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養育壓力對子女養育積極性的影響研究文獻綜述1.1母親養育壓力的定義及相關概念國內外專家對養育壓力的譯法也有所區別,即:"養育壓力"、"教育壓迫"、"培養態度""親職壓力"、"育兒壓力"。但是內涵差不多。養育壓力(ParentingStress)是指家長在承擔父親角色和與親子交流的工作過程中形成的困惑、不安、焦躁等壓迫感（Abidin,1995）。母親養育壓力，是指母親在養育過程中的兩種壓力體驗兼而有之:一個是來自于日常生活事件、日常煩惱，以及環境方面的壓力;第二，與承擔父親角色和完成養育任務直接有關的社會壓力，通常與父親角色的局限性、社區隔離、親子關系緊張以及兒童的特殊性直接相關，所有母親都會經歷這些，而不管其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如何。母親的養育壓力由三種原因構成:父母特質、親子互動障礙和孩子行為（Ostberg，Hagekull，2000;Reitman，Currier&Stickle,2002）。具體來說，就是在教養過程中，由于父母受自身的個性特征、子女的性格特征、親子交往不良或家庭矛盾等情境影響，他們產生了困惑、壓力和不安等心理壓力。因此婚姻關系是否和諧也在某種程度上對母親的養育壓力施加了籌碼，在產生矛盾的婚姻家庭中，母親對婚姻滿意度的負面評價對其產生的困難、緊張、焦慮等壓力感，加劇了養育過程的心理壓力與身心負擔。長時間的育兒壓抑會造成許多不良后果，對家長的幸福感、育兒能力、親子交流以及孩子發展均有不良影響,并明顯影響夫妻關系（張金榮等，2019）。通過本研究能夠更好地理解養育壓力及其決定因素可能有助于改善家庭成員中個人的幸福指數和整個家庭的功能。1.2母親養育壓力的研究現狀家長在撫養子女的過程中，由于缺乏教育和養育技能或養育困難，往往會遇到困難、焦慮等養育壓力。研究發現，母親的養育壓力能夠通過影響孩子的內化和內化行為,也能夠通過對心理攻擊間接影響孩子的內化和內化問題行為，而父親教養壓力對孩子內化和內化問題行為產生的影響和間接作用并不明顯（劉莉，王美芳，2018）。作為日常生活的重要參與者，母親在孩子的教育上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母親育兒壓力中育兒愁苦，親子互動失調，困難兒童3個維度與母親抑郁情緒顯著相關（余微微，周穎，柯曉燕，鄧慧華，2009）。抑郁作為重要的負性情緒之一，其受父母壓力的影響可能大于受父母壓力的影響。由此可見，關注母親養育壓力形成的因素，并了解其作用機制，不僅對于母親群體自身的身心健康發展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而且對于提高下一代的養育質量有著深遠的意義。在兒童時期，34%的母親長期保持較高的養育壓力，87%的母親的養育壓力較小（Crnic&Gaze，2005)。高壓力的母親在應對孩子的教育中常常會表現比較煩躁，容易錯誤解讀孩子的行為，從而導致孩子出現家庭系統論的“溢出”假說認為，家庭關系中，在一個系統中產生的感情可能在另一個系統中表達出來，且在家庭壓力視角的溢出機制觀點中，親子問題是導致婚姻出現問題的壓力因素之一（Erel&Burman，1995)。婚姻關系與撫養孩子的過程密切相關，持續高水平的養育壓力不僅會破壞家庭功能、對兒童的社會情感和行為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同時也會間接影響夫妻所感知到的婚姻沖突（Han&Lee，2020)。由此可知，母親養育過程的壓力長期不能緩解對家庭中的婚姻關系有著潛在負面影響。對中國母親養育壓力的研究發現，不同性別子女的母親之間的養育壓力沒有顯著差異（耿嵐，薛晴，池霞，賈佳，周穎，陳平，2008）。大量調查證實,除去兒童的性別之外,父母的養育壓力水平也和他們的年齡有關。以往調查都表明,特殊兒童的年齡和父母的養育壓力水平成負相關(李彩娜，鄒泓，段冬梅，2005)。Feldman，Varghese和Ramsay(2002)研究表明，孩子年齡越大，母親養育壓力越大。此外，Anthony等人（2005）發現，非獨生子女的母親比獨生子女的母親承受更大的養育壓力。根據以往的研究總結，母親的養育壓力與子女的健康以及是否非獨生息息相關，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探索在中國家庭背景下，母親養育壓力的形成機制，從而了解母親在養育下一代層面的態度。在中國“大家庭”的文化背景下，越來越多的祖輩幫助雙職工父母陪伴，照顧孩子，這個過程也被稱為隔代養育，隔代養育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支持資源，分解了雙職工父母養育壓力，然而祖父母與父母之間經常出現養育分歧，尤其婆婆幫助照顧小孩，因為婆媳問題自古以來就是一大難題，加上養育孩子之間會經常出現意見分歧。某種程度上，這也增加了父母間共同教育分歧的外延。依據風險-資源平衡理論BR2（Mikolajczak&Roskam，2018），這未必是父母養育子女的資源因素，相反有可能會加重母親養育子女的精神方面壓力。總而言之，在中國國內母親的特殊社會背景下,婦女所面對的壓力也日益增加,目前中國國內外僅極少數學者曾對在校正常工作青年母親的父母養育壓力問題開展過深入研究。所以，文章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更深入論述了父親養育壓力與婚姻滿意度,以及母親教養投入及養育倦怠之間的關系。1.3母親養育壓力的測量Abidin在1978年率先建立了育兒壓力量表的理論模型，并發現了在親子系統中產生壓力的二個主要原因。同年，Abidin首先進一步發展出育兒壓力理論模型中的長型育兒壓力量表(PSI/LF)，并應用于臨床實踐與研究。隨后1990年提出了短型育兒壓力量(PSI/SF)，并改進了育兒壓力理論模型。Cheung（2000）修訂了Berry和Jones（1995）編寫的養育壓力量表（PSS）。將其修訂為中文版，該量表共有十八問題，使用6點計分法，1代表"極不同意"，李克特的育兒壓力量表是四點計分量表，共19道題。任文香（1995）修訂Abidin(1990)編制的簡式教養打壓問卷調查(ParentingStressIndex-ShortForm，PSI)，該問卷調查共計36個項目，并分為親職愁苦、親子互動失衡和困難兒童三個子維度，其中1-12題為親職愁苦維度，13-24題為親子互動失衡維度，25-33為困難兒童維度及三十四負三十六題目，以五點計分，得分越高代表教養壓抑程度越高。這一問卷為本文所使用，以衡量養育壓力對母親的影響。參考文獻程華斌，劉霞，李藝敏，&李永鑫.(2021).養育是一種幸福的體驗嗎？養育倦怠述評.心理發展與教育，37(1)，146-152.耿嵐，薛晴，池霞，賈佳，周穎，陳平，陸祖宏.(2009).6個月嬰兒母親育兒壓力調查.臨床精神醫學雜志，19(1)，16-18.侯娟，潘學飛，馬美靜，蘭菁，琚曉燕，&方曉義.(2019).新生嬰兒父母養育壓力對婚姻質量的影響：配偶支持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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