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律援助是國家為經濟困難的公民和某些特殊案件的當事人提供免費或減少的法律服務，以確保其合法權益實現的一項公益性法律制度。它是國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保護司法人權和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手段，是社會民主和法制健全的標志，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在促進民主、合法、公平和正義方面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構建和諧社會。法律援助的功能直接關系到社會和諧的實現，使更多的弱勢群體能夠享受法律的公正。本文通過對法律援助質量基本理論的研究，分析了我國法律援助質量低下的現狀和問題，并探討了其原因，最后對我國法律援助辯護質量提升路徑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的看法。關鍵詞：法律援助；辯護質量；問題；原因；提升路徑

法律援助相關概念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或者非政府設立的合法律所組織法律援助的律師，為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人尤其是農村給予無償提供法律服務的一項法律保障制度。特殊案件是指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第二款、第三款的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法律援助是司法行政機關改善民生、服務民生的一項“民心工程”。現目前存在追求法律援助的數量，忽視法律援助服務的質量的現象時有發生，通過對法律援助工作者如何提高法律援助服務質量，達到滿足困難群眾的法律服務需求，提升受援人對法律援助工作者的滿意度。法律援助案件質量是法律援助事業的生命線，關系法律援助事業的健康發展，關系到法律援助制度法治、平等、公正等基本價值的實現，隨著法律援助的不斷宣傳和普及，法律援助已逐漸被人們了解，受援的當事人對法律援助服務質量要求越來越高，是當前法律援助工作者面臨亟待解決的問題。提高法律援助服務質量的必要性目前我國法律援助機構對服務質量的管理都是由各機構自己來確定，在律師執業水平參差不齊、管理不盡規范的情況下，案件質量只能系于律師個人的執業水平、工作態度、對律師執業規范的遵守。其間的變數較大，難于保證服務質量和質量的穩定。另一方面，受援人對法律援助的服務質量期望值愈來愈高，在許多情況下，受援人對服務不滿意，一部分確屬于承辦律師提供的服務具有質量問題，還有相當的屬于受援人對法律服務性質不了解，或者因不了解法律援助程序、法律援助結果未達到期望值而認定承辦律師服務存在瑕疵，對律師提供的服務全盤否定。為了法律援助事業能夠得到更大的發展，更好的維護困難群眾的合法權益，規范法律援助工作，提高法律援助服務質量勢在必行。我國法律援助辯護質量方面的問題法援律師資歷和業務水平偏低公平的審判來自對抗制，對抗制的實現在于貫徹“平等武裝”原則。1實現控辯平衡，增強控辯雙方的對抗性是必然要求。因而，具有相應職業經歷和業務水平的合格法律援助律師，是實現辯護效果的先決條件。然而，當前我國法律援助律師的職業資歷、業務水平整體偏低，群體結構與理想狀態不相適應，制約了法律援助辯護實效的發揮。總的來看，委托辯護律師的執業年限在審級上略有不同。中級法院一審案件中，委托辯護律師的執業年限一般集中為6-19年，明顯高于同類的法律援助辯護律師執業年限；而在基層法院審理案件中，委托辯護律師的執業年限雖集中為3-19年，但執業年限在20年以上的律師也并不罕見。與之相比，Y市承辦法律援助案件的辯護律師執業年限普遍較短，無論是中級法院還是基層法院的一審案件，除了法律援助中心常年辦案的專職律師，平均執業年限明顯集中為3-14年，有些甚至是處于實習階段、辦案經驗欠缺的新人律師。而由多年執業經驗的資深律師承辦的案件數量較少，即便是接受了法律援助機構的指派，他們的積極性也普遍不高，也可能會為了幫助年輕律師積累辦案經驗，而派年輕律師單獨出庭參加法律援助案件的辯在所檢索的案例中，存在部分資深律師甚至既未參加庭審，也不提交書面辯護意見的情況，存在明顯的失職行為，使得受援人權益無法得到切實保障，刑事法律援助實效難以真正發揮。律師的專業素質也會影響辯護實效。考慮到法律援助案件的指派過程中，按順序輪流指派的方式較為普遍，使得被指派律師的專業特長不能與具體案件合理適配。盡管Y市近年也搭建了法律援助資源庫，并采用簽約打包的方式直接將部分案件分配給某些律所，但總體上全市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指派仍未實現專業化、精細化。并且，結合筆者對裁判文書網上承辦律師代理刑事案件或民事、行政案件類別的統計（不排除某些案件可能尚未登載），同樣可以發現，在法律援助案件中，大部分援助律師辦理的民事案件數量明顯多于刑事案件，說明大部分援助律師并非專門從事刑事辯護的律師，欠缺獨立辦理刑事案件的經驗，有的甚至可以說是民事領域的資深律師。而在法律援助中心承擔援助義務的專職律師也存在類似的情況，因為專職律師往往數量有限，通常也不專門從事刑事辯護工作。法律援助辯護過程的形式化傾向庭審中的法庭調查、法庭辯論等階段都是評價律師辯護是否有效展開的關鍵環節，可以綜合反映辯護律師的辯護積極性、專業性程度，以及舉證、質證和發表辯護意見的質量。法援律師舉證、質證表現欠佳發現法律援助辯護律師的舉證情況欠佳，大部分法律援助律師在法庭調查環節未充分舉證。而在有限的舉證當中，證據來源也值得關注。結合律師所提交證據的內容，可以推知多數法律援助辯護律師主要是通過查閱案卷或當庭聽取公訴方發表的證據來發表簡單意見，很少提出新的證據。有些援助律師甚至“照本宣科”，在未對案情和被告人作全面了解的情況下出庭，根據案件排列組合成一套“模板”，而非根據庭審實際情況進行相應地補充或調整。其賴以獲得案件信息的渠道，根本不足以讓其提出充分、有力的辯護主張，尤其是在一些二審案件中，部分援助律師照搬一審提出的主張，也就導致了“程式化”辯護的存在，無法產生任何辯護效果。法援律師未能充分提出辯護意見在法庭辯論階段，辯護意見可以反映援助律師的實質參與程度，綜合體現援助律師對于受援案件事實、證據、實體、程序等事實與法律問題的看法。對Y市刑事法律援助辯護意見相關信息的統計，反映出法律援助辯護活動過程存在一定的形式化傾向。從所收集的判決書中經過分析可以發現，援助律師主要是針對量刑情節發表辯護意見，尤其是酌定量刑情節的辯護，一般只是籠統地建議法院“從輕處罰”。而回避從定性進行辯護，相對而言有一定的保守傾向，體現在無罪辯護、罪輕辯護等較少，對罪與非罪以及犯罪構成的辯護則相對薄弱，這也反映了庭審中控辯雙方的對抗激烈程度較弱、部分法律援助律師未能做到充分發表辯護意見。法律援助辯護整體效果不甚理想辯護的最終目的是對裁判者的說服。基于此，法律援助律師的辯護活動能否真正起到說服裁判者的積極作用以及該作用發揮的程度，才是衡量律師辯護效果的因素。其中，最為直觀的是辯護意見的采納情況，它“直接反映了律師辯護效果，而無論被告人最終是否被認定有罪，以及量刑幅度如何”。另外，司法部相關研究曾將適用定罪、量刑結果作為法律援助辯護作用程度的衡量因素之一。那么，對法律援助律師辯護效果的評價要結合最終判決結果，從律師辯護意見的采納情況即“采納率”以及案件定性情況兩方面來考察。意見采納方面，較委托辯護實效不足法院最終全部采納率為29%，部分采納率為43%，部分采納率較高。從采納的意見類型看，“酌定量刑意見”采納數量最多，無罪辯護意見及從犯、輕罪及免刑辯護意見采納數量最低，極少獲得成功。此外，在部分二審程序審理的援助案件中，基本上判決結果都是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原因在于法律援助律師未在充分了解受援人實際情況的基礎上重新提出一審的量刑建議，被法院以“原判已充分考慮，量刑適當，該辯護意見不能成立，不予采納”為由駁回。案件定性方面，較委托辯護尚有差距案件的定性包括定罪、量刑兩方面，這取決于法官對于案卷、公訴意見所做出的判斷，更與辯護律師的參與密不可分。從上述辯護意見的提出以及采納情況分析，可以初步得出“法律援助辯護對于案件定性具有積極作用”的結論，但其作用效果如何及其對各類案件影響狀況，須以委托辯護為對照對象，通過考察案件的定罪、量刑結果來進行具體比較。當前影響法律援助服務質量的因素對法律援助服務的重要性認識不夠當前一些地方給法律援助下達目標和任務，著重從法律援助的數量來考核法律援助工作，導致了法律援助機構追求法律援助的數量，而忽視了法律援助的服務質量，影響了法律援助的健康發展。法律援助機構的人員嚴重不足法律援助中心承擔了法律援助接待咨詢、受理、審查、指派法律援助案件、法律援助案件信息的錄入及法律援助的指導、管理等工作，有限的人員只夠忙于應付日常事務，對法律援助辦案質量就缺乏足夠的、有效的監督。法律援助工作者業務知識不高法律援助工作者法律知識不夠熟練。不能很好地將法律知識運用到法律援助案件中，在案件辦理中，致使定性不準、適用法律關系錯誤，從而影響了法律案件的質量。法律援助工作者還缺乏專業知識，辦好一個案件除必備的法律專業知識和技能外，還要具有一定的經濟、文化、教育、家庭、心理、醫療等方面的知識和較豐富的社會經驗，如醫患糾紛這些年逐漸增多，而從事這塊的專業的法律援助人員少，擅長打醫療官司的律師又不多，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此類案件的質量。法律援助人員的責任意識不強法律援助案件的服務質量貫穿案件的始終，從法律援助的受理、當事人的見面談話、調查取證、出庭代理等方方面面，都涉及法律援助服務案件質量，必須重視。有的法律援助工作者對簡單案件的，沒有從全方位來考慮法律援助的服務質量，單憑自己的經驗來辦理，與援助當事人見面交談少，風險告知簡單、調查取證不夠仔細，庭前審查證據流于形式，導致代理準備不充分、倉促上陣，臨時出庭、臨時辯護。如果法律援助工作者只注重一方面，而忽視了其他方面，都會影響法律援助服務質量，甚至導致援助當事人投訴。因此，強化法律援助工作人員法律援助責任意識教育，不論簡單或復雜的案件，法律援助工作人員都要認真負責，心中都要樹立法律援助服務質量的責任認識，杜絕重形式、走過場、敷衍了事的現象。提升我國法律援助辯護質量的路徑構建多元的法律援助辯護提供模式從當下法治發達國家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發展趨向而言，構建多元化法律援助辯護的提供模式實乃大勢所趨。舉例來說，在疆域遼闊且內部發展不均衡的美國，若都適用指派律師提供法律援助服務，則會增加國家法律援助經費支出，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但若結合采用合同制模式和公設辯護人模式，就可在更好保障辯護質量的前提下，實現效率和成本的平衡。因此，為保障法律援助律師資源充分和有效供給，應當把多元化作為我國法律援助辯護提供模式的完善目標，通過引入新模式，完善現有模式，使二者實現社會向度之上的互補協同，形成多種模之間的競爭效應。強化法律援助辯護經費保障合理的補貼與適當的獎勵機制是律師承擔法律援助辯護的關鍵激勵，不僅能提高律師參與法律援助辯護的積極性，形成辯護質量提升的內生動力，更能從結果上為提升法律援助辯護的質量提供必要保障。因此，應當增加法律援助特別是刑事法律援助的財政投入，促成法律援助辯護經費保障長效機制的形成。在法律援助經費逐步充足的基礎上，可以進一步設立法律援助辯護的專項經費。這主要是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定性和強制性而做出的考量，同時，應當在遵循“優先保障”和“專項專用”原則的基礎上推行。3“優先保障”是指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緊迫性，由國家財政優先予以核算并及時撥付。“專項專用”是指在財政、審計部門的監督之下，4保障刑事法律援助專項經費只能用作規定用途，嚴禁擠占和挪作他用，保障專項經費的合理使用，讓承擔法律援助辯護的律師擁有充足的物質保障。完善多維度辯護質量監管體系為確保法律援助辯護高質、實效，更好地維護待援對象的合法權益，設置成熟完備的質量監管體系對辯護工作進行及時、有效的監督與把關，科學評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工作的得與失，對于提升辯護質量也是必要的。但不可回避的是，當前，我國尚未建立關于刑事法律援助辯護工作的質量監督體系，從而導致援助律師及其辯護質量無從制約。針對這一問題，《法律援助法》中規定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監督方法。例如其第五十六條規定了法律援助工作投訴查處制度，第五十七條規定了第三方評估的質量考核機制，第五十九條規定將采取庭審旁聽、案卷檢查、征詢司法機關意見和回訪受援人等措施提高援助質量，第六十條則規定將法律援助質量納入律所考核標準。綜上，通過對法律援助人員的資質要求、服務過程的全程監督、服務結果的評估與考核，現有立法已經建立起了一套比較成熟的質量保障體系，所以實踐中可從事前審查、事中控制、事后評價三個層面來細化實施操作。實現辦結案件歸檔評估達標加強信息化建設，加強對已結案件的歸檔質量把控，結案后三個月內將卷宗歸檔，并委派專人對辦結案卷進行結案審核把關，對不符合歸檔要求的歸檔卷宗，結案審核不予通過，并退回承辦機構及其承辦人員重新整改。加強對歸檔案件的信息化審核，嚴格審查法律援助服務平臺的電子法律文書，實現辦結案件歸檔評估“雙達標”。

結束語總之，法律援助質量低下不是司法局單方面的問題，這需要各部門的相互合作，建立法律援助志愿者名冊制度，以及法律援助律師的奉獻精神，使法律援助事業成為一道美麗的風景線。當然，法律援助服務質量是法律援助制度的核心內容，關系到我國法律援助制度質量和司法公正的生命線。因此，有必要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