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成本上升與服務業轉型升級研究的國內外文獻綜述目錄TOC\o"1-2"\h\u8187要素成本上升與服務業轉型升級研究的國內外文獻綜述 1178611.1要素成本上升的相關研究 1233851.1.1要素成本上升的成因 1299431.1.2要素成本上升的效應 229421.2產業轉型升級的相關研究 316521.1.1產業轉型升級的影響因素 3245511.1.2產業轉型升級的具體測度 588921.3服務業轉型升級的相關研究 687381.4要素成本上升與產業轉型升級的相關研究 8276331.5服務業要素成本上升與服務業轉型升級的相關研究 1059941.6文獻簡評 116016參考文獻 111.1要素成本上升的相關研究1.1.1要素成本上升的成因現有文獻對要素成本上升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在勞動力成本方面，部分學者研究指出勞動力供求形式的變化導致了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陳茜（2014）以福建為例，依據實地調研獲得的數據，分析發現當前福建勞動力供給減少，勞動力供需結構性矛盾突出，使得勞動力成本不斷提升。梁宇（2017）基于勞動力供求視角，闡述了我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的必然性。另外，還有不少學者從勞動保護制度的完善（丁守海，2010；葉文輝和江佳鑫，2020）、勞動者素質的提高（代亞萍，2020；趙強和朱雅玲，2021）等方面剖析了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原因。在資本成本方面，學者們研究發現市場利率走高和融資困難是資本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連平和陳冀（2017）研究指出市場利率走高使得實體企業的融資成本攀升，從而加大了企業的經營壓力。楊顏如（2016）強調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惜貸現象嚴重，中小企業融資艱難使得其資金成本偏高。在土地成本方面，學者們重點從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房價的上漲、土地資源的有限性等分析了土地成本上升的原因（李明超，2017；李安民，2020；傅秀娟，2021）。1.1.2要素成本上升的效應首先，貿易效應。王麗（2013）認為，在經濟全球化趨勢越來越明顯的當今時代，我國與世界各國之間的貿易往來也更加重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出口貿易快速發展，出口總額一直處于增長狀態，不但促進了我國資源的合理利用和高效配置，而且不斷促進我國企業的創新和發展。但與此同時，要素成本的上升給我國對外貿易也帶來了很大的挑戰，例如，隨著我國要素成本的不斷上升，我國出口產品在價格上會失去一定的優勢，這會對企業的出口產品帶來一定的影響，甚至會導致我國出現企業破產的情況，一些海外投資者也有可能因為我國要素成本的價格優勢減弱而轉移其投資方向。任志成、劉夢、戴翔（2017）指出當前我國各類生產要素的成本削弱了傳統成本優勢，但新型比較優勢尚未形成，對外貿易受到嚴重沖擊，導致對外貿易從高速增長轉向中低速增長。張少軍（2017）指出要素成本上升會削弱中國對外貿易優勢，因此，中國需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轉變貿易增長方式、改善貿易條件，從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不同于以上觀點，李穎（2018）利用2005-2015年相關數據和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測算了我國的國際競爭比較優勢，結果發現盡管要素成本在不斷攀升，但是在一段時間內我國依然存在勞動力比較優勢，并且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會減輕企業壓力。因此，在要素成本上升的背景下，我國的對外貿易應全面評估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其次，創新效應。林煒（2013）基于內生增長模型和知識生產函數，采用1998-2007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測算了制造業企業勞動力成本對創新能力的激勵彈性系數，結果表明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會促進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李根生（2015）利用省際面板數據檢驗了勞動力成本上升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結果發現，在對外開放不斷深化以及勞動力成本日益攀升的背景下，中國工業企業加大了技術引進力度和研發產出效率。潘青（2019）指出企業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會影響企業的技術創新，主要是通過資本要素替代及人力資本改善這兩大途徑。并進一步采用2009-2018年上市公司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結果發現，企業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顯著，并且資本要素替代對創新投入的影響小于人力資本改善對創新投入的影響。最后，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效應。程晨和王萌萌（2016）采用2002—2013年上市公司樣本，實證檢驗發現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有助于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分樣本檢驗進一步得出勞動密集型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影響效應更大。張誠（2018）利用中國企業-勞動力匹配調查數據，檢驗得出企業勞動力成本的上升的確有助于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這也證實了勞動力成本上升會倒逼企業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從而減緩企業壓力。肖文和薛天航（2019）通過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指出勞動力成本上升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具有積極作用，另外，從不同區域、不同產業結構以及不同要素密集度來看，其結論仍然成立。1.2產業轉型升級的相關研究1.1.1產業轉型升級的影響因素第一，產業聚集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羅芳和張藝飛（2020）根據長三角2003年-2017年27個城市的空間面板數據，構建出空間杜賓模型研究在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背景下我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其研究結果表明：我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該地區產業結構的優化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但是對鄰近的其他城市卻有抑制作用。這說明部分地區存在地方保護主義和行政壁壘，需要進一步打破區域分割現狀。與此同時，我國服務業人力資本的投入、交通信息的建設以及外商投資具有溢出作用，這進一步說明了要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就要加大服務業高科技人員的投入，加強我國交通網絡平臺和互聯網平臺的建設，以及優化外商直接投資結構。畢冬玲（2018）在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引用我國28個地區2006年-2015年的面板數據，并采用中介效用模型，實證檢驗了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對我國產業結構優化產生的影響，其實驗結果表明，從全國范圍來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通過拉動社會需求、帶動技術創新等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固定資產投資，政府職能等也會對產業結構的優化產生一定的影響，但是不同地區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其產業結構的影響具有區域差異性。周小亮和宋立（2019）利用2005年-2015年的省及面板數據，分析了我國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協同聚集對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產生的影響，其研究結果表明：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協同集聚能夠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合理化水平產生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對產業結構的高級化水平卻存在非線性倒“U”型影響；在中、西部地區，協同集聚對產業結構的合理化水平為促進作用，而在東部卻為抑制作用；除此之外，其研究還發現交通運輸業與制造業的協同集聚能夠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合理化水平，科學技術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協同集聚對產業結構的高級化有促進作用等。第二，對外開放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不少學者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優化的關系。開元（2020）利用相關理論和數據，以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衡量產業結構優化，研究發現外商直接投資能推動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王碩和劉剛（2020）采用空間經濟學原理，探究了外商直接投資通過產業集聚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指出產業集聚的資本積累效應、技術溢出效應和規模經濟效應能有效影響產業結構優化。此外，還有學者探究了對外貿易與產業結構優化的關系。朱炳欽和李志翠（2020）以廣東省為例，采用VAR模型分析得出，對外貿易的演變與產業結構的轉型一致，換而言之，對外貿易結構與產業結構相互影響。馬曉青（2021）以安徽省為研究樣本，基于結構主義視角，詳細剖析了對外貿易與產業結構的關系，指出對外貿易結構的轉型離不開產業結構的優化。隨著研究的深入，已有學者同時考慮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顏建軍和馮君怡（2020）研究發現外商直接投資對有助于第三產業的發展，不利于第一產業的發展；對外貿易有助第二產業的發展，不利于第一產業的發展。中介檢驗證實了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主要是通過創新研發與資源稟賦兩大渠道影響產業結構優化。第三，技術創新在當今信息技術快速發展的新時代，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一代技術革命席卷全球，推動全球產業鏈向高端化發展。產業對于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來說，都是其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對于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居民的生活質量具有重要意義。涂友銳（2019）在我國經濟增速放緩，產業結構面臨著轉型升級的背景下，基于我國省級面板數據，對我國技術創新、產業集聚和產業結構優化進行了實證分析，利用2000年-2016年30個地區的面板數據，并使用固定效應模型來研究三者之間的關系。其研究結果表明，產業的集聚水平和技術創新對第三產業具有積極作用，此外，技術創新和產業集聚水平的提高，不僅能夠有效的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同時還能優化產業升級機制，使得我國第三產業的比重逐漸上升。宋來勝（2021）采用GMM模型和DEA實證檢驗了湖北省技術創新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研究發現：實用新型專利的影響顯著，但外觀設計專利以及發明專利的影響不在顯著，因此，技術創新政策體系應從多層面來完善。第四，其它影響因素，包括產業融合、數字經濟發展、生態文明、城鎮化等。千曉莉（2019）認為，我國產業結構融合在資源配置、催生新業態與新產業等方面對產業結構轉型起著重要作用，在此基礎上，其通過實證檢驗了產業融合對我國服務業內部結構優化的影響，其研究結果表明：產業間融合能夠促進我國服務業內部結構優化，而且該融合將會對高端服務業產生正向影響；除此之外，服務業內部各產業都會得益于產業融合，但因產業融合具有結構性差異，所以融合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也存在結構性差異，這種差異會使高端服務業的產量增加、占比上升，從而對服務業的結構優化起到促進作用。李英杰和韓平（2021）選擇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和數字基礎設施三個層面探究了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區域差異性，研究指出，在東部和中部地區數字基礎設施的影響更大，而在西部地區，產業數字化的影響更大。林黎和鐘鑫（2020）基于生態文明視角，論述了生態文明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理論邏輯，明確指出中國高質量發展離不開產業結構向生態化轉型升級。王雨婷（2020）采用AMOS21.0及SPSS20.0軟件，通過構建結構方程模型，分析了長江經濟帶城鎮化的提升對產業結構的升級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1.1.2產業轉型升級的具體測度范艷麗等（2008）研究指出，產業結構升級可采用三次產業的結構比例來衡量，同時利用“三合一”的方法對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的演變進行了詳細測算。魯朝云（2019）通過建立產業結構偏離度，測算1978年-2017廣東省產業結構優化程度。李東海（2020）使用層次系數法和泰爾指數法分別測算產業高級化和產業合理化以判斷產業結構優化水平。高華兵、施永、劉曉英（2020）從產業轉型升級的水平、速度及方向分析江西產業轉型升級的現狀，其中產業轉型升級的水平采用轉型升級指數，產業轉型升級的速度采用Lilien指數法，產業轉型升級的方向采用產業結構超前系數法。張莎娜、金明、姜永艷（2021）從產業結構新動能、高效化、合理化、高級化四個方面構建指標體系測算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情況。馮樂樂（2019）基于產業結構的重要性，利用全國2001年-2016年30個省市的數據，采用全流程多維系統評價模型對我國產業結構優化的測度與區域比較進行了分析研究，其研究結果表明，經濟發展水平與產業結構優化之間并不是絕對的正相關關系；從整體上看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水平是在不斷上升的，不同省市在產業結構優化過程中呈現出不同的特點；除此之外，其研究還發現，在產業結構優化的過程中，在合理化，高度化和高效化三方面的優化進度不協調，這就需要各地區在這一問題上采取合理的措施進一步提升產業結構的優化水平。陸小莉、劉強和徐生霞（2021）利用改進技術復雜度的方法，從行業發展質量與比較優勢兩個方面構建中國產業轉型升級效果的指標體系，測度結果顯示，中國產業轉型升級不但具有“東高西低”的區域特征，而且顯著的行業差異。1.3服務業轉型升級的相關研究第一，服務業結構優化的衡量指標。馬風華和李江帆（2016）從服務業結構變化幅度指數、服務業結構合理化指數、服務業結構高級化指數和服務業結構相似度指數四個方面測度了我國服務業結構的調整。顧偉男，申玉銘，施美辰（2017）從服務業增加值所占比重、服務業從業人員所占比重和生產性服務業從業人員所占比重三方面構建指標體系來衡量服務業結構。張建華和鄭馮憶（2020）首先利用有效結構變化指數探究我國服務業內部結構升級的影響效應，指出有效結構變化指數對服務業就業和增加值起到促進作用，但對服務業平均工資和勞動生產率起到抑制作用。此外，不同類型服務業的有效結構變化指數對服務業就業、增加值、平均工資和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存在差異。朱文娟和王珮（2020）通過構建社會網絡分析模型測算我國服務業的內部行業聯系以及服務業服與制造業的產業間聯系，研究發現要推動服務業結構優化，需保持服務業的內部行業均衡發展。第二，服務業內部結構的演變趨勢。具體來說，一方面，傳統服務業逐漸轉型升級，新型服務業態不斷涌現。黃婷婷（2015）強調在互聯網背景下，現代服務業呈現出一個復雜的網絡生態系統，并進一步指出基于網絡生態視角，現代服務業業態存在主體關系復雜性、創新環境復雜性、新技術不確定性特點，同時現代服務業表現出多元化業態發展趨向。張磊和劉長庚（2017）指出服務業新業態的發展并不是單純依靠需求或者是供給，而是積極推進供需結構相互匹配的內在要求，服務業新業態可通過平臺經濟、體驗經濟、分享經濟促進消費結構升級，從而促進服務業產業結構轉型。朱雁春和楊巧媛（2018）指出高科技技術的發展和消費者需求的增多促使現代服務業不斷發展，新業態層出不窮。并從生態視角進一步分析了現代服務業業態多樣化與業態集聚的聯系，指出現代服務業業態發展應從市場環境和企業內部更好地適應生態環境。劉學民（2019）伴隨著我國服務經濟的日益發展，服務消費新業態發展態勢良好，并呈現出獨特的特征，并對我國消費升級起到重要促進作用。為此，我國應加大創新服務供給方式、提升消費理念、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強化法制建設。于鳳霞，高太山，李紅升（2019）指出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服務業內部分工出現重大改變，并呈現出一系列服務業新模式和新業態，有利于服務業轉型升級，但是，新業態存在管理理念落后、應急處理機制有待提升、消費者個人信息外泄嚴重等問題。另一方面，服務業內部行業的就業和產出逐漸向知識密集型行業集聚，尤其是服務業細分行業的增多促進了生產性服務業的不斷發展。史安娜和劉海榮（2019）強調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當前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并且長三角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發展態勢良好。依據長三角2005-2017相關數據，實證檢驗發現，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在長三角城市群內的輻射力表現出一定的梯度，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空間分布結構合理。霍鵬，魏修建，尚珂（2018）明確指出了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并發現我國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集聚態勢明顯且呈逐年遞增的特點。此外，從不同區域來看，其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集聚具有區域差異，東部地區集聚度高于中西部地區。最后，從影響因素來看，經濟開放水平、制造業集聚水平、信息化水平、人力資源水平會影響我國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集聚，但對不同區域的影響不同。曹聰麗和陳憲（2019）利用中國城市面板數據，運用空間計量經濟學，實證檢驗得出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顯著，隨著城市的不斷擴張，其影響效應會受到人口規模和發展階段的制約。第三，服務業結構優化的原因解釋。部分學者側重于研究需求對服務業結構的作用，指出服務業結構優化主要源于需求規模和需求結構的驅動。肖文和樊文靜（2011）從需求因素詳細分析了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現狀，并通過實證檢驗得出制造業的需求會影響生產性服務業的內部結構優化。唐榮和冉珍梅（2019）基于價值鏈視角發現不同類型的制造業需求對生產性服務業的影響存在差異，勞動/資源密集型制造業需求表現為擠出效應，而資本/技術密集型制造業需求表現為促進效應。因此，促進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優化服務業內部結構，需要考慮不同類型制造業影響的差異性。此外，也有不少學者從供給因素入手來探究服務業結構升級，這些供給因素具體涵蓋了服務創新、制度環境、要素配置等。胡曉鵬（2020）線上經濟業態、“互聯+”創新業態不但能改造傳統服務業，而且能優化現代服務業，并且加速服務業內部各行業以及其它產業融合發展，從而推動服務業內部結構升級。夏杰長和肖宇（2018）重點從服務創新視角闡述了服務業轉型升級，并指出服務創新的數字化、平臺化、融合化、標準化以及品質化會影響服務業轉型升級。陳瑞萍（2017）詳細分析了科技創新驅動對我國高端服務業的集聚效應，指出創新促進服務業結構升級應引進優秀人才、注重科技力量、構造良好環境。唐保慶，韓守習，陳啟斐（2018）基于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視角，從理論和實證上詳細探究了服務業內部結構的優化升級。研究發現，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對服務業內部結構升級的作用主要是通過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另外，在不同區域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影響效應不同。1.4要素成本上升與產業轉型升級的相關研究當前，學術界不少學者研究發現，要素成本上升對產業轉型升級的影響效果明顯。劉東皇，王志華，葛瑩玉（2017）從收入-消費視角，構建出勞動力成本、消費成長和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關系框架，運用我國的經驗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近年來，我國勞動力成本出現持續上升的趨勢，具體表現為“民工荒”和“招工難”，作者在這一背景下，通過研究發現，我國的勞動力成本對我國居民的消費需求擴張和消費結構的升級具有明顯的積極作用；消費規模的擴張和消費結構的升級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可以通過推動消費規模的擴張和消費結構的升級來進一步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鄧師琦（2020）基于異質性勞動力的視角，分析研究了我國地區房價上漲對于產業結構變遷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快速增長，住房價格也在持續上升，進而導致勞動力成本以及企業的生產成本面臨較大的上漲壓力，從而會引起勞動力要素的流動和企業的外遷與集群，最終會導致產業結構的變遷。并進一步采用2003年-2017年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并利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法，建立出房價波動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效應，并將勞動力要素作為中間變量，討論房價波動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其研究發現，房價的上漲會通過勞動力成本和企業生產成本對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和合理化產生一定的影響；在全樣本的數據下，房價的上漲對產業結構的合理化作用不明顯，但對高級化存在正向的促進作用；從地區層面來看，東、西地區房價的上漲能夠促進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而中部地區房價的上漲會對產業結構的合理化產生抑制作用。此外，有大量文獻從要素流動配置的中介效應分析了要素成本上升對產業轉型升級的影響。賈曉明（2019）研究了勞動力要素的流動對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其認為，不同地區、產業間以及部門之間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會通過消費結構效應、人力資本集聚效應以及優化資源配置效應三方面對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產生影響，勞動力要素流入的地區，其消費水平會得到提升，流出地區的消費水平會下降，進而會帶動流入地產業結構的發展，而對流出地的產業結構具有抑制作用。與此同時，人力資本的集聚不但能夠提升勞動力的素質，而且能夠吸引更多高素質人才的流入，從而也能夠對地區產業結構的發展帶來積極作用。除此之外，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還能夠促進資源配置的效率，從而也對區域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產生積極作用。廖紅偉和宮萍（2019）分析研究了我國要素流動對產業結構優化的作用路徑，并利用2010年-2016年我國31個地區的數據來進行實證檢驗，進一步分析勞動力、資本、技術三種生產要素的流動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度化產生的影響，其研究結果顯示，“一帶一路”倡議擴大了要素成本的流動，在整體上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資本的跨國流動能夠促進產業結構的高度化，而資本在國內的流動能夠促進產業結構的合理化；技術的流動對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具有抑制作用，對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幾乎沒有影響；勞動力要素的流動能夠促進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和合理化；經濟增長能夠促進地區產業結構的高度化，財政水平和創新水平等會對產業結構的合理化產生積極影響。“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能夠促進要素流動進而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另外，還有不少學者們從區域產業轉移效應影響探究了要素成本上升對產業轉型升級的影響。蘇云霞和孫明貴（2012）以上海為例，研究了商務成本構成趨勢對產業轉移的作用，指出伴隨著經濟持續發展，商務成本中的交易成本逐步下降，但要素成本不斷攀升，商務總成本呈上升趨勢。由于同一產業在不同生命周期要素密集度不同，因此在商務總成本的趨高會使得產業在同一空間轉移，進行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楊亞平和周泳宏（2013）認為，要素成本特別是土地成本的上升會導致我國各區域間和行業間的成本差距過大，從而引起區域間的產業轉移和區域內部的結構升級，進而推動各產業在全國范圍內的優化升級。并利用我國35個大中型城市的面板數據，建立一個關于要素成本變化影響資本流動，從而影響產業結構變化的數理模型，其研究結果表明：城市相對勞動力和土地成本的上升對服務業的相對產值具有“促增作用”，而且通過對比東中西部城市群的計量結果發現，中部城市相比于西部城市具有低成本比較優勢，而且成本差距對城市結構升級的推動作用也更加明顯。陳亮（2016）認為，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會對全國各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轉移產生一定的影響，并運用1998-2007年全國各省城市的行業數據，構建兩個地區，兩個產業以及兩種生產要素的貿易模型，對產業結構的調整進行定性分析，來研究我國要素成本上升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其研究結果表明：隨著我國城市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重會隨之下降，而資本密集型的產業比重會上升，從而會促進城市內部產業轉移，進而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具體來看，東部城市勞動力成本上升，會使中西部城市的產業結構發生變動，向勞動密集型產業發生轉移，而東部城市向資本密集型產業變動。產生這種變動的原因可能是東部的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西部城市。同理，大城市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會使小城市向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而大城市向資本密集型產業轉移。其提出應該合理引導勞動力在各地區，各產業之間的流動，正確引導產業轉移，以促進我國各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1.5服務業要素成本上升與服務業轉型升級的相關研究隨著中國服務業發展進入全面躍升關鍵期，新形勢下服務業亟需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何推動服務業動力變革、質量變革、效率變革以突破要素成本上升的瓶頸，已成為中國服務業發展的重要問題。\t"C:\\Users\\chenj\\Desktop\\knet"楊慧芳（2016）測算發下我國存在鮑莫爾“成本病”，服務業勞動力成本上升，但服務業TFP增長率呈下降趨勢，服務發展需要依靠創新進行轉型升級。戴魁早、李曉莉、駱莙函（2020）研究了我國人力資本高級化、要素市場的發展與我國服務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關系。其研究發現，我國人力資本的高級化通過提高服務業內部的勞動效率和技術創新，進而推進我國地級市服務業結構的轉型升級。通過進一步的研究，其發現要素市場的不斷發展能夠增強我國人力資本的高級化對服務業轉型升級的作用效果，在要素市場發展程度比較高的地區，人力資本的高級化產生的影響更大，無論是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還是技術市場等都能夠增強人力資本高級化對服務業轉型升級的積極影響。李福柱和王鑫（2020）基于資本、勞動力以及能源要素的視角，分析研究了我國服務業要素配置效率以及區域的異質性，其利用2008年-2017年全國各省域服務業投入產出的面板數據，測算分析資本、勞動力和能源要素投入的服務業的要素配置效率。其研究結果表明，我國服務業的要素配置效率在大體上呈現出波動式下降的趨勢，其中，資本的要素配置效率對服務業發展的促進作用最為顯著，能源要素的配置效率次之，勞動要素的配置效率為負，是抑制我國服務業轉型升級的主要因素，各個地區服務業配置效率的差異與地區內服務業省際平均產值規模相似，逐漸呈現出從東、中、西部遞減的態勢。1.6文獻簡評通過對相關理論和文獻的梳理，發現當前國內外學者對要素成本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研究較為豐富。但在探究服務業結構轉型升級時，很少有研究觸及到服務業要素成本上升這一領域。具體來說，第一，從供給要素成本角度研究服務業轉型升級的理論有待加強。現有文獻從需求和供給角度對服務業轉型升級進行了分析，但從供給角度進行研究的文獻重點是對要素資源配置給予探究，未考慮要素成本上升對服務業轉型升級“是否影響”，也未解決“影響機理”、“影響程度”等問題，更沒有涉及“如何倒逼優化”這一層面。第二，研究服務業轉型升級效應的文獻基本沒有考慮要素成本上升因素。有關服務業轉型升級縱向及橫向效應的文獻只能隱喻要素投入對其存在影響，但沒有直接分析服務業要素成本上升對其轉型升級帶來哪些具體效應。第三，關于服務業轉型升級的指標衡量單一。學術界對服務業轉型升級的評價尚未形成一個完善的體系，對服務業轉型升級指標衡量的研究還不夠充分。基于此，本項目以服務業要素成本趨高和服務業產業結構層次偏低的現實問題為導向，全面系統地研究服務業要素成本上升倒逼其轉型升級的“影響機理”、“影響方向”、“影響程度”等內容，最后從要素供給側改革視角提出服務業轉型升級的具體對策。參考文獻畢冬玲.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我國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研究[D].吉林大學，2018.諶新民，楊永貴.民工短缺與產業結構變動關系研究：以廣東省為例[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4）：3-10.程大中.中國生產性服務業的水平、結構及影響——基于投入-產出法的國際比較研究[J].經濟研究，2008（1）：76-88.陳國亮，陳建軍.產業關聯、空間地理與二三產業共同集聚——來自中國212個城市的經驗考察[J].管理世界，2012（4）：82-100.陳亮.勞動力成本上升對地區產業結構調整與產業轉移的影響[D].暨南大學，2016.蔡夢晗.要素成本演進驅動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研究[J].商業經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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