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勞動教育政策經歷了促進生產建設的政策價值取向期、服務階級斗爭的政策價值取向期、助力經濟發展的政策價值取向期、凸顯素質教育的政策價值取向期、強化“五育并舉”的政策價值取向期等五個歷史嬗變階段。呈現出以下演進特征：在政策產生機制上，社會需求驅動政策形成；在政策價值目標上，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貫穿始終；在政策話語分析上，經濟話語主導多元參與；在政策實施保障上，政府主導自上而下推動。瞻望勞動教育政策的發展趨勢，勞動教育政策的設計規劃應凸顯科學性理解、目標確立應堅持政治性引領、話語規則應鼓勵多元性參與、執行實施應注重系統性推進。關鍵詞：勞動教育政策；勞動教育；政策演進在新時代，我國勞動形態變革加劇，勞動技能迭代加速，國家對勞動教育的高質量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勞動教育政策在不斷豐富的同時，也面臨提升引領力、解釋力、保障力的新命題。有鑒于此，梳理我國勞動教育政策的歷史嬗變，瞻望其未來發展趨勢，對于完善勞動教育理論體系、推進勞動教育改革創新具有重要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一、我國勞動教育政策的歷史邏輯（一）促進生產建設的政策價值取向期（1949—1956年）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提出了“教育為工農服務，為生產建設服務”的方針。在1953年以前，黨和國家的相關政策文獻中都鮮有提及勞動教育，說明此時勞動教育并未引起足夠重視。自1953年開始，全國范圍內大批接受初步文化教育后的高小和初中畢業生選擇繼續深造，而不愿從事生產勞動。為此，共青團中央頒布了我國第一個勞動教育政策文件——《關于組織不能升學的高小和初中畢業生參加或準備參加勞動生產的指示》，奠定了勞動教育為生產建設服務的基調。1954年，《關于改進和發展中學教育的指示》強調：“勞動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1］指出絕大多數畢業生應從事工農業生產勞動，升學的只能是一部分。教育部、宣傳部等多部門也頒布了系列文件，強調教育與生產勞動絕對不可分離，要求克服輕視體力勞動傾向。經過多部門聯合政策糾偏后，學校教育開始大量增加生產勞動的教育內容，1955年“基本生產技術教育”在全國中小學正式實施，我國初步建立起倚重生產勞動教育的中小學勞動教育體系。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勞動教育政策呈現如下特點：一是政策發展演進呈現轉折性。勞動教育政策文件以1953年為分界，呈現出前少后多樣態，體現了勞動教育從被忽視到被重視的改變，也映射出國家對教育發展中的階段性突出問題，訴諸勞動教育政策的反思與回應。二是政策價值取向偏重政治性。政策文件將勞動教育定位為思想政治教育，賦予其建構社會秩序的功能。因為承載維護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政治期許，勞動教育的內容更側重與工農業生產結合，以改造思想和發展生產為旨歸，體現出明顯的政治性傾向。三是政策功能選擇體現工具性。勞動教育政策出臺的最直接原因是解決中小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而政策背后則是對中小學教育目標及任務等根本問題的深入思考，勞動教育政策在社會認知層面發揮了糾偏勘誤功能，促成勞動教育正式“入課”。（二）服務階級斗爭的政策價值取向期（1957—1977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2］，成為我國教育指導思想。勞動教育被賦予“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底色，作為階級斗爭的政治工具而備受重視。1958年，中共教育部黨組提出，要讓知識分子參加勞動，改造自己，成為又紅又專的人。我國勞動教育政策此時已帶有明顯的政治氣息。為解決畢業生參加勞動的認識問題和教育經費短缺的現實問題，共青團中央適時發布了《關于在學生中提倡勤工儉學的決定》，半工半讀成為實施勞動教育的主要形式。勞動教育也因此被賦予多重價值屬性，愈發受到重視。隨后《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頒布，生產勞動成為學校正式課程，然而勞動教育出現了實踐偏差，“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被錯誤解讀為單純地參加體力勞動、停課勞動。“以勞代學”現象逐漸在全國開始泛化，甚至異化為實施懲罰，對“黑五類”分子就地勞動改造。勞動的教育意義完全被政治斗爭遮蔽。在此期間，國家雖也有過糾偏嘗試，但并未取得實質效果。在此階段，勞動教育政策進入曲折探索時期，出現政策初衷與實際狀態相矛盾的情況，主要體現為：一是政策原則的應然追求與實然結果矛盾，勞動教育政策原本旨在貫徹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加速教育發展、社會進步，實際卻因階級斗爭間接造成了學習與勞動的割裂，加劇了教育停滯、社會動蕩。二是政策實踐的社會泛化與方式窄化矛盾。學校層面的勞動教育圍繞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被無限擴容泛化至社會層面，而勞動教育的方式卻過度窄化為生產勞動，甚至異化為教育懲罰，其育人價值喪失殆盡。此時的勞動教育政策雖因階級斗爭而迷失了方向，但對勞動教育的非正常強化，卻為后續體系化發展奠定了基礎。（三）助力經濟發展的政策價值取向期（1978—1998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以勞代學”亂象得以糾偏。鄧小平明確指出：“勞動教育要適時適量進行，不能以勞動替代勞動教育。”［3］勞動教育政策圍繞服務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開始全面調整。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化大革命”期間“兩個必須”教育方針進行反思糾偏，明確了“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目標。教育部提出了“中學階段開設勞動技術課”［4］1998要求，繼而頒布《關于普通中學開設勞動技術教育課的試行意見》《全日制中學勞動技術課教學大綱（試行稿）》《關于加強普通中學勞動技術教育管理的若干意見》等文件，對此作出系統布置，勞動技術教育日趨規范化。1987年，《“七五”期間全國教育科學規劃要點》提出“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才”［4］2665。這是關于“五育”的首度政策文件表述。之后《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又復歸為“德智體等方面全面發展”的“三育”傳統表述，說明國家對此謹慎地有所保留。這也間接導致勞動教育實踐效果并不理想。在此階段，勞動教育政策在全面調整基礎上波動前行，呈現以下特點：一是政策價值取向彰顯育人價值復歸。勞動教育定位由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轉向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培養全面發展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勞動教育開始回歸育人本質。二是政策關涉內容偏重勞動技術教育。勞動教育政策內容已經從以體力勞動為主體的“生產勞動”轉變為以體腦結合為重點的“勞動技術教育”。倚仗政策支持，勞動技術教育從組織領導到教學實施再到監督評價得以全方位加強，呈現規范發展態勢。三是政策文件表達映射發展定位波動。圍繞勞動教育與德育關系，衍生了“五育”與“三育”的分歧，這既表明理論界對勞動教育屬性尚未澄明，也折射出實踐中忽視勞動教育問題開始顯現。（四）凸顯素質教育的政策價值取向期（1999—2011年）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首次提出了“素質教育”概念，強調：“要促進德智體美同勞動技術教育與社會實踐協調發展。”［5］這也標志著我國勞動教育政策從此邁入素質教育化時代。2001年，國務院頒布《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首度提出教育與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結合。有鑒于此，勞動教育不再囿于僅與生產勞動相關聯，而是更加注重與社會實踐深度結合。在教育部發布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中，“綜合實踐活動”成為新增必修課程，勞動技術教育被納入其中。2007年，《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指出：“各級各類學校將勞動教育列入教學計劃。”［6］綜合實踐活動從此作為勞動教育新的課程形態開始在各類學校整體推進。雖然綜合實踐活動更能體現勞動實踐的多樣性，拓展了勞動教育外延，但正是這種外延的拓展也客觀上造成了勞動教育作為非獨立學科，在實際執行時無名分無標準、無目標無根基［7］。在此階段，勞動教育政策在整合深化基礎上全面轉型，呈現以下特點：一是政策價值取向凸顯人本屬性。勞動教育政策在“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之外增加了“與綜合實踐活動相結合”表述，說明勞動教育政策由關注勞動技術轉向關注實踐活動，從關注推動社會經濟發展轉向關注以人為本。二是政策內容整合強調綜合育人。綜合實踐課程的各組成部分充分發揮了各自功效，勞動教育的內涵因此更加豐富，不僅包含勞動技能訓練、勞動創新實踐，更有勞動價值傳承、勞動觀念形塑。三是政策實施方式呈現多元樣態。依賴政策加持，我國雖然形成了完整的綜合實踐課程體系，勞動教育課程形式也更加立體多元，但勞動教育被間接剝奪了獨立學科地位，導致勞動教育內涵和目標在實踐中逐漸模糊，存在被弱化的潛在風險。（五）強化“五育并舉”的政策價值取向期（2012年至今）2013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倡導開創愛學習、愛勞動、愛祖國活動的有效形式，形成長效機制［8］。勞動教育開始走上長效發展、創新發展之路。《中國學生發展核心素養》等文件相繼出臺，勞動素養被列入核心素養并開創性地成為學生升學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更是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教勞結合”。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努力構建德智體美勞全面培養的教育體系”［9］，“五育并舉”教育理念成為引領教育發展的新風向標，勞動教育實現了由學科內容向獨立學科的地位復歸。此后，《關于全面加強新時代大中小學勞動教育的意見》和《大中小學勞動教育指導綱要（試行）》頒布，確立了勞動教育必修課地位。各省份相繼出臺配套實施細則或方案。勞動教育作為獨立課程，在各級各類學校真正開始落地落實。在此階段，勞動教育政策步入了創新發展快車道，呈現出以下特點：一是政策文件呈現系統發展態勢，國家逐步構建了包括法律規定、專門勞動教育政策、教育發展規劃政策、教育組織管理政策，以及地方配套政策等在內的勞動教育政策體系，對勞動教育進行全方位規范。二是政策內容凸顯價值引領作用。勞動教育政策明確了“五育并舉”教育方針，重新賦予勞動教育獨立的學科地位。勞動教育政策沖破了勞動技術教育的藩籬，跳出了綜合實踐活動的困擾，重歸勞動價值觀塑造、勞動素養培育的勞動教育本真。三是政策實踐注重創新融合育人。勞動教育作為必修課被納入各類學校人才培養全過程，逐步構建了時間上覆蓋全學段、空間上校內外結合、內容上融合德智體美育的勞動教育教學良好生態。勞動教育不斷創新課程形態，開發實踐課程，綜合育人功能進一步彰顯，進入了創新融合發展的全新時期。"二、我國勞動教育政策的演進邏輯（一）在政策產生機制上，社會需求驅動政策形成我國勞動教育政策發生機制源于社會需求，政策發展亦受社會政治、經濟發展制約，具有外生驅動性。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經濟發展需求有不同的側重，勞動教育政策也適時地調整、豐富和健全。新中國成立之初，勞動教育政策主要是解決中小學畢業生就業難問題，要發展工農業生產以緩解經濟壓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勞動教育政策受“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影響，成為進行階級斗爭、實施思想和意識形態的改造的一種手段；改革開放后，勞動教育政策為確保經濟建設快速發展，強化勞動技術教育以服務現代化建設所需；進入21世紀，國家迫切需要高素質勞動者支撐現代化建設，勞動教育政策則致力于推動教育與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活動結合，提升勞動者整體素質；新時代，圍繞“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教育的根本問題，勞動教育政策旨在構建德智體美勞全面培養的教育體系，培育全面發展人才，實現民族復興。可見，我國勞動教育政策的每次產生或調整都源自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等外在力量推動，勞動教育政策在本質上是一種適應社會需要的工具性存在。正因為如此，勞動教育政策應尊重勞動形態的發展變化，順應社會發展的時代方向更新政策內容，做到因時而進、因勢而新。（二）在政策價值目標上，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貫穿始終思想政治教育和勞動教育有密切的聯系，思想政治教育是勞動教育的生命線，勞動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及陣地［10］。我國勞動教育政策在演進過程中一直將思想政治教育貫穿始終。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就將參與生產實踐作為區分舊教育與新教育的關鍵，提出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勞動教育在營造平等勞動的社會氛圍、培養吃苦耐勞的奮斗精神等方面發揮了積極效用。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勞動教育成為強大的思想改造武器，大批知識青年在“上山下鄉”的勞動教育中鑄就了“又紅又專”的革命品格，勞動的思想政治教育效能被充分激活。改革開放后，勞動教育的內涵進一步豐富，著力培養勞動態度及勞動價值觀。在此期間，新中國成立伊始一直延續的勤工儉學制度，對于知識青年養成尊重勞動、節儉勤勉的品質發揮了重要作用。新時代，勞動教育更是在勞動意識培養、勞動精神塑造、創新精神激發等方面持續發力，全面彰顯集樹德、增智、強體、育美于一體的綜合教育效能。綜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始終是貫穿勞動教育政策發展的主線，引導其堅守勞動的本真意蘊，以人的全面發展為價值旨歸。（三）在政策話語分析上，經濟話語主導多元參與政策話語分析是一種較前沿的政策研究方法，它通過對語言和非語言材料的研究來展現和批判人們對政策問題的意義建構過程［11］。運用政策話語分析方法梳理我國勞動教育政策，不難發現我國勞動教育政策話語呈現以經濟學話語為主導、多元參與的發展態勢。我國勞動教育政策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環境制約，反過來又影響社會經濟發展。回顧我國各發展階段的勞動教育政策，無論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教育為生產建設服務”、“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改革開放時期的“教育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新世紀伊始的“教育與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結合”，還是新時代的“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促進經濟發展一直是勞動教育政策的應有之義。勞動教育政策始終折射出經濟實然訴求與教育應然回應的互動，政策話語體現的都是教育與經濟的良性互饋。經濟學話語長期占據著勞動教育政策話語的主導權。隨著勞動教育內涵的不斷豐富和外延的適度擴展，勞動教育政策話語中增加了政治、倫理、社會等因素，例如“勞動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勞動教育具有綜合育人價值”“勞動教育服務社會發展”等都體現出勞動教育政策話語不再囿于經濟學話語，而有了多元化的表達。（四）在政策實施保障上，政府主導自上而下推動我國的勞動教育政策從形式到內容、從制定到實施都是以政府為主導的。在新中國的發展歷程中，各時期勞動教育方針政策的演進都與政府領導人的講話精神相呼應。新中國成立之初，根據毛澤東的講話精神，“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成為教育指導方針；在改革開放時期，根據鄧小平提出的“在教勞結合上不斷有新發展”要求，勞動教育開始規范化、課程化實施；新時代，根據習近平總書記倡導“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理念，確立了勞動教育的獨立學科地位，勞動教育課程成為大中小學必修課程。重要領導人的講話在勞動教育政策制定與實施中發揮著核心引領和主導作用。不僅如此，政府主導還體現為：在形式上，勞動教育政策通常由國務院，以及教育部等行政管理部門以相關通知、辦法、意見形式的頒布，甚至不乏法律的表達，這本身就體現了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在內容上，勞動教育政策往往關涉勞動教育的價值目標、指導原則、實施途徑、評價保障等，各級政府會全面主導勞動教育政策制定的話語權，把握政策演進的控制權；在實施上，國家層面發布勞動教育政策后，各地統一貫徹執行，地方部門也會適時制定落實層面的政策文件，對關鍵內容予以細化，從而促成政策更好地落實。這種推進方式雖然保證了政策實施的穩健大方向，但忽視了政策落實的復雜性差異，無法避免政策選擇性、替代性實施偏差，因此，勞動教育政策需要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保留一定的政策靈活度，預留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政策處置空間，從而保證勞動教育政策經過微觀調整更好地下沉落實。三、我國勞動教育政策的發展邏輯（一）勞動教育政策設計規劃：凸顯科學性理解其一，重視勞動教育傳統思想的科學賡續。在五千多年文明發展中，勤勞的中國人民孕育了豐富的勞動思想。從“賴力者生”的勞動價值認同到“知行合一”的勞動教育方式啟迪，從“勞心勞力”的勞動分工認知到“耕讀傳家”的勞動意義思考，這些勞動教育傳統思想雖經歷跌宕，但泛化為國民深入骨髓、刻入基因的普遍認同。勞動教育政策設計要重視對勞動教育思想精髓的賡續，這既是勞動教育政策執行獲得政策群體認可的社會基礎，也是勞動教育政策創新的不竭源泉。其二，聚焦勞動教育現實問題的科學解決。當前，人工智能、大數據對人類發展方式的結構性改變給勞動教育帶來了新的沖擊和挑戰：在勞動教育理論層面，存在忽視勞動教育獨立地位的認知障礙；在實踐層面，教育與勞動顧此失彼的異化風險并未削減，隨意拓展勞動教育外延的泛化問題逐漸顯現，以勞動技術教育替代勞動教育的現實偏差始終存在。勞動教育政策設計必須強化針對問題、解決問題的意識，關注個人與社會、教育與勞動關系，聚焦上述社會現實問題提供系統、全面的科學設計。其三，把握勞動教育未來發展的科學安排。在技能型社會建設背景下，勞動教育政策更應思考如何對未來勞動教育進行宏觀引導，體現融合創新發展的科學安排。在內容上，注重開發勞動教育新的課程形態，側重發揮其綜合育人價值，促進五育融合；在形式上，積極擴展勞動教育的實踐邊界，倡導將勞動教育深度融合于新興產業、創新業態及前沿技術中，助推產教融合；在方法上，注重遵循勞動教育體腦并用的教育規律，借助于智能技術，滿足學生全面發展的成長需求，實現身心融合。（二）勞動教育政策目標確立：堅持政治性引領首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構建勞動教育政策體系。縱觀勞動教育發展歷程，中國共產黨在各關鍵時期都制定了與社會發展狀態適配的勞動教育政策，始終堅持了勞動教育的社會主義方向。未來勞動教育要適應新形勢與新要求，實現高質量發展更應該將堅持黨的領導和堅定政治方向置于首位。一方面發揮黨在勞動教育政策決策中把方向、謀大局的核心作用，總攬全局地把牢勞動教育政策體系的社會主義方向；另一方面，堅定不移地將“五育并舉”等教育理念全方位、全過程滲透到勞動教育政策體系中，確保勞動教育“不變質”。其次，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夯實勞動教育理論大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勞動及勞動教育有獨到的見解。無論是恩格斯從歷史唯物主義得出的結論——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無法離開勞動［12］，還是馬克思從政治經濟學視角的分析——勞動關系追本窮源是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都較好地詮釋了勞動既是人的本質生存方式，也是人最初的教育起源，進而為解決教育在勞動中的缺失和勞動在教育中的缺失問題提供了學理支撐。因此，未來的勞動教育政策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尤其是習近平總書記勞動教育思想為指導，貫徹教育與勞動相結合方針，澄清勞動教育的內涵、外延、價值等問題，引導勞動教育從關注具體勞動形態向關注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轉化。最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厚植勞動教育政策沃土。歷史經驗證明，任何脫離時代要求和社會現狀的勞動教育理論或政策都是紙上談兵，無益于勞動教育的發展變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實現民族復興的時代要求，未來的勞動教育政策也必然立足服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實上，勞動教育政策是勞動教育問題經由凝練歸納、抽象分析后的政策表達，它既源于勞動實踐，又反作用于具象化的勞動實踐。這也決定了勞動教育政策必然要聚焦服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勞動教育問題謀篇布局。以勞動教育實踐問題為牽引，挖掘勞動教育差異化的真切需要、供給勞動教育多樣化的政策支撐，以充分發揮勞動教育的綜合育人價值，推動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行穩致遠。（三）勞動教育政策話語規則：鼓勵多元性參與從政策管理角度分析，制度變遷包括兩種情況，即強制性制度變遷和誘致性制度變遷［13］。前者主要由政府以法令形式推行，而后者是人們自發倡導并組織實施的對現行制度的變更或替代。據此，教育政策變遷可化約為“自上而下”模式與“自下而上”模式。從政策演進史來看，我國勞動教育政策變遷主要遵循政府頒布的政策、法律及行政指令進行，政策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體現政府的戰略意圖和價值取向，屬于典型的“自上而下”強制性政策變遷。教育政策關涉多元利益主體，隨著社會經濟架構的日益復雜和教育體系的持續革新，勞動教育政策變遷賦予市場、學校和民眾更多的政策話語權，“自下而上”的誘致性制度變遷逐漸發力。勞動教育政策變遷開始向“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種模式協調配合轉變。勞動教育政策的話語規則將更趨向鼓勵多元性參與。據此，需要在以下方面發力：一是增強多元主體參與意識。國家要積極調動地方政府、學校等多元主體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勞動教育政策變遷。一方面要賦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權，鼓勵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配套的地方性勞動教育政策，促成國家政策與地方政策的相互配合、有效銜接，推動地方勞動教育的特色發展；另一方面，國家勞動教育政策制定要倡導地方和學校結合本地產業資源及辦學特色開發特色勞動教育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