動歷史進步的力量。大量古典小說、戲曲中曹操的“奸雄”形象，應當與蒿里行所展示的曹操合觀，才有可能更加貼近這一歷史人物的真實面目。 第二，盡可能地貼近和體驗歷史情境，是準確把握作品思想情感的必由之路。文學作品的抒情方式各有不同，或直抒胸臆，或委曲婉轉，或欲言又止，或深藏不漏。對那些思想情緒比較隱晦的作品，單憑文字層面的解讀很難抓住情感核心，結合歷史環境或作家生平經歷往往能夠順利解決問題。歷史不可能被再現或克隆，但依據傳世文獻或考古發現，很多歷史情境可以被當代人貼近，貼近了作家本人的歷史，也就更容易貼近作家的內心世界。如曹操著名的樂府歌辭步出夏門行東臨碣石： 東臨碣石， 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詠志。1（卷三七） 這首歌辭就文字訓釋而言比較簡單，略具古漢語知識即不難明了，對于本科一二年級的同學來說，理解文字層面的意義絕非難事。但要深入理解這首樂府詩，關鍵在于把握曹操寫作時的情感和心境，并在此基礎上把握曹操的胸懷和氣度。這個問題僅僅通過文字層面的理解是不容易解讀到位的。因為這首詩的絕大篇幅只不過是描寫今天北戴河一帶的海水、山島、秋風、草木，以及日月星辰這些對一般讀者來說并不陌生的自然風物，最后一句看似有些抒情色彩，其實反而比較空洞，因為這類句子是當時樂府歌辭中極為常見的套語，曹操為步出夏門行這首曲子所作的另一首歌詞龜雖壽，最后也有這么兩句。現在通行的文學史教材，一般只指出此詩作于曹操北征烏桓之時，這個說法未免過于籠統：曹操為什么北征烏桓？此詩作于打烏桓之前還是之后？北征烏桓的結局是勝還是敗？此事對于曹操以及當時政局有何意義？古代文學史課程顯然并非要把研究歷史真相作為目的，但如果不搞清楚這些問題，顯然不利于對此詩情緒的把握。征諸史籍，建安五年（200）冬，曹操在官渡之戰中以少勝多，敗袁紹，建安七年袁紹病亡；建安十年正月斬袁譚，冀州平；袁紹之子袁熙、袁尚逃奔烏丸（即烏桓）；十二年，曹操征烏丸，大破蹋頓于柳城（今遼寧朝陽），袁熙、袁尚投奔遼東太守公孫康，為康所殺；九月，曹操自柳城班師。步出夏門行東臨碣石這首歌辭正是寫在曹操凱旋途徑碣石山（今河北秦皇島昌黎縣）之時。可以說，剿滅袁紹殘余勢力，是曹操北征烏丸的主要目的所在。在當時的中國北方，袁氏父子是曹操最為忌憚的勁敵，消滅袁氏及其殘余勢力，對曹操統一北方來說意義重大。三國志的作者陳壽認為，曹操鏟除袁紹之后便取得了“天下莫敵”2（卷一）的戰略優勢，雖然三國鼎立的局面持續了至少六十年，但曹魏滅蜀、西晉滅吳而使中國再次統一的基礎，畢竟在曹操時代已經奠定了。曹操統一北方的最大障礙就在河北袁氏，由此可知陳壽所言不虛。只有了解了這個歷史背景，才有可能比較深入地把握曹操寫作“東臨碣石”時的心理狀態：那是在統一中國北方的進程中剛剛取得決定性突破的關頭，一個躊躇滿志的完勝者的豪邁心態。曹操倚靠雄峻的碣石山，眺望滄茫的大海，雖然秋風蕭瑟，卻絕無古代文士筆下所常見凄涼悲愴的悲秋之感，豐茂的植被、浩淼的波濤，構建出一幅雄渾壯闊的自然圖景；當作者想到光輝燦爛的日月星辰無不在廣袤無垠的大海上升騰降落，這種海天渾融為一體的構思，足以把作者吞吐天地宇宙的昂揚、豪邁和樂觀情懷表現得生動淋漓。如不能把這個歷史背景講清楚，單憑作品文字本身是無法準確全面地把握曹操創作時的真實心態的。 第三，全面深入地了解歷史實況，是準確把握文學作品主題的前提和基礎。主題是文學作品的基本觀點、核心思想或根本創作目的，一般來說，杰出的作品主題往往比較明確，但也不是沒有例外，有的作品主題并不單純，有的作品主題比較隱晦，對于這類狀況，課堂教學中首先要考慮結合史實予以深度挖掘。比如唐代詩人白居易的名篇長恨歌，對唐玄宗和楊貴妃的不倫之戀既有批評，也有同情，這種看似矛盾的雙重主題并行現象，首先可以說是唐代獨特的文化氛圍所孕育的成果。出于種族血統等原因，李唐皇族中的不倫之戀比較常見，唐代社會對此類現象也比后世寬容；雖然唐帝國對待各種宗教、學術思想態度比較開放，但自漢代以來，儒學的主流意識形態地位早已確立，唐代也不例外。李、楊愛情遭到詬病，是因為它違背了儒學所倡導的道德倫理；然而它又得到唐人的普遍同情，則與當時世風的開放有關。儒家道德倫理同唐代社會特別是皇族風俗之間的矛盾是構成長恨歌雙重主題并行的主要原因。其次，根據新、舊唐書等史料的記載，可知唐玄宗沉溺風月雖然可以說是唐代由盛轉衰的重要原因，但這筆賬畢竟不能都算在楊貴妃一個人的頭上。楊貴妃同歷史和傳說中多有荒淫殘暴之舉的妲己、褒姒畢竟有很大不同，她基本上不參與、甚至不怎么干涉實際的政治運作；所謂“五楊”家族打著貴妃的旗號、利用裙帶關系所造成的罪惡，顯然不能直接記入楊貴妃的人生賬簿。安史之亂爆發之后，她被賜死馬嵬驛，在很大程度上是做了政治事變的犧牲品，這個問題后世學者、作家普遍能夠看清楚，長恨歌的雙重主題即是這種歷史觀念的典型反映。另如盛唐高適著名的邊塞詩作燕歌行、晚唐李商隱一系列難以索解的如無題詩等作品，其主題都需要密切結合史實予以細致、謹慎地探研。 第四，歷史實況是衡量文學作品藝術化程度的基本尺度。優秀的文學作品不同于現實，它通過夸張、想象、變形等藝術手段對現實予以加工改造，既是對客觀現實的超越，也是對社會現實本質的集中反映。比如夸張是漢賦最突出的藝術表現特征，歷史上不少學者都認為漢賦的描寫不過是虛辭濫說，漢賦中的宮觀、山川、儀仗等等無非出于虛構和想象，左思就說漢賦“侈言非驗，雖麗非經”（三都賦序）；劉勰說“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司馬）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文心雕龍夸飾）。實際上，這個問題不能作如此簡單化的理解。東漢班固的西都賦、張衡的西京賦都曾竭力鋪陳西漢長安宮殿規模的宏大，往往同樣被后世學者想當然地視為夸張，然而今天的考古發掘結果卻不能不讓我們重新審視漢賦中的相關描寫。比如未央宮，東西長2150米，南北寬2250米，內部建筑40多座，總面積約5平方公里，而明清故宮的面積是0.7 2平方公里，大約只相當于未央宮的七分之一。未央宮前殿居全宮的正中，據說是利用龍首山的丘陵造成的， 基址南北長約4 0 0 米， 東西寬約2 0 0米，北端最高處約1 5米，由南往北有三個大臺面，遞次增高。3（P49、P58）建筑也很高大，三輔黃圖說：“前殿東西五十丈（合117.5米），深十五丈（合35.25米），高三十五丈（合82.25米）。”4（P114）整體來看，未央宮不僅占地廣、規模大，而且地勢高，氣勢極其壯觀雄偉。另外，西漢長安城中還有長樂宮、明光宮、桂宮、北宮、建章宮等一系列規模龐大的宮殿建筑群，長樂宮的面積比未央宮還要大。班固西都賦說：“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針對劉勰對漢賦“言峻極則顛墜于鬼神”之類的批評，元代學者李好文在所著長安圖志中說：“賦語文人之詞，固多乖誕，然身未嘗至，目未嘗睹，亦未可輒拒而不信。嘗讀漢人之賦，遂知西京臺觀之盛。予至長安，親見漢宮故址，皆因高為基，突兀峻峙，崒然山出，如未央、神明、井干之基皆然，望之使人神志不覺森竦，使夫當時樓觀在上又當如何？由是觀之，則數公之言，未可遽為張大也。”他通過實地考察，認識到漢賦所描寫的長安宮之雄偉壯大，可謂確有所本，并非毫無根據的夸張。不能因為后世建筑已經沒有漢代宮廷建筑的宏大規模，便想當然地將漢賦的描繪一概歸之于夸張。 第五，了解歷史文化環境和整體文化氛圍、文學風尚，是理解作家作品藝術風格及其成因、以及給予準確歷史定位的基礎。只有真正地把作家作品放在當時的文化和文學環境中加以客觀考量，才能對他們的歷史價值給予準確評判，才有可能在較大程度上避免把當代標準強加在古人身上、從而導致思想評價和藝術定位畸輕畸重的弊病的出現。如南朝后期的“宮體詩”，題材狹窄且多涉色情，無法反映廣闊的世相而致力于追求辭采、聲韻等形式特征的精美，在相當長時期內評價不高，亦無法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但思想境界低、重視形式美絕非學者們普遍不予重視的理由，不能因為不符合今天的道德和審美標準就將文學史上這種重要的文學流派排斥在研究視野之外，那顯然不是科學的態度。“宮體”正是梁、陳時代宮廷貴族圈子里那些文人生活視野、道德水準以及審美情趣的真實表現，它是認識那個時代部分歷史實況的重要參照；而且就其藝術形式而言，它在情態、情感表現的細膩程度上，以及聲韻的和諧程度上都遠比之前的詩歌有所進步。忽略了宮體詩，就無法建立魏晉詩歌與隋唐詩歌之間的歷史銜接；不能從梁陳時代宮廷文人的真實生存環境出發去考察宮體詩，也就無法深入發掘它的藝術價值和歷史貢獻。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文學史研究者已經普遍能夠結合歷史文化環境對宮體詩的思想內容給予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