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民國初期的新聞事業第一節民國初期新聞事業的發展第二節民國初期的著名記者第三節民初新聞業務的發展第一節民國初期新聞事業的發展一、新聞事業的短暫繁榮武昌起義的勝利，給新聞界注入了一股活力，中國資產階級的新聞事業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據統計，民國元年，全國報紙陡增至500家，總銷數達4200萬份。這兩個數字，均突破了歷史最高紀錄，和清末比起來，民初的新聞事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新建政權的各級機關報,鼓吹“實業”“教育救國”的經濟報刊、教育報刊，以及要求婦女參政的婦女報刊大量出版.除上述變化外，民初新聞界與清末最明顯的不同，是政黨報刊的蜂起。二、政黨報刊的蜂起議會制、多黨制是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征。民國成立前后，在建設民主政治的口號下，中國社會刮起一股結黨結社之風，短時間驟然出現了300多個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政黨、政團。經過一段時間的分化組合，基本形成了國民黨、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四個較大的政黨，1912年5月，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又合為進步黨。它們競相利用報刊為自己宣傳，出版了大量政黨報刊。反映在新聞界中，也就形成了兩大派系，即同盟會—國民黨系統為主的民主革命派報紙和以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為主的擁袁報紙。同盟會—國民黨系：在上海，除武昌起義前已創辦的《民立報》（同盟會的總機關報）、《天鐸報》（這一時期的總主筆由戴季陶改為李懷霜，這家報紙在反對向袁世凱妥協等問題上態度堅決，發表過不少的激烈言論，柳亞子發表了不少評論，很引人注意。《大陸報》外，新出版的有《太平洋報》、《中華民報》、《民國新聞》、《國民》、《民強報》等。在北京，武昌起義前創辦了《國風日報》、新出版的以《亞東新報》為最有影響。在武漢，民國成立之后新出的有《震旦民報》、《春秋報》、《民國日報》等，以《震旦民報》影響最大。共和黨―進步黨系：主要集中于京、津、滬、漢和湖南、四川、兩廣。在北京，較有影響的是《國民公報》，黃遠生主辦的《少年中國》也隨《國民公報》分送。該報的主辦人徐佛蘇、藍公武和黃遠生等，對袁世凱抱有很大的希望和幻想，同時又反對袁的暴虐統治，提倡人權，主張法制，敢于批評時政,揭露內幕，是民主黨在北京的喉舌。1912年12月創刊于天津的《庸言》，梁啟超主編，也是民主黨的言論機關。

1912年1月4日在上海創刊的《大共和日報》，由章太炎創辦，是統一黨的言論機關，該報處處攻擊孫中山、黃興的臨時政府。1912年3月10日創刊于漢口的《強國報》，則是共和黨的言論機關。兩派報紙的斗爭：兩派報紙的壁壘，在1912年7、8月間已形成，開始還只政爭，如實行總統負責制還是責任內閣制，定都哪里等等問題，到最后，已沒有多少嚴肅的政治爭論和原則是非，而是烏煙瘴氣的黨同伐異、人身攻擊。兩派報紙之外，還有一些沒什么明顯主張的非政黨報紙，但政治上也站在封建買辦勢力一邊。這就是“二次革命”前新聞界的狀況。短暫的繁榮轉為了畸形。三、新聞事業繁榮的原因1.舊法律的廢除與新法律的保護清朝政府曾頒布過《大清印刷物專律》、《報章應守規則》和《大清報律》等限制言論出版自由的法律。武昌起義后，這些法律無形中被廢除了。新建立的政權機關在頒布法令中，都寫有保護言論出版自由之類的條款。1912年3月11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頒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明確規定“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的自由”。2.各地軍政當局的支持各地革命黨人控制的軍政當局，也大體上實踐和維護了言論出版自由的政策，支持鼓勵報刊的出版。即使舊勢力影響較大地區的政權，在民主思潮的激蕩下，也對報紙的出版采取寬容態度，報紙的言論自由受到尊重。3.形形色色的政黨，一部分政客和資本家也紛紛辦報為自己宣傳，希圖在新政權中撈到好處和借機發財，由于以上種種原因，民國之初被稱為“報界之黃金時代”。

五、二次革命與“癸丑報災”袁世凱竊權后，表面上信誓旦旦忠于共和，暗地里以極其狡猾的手段實行專制。在報界，在大力扶植自己一派的報紙的同時，對國民黨一派的報紙軟硬兼施，進行迫害。革命黨人在宋教仁案中，認清了袁世凱的反動嘴臉，發動了所謂的“二次革命”。“癸丑報災”：二次革命終因敵我力量懸殊而失敗，袁世凱乘機對新聞界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摧殘。京、津、漢、廣州、長沙、成都等地國民黨報刊全部被查封。上海的國民黨報刊，因在租界內，無法查封。就采取禁售的辦法，限制它們在租界外發行。《民立報》、《民權報》、《民強報》、《天鐸報》、《民國日報》等，都因禁售而被迫停刊。除國民黨系統的報紙外，其他在宋案中發過反袁言論和同情過國民黨方面的報紙，也受到摧殘迫害。如杭州的《漢民日報》被冠以“庇護亂黨”的罪外被勒令停刊，主編邵飄萍被捕入獄。據統計，在軍閥、官僚的摧殘下，到1913年，全國繼續出版的報紙只剩139家，和民國元年的500家相比，銳減了300多家。即使進步黨派系的報紙也噤若寒蟬。1913年是陰歷癸丑年，人們把這一年報紙遭到的浩劫，稱為“癸丑報災”。六、袁世凱復辟帝制及其對輿論的控制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后，氣焰更為囂張，他表面上始終打著“輿論之仆”和“順從民意”的幌子，實際上用種種手段駕馭報刊，鉗制輿論，為復辟帝制制造輿論，他們的手段之一，是縱容封建復辟勢力利用報刊宣揚尊孔復古，詆毀共和民主。手段之二，是創辦御用報紙，充當喉舌。手段之三，是籠絡、收買報紙和報人。與此同時，則是進一步以暴力壓制、迫害反對他的報紙和報人。他一方面頒布一系列限制言論的法令，如重新恢復《大清報律》，頒布《出版法》等，使他的暴行合法化；一方面進行封報、捕人、行兇等血腥迫害和摧殘。繼“癸丑報災”后，又有一批新出不久的反袁報紙，如天津的《新天津報》、《公民日報》，上海的《民國日報》、《中華新報》，湖南的《湖南通俗教育報》等，被查封或禁售。七、軍閥專制統治下的新聞事業

1916年下半年，反袁擁國運動勝利后不久，攝于強大的擁護共和的聲威，北洋軍閥不得不恢復《臨時約法》，恢復國會，在對報刊言論出版自由的限制方面，各軍閥或暫時有所收斂，或稍做開明姿態，新聞出版事業表上出現了一個較快發展的勢頭，1916年底，全國新老報刊達到289種。這短暫的復蘇，不久就被1917年3月的張勛復辟和之后的段祺瑞專權全部扼殺，整個新聞出版事業仍處于被禁錮狀態。這一時期，整個報界出現了形形色色的怪現象：１.報格的卑下。軍閥、官僚政客津貼賄買報紙成風，不少報紙淪為軍閥、官僚政客的喉舌。２.出現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報刊。在上海、北京、廣州等地屢屢出現“有報無社”的“馬路小報”，“有社無報”的“鬼報”。前者于出版前夕，在旅館開一房間，胡亂對付一下，在馬路邊報攤上發行以賺錢；后者則是租一間房，掛一個報社招牌，拿張白紙，利用別的報館印過的報版，換個報頭，印幾份，一份貼在報館門首，一份送交警局備案，然后向津貼辦報的軍閥官僚要錢。３.以“鴛鴦蝴蝶派”為中心的報紙副刊、小報和期刊泛濫一時雖然報紙副刊上發表言情文字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前清，但公認的鴛鴦蝴蝶派的策源地是上海《民權報》的副刊。繼《民權報》之后，成為鴛鴦蝴蝶派主要基地，還有《申報》的《自由談》、《新聞報》的《快活林》以及其它一些報紙副刊。徐鑄成曾回憶說:有些鴛鴦蝴蝶派小說，人物性格前后矛盾，完全是文字游戲，這樣的副刊看過幾次就不愿再看了。第二節民國初期的著名記者一、“報界奇才”黃遠生黃遠生（1885年-1915年），原名為基，筆名遠生，江西德化（九江）人，出身書香門第。從小受到良好家庭教育，1903年、1904年接連中秀才、舉人、進士。中進士后，獲得“知縣即任”資格，但他無意于仕途，經申請以進士資格赴日本學習法律。1909年學在回國，辛亥革命后，專門從事新聞工作，先后主編過《少年中國》周刊和《庸言》月刊，擔任過《申報》和《時報》駐京特約記者，并為《東方雜志》、《論衡》雜志、《東方日報》、《國民公報》、《亞細亞日報》撰寫稿件，在短短四五年新聞記者生涯中，他以深厚的中西學問基礎、超人的社會活動能力和卓越的采訪寫作技巧，一舉成為民初新聞記者的巨擘，被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中稱為報界奇才。民國以前杰出的新聞工作者，大多以撰寫政論、時評而聞名，黃遠生則以撰寫新聞通訊見長。他的新聞通訊，有以下幾個特點：１、題材重大，記載翔實。他的通訊，除少量報道社會新聞外，大多數量有關國家政治、財政、外交方面的報道。他常周旋于民國總統、內閣總理、各部總長、各政黨要人之間，因而消息特靈通，能夠采訪到別人采訪不到的重大新聞和內幕的新聞。他寫通訊的材料，大都是他親自采訪到的,在沒有事實根據之前，決不“逞臆懸談”。可以說他的通訊，是民初政治風云真實而詳盡的記錄。２.憂國憂民，痛下針砭。作為一個愛國的、正直的新聞記者，黃遠生以他那如椽之筆，對袁世凱的黑暗統治和形形色色的官僚、政客痛加針砭。對于民初的政治，他認為“乃有黑幕而無明幕”。對當時最高統治者，他寫道：“故政局之日趨于險惡者，非他人為之，乃袁總統自為之也。”他又說：“袁總統者，在世界歷史上雖不失為中國怪杰之資格，而在吾民國史上終為亡國之罪魁。”對于官僚階層，他形容他們“如盜、如丐、如流氓”，憂國憂民嫉世憤俗之情，溢于言表。３.須眉畢現，幽隱畢達。黃遠生有深厚的文學根底，他的通訊善于捕捉各種細節，繪聲繪色，亦莊亦諧，妙筆成趣。４.通俗自然，不拘一格。黃遠生提倡“從新文學入手”，“以淺近文藝，普通四周”，因此，他的通訊和文章雖用半文半白的文體寫成，讀來卻毫不費力。他寫通訊不拘一格，有時將背景材料置于篇首，娓娓道來，有時以事件結果先作交待，逐漸展開，有時則縱橫交錯，波瀾起伏。另外，他還開創了“新聞日記”這種體裁。黃遠生的新聞思想：１.首先，他論述了輿論機關的使命。認為辦報的目的是“主持正論公理，以廓清腐穢，而養國家之元氣”，使“百年之后，吾黃種猶有再興之日”，為此，他譴責“辛亥以來，報館之呼號而不平，或為大總統之私，或為政府這私，或為官僚之私、或為會黨之私，或為豪強雄杰奸商著猾之私”的不良現象。２.其次，黃遠生主張通訊、評論要植根于事實，反對空談，反對強加于人.３.提出了新聞記者必須具備的修養，提出“新聞記者須有四能：（一）腦筋能想；（二）腿腳能奔走；（三）耳能聽；（四）手能寫。”在辛亥革命時期，我國報紙正處于由以政論為主轉變為了新聞為主的過渡時代，這種主張提出，無疑是有指導價值的。二、邵飄萍這一時期的辦報活動邵飄萍（1886-1926），浙江金華人。他的新聞活動是從當業余通訊開始的。1911年武昌起義后不久，他結識了知名報人杭辛齋，協助其創辦《漢民日報》并擔任主筆，同時還兼任《浙江軍政府公報》編輯和《申報》通訊員，開始了職業報人的生涯。1913年初，杭辛齋被選為國會議員,邵飄萍主持了《漢民日報》筆政。二次革命失敗不久，邵被反動當局構陷入獄,《漢民日報》被查封.出獄后,邵為躲避袁黨勢力的迫害，1914年春東渡日本，與人組織了一個通訊社，東京通訊社.1916年回國，受聘為《申報》、《時報》、《時事新報》撰寫時事短評。同年8月去北京，創辦了新聞編譯社，這個通訊社，不受政治派別所左右，內容分只采和編譯外電兩部分，“每日總有一二條特殊稿件，頗得各界好評”，在當時產生了較大影響。在中國新聞史上，邵飄萍是第一個重視通訊社，并以通訊社為依托，成功地開展新聞采訪和報道活動的著名記者。邵飄萍邵飄萍特別擅長于采訪，常常能得到一些高質量的獨家新聞，他的通訊，文思敏捷，生動流暢，引人入勝。1918年，邵飄萍在北京獨立創辦了大型日報《京報》，此后，他的新聞活動進入了一個更加活躍的階段。閱讀書目：方漢奇：《邵飄萍選集》，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孫曉陽：《邵飄萍》，人民日報出版社,1996三、其他嶄露頭角的記者這一時期，除黃、邵二人，享譽京城、久有盛名的記者，還有劉少少、徐凌霄、林白水、胡政之、張季鸞等人。１.劉少少（1870-1929），在當時的新聞界，有“怪杰”之稱。政治上偏于保守，近俳優、逐虛名，曾因反對白話文受到魯迅的諷刺。他的文章總是獨辟旨趣，不與人同，“莊諧雜出，時雜倭語",為一些舊知識分子所欣賞。２.徐凌霄（1888-1961年），筆名彬彬，凌霄漢閣主。江蘇宜興人，出身士大夫知識分子家庭。1916年起，繼黃遠生任上海《時報》駐京記者，所寫的北京通信注意有關歷史人物、歷史背景的介紹，富于趣味又文筆美暢，受到讀者歡迎，成為民初最著名的記者之一。1918年《京報》創刊，被聘為撰述，主編副刊及撰寫劇評。由于他熟悉清代歷史掌故，對京劇等中國傳統戲曲頗有研究，所寫劇評，探討京劇藝術的歷史和發展，多有創見。三十年起任天津《大公報》副刊主編，設立《凌霄隨筆》、《凌霄漢閣隨筆》等欄目，自撰文史方面的短文，成為歷史掌故專家。３.林白水（1874-1926），福建侯官人，出身官吏家庭。1901年《杭州白話報》主筆，1902年參加中國教育會，傾向革命，參與創辦《童子世界》和為《蘇報》撰稿。1913年投靠袁世凱，1916年受段祺瑞資助，創辦了《公言報》，成為安福系的喉舌，對國民黨大加攻擊。1921年，《公言報》被直系軍閥搗毀后，由安福系資助，又創辦了《新社會日報》（不久更名《社會日報》），政治上反對共產黨、反對南方革命政府。1926年8月６日，因所著時評激怒奉系軍閥張家昌，被槍殺。林白水長期周旋于官僚政客之中，熟知他們的底細，他的新聞和評論，夾敘夾議，揮灑自如，尖刻辛辣，每好“議論個人長短，或揭人隱事”，使一些官僚政客聲名掃地，十分狼狽。他的文字通俗淺顯，娓娓道來，頗能吸引讀者。林白水4.胡政之（1889-1949）名霖，字政之，四川成都人，出身舊官僚家庭。1907年自費赴日留學，1912年任上海《大共和日報》日文翻譯，繼任該報編輯、主筆，1915年被該報派往北京，任駐京記者，以消息快捷受到注意，1916年安福系財閥王郅隆接辦天津《大公報》后，被聘為經理兼總編輯，仍參加采訪活動。1918年歐戰結束后赴歐采訪，是巴黎和會中唯一的中國記者。后在上海組織國聞通訊社，1926年后，擔任新記《大公報》經理兼總編輯，成為知名報人。胡政之５.張季鸞（1888-1941），陜西榆林人，出身沒落官僚地主家庭，1905年官費留學日本，因文筆出眾，任陜西革命留日學生刊物《夏聲》編輯。1910年協助于右任編輯《民立報》。1913年受命上北京出版《民立報》，兼任上海《民立報》駐京記者。袁世凱、段祺瑞執政時期曾兩次入獄，在辛亥革命前夕和民國初年這一段時期，在新聞界嶄露頭角，他以“一葦”的筆名為《新聞報》撰寫的北京通信很受讀者歡迎，但他真正在中國新聞界享有盛名，是在1926年他擔任新記《大公報》的總編以后。張季鸞第三節民初新聞業務的發展一、民初新聞業務的發展和變化１.政論的衰退與新聞報道的發展民國初年尤其是二次革命后，政論在報紙上占的篇幅逐漸減少，主要原因：一是袁世凱、段祺瑞等封建軍閥禁錮言論，多數報紙怕惹禍，開始少發或干脆不發政論；二是由于民國元二年各政黨報紙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