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流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研究國內外文獻綜述目錄TOC\o"1-2"\h\u5404勞動力流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研究國內外文獻綜述 1243571.產業結構升級相關理論 1122182.勞動力流動的經濟效應 2137873.勞動力流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3286844.文獻述評 432562參考文獻： 41.產業結構升級相關理論對于產業結構升級一般規律的研究最早要追溯到英國經濟學家威廉·配第于1672年出版的《政治算術》一書，他在書中將英國農民和船員的收入進行比較，發現當時農民的收入不足船員的三分之一。后來，威廉·配第經過對當時英國經濟發展情況的考察得出結論：商業收入最高，工業其次，農業最低。隨著經濟的發展，部門之間工資的差距會使勞動力從農業流向工業，從工業流向商業，產業發展的中心也會由有形商品的生產向無形服務的生產轉移，使得產業結構呈現出由第一產業為主不斷向第二、第三產業為主轉移的現象。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闡述了國民收入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認為農業部門的國民收入和勞動力比重均隨經濟發展下降，在工業領域，國民收入和勞動力的比例是逐漸由高到低的，而在服務行業中，國民收入和勞動力所占比例則是先緩慢增長，然后又快速增長。錢納里運用二戰后發展中國家的歷史數據建立多國模型，認為要素供給情況和社會總需求的水平是影響產業結構轉變的原因。近些年，Poon等（2004）對制造業企業進行了研究，從微觀視角提出了產業的生產要素比例的變化來自于資本的積累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生產要素比例的變化進一步提高了產品附加值。他認為這一過程正是產業結構升級的實質。對于產業結構升級的測算方法，近些年有不少學者在此方面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姚志毅等（2011）在全球生產網絡的背景下對中國產業結構升級進行了整體和省域兩個層面的測度，將產業結構分為高附加值產業創造力、產業市場拓展、產業價值鏈、產業發展環境、產業生產能力五個方面。馬濤等（2004）首次篩選出產業結構高度化程度、環境可持續發展產業、產業的空間區位狀況、產業開放性、產業結構關聯性、產業組織評測和人力資源利用七大指標群對新型工業化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進行測度。李博等（2008）建立了一套基于靜態投入產出模型的產業結構優化測度方法，從高度化水平和合理化程度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趨勢進行分析。徐仙英等（2016）從合理化、高效化、高級化三個角度構建了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評價指標體系，運用變異系數法對其進行評估。而對于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因素，現有學者的研究涉及多方面，例如對外直接投資、信息化、人力資本、社會需求等等。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趙云鵬等（2018）采用2004-2013年度各省份FDI數據與產業結構數據，先通過簡單OLS回歸、面板回歸2SLS和GMM等工具變量法發現對外直接投資能夠顯著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并進一步用動態效應檢驗了對外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滯后效應，發現影響顯著，但滯后效應的影響隨著時期的滯后逐漸減弱。在信息化方面，高科技和數字經濟的發展讓信息化成為影響產業結構升級不可忽視的因素，茶洪旺等（2017）用多變量分析法構建中國區域信息化發展水平指標體系，選取2010-2014年中國各區域的信息化指數與產業結構升級系數，通過空間面板計量模型和普通面板數據模型進行檢驗，認為信息化和產業結構升級在地理空間上存在顯著的依賴性，并且信息化對產業結構升級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在人力資本方面，外部性作用使得人力資本在降低產品生產成本的同時還能提升研發效率。因此對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而言起促進作用，并能提高整體經濟發展的效率（Fernández等，2014）。劉志勇等（2018）認為高教育程度人力資本的比例提高所伴隨的人力資本高級化與產業結構升級動態匹配，人力資本高級化所帶來的技術創新與技術結構升級對產業結構升級有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動態面板模型的實證研究也證實了這一說法。張桂文等（2014）將產業結構演進定義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的過程，采用灰色關聯度法測度1978-2011年中國人力資本與產業結構演進的耦合度和關聯度，發現勞動密集型產業與人力資本耦合度最低，而由于中國創新型人才的缺失，資本密集型產業要比技術密集型產業與人力資本的耦合度高。張國強等（2011），運用1978-2008年度中國各省的動態面板資料，以經濟增長為指標，在經濟發展的回歸分析框架內，研究了我國人力資源與結構對我國產業結構的提升作用，得出人力資本對不同的產業影響不同的結論，其中對工業影響最大，服務業其次，農業最小，并且人力資本結構的不合理會制約產業結構的升級，高素質人力資本的積累將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優化。2.勞動力流動的經濟效應國外學者提出的勞動力流動的經濟效應的理論模型包括著名的劉易斯的二元結構模型、托拉羅模型和拉尼斯-費景漢模型等，國內學者多關注勞動力流動的經濟效應的實證分析，并且其研究多集中于勞動力流動的動因和勞動力流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兩方面。在勞動力流動的動因方面，我國學者多研究農業勞動力的流動動因。王德文等（2008）認為農村勞動力在面對成為自我經營者還是工資收入者時的選擇時，會考慮就業地的勞動力市場情況和自身的人力資本積累狀況，通過處理效應模型發現簡單培訓、短期培訓、正規培訓以及工資拖欠等權益保護問題對農村勞動力流動有重要影響。孫文凱等（2011）通過雙差法對2003-2006年期間大中城市進行的戶籍制度改革的效果進行檢驗，認為社會網絡、農村收入增加等對農業勞動力流動有顯著影響，而戶籍制度改革的作用有限。夏怡然等（2015）將2005年1%的人口抽樣中的勞動力流動的微觀資料與220個地區的城市特性進行了條件Logit模式的檢驗，結果表明，勞動者選擇進入某個城市不但要得到較高的薪資和較好的工作崗位，還要能享有基本的基礎設施和衛生保健服務。樊士德等（2014）從微觀機制探討中國勞動力流動的決策動態機制與均衡形成過程，提出主觀高收益與高福利預期構成勞動力外流的內在動力。勞動力流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方面的研究認為，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能夠促進區域間資源的合理配置并提高生產率，而且勞動力的流動還能夠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并進一步均衡地區間人均消費水平，實現各地區的經濟增長（朱炎亮，2016；劉會政和王立娜，2016）。BeltonFleisher等（2009）使用CCEP（CommonCorrelatedEffectsPooled）的研究方法研究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我國分為東部地區、西部地區、沿海城市、內地四類，發現人力資本積累有利于經濟增長。伍山林（2016）將勞動的制度異質性融入到馬塞爾成長源解構模型中，通過對1985-2011年中國的經濟發展過程進行研究發現我國農村勞動力的變動對我國1985-2011年的經濟發展貢獻存在著類似的波動性，因此，在新的經濟發展格局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仍然可以推動中國的發展。與此同時，勞動力素質的不斷提高，“人口紅利”消失，“人力資本紅利”出現，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也由此發生轉變（張同斌，2016）。3.勞動力流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國外學者從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研究了勞動力流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Oettl和Agrawal（2008）研究發現知識發明者的跨境流動會帶在無意識中帶來知識的流動，流入知識發明者的國家不管最后是否失去了這些知識創新者都可以從知識積累中獲益。在對勞動力的異質性進行了更為詳細的分析之后，Pennock（2014）發現，隨著知識的流動和技術的革新，在一般情況下，勞動力流動水平與其受教育水平成正比，但是擁有高尖端的專業技術的人才反而不容易流動，這是因為能夠滿足其流動的競爭企業很少。而Tick（2014）對人力資本流動與知識溢出效應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得出科研人員在流動的同時會伴隨其擁有的知識的流動，產生知識溢出，為流入地帶去技術進步，進而優化產業結構升級。國內學者的研究以實證分析為主。趙楠（2016）基于空間效應視角構建2002-2012年我國30個省級行政單位的空間面板數據模型，證實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跨區域流動對各地區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存在“反向激勵機制”也即積極影響。謝露露（2013）利用2007年中國地級市二位數工業行業數據實證證明產業集聚外部性的發揮必須有勞動力自由流動作為基礎。程鵬（2014）運用動態差分和系統GMM估計法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得出合理調整三次產業中農村勞動力的就業比例、有利于三次產業的增長的結論。但是，也有學者表示勞動力的流動會抑制產業結構升級，勞動力從中西部地區流入到東部地區，可能會由于勞動力要素的比較優勢維持東部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傳統發展模式，并不會促進流入地的產業結構升級，不利于產業結構轉換（樊士德和姜得波，2011）。4.文獻述評國內外學者對于產業結構升級、勞動力流動及其之間關系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研究的理論部分也為本文奠定了理論基礎。但是國內外的研究多針對農村勞動力流動，而在如今交通設施發達、省域間經濟發展差距拉開、勞動力素質不斷提升的新背景下，城市勞動力的流動越來越普遍，因此一些針對農村勞動力流動進行的流動得出的理論不再適用。并且過去由于互聯網以及信息收集手段的落后，不少省份早年數據缺失，學者的實證研究鮮有以全國數據為基礎，多針對一定區域或城市進行。本文在利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2008-2020年數據的基礎上進行系統的實證分析，并加入勞動力流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機制的理論與實證檢驗，以期為區域間勞動力流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相關問題提供一定的參考性。參考文獻：[1]POONSC.Beyondtheglobalproductionnetworks:acaseoffurtherupgradingofTaiwan'sinformationtechnologyindustry[J].InternationalJournalofTechnologyandGlobalisation，2004，1(1)，130-144.[2]姚志毅,張亞斌.全球生產網絡下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測度[J].南開經濟研究,2011(06):55-65.[3]馬濤,李鵬雁,馬文東.新型工業化的區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測度指標體系研究[J].燕山大學學報,2004(03):273-278.[4]李博,胡進.中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測度和比較分析[J].管理科學,2008(02):86-93.[5]徐仙英,張雪玲.中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及測度[J].生產力研究,2016(08):47-51.[6]趙云鵬,葉嬌.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產業結構影響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8,35(03):78-95.[7]茶洪旺,左鵬飛.信息化對中國產業結構升級影響分析——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空間計量研究[J].經濟評論,2017(01):80-89.[8]FERNANDEZCI,HERASRL,FERNANDEZDD.InternationalmobilityofSpanishdoctorate-holders:Whatdeterminantsmatters?[J].CuadernosdeEconomíaSpanishJournalofEconomicsandFinance,2014,37(103),:pages29-44.[9]劉智勇,李海崢,胡永遠,李陳華.人力資本結構高級化與經濟增長——兼論東中西部地區差距的形成和縮小[J].經濟研究,2018,53(03):50-63.[10]張桂文,孫亞南.人力資本與產業結構演進耦合關系的實證研究[J].中國人口科學,2014(06):96-106+128.[11]張國強,溫軍,湯向俊.中國人力資本、人力資本結構與產業結構升級[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1,21(10):138-146.[12]王德文,蔡昉,張國慶.農村遷移勞動力就業與工資決定:教育與培訓的重要性[J].經濟學(季刊),2008(04):1131-1148.[13]孫文凱,白重恩,謝沛初.戶籍制度改革對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J].經濟研究,2011,46(01):28-41.[14]夏怡然,陸銘.城市間的“孟母三遷”——公共服務影響勞動力流向的經驗研究[J].管理世界,2015(10):78-90.[15]樊士德,沈坤榮.中國勞動力流動的微觀機制研究——基于傳統與現代勞動力流動模型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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