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跨國并購績效分析的國內外文獻綜述1.1跨國并購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國內外學者對企業跨國并購績效進行了大量的探討，但得出的結論并未完全統一，有的學者認為企業進行跨國并購提高了企業績效，也有的學者認為企業進行跨國并購降低了企業績效，還有的學者認為企業進行跨國并購對企業績效既有積極作用，也存在消極影響。Amy和Wilson（2014）通過研究認為，并購企業在并購后，企業效益獲得大幅提升。Chen和Liang（2022）對中國企業跨國并購活動對企業社會責任績效的影響進行研究發現中國收購方在跨國并購后顯著提高了CSR績效和CSR支出。而Klaus（2003）對過去15年全球并購案例進行研究，發現并購有效地改善率企業的資源配置效率，能夠顯著地提高企業利潤，但大小公司之間效果不盡相同，大部分大公司會因并購而導致利潤和效率的降低，而小公司則相反。Liu和Li（2021）對2007-2012年86起跨國并購進行了考察，并選取81家國內并購企業作為對照組，比較跨國并購和國內并購績效，發現跨國并購并沒有改善企業的財務績效。Klimek和Artur（2014）研究認為，在外國實體中取得股份或全部所有權的公司，其絕對收益要好一些，但其財務比率卻惡化了。Meeks（1977）研究了1964-1972年間的233起并購案例，按照傳統財務指標分析法進行分析發現，并購后公司凈利潤明顯下降。杜曉榮和趙嘉雯等（2021）對中國A股上市公司2013年至2017年中發生跨國并購的技術密集型上市公司進行了分類研究后指出，技術密集型企業跨國并購雖然對企業創新績效有顯著促進作用，但是作推動效果最好的并卻不是發明專利。萬鵬（2021）對“一帶一路”背景下，復星醫藥并購印度藥企Glandpharma案例進行分析研究認為，企業進行跨國并購在短期績效、長期績效和非財務指標方面都帶來了良好效益。杜曉榮和趙嘉雯等（2021）對中國A股上市公司2013年至2017年中發生跨國并購的技術密集型上市公司進行分析研究認為，技術密集型企業跨國并購對創新績效有顯著促進作用，但是促進作用最大的并不是發明專利。和這些國內學者觀點相反，李欠強和劉際陸（2018）對39家中國A股上市公司進行實證分析，通過對兩組樣本企業的經營績效的比較，并以此作為中國公司實施跨國并購的效果的評價依據，結果顯示，從整體來看，跨國并購無法使并購企業的經營績效達到提高的目的，相反，這一活動還會降低其績效。張君（2016）通過對聯想收購摩托羅拉的績效研究發現，收購并沒有使聯想達到其目標市場績效。1.2影響企業跨國并購績效的因素影響企業進行跨國并購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文化差距、政策制度、企業規模以及并購方是否為發達國家等等。國內外學者對此也有許多深入地研究。Cong和Monica（2017）利用社會網絡理論和組織創新理論研究發現，并購方的業務關系與跨國并購績效呈正相關，文化距離與技術創新能力的相互作用會降低技術創新績效。張珺和韓玫（2021）對2009—2019年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的跨國并購事件實證研究分析發現，中國與東道國在政策溝通、設施聯通、經貿融通、民心相通水平等方面的進步對中國企業跨國并購成功率產生了積極作用，中國國有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跨國并購的成功率比非國有企業的成功率低。高瓊和趙書婷等（2022）以上市公司跨國并購事件為樣本進行研究，認為文化距離越大，對企業并購績效的負面影響越大。付洪壘和陳余夢（2021）對我國企業跨國并購績效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如果企業債務情況和償債能力都較好的情況下，企業資本結構對企業并購績效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朱勤和劉垚（2013）以2000—2008年滬深上市公司發起的38起跨國并購交易為樣本，實證分析了中國企業跨國并購財務績效的影響因子，研究結果顯示我國企業跨國并購績效與其所處的環境，包括制度環境及文化環境，以及企業自身及其并購規模等因素顯著相關。黃嫚麗（2022）從跨國并購中主并企業視角出發，研究發現在一定條件下，制度資本對跨國并購績效并非無一利處。制度資本與資源資本是一定程度的替代效應。季華和劉海波（2019）對2012至2016年跨國并購中上市公司的跨國并購溢價度、企業國際化程度與并購績效的相關性進行了實證檢驗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公司國際化程度對跨國并購溢價度與并購績效之間的關系有明顯地影響。李欠強和劉際陸（2018）以39家中國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公司控制權類型對跨國并購企業的經營績效沒有明顯的作用，而東道國所在地是否屬于發達國家會對其跨國并購效果有明顯的影響。1.3文獻述評從對文獻的綜合整理中可知，國內外學者對企業進行跨國并購對企業業績的利弊評價褒貶不一，有大量學者認為，企業進行跨國并購對企業業績有促進作用，也有很多學者認為企業進行跨國并購對其績效的影響在不同情況下利弊不一，但同時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為企業進行跨國并購并不能達到預期的績效目標。并購績效情況存在差異，這一情況大多歸因于并購雙方企業之間的制度差異、文化差異、公司規模以及企業資本結構等方面因素。參考文獻[1]曹禮創.中國民營企業跨國并購動因研究[J].現代經濟信息,2018(15):147.[2]崔夢琪,楊帆.內部控制質量對會計師事務所變更的影響研究[J].經營與管理,2022(02):90-95.[3]杜曉榮,趙嘉雯,新夫.技術密集型企業跨國并購對創新績效的影響——基于中國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21,41(07):148-154.[4]付洪壘,陳余夢.我國上市公司跨國并購績效的影響因素研究的實證分析[J].商場現代化,2021(12):101-103.[5]高瓊,趙書婷,劉紫軒,羅瑩楠.文化差異如何影響企業跨國并購績效——基于中國上市公司海外并購事件的分析[J].山東財經大學學報,2022,34(01):108-121.[6]黃嫚麗.制度資本對競爭優勢的影響：來自中國企業跨國并購周期上升期的證據[J].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學報,2022,29(02):47-64+92.[7]季華,劉海波.跨國并購溢價度、公司國際化程度與并購績效[J].宏觀經濟研究,2019(06):58-72.[8]江詩松,游文利,楊帥,陳瀟瀾.中外合資經驗對跨國并購績效的非線性影響：跨組織過程的學習模式[J/OL].南開管理評論:1-22[2022-04-07].[9]紀同輝.跨國并購對于企業績效的影響[J].經濟研究導刊,2021(16):11-13.[10]李欠強,劉際陸.中國企業跨國并購對經營績效的影響研究——基于PSM方法[J].會計之友,2018(20):70-75.[11]林燕彬.企業并購財務風險分析[J].理論與研究,2018(7):13.[12]趙爭春.我國家電行業海外并購動因及績效研究[J].產業創新研究,2020(18):95-96.[13]田海峰,黃祎,孫廣生.影響企業跨國并購績效的制度因素分析——基于2000～2012年中國上市企業數據的研究[J].世界經濟研究,2015(06):111-118+129.[14]吳道友,程佳琳.企業跨國并購協同整合策略與情境匹配研究——一項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sQCA)的嘗試[J].華東經濟管理,2019,33(O7):178-184.[15]萬鵬.“一帶一路”背景下跨國并購的績效研究[D].山東財經大學,2021.[16]楊亭卿.董事會群體斷裂帶對跨國并購績效的影響[J].國際商務財會,2021(09):26-35.[17]葉梓銳.基于EVA的并購績效評價研究[D].華東交通大學,2020.[12]田桐嘉.基于EVA與非財務指標相結合的企業并購績效研究[D].內蒙古農業大學,2020.[18]Amy,Wilson,Jamie,etc.Asburytodoublepaceofacquisitions:LithiaplanstobuymoreafterclosingonDCH[J].AutomotiveNews.2014(86):6-9[19]Chen,Xiaomeng,LiangXiao,WuHai.Cross-BorderMergersandAcquisitionsandCSRPerformance:EvidencefromChina[J].JournalofBusinessEthics,2022(prepublish).[20]CongCheng,MonicaYang.Enhancingperformanceofcross-bordermergersandacquisitionsindevelopedmarkets:Theroleofbusinessties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capability[J].JournalofBusinessResearch,2017,81.[21]KlausGugler,DennisisCMueller,B.BurcinYurtoglu,ChirstineZulehner,Theeffectsofmergers:aninternationalcomparison,InternationalJournalofIndustrialOrganization,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