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僑匯發展研究的國內外文獻綜述目錄TOC\o"1-2"\h\u12793我國僑匯發展研究的國內外文獻綜述 129131.1中國歷史GDP的估算研究 1172371.1.1關于中國古代GDP研究 2204541.1.2關于中國近代GDP研究 2189711.1.3文獻評述 610771.2僑匯與經濟發展研究 66161.1.1國外關于僑匯與經濟增長的研究 6200241.1.2國內關于僑匯與經濟發展的研究 7296281.1.3文獻評述 95060參考文獻： 10GDP反映了相關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常被公認為是衡量國家（或地區）經濟狀況的最佳指標。因此，研究近代僑匯對福建省經濟增長的影響，需要用到近代福建省GDP數據，但目前并沒有近代福建省GDP數據。為了研究方便，本文將對近代福建省GDP進行估算。而國內學者大多對僑匯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了很多研究，但專門對僑匯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很少，所以本文對國內僑匯與經濟發展的研究進行文獻梳理。接下來文獻梳理分為兩部分進行：一是關于中國歷史GDP的估算研究，二是關于僑匯與經濟發展研究。1.1中國歷史GDP的估算研究對歷史GDP進行估算研究，有助于更加準確把握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軌跡，深入探究歷史上經濟發展的變化原因。早在17世紀，英國重商主義經濟學家威廉·配第對國民收入進行估算。但早期的國民收入研究并未引起學術界的關注。直到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克拉克·麥伯頓（ClarkWarburton）以及西蒙·庫茲涅茨（SimonKuznets）等人先后提出GDP、國民收入（NationalIncome）等概念后，歷史GDP估算研究才開始受到關注。中國國民收入的調查和估算于20世紀30年代末方才起步。學者們關于中國歷史GDP的估算研究可大致分為兩部分：一是關于中國古代GDP研究，二是關于中國近代GDP研究。1.1.1關于中國古代GDP研究關于中國古代GDP研究的相關文獻較為匱乏，主要是關于宋朝到清朝這段時期的國民收入研究。第一，關于宋明期間的國民收入研究。劉光臨（2009）[3]估算了宋明間人均國民收入，分別從人均貨幣總量、實際工資這兩個角度加以估計，其估計結果對于把握宋明間經濟總量變動趨勢極有價值，但對于具體年份的國民收入估算，由于相關數據數量嚴重不足，因而推測程度較大。管漢暉和李稻葵（2010）[4]將現代國民經濟核算中的生產法引入到古代經濟的定量研究，主要采用生產法估算明代1402年至1626年間每隔10年的實際GDP、人均GDP，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其估算結果可能被嚴重低估（忽略了部分手工業、服務業的產值），有待進一步深入。第二，關于清代期間的國民收入研究。劉瑞中（1987）[5]根據比例推算法估計了18世紀中國國民收入，具體而言，將18世紀中國國民收入分為農業、非農業這兩大部分，先估計1700年、1750年和1800年的農業收入，然后根據農業收入占國民收入的百分比來估計非農業部門的凈產值以及國民收入，非農業部門產值的估計方法過于粗略，其估算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Bairoch（1981）[6]主要基于當時人們的消費情況估算了1800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但他沒有給出具體統計方法、指標，資料來源也不夠翔實可靠。Maddison（1983）[7]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通過人均GDP增長率倒推出1820年中國人均GDP。對于1600-1840年中國GDP的估算，劉逖（2009，2010）[8][9]采用了現代國民經濟核算方法，大體上采用生產法對農業、手工業的產值進行估算，并且運用收入法估算了服務業的產值，同時用支出法進行校驗。另外，也有學者研究了古代中國部分地區GDP。李伯重（2010）[10]在各種一手資料的基礎上，主要采用生產法和收入法對1823—1829年華亭一婁縣地區的GDP進行極為細致的研究。在大量已有的定量研究成果、現存的一手數據的基礎上，Broadberryetal.（2014）[11]采用歷史國民收入核算方法中的生產法估算了中國北宋、明代和清代的長時段GDP、人均GDP，其研究成果對Maddison（1998）[12]較為粗略的估計進行了補充和改進。1.1.2關于中國近代GDP研究學者們對近代中國歷史GDP進行許多研究，研究時段可大致分為晚清時期、北洋政府時期、南京國民政府時期。（1）晚清時期Maddison（1983）[7]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通過人均GDP增長率倒推出1870年中國人均GDP。劉佛丁等（1997）[13]通過比較Maddison（1983）[7]、Bairoch（1981）[6]、劉瑞中（1987）[5]關于19世紀前半期中國國民收入估計，對Maddison（1983）[7]關于中國人均GDP估計值進行修正調整，從而粗略估計1850年中國國民收入。Chung-liChang（1962）[14]首次將GDP研究向前推至晚清時期，可以看作是第一個對19世紀的GDP進行估算的人，主要采用增加價值法（生產法）和收入法大致估算了19世紀80年代中國國民生產總值，這只能作為對當時中國GDP的一個粗略估算。后來，有些學者對Chung-liChang的中國國民收入估值進行了修正?？紤]到Chung-liChang（1962）[14]采用的耕地面積的官方材料大大低估了實際種植面積，費維愷保守地將其農業產值向上調整了三分之一，其他部分的估計值不變，從而得到修正的19世紀80年代中國國民生產總值（GNP）[15]。陳爭平（1996）[16]利用費維愷所修正的GNP減去國外凈收入得到1887年中國GDP，并根據1887-1920年中國GDP的年均增長率估計了1894年中國GDP。而劉佛丁等（1997）[13]則進一步考慮到Chung-liChang（1962）[14]對勞務收入估計偏高，工礦業交通業產值偏低，根據現有的相關研究成果對其進行調整修正，得到1887年中國國民收入。YeMa&HermandeJong（2012）[17]綜合利用各種資料，發現現有的關于19世紀中國歷史GDP的研究中農業、工業產值估計不太可靠，存在很多不足，主要采用生產法、年均增長率、比例法對1840-1912年中國歷史GDP和人均GDP進行重新估算，并利用各種資料對每個部門相關估計值進行交叉檢查。而劉巍和陳昭（2012）[18]從進口角度入手，根據1913-1929年中國GDP、1887-1929年匯率及進口額，運用計量方法擬合1913-1929年中國進口模型，從而倒推出1887-1912年中國GDP，并利用其他國家相關數據進行類比驗證。（2）北洋政府時期一些學者對1914-1918年中國歷史GDP進行了研究。Perkins（1975）[19]基于1916-1933年這17年的考察計算得到的各部門年增長率，估算了1914-1918年中國GDP。Kung-chiaYeh（1977）[20]則通過各種資料對1916年中至1933年末這17.5年的考察計算得到各部門年增長率，以他和Ta-chungLiu（1965）[21]對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國民收入的研究為基礎倒推回去，估算出1914-1918年的中國年均國民收入。而Rawski（1989）[22]認為Kung-chiaYeh以及Perkins提出的部門年增長率需要進行大幅修正，例如，戰前中國經濟非農部門的發展速度要比Kung-chiaYeh或Perkins所認為的更快一些。因此，對1914-1918年中國年均國民收入進行重新估計時，Rawski（1989）[22]以Kung-chiaYeh（1977）[20]估計的1931-1936年中國國民收入為基礎，根據重新估算的1914/1918-1931/1936年間中國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年增長率倒推回去，從而得出與Kung-chiaYeh（1977）[20]估算值的不同結果。這是國外學者對1914-1918年期間中國國民收入比較全面的三種不同估計。而劉佛丁等（1997）[13]通過借鑒現有的研究成果對1914年中國國民收入重新做一估計，具體而言，以Kung-chiaYeh（1977）[20]估算的各部門經濟增長率為基礎，對其估計偏低的行業，根據Rawski（1989）[22]估計的低估值加以修正，得到1914-1936年中國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年增長率，從而利用巫寶三（1947）[23]估算的1936年中國各業產值倒推估計1914年中國國民生產凈值。前面這幾個學者通過各個部門或行業在一段時期的年增長率來對國民收入加以推算，這種方法值得借鑒。關于1920年中國國民收入的研究中，唐傅泗對1920年中國工農業總產值進行了估算[24]，而吳承明（1990）[25]基于已有的相關研究成果，主要采用比例法間接求出各行業的產值，從而對1920年中國工農業總產值進行重新估算。在吳承明（1990）[25]的研究基礎上，陳爭平（1996）[16]采用比例法對其進行調整補充，根據Perkins（1975）[19]關于中國1914-1918年勞務占GDP的比重推算了1920年中國其他勞務的產值，得到1920年中國GDP的估計值。另外，張東剛（1997）[26]依據大量初始資料及前人研究成果，用最終用途法估計1917年、1922-1925年、1927-1928年中國國民收入。劉?。?008）[27]基于前人關于歷史GDP的研究成果，從總供求角度出發，采用計量方法對1913-1926年中國GDP進行估計，并分別從進口、儲蓄和投資這三個角度對其進行了驗證，結果表明其估計值比較可靠。（3）南京國民政府時期ColinClark（1940）[28]將中國人口分為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利用工資數據對1925-1934年中國的國民收入進行了粗略估計，這種估計方法可靠性不高。劉大中（1942）采用了所得支配法、增加價值法、分配份額法、最終產品法分別估算了1929-1934年中國年均國民收入，估計值偏高，原因在于劉大中從寬處理一些數據[29]。劉大鈞（1944）[30]采取所得法估算的中國戰前國民收入為185.81億元，該估計值偏低，原因主要在于只以中國境內的中國國民為限、項目漏列且估計過低。陳爭平（1996）[16]根據巫寶三（1946，1947）[31]1933年中國各業總產值、相關比例，調整得到1931年中國GDP，并利用1920-1931年中國GDP年均增長率估計了1930年中國GDP。在已有的中國GDP數據的基礎上，劉巍和劉麗偉（1998）[32]通過整理前人相關研究成果得到1914-1936年中國就業人數、固定資本存量，建立C-D生產函數的數量模型，成功地用插值法估算出了1927-1930年的中國GDP。之后，劉巍和陳昭（2012）[18]進一步從貨幣需求角度建立計量模型，對1927-1930年中國GDP估計值進行了驗證，擬合效果不錯。一些學者對1931-1936年中國國民收入進行了研究。巫寶三（1946，1947）[31]充分利用各種調查資料，主要采用增加價值法，輔之以所得法，對1933年中國國民收入進行了細致的核算和評估，并使用了指數原理，利用重要的指標數列，推求了1931-1936年其他年份的國民收入，同時運用消費及投資法來檢驗國民所得估計值。而Ta-chungLiu（1946）[33]主要采用增加價值法對1931-1936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進行估算，具體而言，主要通過增加價值法對中國22個省份的七個主要產業產值進行估算，加總后再減去國際收支赤字，從而得到中國這22個省份的國民生產總值，最后利用比例法求得1931-1936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一般認為，前面這兩項研究的估算方法基本一致，而巫寶三所采用的研究框架的估算科目、統計資料更為完備一些。之后，Ta-chungLiu&Kung-chiaYeh（1965）[21]重新評價了巫寶三（1946，1947）[31]所使用的主體資料，根據西方國內產值修正了部分測算口徑，主要運用增加價值法對1933年中國國內產值進行估算。關于1933年中國國內凈產值研究中，Ta-chungLiu&Kung-chiaYeh（1965）[21]的估計值為288.6億元，巫寶三（1947）[31]的估計值為203.19億元，兩者相差甚大，主要是因為兩者所依據的資料、某些概念和估算方法不同。Kung-chiaYeh（1977）[20]對1931-1936年中國國民收入進行了重新估算。吳承明（1993）[34]主要基于巫寶三（1946，1947）[31]的相關估計數據，并利用前人的各種研究成果進行修正及補充，估算了1936年中國工農業總產值。杜恂誠（2013）[35]則根據巫寶三（1946，1947）[31]的相關數據估計了1933年國內市場商品流通總量，并對該估計值進行調整補充，得到以市場價值總和為界限的1933年中國GDP。另外，在巫寶三（1946，1947）[31]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杜恂誠（2013）[35]根據相關資料對1931-1936年商業所得指數進行修正，扣除了農業中未進入市場的部分，從而估計得到1931-1936年中國GDP。另外，也有部分學者對中國部分地區的歷史GDP進行研究。DebinMa（2008）[36]主要利用巫寶三（1946，1947）[31]及其他相關材料估計出1933年江蘇、浙江及上海地區（簡稱“江浙”）各個行業的總產值占全國的百分比，再利用這些百分比以及Ta-chungLiu&Kung-chiaYeh（1965）[21]關于1933年各個行業凈產值數據，從而估計1933年“江浙”地區的NDP。李敦瑞和朱華（2011）[37]主要參考巫寶三（1946，1947）[31]的估算方法、各業相關數據，并結合上海各種相關史料對1936年上海GDP進行了初步估算。1.1.3文獻評述結合上述關于中國歷史GDP研究的文獻梳理，可看出：（1）研究區域范圍方面，絕大部分文獻都是關于整個中國的歷史GDP研究，而關于中國部分地區的歷史GDP的研究文獻十分匱乏；（2）研究時段方面，大部分文獻集中于近代，尤其是20世紀初至30年代，而關于古代GDP的研究相對少些；（3）研究方法方面，大部分學者主要采用增加價值法（生產法），輔之以收入法，對中國歷史GDP進行估算；有些學者利用前人估算歷史GDP的研究成果進行調整加以估計；部分學者也通過比例法、不同部門或產業的年增長率對歷史GDP進行估算；使用計量推斷方法對中國歷史GDP進行估算的相關文獻較少，而使用最終用途法（支出法）對中國歷史GDP進行估算更少了。1.2僑匯與經濟發展研究僑匯廣泛用于贍家、投資、建校和公益事業，并通過這些途徑對僑鄉及母國的經濟發展產生影響。對此，國內學者對僑匯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了很多研究，但研究僑匯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很少，所以本文對國內關于僑匯與經濟發展的研究進行。1.1.1國外關于僑匯與經濟增長的研究國外學者對僑匯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很多研究，關于僑匯是否促進經濟增長，國外學者們的觀點不是很一致。部分學者認為僑匯促進了經濟增長。Ipbal&Sattar（2005）[38]指出僑匯收入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來源，且正確的政策可以引導匯款流入未來更具生產力的投資活動。Giuliano&Ruiz-Arranz（2009）[39]指出了在金融體系較不發達的國家，僑匯促進了其經濟增長，表現為民眾信貸需求得不到金融體系的滿足時，僑匯可以改善資本分配，通過一種投資渠道促進經濟增長。Ahmadetal.(2013)[40]通過研究表明僑匯與巴基斯坦GDP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部分學者對僑匯積極影響是否顯著進行了研究。Solimano（2003）[41]、Ramirezetal.（2008）[42]分別研究安第斯和拉美的僑匯，結果表明僑匯對該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是積極且顯著的。然而，Giuliano&Ruiz-Arranz（2009）[39]以及Barajasetal.（2008，2009）[43][44]運用面板數據分析法對不同國家的匯款情況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均表明匯款對經濟增長沒有顯著影響。另外，Catrinescu（2008）[45]運用動態面板數據對1970年162個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進行了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僑匯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積極的，盡管是比較溫和。Uddinetal.（2012）[46]運用ARDL-ECM方法分析了1971-2010年期間發展中國家僑匯、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結果表明不同國家移民匯款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是不同的。有些研究表明僑匯阻礙了經濟增長。Chamietal.（2005）[47]根據113個國家29年間的相關數據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匯款降低了匯款接受者參加勞動的積極性并減少了勞動力的供應，這可能對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Amuedo-Dorantes&Pozo(2004)[48]認為大量僑匯持續流入可能會使得實際匯率的升值，進而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1.1.2國內關于僑匯與經濟發展的研究國內學者對僑匯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了很多研究，以下分為三部分對僑匯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文獻梳理。第一，僑匯捐贈研究。林金枝（1996）[49]通過研究捐贈政策及華僑華人與港澳臺胞對各省捐贈具體情況等內容，發現捐贈主要體現在醫療衛生、興辦教育、修橋鋪路和賑濟災民，另外還體現在公共設施建設和捐贈工農業生產物資，這些有力推動了物質文明以及精神文明建設。黃新憲（2008）[50]通過研究華僑在閩南地區捐資辦學的歷史進程和貢獻，發現捐資辦學有良好的社會效應，為閩南社會的良性發展營造了積極的外部氛圍。張秀明（2018）[51]全面探討了華僑華人對我國慈善事業的貢獻，詳細分析捐贈原因、特征、機制及其歷史作用等，內容全面系統，是對改革開放四十年來華僑華人捐贈的全面總結。部分研究以城市為基礎來探討僑匯捐贈情況及作用。莊國土（1999）[52]考察了改革開放以來華僑華人和港澳同胞對廈門捐贈原因、分布和特點，并指出捐贈對廈門公共事業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尤其是捐資興學極大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王付兵（1999，2000）[53][54]以福清、晉江為例，探討了1979—1997年海外華僑對福清、晉江的捐贈數額及其對當地的社會經濟效應，得出了捐贈在社會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推動作用。張賽群（2011，2012）[55][56]通過研究泉州和晉江的僑匯捐贈情況，說明了僑捐主要對象是教育、醫療衛生、工農業生產、福利事業和基礎設施，其中教育是占比最大；且捐贈地域既分散又集中；總體而言，僑捐流向是相對合理的，但仍需要有效地加以引導，以使僑捐能最大化社會和經濟效益。第二，僑匯投資研究。學者更關注其“資本”效應一面，因此用“僑資”取代“僑匯”一詞。林金枝和林皇杜（1982）[57]對解放前華僑在福建省投資企業的相關情況進行分析，主要包括投資地點、投資行業、投資方式等，并提出如何利用僑資的建議。林金枝（1993）[58]就1979—1991年海外華僑在中國大陸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等進行研究，其影響主要體現在：彌補中國建設資金不足、引進先進設備、發展能源交通、投資飯店旅館、增加出口創匯、促進僑鄉新興城市出現、擴大就業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古國耀、朱權蓀（2002）[59]對華人資本投資演變過程進行了闡述，認為今后華人資本投資的來源地更為廣泛、地域分布更為平衡、產業分布更為合理。龍登高等（2008）[60]探究了僑資企業隨著中國投資環境變化的可能面臨的發展趨勢。另外，龍登高等（2018）[61]總結了改革開放四十年來華商投資的脈絡、作用與趨勢，認為華商加快了中國工業化進程，在各方面為中國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就僑資與福建省而言，俞云平（1996）[62]探討了僑外資對福建經濟發展的影響，指出了僑外資是福建利用外資最主要的形式，其投資來源以臺港澳同胞和華僑華人為主，彌補了建設資金不足，促使新的經濟增長點出現，增加出口創匯，改善投資環境等。林勇（2003）[63]探討福建與海外華人資本合作問題，初步提出三種合作模式，認為海外華人可以為福建省帶來人才資源和技術，促進經濟增長，應加強福建與海外華人合作。部分研究以僑鄉模式來探討僑資的投資及作用。林心淦（2011）[64]以福清為例探討了僑力資源資本化機制研究，為僑鄉招商引資提供了借鑒。另外，林心淦（2011）[65]從文化角度探討了僑資在僑鄉的“根植性”問題，提出加強文化教育、改善社會經濟環境培育僑資“根植性”。莫光木和陳奕平（2017）[66]在對福建福州與長樂等重點僑鄉開展調研的基礎上探討了新時期閩粵浙僑鄉資本流動模式及特點，并提出引導僑鄉資本流動的若干建議。第三，綜合性研究。吳承禧（1938）[67]首次從金融體系這個角度考察僑批業，揭示僑匯在金融市場中的流通情況。鄭林寬（1940）[68]較深入細致地研究福建省僑匯的用途、僑匯對福建僑鄉社會經濟等產生的影響、福建吸納華僑資本的能力等。林金枝（1992）[1]分析了僑匯與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主要分時期探討了僑匯彌補對外貿易入超的作用，也有涉及僑匯對僑鄉農村經濟發展以及發展僑鄉文化教育事業的作用。龍登高（1999）[69]以廣東和福建為例，研究改革開放以來來自海外華僑華人的社會資源對閩粵僑鄉社會和經濟變遷產生了重要影響，體現在：培育僑鄉經濟的造血功能、示范與帶動作用等。王付兵（2002）[70]比較完整地探討了改革開放后的福建僑匯規模、地位與用途，認為僑匯傳統贍養家眷功能已大大減少，投資與捐贈日益增多，應樹立多形式、多渠道的僑匯新觀念，制定更切合實際的僑務政策與外匯政策。丘立本（2004）[71]從世界各國僑匯政策角度檢視了中國當前僑匯政策，并為有些部門提供一些建議。林昌華（2018）[72]對1982-2015年中國GDP、僑匯收入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其研究結果表明，改革開放以來，長期上僑匯對中國經濟增長存在穩定明顯的促進作用，但短期內其促進作用較小，這種促進作用存在時間滯后性。1.1.3文獻評述國外學者對僑匯與經濟增長進行了很多研究。關于僑匯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國外研究較為成熟，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也十分多樣。關于僑匯與經濟增長關系，國外大多數學者認為僑匯促進了經濟增長；少部分認為僑匯阻礙了經濟增長。關于僑匯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國內學者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方法總體還是以敘述和比較方法居多，新理論與方法偏少。其中，關于僑匯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國內學者純粹從經濟學角度考察分析僑匯與經濟增長的研究并不多，用計量經濟學方法研究僑匯的文章只有幾篇，實證研究相對缺乏，這也是我國僑匯研究可以加強之處。鑒于僑匯的影響是區域性的，本文以福建省為例，研究近代僑匯對福建省經濟增長的影響，由于缺乏地區生產總值數據，本文首先對1912-1936年福建省GDP進行估算，然后重新整理出1912-1936年福建省僑匯金額，結合相關史實和文獻闡述僑匯對福建省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并用計量方法研究僑匯與近代福建省經濟增長的關系。參考文獻：[1]林金枝.僑匯對中國經濟發展與僑鄉建設的作用[J].南洋問題研究,1992(02):21-34.[2]廖萌.海外華僑華人與“海絲”核心區互動研究[J].經濟視角,2019(01):99-108.[3]劉光臨.宋明間國民收入長期變動之蠡測[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24(03):7-11.[4]管漢暉,李稻葵.明代GDP及結構試探[J].經濟學(季刊),2010,9(03):787-828.[5]劉瑞中.十八世紀中國人均國民收入估計及其與英國的比較[J].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03):105-120.[6]PaulBairoch.TheMainTrendsinNationalEconomicDisparitiessincetheIndustrialRevolution[M].PalgraveMacmillanUK,1981.[7]AngusMaddison.AComparisonofLevelsofGDPPerCapitainDevelopedandDevelopingCountries,1700-1980.TheJournalofEconomicHistory,1983,43.[8]劉逖.1600—184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估算[J].經濟研究,2009,44(10):144-155.[9]劉逖.前近代中國總量經濟研究（1600-1840）——兼論安格斯·麥迪森對明清GDP的估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0]李伯重.中國的早期近代經濟:1820年代華亭-婁縣地區GDP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11]BroadberryS,GuanH,LiD.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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