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瑰寶苑熱病衡正——對溫病派理論實踐的再認識柴中元·著--------------------------------------------------------------------------------姜春華教授序柴君中元近以其所著《熱病衡正》一書，問序于余，余乃序曰：柴君學術思想主張百家爭鳴，反對一家獨霸，有感于醫壇為葉天士學派所獨占垂二百年，近且彌漫全國，醫學院校悉尊葉氏為宗。一若醫學之發展至葉氏為極，又若葉氏唯一正確無誤，茍不破除此種思想，學術難期進步。余極韙其言。葉天士《溫熱論》起首曰“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系誤解明人袁體安之論所致，袁氏本謂四時之邪，各有所犯，春曰風溫首先犯肺，夏秋冬之邪即各有所犯，不必上受犯肺，袁氏立辛涼輕劑，亦以其在上之溫邪，非泛指四時之病，葉氏誤為泛治一切溫熱之法，此所以流毒甚廣，今柴君廣泛搜羅溫熱傷寒之論為《熱病衡正》，使葉氏之學與各家之學并列，衡而正之，俾從事于此者得正確之途徑，有助于人民健康，喜而為之序，如上。上海第一醫學院姜春華時在一九八四年六月熊寥笙研究員序柴君中元，醫中英俊，敏而好學，不恥下問。連年以來，所著《景岳新方辨》、《治腎研究》兩書，曾各方徵求意見，已先后問世，頗得讀者好評。今歲又輯近代各家論溫學說成集，參以己意，顏曰《熱病衡正》。予讀之而喜曰：寒溫學說之爭，晦塞二千余年，群言淆亂，而能衡之以正，言人所未言，非具真知灼見，曷克臻此，岐黃仲景之學，而今而后，可大白于天下矣！新著書出，必將促進百家爭鳴，振興中醫，有厚望焉，故樂為之序以告讀者。重慶市中醫研究所八旬老朽熊寥笙一九八四年六月十日于渝州寂廬王緒鰲副廳長序科學的進步，在于學術的繁榮；學術的繁榮，決于學術的民主。只要存在不同的學術觀點，就必產生不同的學術流派。面不同流派之間的學術爭鳴，活躍了學術氣氛，推動了醫學科學的發展。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蠡起，百家爭鳴，曾促進了我國科學、文化的迅猛發展。金元時代，劉河間、李東垣，張子和、朱丹溪四大家的學術爭鳴，對明清醫學的發展，也起了巨大的影響。百家爭鳴的延續，對更新更完整的醫學理論和醫學流派的產生，起著推動作用，它是科學發展的動力，也是促使醫學向前邁進的一個重要條件。任何學科的每一個成就，都受著時代的局限，不可能完美無缺，即便象盛極一時的明清溫病學派，我們在看到其學術上重要成就的同時，也不能忽視了所存在的某些缺點與不足之處。運用辯證唯物主義一分為二的觀點，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批判地繼承，這是我們對待祖國醫學遺產所應樹立的正確立場。在學術上，必須提倡百家爭鳴，以理服人，以實踐檢驗真理，要通過討論、評議、分析、探索，來辨清是非，以達到提高中醫學術水平之目的。一切漫罵式的貶斥詬議，出奴入主的門戶之見，黨同伐異的宗派思想，割斷歷史，否定一切的錯誤觀點，決不能代替真正的學術爭鳴，也不能促進中醫學術勺向前發展。今夏，有幸得覽柴中元同志新著《熱病衡正》，深感柴君深精醫理，富有實學，特別對感證，獨具卓識，頗有新意。是書遠紹旁搜，采擷前人之說，鉤元提要，暢抒作者之見，針對清代葉天士等溫病學派進行了廣泛的抨擊，文筆犀利，見解新穎，這對促進學術爭鳴，活躍學術空氣，無疑是有所幫助的。近百余年來，我國醫壇上，確實是葉派的溫熱學說，占據了重要地位，附和通論的多，隨人喧喝者眾，針砭時弊的少，要求變革者鮮，對葉派持不同意見的學術觀點，已漸罕為人知。作者抱著“促進百家爭鳴有小補，活躍學術空氣起作用。的目的，采擷陸九芝、惲鐵樵等諸家學說，或介紹，或評議，或引發，或探索，實能啟發后學，廣開思路，足發前人之窗奧。余自愧學識谫陋，于傷寒、溫病學說一知半解，得讀是書，耳目為之一新，獲益非淺。是書對進一步研究外感熱病，研究傷寒、溫病的源流、發生，發展及其相互關系，都有一定參考價值。作者這種整理祖國醫學的方法，對促進中醫學出發展，無疑是有積極作用的。讀后有見如上，遂書之以為序。古越王緒鰲一九八四年七月于杭州自序誠如謝誦穆氏所說：“溫病學說之派別極多，不僅葉吳等數家而已。古代發揮溫病之學說，多有在葉吳之外者，葉吳之溫病，不過溫病學說之一部分，尚不足為全體溫病學說之代表。”但近人在談及清后中醫之于外感熱病時，開口葉、薛，閉口吳，王，竟好象只存在葉吳一派！歷史證明，要推動科學事業的發展，宜“百家爭鳴”，忌“獨尊儒術”。無論何時何地何一領域，凡由一家一派之學長期在學術上占統治地位，弊病極多。中醫學自不例外，“百家爭鳴"，則醫道中興；“獨尊儒術"，則思想僵化，這是必然的規律。然葉派學說之幾乎主宰中醫對外感熱病的研究，迄今已垂二百年！曾有人指出：由于葉派長期宰據醫壇，時醫習用輕清而不問治療成績之流弊，百余年前，就已無形中蔚為風氣，睹九芝正因目擊其禍，才奮筆著《世補齋醫書》，文詞雖不免偏激，實為救時之良藥。也有人認為，時醫誤治屢屢，覆轍相尋滔滔，學術空氣沉悶，學術思想僵化，葉派末流之弊，早已遺禍無窮。當然，這類說法，在葉派中人，則堅決否認，且視為攻訐，故激烈反對。但這至少已說明，圍繞葉派的溫熱之學，評價不同，有爭論，這是客觀存在。近三十年中，“雙百”方針，一直提倡，但抨擊葉派學說的醫著，絕少重梓。抨擊葉派學說之醫文，難得一見。加上現在統一作為全國高等醫藥院校教材的《溫病學》又一以葉吳之學為尊等原因。抨擊葉派醫家的學術觀點，已日漸為后來者所罕知。中醫界對此熟視無睹，競讓“口頭上倡‘百家爭鳴’，實際上則‘獨尊儒術’”，成為一種既成事實，這實在是很不應該的。或許有人會說：1978年，《新醫藥學雜志》上明明就發表過姜春華教授評批葉氏之文，進行過討論。但靜水投石，不比激流奔騰。姜老之作，在全國各地醫刊登載著大量葉派觀點文章的歷史條件下，實在只能說是風毛麟角，空谷足音，難以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之盛況征。何妨姜老文出，醫界嘩然，并不曾見諒于時醫。故與其說此事體現了中醫界貫徹“雙百”方針的認真，到不如說此事反映出現在以葉派學說為醫家正宗，以抨葉觀點為左道旁門，這種思想，已是何等的牢固！惲鐵樵說；“溫病傷寒之辨別，可謂是中醫之癥結，明清兩朝之醫學，只在此間題上磨旋，門戶之見，謬說之興，均由此起，著作汗牛充棟，而醫學晦盲否塞。”余謂近代醫史之狀況，并不完全如此，惲氏之言，出于憤慨。但從中可以肯定一點：在惲氏之時，就已有不少醫家不滿現狀，要求變革，希望在外感熱病學方面，蕩除錯誤理論，發掘前人經驗，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吸收新知，融匯貫通，開創新路子，取得新進展。惲氏學派猛烈地反擊廢止派，痛斥時弊，推崇經學，主張中西匯通，其目的就是為了振岐黃之墜緒以發揚光大之。葉派學說，是一定時代的產物，不可能完美無缺，以今日之眼光視之，事實上缺憾不少，加之末流之弊，自然會招致要求變革醫家的不滿，所以繼陸九芝之后，站在葉派學說對立面來研究外感熱病的名家，曾一度風起云涌，大不乏人，他們著書立說，樹幟壇坫，與葉吳諸家，各立門戶，爭相斗妍，從而掀起了著名的寒溫之爭。陸九芝、惲鐵樵，祝味菊等這一批被今人統隸于傷寒派的醫家，和柳寶怡等溫熱派醫家，在“醫以葉說為宗，而舉世同風”的歷史條件下，不附和通論，不因循流俗，針對葉派學說，各抒己見，進行駁辯，提出了不少獨到的新見解，大大豐富了中醫對外感熱病之研究，也推動了百家爭鳴的開展，這在中國近代醫學史上，無疑起了積極的作用。惜近三十年中，由于上述原因，該派學者，常詖人詆為復古衛道、影響中醫學發展的守舊派，他們的學術思想，由于受到不同程度的歪曲，已不復為后來者真正所了解。中醫界現在“后繼乏人，后繼乏術”的嚴重局面，與這一問題有否關系，實很值得我們的深思。前人有詩云：“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尤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余謂我中醫界欲發奮自強，振興崛起，為大發展開創祈局面，就必先“諸子蠡起，百家爭鳴”，打破一家一派之學長期在學術上宰據醫壇統治地位所造成的沉悶空氣而后可。過去傷寒學派中人，鑒于葉氏被人作為偶象來崇拜已久，又惡該派中人之推崇仲景，陽奉而陰違，故大都利用仲景之威望，通過闡明其學，來予之駁辯，來予以抨擊。而葉派中人，對該派之抨擊，則相當的反感，他們一方面加倍熱烈地崇揚葉氏學說，一方面抓住該派中有些人崇尚經學，主張太過之小辮，責其“復古”，加以排斥。近則或謂葉派醫著，亦為中醫之經典，指謫其書，便是數典忘祖。余謂若必隨俗浮沉，諱莫如深，避這“復古衛道”，“數典忘祖”的瓜田李下之嫌，則舉世長此同調，禾稗概不予辨，則不獨大不利于中醫事業之興旺，且遺誤病人亦無窮。仲景、天士，于中國醫學，固貢獻卓著，其創新精神，尤足可貴，但我們只應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給予其一定的歷史地位，決不能因此就拜倒于古人之腳下。須知迷信權威，因循守舊，固執偏見，狂妄自大，此為我中醫事業發展之巨大隋性力，它一直妨礙著人們去探索真理、獲得真知灼見。偉人不是圣人，經典并非天書，明見其學有瑕疵，為何緘口不許言！余深不滿于此，且有見如上，故不揣學識谫陋，采擷前人之說，或介紹，或評議，或引發，或探索，暢述己見，纂輯成集，名曰《熱病衡正》，冀醒來者之耳目，若此能于促進百家爭鳴有小補，于活躍學術空氣起作用，余即因此而不能見諒于時醫，亦何辭焉！稿甫成，送呈國家科委中醫組姜春華教授及重慶市中醫研究所熊寥笙研究員審閱，其時，二老適均健康不佳，荷承二老分別在病中揮毫為小書寫序，又承浙江省衛生廳王緒鰲副廳長撥冗寫序，遂使小書添輝增色，并蒙縣科協、縣衛生局領導支持付梓，使此書得以較快與較多的讀者見面，值此殺青之際，附志數言，一以記前輩領導之支持，一以示作者衷心之感謝！上虞柴中元書于百官龍山之寓所時在甲子年夏月卷一醫家醫著介評抨擊葉派學說醫家之源流初探中醫對外感熱病之研究，至遜清而大熾，彼時流派眾多，其中以葉吳影響最大。該派在外感熱病學方面，其刻意羅織，欲與仲景學說分庭抗禮之事實，無用諱言。正因為此，招致了不少治傷寒之學者的不滿，他們認為葉派學說在理論上頗多疵謬，而治效亦并不可觀，憑此欲與仲景學說相對抗，是狂妄。他們目擊時弊，又因當時廢止派大肆攻擊《傷寒論》這一特定的歷史條件，故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批評，進行了抨擊，于是，就掀起了寒溫之爭。對學術發展來說，開展百家爭鳴，各抒己見，這無疑是好事。本文擬對葉派學說有過異議的醫家，尋源析流，略作探討。但其中有些重要醫家，如陸九芝等人，因另擬有專文介評，故本文述及時從略。讀者可以參閱下文。探源一、抨擊葉派之肇始發凡期最早對葉氏學說進行評批者，為吳江徐大椿(1693-1771)。徐氏宇靈胎，又名大業，晚年隱居洄溪，故又號洄溪老人，與葉桂齊名，為清代著名醫家。經驗豐富，博學多才。著有《醫學源流論》、《難經經釋》、《神農本草經百種錄》、《慎疾芻言》，《傷寒類方》、《蘭臺軌范》等多種。其治學具有批判精神。他除了著《醫貫砭》，專門抨擊趙氏之學外，對《外科正宗》及《臨證指南》亦作了認真評點。其于指南一書，有褒有貶，雖貶多于褒，但議論持平，大致恰當，尚易為葉派中人所接受。此所以徐評之《臨證指南》，在葉派醫者主宰醫壇之歷史條件下，一直暢行，而轉求無徐評者，反不易得也。葉、徐二人同時，而徐氏年齒較晚。葉派中嘗有人論徐氏之評指南，云其“雖有失理微詞，不能掩其大醇。”這只是嫌其有些措詞，未免對前輩有失禮敬，對評批則基本上持肯定態度。唯王孟英為維護葉氏學說尊嚴，曾反駁徐氏，將其評點之認為失當處，列條指出，但為數甚少，足見徐氏之評批，可挑剔處不多。究徐氏之最為不滿者，為“治瘧禁用柴胡”及治熱入血室之亦塀棄柴胡，他說：“熱入血室，柴胡湯為主力，此千古不易之定法，而此老偏不用柴胡湯，其治瘧亦從不一用，口口聲聲推崇仲景，惟柴胡湯則視之如仇，專與相背”，“歷古相傳之定法，敢于輕毀，即此一端，其立心不可問矣。”又謂：“醫者之學問，全在明傷寒之理，則萬病皆邇。”而《臨證指南》竟以偶爾受寒之小疾，充作傷寒一大法門，則平日所習何書？所治何疾耶？徐氏的這些批評，對后世抨擊葉派之醫家，很有影響。后人謂傷寒治法，至天士而失傳；葉派對仲景之學，實陽奉而陰違，凡此云云，均濫觴于徐氏，草灰線蛇，從上述評批中就已不難看出。而授葉派以復古派、衛道士反詆之口舌，亦已從徐批中即顯露出可擊之懈隙。迄元和陸九芝出，則對葉吳之學，進行了激烈的抨擊。究徐氏之于葉氏，尚屬于評批，而陸氏之于葉派，已純屬乎駁斥。故抨擊葉派之肇始發凡人，宜當以陸氏為代表。葉派中人，亦正因惡其開抨擊葉吳學說之風，故對其攻排極烈。陸氏書，除《世補齋醫書》及《嶺上白云集》十二卷外，據其子潤庠云：“尚有《駁評臨證指南》一種，為先公未成之書”，惜未問世。《世補齋醫書》共前后兩集，前集刊于光緒丁酉歲，為陸氏手定本，名之日《世補齋醫書前集》，蓋以刊布者尚有多種故也。陸氏謝世后“是書風行宇內，群以未得見后集為憾。”門人馮叔瑩乃銳然助其子任校讎之役，將所藏數種整理后于宣統二年付梓，名曰《世補齋醫書后集》，前后兩集各分上下冊。馮心鑒謂其書開前賢之奧秘，創后學之津梁，足以流傳不朽。又曰：綜觀其書，率皆發人所未發，解人所難解，晦者顯之，略者詳之，凡有妄解妄注，假名錯簡之處，不憚繁言辯駁而厘正之，大抵前集各種，以明理為主，后集各種，以辨誤為主，蓋欲病者不為醫所誤，醫者不為書所誤也。近人陳夢賚老亦謂其書繩前啟后，頗堪矜式。其中尤以文集十六卷及不謝方一卷，影響最大。略晚于陸氏，溫熱派著名醫家柳寶怡，對葉吳之學也很有異議。柳氏不但說葉香巖治溫病之法失之膚淺，批評葉派廢六經而不講，對吳鞠通猶痛加懲創，說其溫病必始于上焦手太陰云云，背謬為尤甚。還通過節錄他人之說，抨擊吳鞠通“肆改原文，捏為圣訓”“誣圣誤世”。約與柳氏同時，有雷少逸于1882年著《時病論》，內中有一篇“傷寒書統治六氣論”，究其內容，也是為駁斥葉派觀點而作。又莫枚士《研經言》中，有“駁臨證指南二條”，謂“溫熱類，以神昏為心包絡病，考古說神昏屬陽明，見于《素》脈解厥逆及《金匱》中風等篇，而《靈》經脈篇釋心包絡經是動所生病，無神昏不知人說，則葉氏之于經學可知也。”莫氏認為：此為“徐靈胎所未及駁者，而誤人也亦不淺”略晚于雷氏，有紹興名醫何廉臣(1861-1929)，初習仲景之學，繼從樊開周游，于葉派之學，致力頗深，但出以問世，效者固多，尤有不效者，乃出門訪道，遇名醫輒相與討倫，覺無所得而返，后與趙晴初切磋時病治法，頗有啟迪。何氏著作甚多，其中如《全國名醫驗案類編》、《通俗傷寒論》(原書僅三卷，何氏加出發揮，內容比原書增加三倍)等，在醫界影響均較大。其學術成就，亦主要在外感方向。何氏晚年，于葉派學說，也常有批評，他對時醫“于古書全不講求，專奉葉氏《臨證指南》為金科玉律，依樣葫蘆”之風氣，很為不滿。他認為：溫病新感少，伏氣多，衛氣營血的的辨證方法，只對新感溫病尚可適用，又何以可辨一切之感證哉！故治宗六經成法而加以變通，認為：“溫熱病只講三焦，不講六經，此屬妄言，仲景之六經，百病不出其范圍，豈以傷寒之類，反與傷寒截然兩途乎！葉案云溫邪吸自口鼻，此亦末確，仲景明云伏氣之發，李明之、王安道俱言冬傷于寒，伏邪自口內而發，奈和以吳又可《溫疫論》混牽耶！”何氏曾將葉吳學派的四層三焦辨證法，與俞根初的六經辨證法，仔細作了比較，認為“遠不逮俞氏發明六經之精詳，包括三焦而無一遺憾。”但何氏治學，主張崇實黜華，以實用為原則，故善于采擷寒溫二派之所長，并不完全摒棄葉派藥法，加之從學樊開周時，專從葉法，自號印巖，以及批評葉派，較為溫和等原因，故竟至被有些人誤當作為葉派中人。實則何氏在學術上除了倡伏火之說，主張寒溫一統，主張崇尚六經等，與葉派有著原則上之區別，故為紹派傷寒之中堅，而不能隸屬于溫熱派。紹興名醫中，對葉派學說有批評者，尚有近代名醫楊則民(1893一1948)，楊氏為諸暨人。一名寄玄，字潛廠。著述較多，所編講義及醫著，約20余種。其中《內經哲學之檢討》一文，最為有聲于醫林。他在浙江中醫專門學校任教時，于校友會年刊上，亦有批評時醫泛用輕靈法之文發表，他說：“近世醫家用藥多主輕靈，視使用經方如犯大辟，不論急性熱病，慢性熱病，設病人體力尤強者，其入手數方，大抵以輕靈劑與之，幸而病愈，即自傲能以輕藥愈大病，薄使用經方者為未達于理，觀其所用，為‘輕透絡熱’，‘輕解氣熱’，‘辛涼發表’，‘宣通肺胃’諸藥，無不作用輕微，經方家因斥為‘醫不好病藥不死人’之無聊劑，其病愈為自愈，而非藥愈。”楊氏認為：輕靈劑“惟病輕者可用，”“惟病輕者有效，體力壯健者有效，若遇重病而予此種清輕疏通之劑，不僅遷延時日，直養癰遺害耳。”又說：“吾友徐君究仁，謂時令病輕證，其人體力強，本可自然治愈，雖發熱惡寒頭痛胸悶，與重病初期癥狀相似，但只用輕通疏宜之品數味，靈其氣機，可隨手愈，荊芥、薄荷，固可清熱，桑葉、菊花、大豆卷、絲瓜絡，無不可以清熱而愈病，旨者斯言，得此中三味矣。”楊氏還認為：“解熱劑如大豆卷、絲瓜絡、西瓜翠衣、竹葉、荷葉、蓮子心、燈心渚藥，既非芳香，亦無作用，石斛、茅根、蘆根等僅粘漿汁而稍有甜味，其不足以解熱治病，尚待言哉，此等藥仲景方中所不收，顧近人竟于此大發議論，不曰輕清透氣，即曰輕清透絡，此真庸人自擾矣。當急性熱病細菌發揮其作用時，而謂用此等藥即可解熱，人其誰信。”“其人體強，自然療能，由自救之結果而一旦解熱，或病原體受生體抗毒素之防御而不能發揮勢力，則其病亦瓦解，是其病之解除，非由此種藥物之作用也明矣，醫者不知自返，竟貪天之功為己功，因而推及此種藥物醫治之效能，其說之無當，亦明矣。”楊氏總的認為：輕靈劑不足以治大病，若重病因以輕靈劑予之，可以無過而使用，其立心尚足問乎？楊氏治醫，向無封畛之見，“以為醫者天職，在能愈病，使經方而有益治療，固當遵用，輕靈劑而有效病體，顧可薄視乎者，設存門戶之見，藥非輕靈，即為失葉法薪傳，用必經方，斯為仲景信徒，不悟輕病與大方，是為牛刀割雞，重病而予輕劑，是為以卵敵石，二者皆不可也。”這正是紹派對寒溫之爭所持之態度，但以上所引，反映了楊氏對葉派藥法的批評，這也是十分明顯的。在同期校刊(第六期)上發表類似觀點之文者，尚有壽守型等人，壽氏在《我對中國醫學之認識》一文中，有“清代醫學更趨袁落的原因”一節，謂：“葉天士派的輕清方法，使醫生技術上退化不少。”徐究仁在《傷寒究三焦溫熱參六經之我見》一文中，除了對“溫熱病只究三焦，不講六經，此是妄言”說表示贊同，并指出：“今之時醫，每囿于寒溫之畛域之見，不肯一用經藥，茍遇此等證(柴按：指暑溫等熱病)，仍用桑菊銀翹等溫病套方以為治，于是治之而無功，治之而益劇，雖不死于藥，實死于貽誤病機耳，醫者之大患，奠此為甚。”這顯然也是對葉派藥法之批評。二、攻排葉派之登峰造極期從陸九芝對葉派學說進行激烈的抨擊，后來一直發展到惲氏學派對葉吳學派的猛烈攻排，這是由歷史條件所造成的，不能純粹看作是文人相輕之結果。這一時期，應以惲鐵樵氏為代表。惲氏為江蘇武進人。襟懷高潔，文筆矯健，其早年在商務印書館主編《小說學報》時，取文一律以優劣為衡，佳者雖無名新進，亦獲厚酬，否則即名家，亦擯而不錄，至公無私，為時人所稱頃。即此一端，其為人可知。惲氏之世，消滅中醫之逆流，其勢洶洶，面中醫界有些人卻在散布“仲景學說已經過時”的錯誤觀點，這與廢止派的攻擊《傷寒論》，在客觀上起了異曲同功的作用。廢止派的猖狂進攻，葉吳學派對仲景學說的曲解，以及當時中醫界嚴重的黨同伐異的不良風氣，使惲氏深惡痛絕。這種環境，使得惲氏在論戰中不可能平心靜氣地來討論學術。因此，《群經見智錄》尚是應戰之作。《傷寒論研究》已含挑戰意味。而《溫病明理》確已不乏罵訾。惲氏對中醫不會滅亡這一點，具有堅定的信念，他說：“謂中醫將滅亡者，杞人憂天而已。”但他很看不起葉吳學派，認為葉派之流，一方面散布懷疑《傷寒論》的謬論，一方面“惟恐中醫被取締，妄欲結烏合之眾以為黨，以與潮流相抗，而號于眾日，吾欲保存國粹，彼等野狐禪之醫學，豈是國粹，亦安有保存之希望。”他說醫家誤治屢屢，覆轍相尋滔滔，皆葉吳王三家之造孽，惟葉派之流毒已如此，所以必須將其黑幕揭破。在《溫病明理》一書中，惲氏就是這樣地邊批駁，邊訶斥，他甚至說吳鞠通既不懂得六經，又不懂得三焦，創為謬說，致殺人千萬，是投畀豺虎而不足辜蔽者。這樣子的攻排葉派，真可謂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對廢止派的反擊與對溫熱派的駁斥，不加區別，一律猛烈攻排，在學術爭論中發生這種情況，這是時代造成的局限性，如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看，不必為此而深責這位杰出的中醫理論家，相反，在觸處荊棘的環境中，惲氏不但站在與廢止派論戰的最前列，為捍衛中醫學作出了貢獻，而且不怕“群起而排之。，甚至在受守舊派醫家及有力者所忌，終至遭到函授學校一度被迫停辦的挫折之后，仍然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而且不屈不撓，急流勇進，于1933年重新開辦函授醫學事務所(問業者達五百余人)，這種即無立足之地，亦決不隨俗浮沉，違心佯狂的精神，應予高度評價。惲氏的22種著作，其中《傷寒論研究》、《熱病學》等都是論外感熱病之專著，而《溫病明理》一書，專以攻誹葉吳之學為主眼，故為研究抨擊葉派醫家學術觀點的重要著作之一。此書雖主要是采擷陸九芝之說來表明自己的意見，但不乏引伸發揮之處，故其學術價值，雖在《溫病論衡》之下，卻遠在《溫熱辨惑》之上。惲氏兩次創辦函授學校，從學者甚多(初次從學的達六百余人)，影響很大，故形成一個惲氏學派。其門人則以徐衡之、章巨膺兩人較為著名。徐氏為武進人，曾與姚若琴主編《宋元明清名醫類案》，并與章次公共同編纂了《章太炎先生醫論集》，徐氏曾為《溫病明理》寫序，序文之抨擊葉吳學說，亦頗烈。章氏為江陰人，對葉吳之攻誹，其用力之勤曾不略亞于其師。章氏也認為：“今日醫學晦盲否塞之現狀，”是“天士鞠通始作俑，王孟英章虛谷之徒，復從而鋪張揚厲”所造成，所以他緊緊跟隨其師惲氏，有《溫熱辨惑》之撰作，此書通過熔裁陸、惲諸氏之說，來表明自己的意見，屬課徒教學之作，學術上新見解不多，但提出“用下藥須有下證”，“傷寒下不嫌遲，溫病下不嫌早說，不可迷信。”亦具有卓見。與惲氏同時而對葉派亦作攻誹者，尚有張山雷(1873-1934)，張氏名壽頤，江蘇嘉定人。熱心于中醫教育，在浙江蘭溪中醫專校任教時，自編教材，注重實用，著作亦多，約20余種。其中如《中風斠詮》、《瘍科綱要》等，在醫界均有一定影響。其《濕溫病古今醫案平議》一書，主要是因為感到《溫病條辨》一書之論濕溫，看似“羅羅清疏，言之成理，然總是憑空擬議，懸想仿佛”，“竊恐執死法以治活人，枘鑿方圓，格格不入，貽誤亦必不小”所以他選擇治案，推闡原委，欲為學子立一臨床實驗之正鵠而撰此書。書中對葉派之抨擊，字里行間，每有可見。如在醴公治曾某案的平議中，說：“讝語神昏，本屬熱灼腦髓，擾亂神經”“若以葉派諸公處此，必謂逆傳心包，犀角地黃，玄參知麥，牛黃至寶之屬，俯拾即是，乃演成蘇談之所謂防其痙厥，防其外閉內脫，而無一不痙厥閉脫，隨呼隨應，時醫名手，八九皆然。”又如在治田芝祥一案后說：“……神志已糊，腦神經已受熏灼，醴泉所謂熱入營絡，侵犯心主宮城，尚是葉派欺人之語，在今日已知是通套空話，不必再污筆墨。”又如丙寅九月十五日甲醫初診一案，在丙醫八診后之平議中，認為：今日見證，是“熱邪充斥三焦，深入灼陰之明證，乃至此則想出養陰二字，則又葉派殺人之絕妙好手也。”他說此等方案“本無可取，然姑存之而備論其謬，以告初學，俾知驚惕，亦是一法。”現其上議，可知其持論與陸九芝同。此與“自葉氏《溫熱論》，以首先犯肺，逆傳心包八字提綱，遂若溫熱為病，非肺即心，非心印肺，竟將陽明最多最重要之證，略而不言，一見神昏，必從心包主治”，以至寶、犀黃，生地，玄參等龐雜亂投為慣技，助紂為虐，終至不可救藥云云，亦可互為印證。于此，抨擊攻排葉吳之學的流派，由陸九芝、惲鐵樵，張山雷等，已基本形成，該派在與葉派的學術論爭中，由底定鞏固而加深加廣，流澤方長。析流三、詰難葉派之別開生面期惲氏之后，學術爭鳴與門戶之間的互相攻訐，已夾雜在一起，竟成了中醫界迄今未能完全蕩除之惡習。但學術上的質難詰駁，也在深入發展。迄山陰祝味菊出，其對葉派之批判，有新見解，如論溫邪引起溫病說之非，說貫中西，言前人所未言，開始觸動葉派學說之根本。祝氏早年懸壺成都，為四川名醫，后到上海，獨樹一幟，形成一個以溫補為特點的祝氏學派，被中醫界公認為是仲景一脈之后勁。祝氏初到上海時在1927年，據其自云：彼時滬上醫家，多屬葉派。視氏因醫風與之不同，初不敢孟浪懸壺，"于是虛心下氣，待診于名醫朱某之門，凡三閱月，深佩其機巧莫測，料變若神，然病者往往由輕而重，而死，醫者逐步料到，而不能挽其死。由辛涼解表，甘淡驅濕，而致透熱轉氣，清營散血。由宣化濕濁，滋陰清熱，而至滌痰開竅，平熄肝風。醫者逐步做到，而總不能弭其變，挽其死，于是爽然若失，默然深感名醫之所以成名醫者，在于料病識變，而不在于劫病救變。”為此，祝氏對葉派醫者大為不滿，他猛烈抨擊這種時弊說：“彼時醫處方，以輕靈為通俗，以寒涼為平穩，侈言病變，予謀卸過，偽作謙和，過示審慎，用藥維輕，用術維精，煦寒問暖，若有同情，成則居為已功，敗則諉諸天命，可以欺婦孺，駭庸俗，烏足以受大命。”又說：“彼時俗之醫，習用輕清，幸而得手，已令延期，每見不藥可愈之病，一候又一候，必欲令其邪正俱憊而后休，貪天之功，以為已有，皆造孽之徒也。”批評葉派醫者，采用這樣措詞，真可謂是惲氏學派之遺風。但祝氏之攻訐，是由于憤慨，因彼時葉派中人，排斥異己，亦頗為失當。如1929年，有徐某弟患感證甚劇，先由葉派醫者治療，全謂熱入心包，主用清官之類，因治不見效，病家改延祝氏，祝氏予麻，桂、姜、附之類，一劑后未見轉機，病家心焦，復延葉派名醫，謂已為祝氏誤治，不可救藥，辭不治。病家于悲痛中覓祝強歸，露怨尤祝氏意，祝氏悉情后，因學驗豐富，膽識過人，乃一力承擔，處方無更只字，先后服六劑而告愈(此事詳載于《傷寒質難》)。從這一例子來看，葉派中人，因篤信己學，竟有輕率攻誹他醫若是者，祝氏受到這樣攻擊，在著述中有憤憤之詞，應當說是情有可愿的。但現在時代已經不同，醫者若仍因學術觀點之異，繼續互相攻訐，就只能加深門戶之見和助長黨同伐異之風，給振興中醫事業帶來損害，這一點現在很值得我們的注意。據《溫病明理》記載，惲氏之世，時醫已多“崇拜天士為醫圣，謂鞠通《溫病條辨》，可以與仲景《傷寒論》分庭抗禮。”這說明中醫不但曾有人把仲景當偶象來崇拜，也早有人把葉天士作為偶象來崇拜。所以姜春華老說，“我們不要把葉氏當作偶象來崇拜，不要把他治療溫病的經驗當作頂峰。”這無疑是正確的。在這一問題上，祝氏不迷信權威的態度是很為可取的，祝氏以五段代六經，已足說明他崇尚仲景學說而不泥于仲景學說。對于葉桂，他說：“天士亦人也，人盡有智也，焉知今人之不昔若也。”當然，這話在崇拜葉氏為醫圣的人看來是狂妄。但祝氏認為：“學說之演變不已，往往昨是而今非，后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昔耶。”又說：“茍能融會中西，探索真理，不通則已，通則豁然開朗，如登泰山之頂而望日出，氣象千萬，彼金元諸家，直足底浮云耳。”這種見解，在執著成見，拒絕新知，以仲景或天士為醫圣，拜倒于古人腳下，為已有知識束縛住自己的思想，而聽不得不同意見的人，是根本不敢想象的。祝氏醫著中，《傷寒質難》一書，很有學術價值，此書新見解不少。內中“太陽傷寒關于溫熱病之分辨”一篇，實為詰難批評葉氏學說之專篇。總的來說，祝氏認為葉派之學不可盲從，《溫熱論》瑕疵很多，吳鞠通、王孟英輩推波助瀾，以為葉氏之溫熱，足以頡頏仲景之傷寒，實則疵謬矛盾，不勝枚舉。《傷寒質難》系祝氏口述，由其弟子陳蘇生老筆錄，寫于1944年，刊行于1950年，是一本以師生問答形式匯錄的研討外感熱病之專著，文筆暢茂，論理精湛，且參西說中，不乏創見，惜僅印過二千冊，現社會上已很少流傳。(上海中醫學會圖書館有藏本。)陳蘇生老原亦時方醫者，曾與祝氏展開舌戰，幾經辯論，始折服稱弟子，后卒獲視氏心傳，成為視派之傳人，著有《溫熱管窺》(內部印行)，亦不同凡響之作。陳老今尚健在。又上海兒科名醫徐小圃，原亦時方醫者，后因其子伯遠病危，時滬上葉派中名家及西醫均束手，經祝氏一力承擔而治愈，徐氏受此影響，后亦轉變醫風，成為祝派中之佼佼者。其子伯遠、仲才，俱受業于祝氏，徐仲才教授現執教于上海中醫學院。祝派門人，健在者尚多，滬上名醫如江克明、王紹基、王九峰等俱屬。與祝氏同時而極力攻排葉派者，尚有孔慶萊(1816一？)，孔氏名藹如，浙江肖山人。1902年中秀才，后至日本入慶炎大學，得化學博士學位回國，先受聘于商務印書館，編輯《化學》，能詩，為南社社員，后以身弱多病，鉆研醫學，現代名醫陳道隆為門下士。在1929年執教于浙江中醫專門學校時，于《校友會年刊》上發表了《中風真類辨》、《近代醫派論》等醫文。他對徐靈胎十分推崇，貶吳塘則頗烈，《近代醫派論》說：“徐氏以天縱之資，道德高隆，聰明正直，品才學識，卓絕千秋，上承道統，下啟后人，瑞民族精神之所寄，蓋數百年中第一人也。"對葉派中人則大加貶斥，他說：“妄人吳鞠通者，荒謬絕倫，蕩無廉恥，竊人余唾，以著《溫病條辨》，人以邇名，其學則如通如不通，有通有不通，或通或不通，忽通忽不通，其人本無足取，其說本無足錄，時逢末劫，其書盛行，昏庸之徒，以其簡陋而易學也，昧然宗之，視為蘭臺秘笈，竟謂歧黃至理，盡于此矣，病家既趨之惟恐不及，蠢夫斯日益驕橫，心高氣傲，幾目病人為無物。”孔氏甚至說：“紅羊兵禍，不過十年，鞠通之禍，直百年而未已。”故他大罵鞠通，說他是“醫門敗類”，并認為其學之流行，實為黎民之厄運，他為了貶斥其學，故特著《鞠通發揮》一書。此外，他對王孟英，亦加攻誹，說：“同時有王孟英者，揮文弄墨，似是而非，比于鞠通，似覺稍勝一籌，然亦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因他對孟英開口陰虛，動筆寒涼，十分不滿，故又“著《孟英問堆》以辨之，蓋以其似是而非，誤人實深，故不自覺其言弗也。”他還認為陸九芝之抨擊葉吳，雖然鶴立雞群，但力量不足，故收效亦微，又因曲高和寡，他“慨余風已杳，痛后繼無人。”故有上述二書之撰作，但因未嘗印行，僅以手抄本流傳，故影響不大。此外，孔氏尚著有《診余痛言》，內容未詳。在《醫界春秋》雜志上，熊寥笙老在致余無言書中，亦云據其治療經驗，以葉派藥法治濕溫，療效不好。熊老亦為今醫林之耆宿。近代著名思想家章太炎，對葉派學說也持批評態度，他在杭州中醫專校講課時，曾抨擊葉派，說：“近代葉派之流，于病狀尚未說明，先以五行之談為鋪張，則直是油腔滑調矣！”其實，葉氏寫案，比較樸實，其言五行者雖多，但侈談者實少，后世學葉氏的人，不能獲其神髓，徒在字面上著力，以五行之談為鋪張，好象邯鄲學步，這固然是一個為章氏抨擊的原因。但章氏對五行學說持批判態度，故其論如上，其實章氏全盤否定五行，是不正確的。但章氏之論濕溫，對葉吳提出懸牛頭賣馬脯，名不符實的批評，言前人所未言，語頗精深，他指出；濕溫之名，首見于《難經》，然尚未志其癥狀，迄《脈經》始補充之，嗣后《活人書》、《本事方》皆以之為據，但后人竟以脈證完全相異之病，“強傅以濕溫之名，葉桂倡之，吳塘以來附之，眾口雷同，牢不可破，夫病之治療，古今或容有異，若以病狀定病名，此不能違古而妄更，葉吳之濕溫，可謂懸牛頭賣馬脯矣。”此論對后人之抨擊葉派，很有啟迪。在對葉派學說之抨擊中，若此別開生面之論，陸九芝、惲鐵樵之后，殊不多見。因祝味菊、章太炎諸氏之詰難葉派，不因循陸、惲等人已談過之舊說，故余稱為詰難葉派之別開生面期。四、批評葉派之奠基祇定期陸氏抨擊葉派，尚不過措詞較為激烈。惲氏與廢止派大論戰，彼此常謾罵，寒溫之爭夾雜其中，由此而掀起互相攻訐之風，到詰難葉派期尚頗有陋習。但再次以降，排異攻訐漸轉為注重說理，學術爭鳴風氣稍趨正常。此時如時逸人(1896-1966)之論寒溫，雖對吳鞠通等有批評，但措詞平允，重在說理，且一分為二，字里行間沒有以詆訾泄憤為快之氣氛，這樣討論學術，值得我們效法。時氏治學，以善于博采眾長稱，他認為：對古代開始懷疑，而后深入鉆研，獲得收獲，“學術界的生機在此。如果專一崇古信古，以為古人天生上智，企不可及，畢身鉆研，祗做到食古不化而已，有什么進步可說？”這是很正確的。時氏著作，有《中國時令病學》、《時氏處方學》等。他在《中醫傷寒與溫病》一書中，對葉派有微詞，他認為：“《溫熱論》經章虛谷、王孟英捧場，儼然認為談溫病者特出的宗派，”其實此書的缺點也不能忽略。時氏對首先犯肺說，也持異議，并認為吳塘說九種溫病都始于上焦，在手太陰，是固執葉氏的錯誤理論，所以有與實際脫節的舛誤。認為葉氏“傷寒多有變證，溫病在一經不移”云云，亦是千里之失。對《溫病條辨》，他說長處有三，缺點居六，如“(一)他將溫病發展到溫疫方面，將經中所載‘厲大至，民善暴死’等等盡皆列入。即吳又可所說戾氣。亦都盡量包括。(二)關于外感伏氣等，亦都具備，并無成見。(三)認識到四季氣候變遷，能影響人體健康，把環境氣候變動，和體質有連帶的關系，亦都分別說明。”這是他的長處，至于缺點則：“(一)傷寒溫病，性質相同，經過亦大致相同，硬要分別為病在三焦，未免牽強。余認為三焦之說，僅可認為病證經過之次序，如第一期，第二期之類。吳氏疑為凡病溫者，在手太陰，祗說到外感初起，有呼吸器病的一部分，如外感初起，并無呼吸器的癥狀，一概認為在手太陰，未免無的放矢。(二)用桂枝湯治溫病初起，亦覺不妥。可能說是用桂枝湯，必然引起高熱，后用白虎湯來退熱，即使幸而獲效，已成焦頭爛額，以后用三甲復脈專翕大生膏之類，釀戊嚴重危候，鞠通不能辭其責任。(三)誤服桂枝湯后，是否須用白虎湯，須以癥狀為主，如不能分析病情，只以白虎湯來塞責，亦未能認為滿意。(四)溫病中包括風溫、溫熱、溫疫、冬溫四種，立一法以統治，亦覺尚待研究。(五)溫病初起，桑菊銀翹力量太輕，白虎力量太重，太過不及，都不適宜。《傷寒論》中麻杏石甘湯，葛根黃連黃芩湯，都可借用，吳氏計不及此，未免所見不廣。(六)濕溫初起，有表邪為多，藿香正氣加減用之，頗少捷效。吳氏惟先用三仁湯，亦未能認為滿意。”總之，時氏認為《溫病條辨》是缺點多，優點少。他認為吳氏繼承了葉氏的遺產，便狂妄地欲與仲景對立，這是不對的。但此書不是專為批評葉派學說面撰寫，以上所論，不過書中所偶及，故尚不足為此朗之代表作。可推為此期之代表作的，余謂當推《溫病論衡》，此書措詞雖并不激烈，但說理精湛，批評葉派很顯力量，確具有“絕葉吳之根株，搗葉吳之巢穴，斫葉吳之根本”的作用。因為謝誦穆通過嚴密論證，抓住了批評葉派學說最為關鍵的一點，這就是“溫邪上受，首先犯肺之溫病，考其癥狀，在葉天士之前，并不稱為溫病。”而葉派以漠不相關之前賢學說為甲盾，以內難仆景為護符，將前人的溫病，與自己杜撰的溫病，擾在一起，弄得如油入面，不可復別，反而使本來已比較復雜的溫病學說，變的更加復雜了。因為傷風、肺脹等呼吸器病，本來并不稱溫病，葉氏混稱之后，就從此憑空闌入到溫病范疇。謝氏認為：為了有利溫病學說之整理，“不應當承認其為溫病，當屏之溫病范圍之外。”謝氏認為葉派學說理論上錯誤很多，治療上措施不力，時醫盲從，必須衡正。又鑒于陸九芝的抨擊葉派，屬于支支節節的鏟除，一句一章之芟削，故僅成對抗之勢，而并未扼葉吳之要吭。他為了徹底蕩平葉吳之壁壘，認為必須抓住根本問題，來“推翻葉吳之溫病”，所以有《溫病論衡》一書之撰作。他還說：醫者用不著為此而杞憂，因為“推翻葉氏之溫病，僅為推翻溫病學說過程中之一部分，決非推翻溫病學說之全體。”而“芟此贅疣，則溫病學說之整理，或將厘然有序。”這樣批評葉派，因為抓住關鍵不放，顯得很有力量，又因《溫病論衡》分析入理，確是動搖了葉派學說之根本。此外，《溫病論衡》中關于溫病當定肺胃二系，伏氣之說為無稽等論說，雖多系秉前人之說而發揮之，但說理之精詳，表述之清楚，可謂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了。至此，對葉派學說之批評，可謂已經謝氏而祗定。陸九芝及其《世補齋醫書》陸氏名懋修(1815-1887)，字九芝，元和人(今江蘇吳縣)。為清代著名醫家。初業儒，湛深經術，以文學著名。祖上世代知醫。中年后，不樂仕進，承家學之淵源，窺靈素之堂奧，致力歧黃，博覽群書，精內經、傷寒之學。治病主宗仲景方，常奏良效。所著《世補齋醫書》，探幽抉微，刊誤訂謬，發揮運氣學說，闡釋內經奧旨，批評葉吳諸家，推崇仲景傷寒，說理精深，文筆犀利，對后世影響至巨。在中國醫學史上，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但由于他開抨擊葉吳學說之風，深為葉派中人所不滿，備受詬議，致被人誤認為是一個因循守舊，影響中醫學發展的復古保守派。筆者認為，這種評價，有失公允，現本著爭鳴目的，對其人其著，略作述評如下：一、擅治溫熱，善用經方這是可證陸氏臨床經驗十分豐富的一個方面。對陸氏的活人之術，潘蔚曾十分佩服地說：病人遇到他，輕病，不知怎么一下就沒有了；重病，不知怎么一下就救活了。當時人評價陸氏之醫術如斯。從一些有關醫案來看，陸氏治溫熱病，經驗確實相當豐富。如同治辛未，青浦吳海霞明經，患溫熱病，呃逆頻危，飛棹延治，至則醫已連進丁香等藥，且議投肉桂矣。九芝謂此證必見五臭全，方可活，謂臭汗、臭痰、臭尿、臭屎及放空亦臭也。乃予以芩連丹梔，少佐玄明粉，而未及三日，五臭已全，其病若失。從這一治案來看，陸氏若非歷險有得，遏克臻此。如果說，矜已德，夸治效，為醫之通病，陸氏之言，不足深信。那么，我們從別人談到的幾則治驗來看，仍然認為，陸氏治療溫熱病，醫術相當高明，這方面的經驗，值得我們發掘。現舉數案以證之：1·咸豐已未，涇陽張文毅公督兵皖江，軍事旁午，以濕熱遘疾，群醫震驚不能療，九芝故出公門下，飛騎千里，招致軍中，進數劑，立瘥，文毅德之。準斯以觀，即置治效不論，單憑群醫震驚不能療而飛騎千里邀陸氏這一點，就可想見陸氏當時之聲望。如無豐富的臨床經驗，要達到這樣聲望，是難以想象的；2·光緒丙戍春，其侄崇保病溫，群醫束手，陸氏診之，主予大承氣，眾慮保年已七十，梔芩苦寒，樸黃峻下，謂不便用，陸氏力排眾議，毅然下之，一藥而霍然。從此論之，陸氏若無豐富的臨床經驗，見定不惑，就不可能有這樣的膽識。3·壬午夏，受業濮賢慈之父病熱，喜立日中，且惡涼飲，脈則皆伏。群醫咸謂為三陰證。慈叩問于陸氏。陸氏曰，此溫熱之大證，陽極似陰者也，誤用辛熱必殆。乃迭進芩連膏黃輩十余劑，而熱象大顯。石膏用至數斤，病乃漸退。就此案而論，陸氏經慈一問即知是溫熱大證，迭進苦寒，石膏用至數斤，這就是因為陸氏對溫熱病的治療，學驗二豐，已有定識于平時，乃克有定力于片刻。4，太康劉中丞，于辛酋令上海時，得結胸證，以時方玄參麥地，頻于危，九芝視之，貢以枳樸輩，數服即解。此案亦說明：陸九芝以經方拯危救急，手段老到，確是活人有術。上述類案，說明陸氏擅治溫熱，善用經方，是無可置疑的。亦正是為此，我們應克服門戶之見，認真繼承發掘其學術思想和溫熱病的治療經驗，以求古為今用，達到繁榮學術，提高療效之目的。陸氏之世，時醫不重視繼承發掘前人治病之經驗，動曰“時有古今之異，古方不治今病，”“一遇溫熱病，無不力辟傷寒方，”然按輕清、滋陰諸法治療，又常防其東而東，防其西而西，陸氏深不滿于此，故大力宣揚，傷寒論并沒有過時，傷寒方也并不難用，他作《傷寒有五論》、《傷寒方論》等文，并抨擊葉派藥法之弊病，就是為此。陸氏嘗云：如仲景方而不可用，則病人豈容我以嘗試者，何以用之一人而效，用之人人而無不效，且何以彼之不用仲景方者，曾不聞一效也，吾既用之而效矣，用之而屢效矣，則吾豈能舍吾效者不用，而用彼之不效者耶，夫病者何所求，不過求其效耳，然不用仲景方而效不至，則人何樂乎不用仲景方哉。可見，陸氏之所以以表彰仲景學說為己任，除了當時盲目蔑古，輕忽繼承的風氣，主要還是因為他用經方治病，不但每用每效，而且屢以經方起溫熱大病，活重危險證，陸氏深研經典，用仲景方治病，嘗到了甜頭，故于此篤信而不疑。若不顧及此，僅為學術觀點之不同，便鄙薄其治溫病之經驗，是不夠妥當的。陸氏還認為，治病不能墨守成規，應當從提高實效出發，勤加探索。他在自序中說：一病有一病當用之藥，即有一病不當用之藥，用不當用之藥而無益于病，明明有當用藥在，不知更弦，因循舊習，仍用此藥以治他人，一若舍此別無可用之藥，此固何為者耶。這些有慨舉世盲從輕淡，墨守成規，不問治效之醫風而發的議論，反映了他治病注重從實效出發，勤加探索的主張。而尤為可貴的是，陸氏不以能用經方拯危救急治大病自滿，認為“醫以能治大病為上醫，正以不使病大為能”，“醫之為道，莫要于不使病大”。故他手定文集十六卷之后，又釆擷諸家經驗，著《不謝方》一卷。陸氏知道世人好以焦頭爛額為上客，而曲突徙薪者，必無恩澤，但他“只問其病之愈不愈，遑計人之知不知”，這種觀點及《不謝方》的撰著，不但說明他遵古不泥，并不象后人說的那樣：拘守經方，以后世方藥，皆無足取。而且還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陸氏高尚的醫德。由此可見，陸氏只是反對蔑古，而并不曾食古不化。故近代名醫張山雷對其甚為服膺，謂“陸氏擅長溫熱，學識與夢隱相等，而文詞倜儻，筆鋒銳利，尚非夢隱所能及。其最有功于病家，而揭破近世陋習者，斷以《不謝方》一卷及《世補齋》十六卷，尤為救時之良藥。”這一評價，是較為中肯的。二、抨擊葉吳，表彰仲景這是《世補齋醫書》中一個令人矚目的內容。陸氏治學，學而能思，富有批判精神。文集卷九至十一，專門評論諸家之得失，對葉吳學派及黃坤載，抨擊尤甚，其批評，有持論恰當的，也有失之偏激的，從總體上看，是瑕不掩瑜。陸氏著中的駁評文字，說理精深，在學術上很有參考價值，但后之學者，有時出于門戶之見，竟攻其一而不計其余，抓住他有失偏頗之處，強加以復古派、衛道土等大帽子，若以此來一筆抹殺他對諸家的中肯批評，實無益于繼承發掘前哲學說之精華，來推動學術之發展。有鑒其對葉派之批評，影響最大，爭論亦多，故擬對此略述己見如次：陸氏之世，葉吳之學風行，用藥輕淡，肺胃不分，滋陰泛用，撤熱不力之陋習，已無形中蔚為風氣，時弊疊出，民受其害，這種情況，陸氏著中有所記載，如《脈有力無力說》中錄有一案：“里門某姓一獨子，年才冠，新婚，病傷寒中之溫證，表熱不追，里熱已成，陽明之脈浮大而促，葛根芩連證也，熱再盛則白虎證也，醫執病在上焦，不犯中下之見，用卒涼輕劑，藥不及病，越日更醫，方且防其劫津，用滋潤之玄參麥地，謂是養陰退陽，或又防其昏厥，用瘍科之腦麝珠黃，謂是清官增液，藥不中病，病不待也，未已大醫來診其脈，出語人曰，遲矣遲矣，脈無力，而重按全無，明日即防脫矣，尚作何等病觀耶，病家習聞夾陰之說，病適留戀增重，適如所言，意本以虛為疑，乃大嘆服。參芪并進，手寫熟地炭生地炭，口中則議投姜附，臨行誦盲左之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而明日果然。”陸氏目擊這種時弊，因奮筆著《續蘇談防其說》等文，對此痛加駁斥。按陸氏經驗，傷寒溫病，凡其熱已潮，而又大煩大渴，昏沉譫妄，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或循衣摸床，撮空理線，或揚手擲足，惡聞人聲，或口噤（齒介）齒，背反張，臥不著席，此時如不急用大承氣下其燥屎，則陽實劫陰，滓枯液洇，熱極生風，危在旦夕。但由于當時醫風，習用輕清，常杜撰陰虛戀邪之名，泛用清官開竅，養陰退陽之法，“置承氣三方于不問，始則以豆豉豆卷之不足以發表者，耽擱三日。繼以生地、石斛、麥冬、元參之滋膩留邪者，又三日。而后犀角，珠黃、至寶、紫雪之類，將未入心包之邪，一舉而送入心包，迨心包洞開，燥屎仍在，陰之將竭，事不可為，終之以一服去五味之生脈散，或一服去姜桂之復脈湯。”章巨膺說陸氏這樣“描寫時醫黔驢之技，皆系實錄。”因章氏亦親身經歷了此種時弊，故與陸氏，雖不同時，但具同感，葉派藥法末流之弊之久，于斯已見一斑。陸氏認為：這種時弊出產生，是仲景之學不明于世所造成，故他一生以表彰仲景學說為己任，認為必須澄清當時歪曲仲景學說，說仲景偏于辛溫，《傷寒論》只論狹義傷寒，古方不適治今病，學傷寒是學屠龍之技等種種蔑古誣圣的錯誤觀點，認真發掘仲景治熱病之經驗，來匡正時弊，古為今用，以求變革醫風，提高療效，有所發展。陸氏之所以崇張(仲景)排葉(香巖)，正是出于不滿當時之現狀，如不顧這一明顯的事實，將革新之要求，說成為復古之主張，這是值得商榷的。推崇仲景，并不等于踏倒后世之一切，如果陸氏真認為漢以后的治法方藥無一可取，他就不會再著《不謝方》了。我們現在也常說：將“(仲景)尊為醫圣是當之無愧的”①，因為張仲景，李時珍等醫家，對中國醫學貢獻極大，后人出于崇敬，有時就稱他們為醫圣，這并不就意味著主張復古蔑今，若對此抓住不放，加以抨擊，這在學術論爭中，有挑剔之嫌而并不具有說服力。潘蔚說；“治病之法，泥古者非，蔑古者尤非。”內經傷寒之學，為中醫之根本，知人必論世，當時有蔑古誣圣，忽視繼承發揚之風氣，又有人對仲景學說陽奉陰違，所以陸氏尊經崇古，表彰仲景，不違心隨俗，敢抨擊諸家，即偶有偏激之言，實亦不足以深責。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看，陸氏之排擊葉吳，對掀起寒溫之爭，促使百家爭鳴，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在中國醫史上，是具有積極意義的。謝誦穆說：“遜清醫壇，為葉香巖所宰據者，垂百年之久，一代英杰，皆不能自拔，迨元和陸九芝先生出，始起一絕大之變化，先生以犀利之文詞，抒獨得之精義，讀其書者，無不為之神移色動。”陸氏學說之影響后人者如此！陸氏對宰據當時醫壇統治地位之葉派學說，敢于進行猛烈的抨擊，這種精神，決非附和通論，彈唱老調，因循守舊，隨俗沉浮，違言過失，不求進步者之比。孔藹如說陸氏在當時醫界中，有鶴立雞群之氣概。張山雷說陸氏獨樹一幟，頗能糾近世之惡習。惲鐵樵說陸氏抨擊葉吳，其心公而非私。如謂這都是傷寒派的褊袒之見，則近賢陳夢費老先生，彼專研醫史，并不屬于寒溫之爭中的任何一派，他亦謂九芝之痛詆香巖，蓋因目睹葉氏學說輕描淡寫，敷衍塞責之流弊，非僅以私人意氣，攻訐先賢者。足見評論持平者，竟不屬少許。又《中醫大辭典·醫史文獻分冊》，對醫史人物，“隨其貢獻大小，而有杰出醫學家，著名醫學家，醫學家及醫生之分”而天士、九芝，并列為清代之著名醫學家，這樣評價，較之葉派中人，常過分的捧高葉氏，過分的貶詆陸氏，就公允的多了。三、發揮運氣，闡釋內經這是陸氏之一大貢獻，也值得一提。陸氏認為：“治病之法，不出內經，內經之治，不外六氣，白天元正紀以下六篇，百病之治皆在其間，豈可因其所論皆運氣，而忘其為治法之所從出者。”他“慨世之醫絕不從事于斯，詭言素問古書，不治今病，而醫學遂以大壞。”又有鑒馬元素程德齋之徒，于運氣之學，索隱行怪，流入異端，致六經病之生于氣交者，無人能道，故在發揮王樸莊歲運循環說，作《六元大司天上篇》，《六元大司天下篇》，《大司天三元甲子考》之后，復著《內經運氣病釋》九卷，《內經運氣表》一卷，著重闡釋七篇大論，以求六經病所由來，六經之何由病，以及病之何由治，其目的是“既可以內經之言，明仲景之法，并可以知今人之病，無一不出于內經之言。”“并非古人別有古病。”這對糾正當時古方不治今病，古書不適今用的偏面認識，無疑有一定的作用。對運氣與疾病的關系，陸氏的見解是：氣候六十年一循環。六十年間的氣候變化，對疾病很有影響。他根據大司天三元甲子考，對歷代名醫進行細核，發覺寒涼派醫家，如河間，丹溪等，都值火運。而溫補派醫家，如東垣、景岳等，咸值寒運。因此認為：凡寒，濕二氣主運的中元甲子，病從寒化濕化居多，治即以溫燥補益見長，凡火、風、燥交替主運的上、下元甲子，病從熱化燥化居多，治即以寒瀉清滋見長。后人疑前賢用藥，主寒主溫，有失偏頗，而不知皆非偏也。陸氏之世，所值之運為燥火，“所遇時邪，莫非溫熱，大都以涼散以寒瀉愈之者多。”正由于理論上的研究與其親身經歷相一致，陸氏感到“病之各隨司天以變者，彌益顯然。”故于此深信不疑。但陸氏對此并不膠柱鼓瑟，他懂得六十年間的氣候循環，也有未至而至，至而不至等種種異常變化，故他又說：“本不得常法是拘”，“況地形之南北有高下，人身之稟賦有強弱，且于抱恙之久新，尤有分別，凡所以隨機應變者，本非一言可竟。”謎樣子來看待運氣學說，是十分辨證的。以上所述，而且還是陸氏駁斥“仲景詳于治寒略于治溫”說的一個重要論據，因為按大司天三元甲子考，“仲景當建安中，乃中平甲子垂二十年，時亦屬下元厥陰風火用事，當時習用烏附辛熱，正值風火運中，為治多誤，故仲景以桂枝麻黃之溫，治中風傷寒之病，即以葛根芩連白虎承氣柏皮梔豉之清治溫熱濕熱之病，凡遇溫熱即用寒涼，其謂仲景但知秋冬，不識春夏者，不足與語仲景者也。”陸氏認為：芩連膏黃，皆以治溫，非以治寒，傷寒論中方，只除去起首桂麻二物，大半皆治；溫治熱方，后人為論證已說，全不顧此，一若但見論中有桂枝麻黃，不見論中有膏黃芩連，這是十分不妥的。近人拾喻昌余唾，仍好為此說，殊不知早已見譏于陸氏。陸氏的觀點，章巨膺極為推崇，他對歲運循環復加推論，見“李東垣為張易水高弟，而反其師說，陸九芝為王樸莊外曾孫，而不同祖道”，“歷代名賢論著，派別歧異，俱合符節。”故謂“此真可貴之學說，偉大之發明”。章氏認為：中醫學派，敗于清代，流于平淡輕清之支，治術退化，若陸氏之發明能提早三百年，就不致釀成大敗缺。劉廷枚則認為：內經所言病，莫不可從七篇大論推知之，《內經運氣病釋》“所釋雖止七篇，直不啻通一部內經而盡釋之，厥功偉矣，若以為此七篇，本言運氣，即謂此書專為運氣發，是豈君志哉。”后人對陸氏發揮運氣學說之評價，于斯可見一斑。《世補齋醫書》中闡釋內經之作，尚有《內經遺篇病釋》及《內經難宇音義》各一卷，亦俱以抉發奧旨，有裨世用為宗旨，陸氏在這方面的貢獻，也是不可忽視的。結語：陸氏深研內經傷寒，根底扎實，加之文學基礎好，臨證經驗富，故其論醫，才氣縱橫，極少作浮泛之談，議論多深刻而有見，雖然，對諾家的有些批評及謂人參不補氣陽等某些學術觀點，不無可商，但究不同于老生之談，尤其是文集十六卷，文筆暢茂，見解獨到，敘述每簡潔而有條理，在醫學論說文中，允推上乘之作。惜其書現在社會上流傳日少，葉派中人又常肆加貶詆，致后之來者，對其人其著，產生了不應有的誤解，這很不利于發掘前哲學說之精華以推動學術之發展，故余有此文之撰作。參考文獻①、郁文駿，堅持中醫特色，提高中醫水平，成都中醫學院學報，(1)：9，1984惲鐵樵及其《溫病明理》惲鐵樵(1878-1935)名樹玨。早年畢業于南洋公學，善譯西洋小說，有名文壇。后銳志攻醫，文名反為醫名所掩。曾問業于傷寒名家汪蓮石，深通內經，傷寒之學，“為近代中醫界精通舊學，獨具只眼，又受過較系統的近代科學訓練的第一人。”①“著有《群經見智錄》，《傷寒論輯義按》，《脈學發微》、《溫病明理》等書共二十二種。這些著作除了表達他韻志愿以外，還有不少創造發明，所以僅僅是二三十年的時間，惲氏醫學蔚然成派，且產生了比較深遠的學術影響。”其中《溫病明理》一書，很能反映其對葉派學說的見解，爰作介評如次。一、時代背景任何著作，都有其一定的環境色彩。《溫病明理》也不例外。惲氏之世，消滅中醫的民族虛無主義思想泛濫成災。1917年，余巖發表《靈素商兌》，向中醫理論，發起了總攻，“廢止中醫派批判中醫，首先集中于《內經》，其次集中于《傷寒論》。”③處當時這種形勢下，在長達五年之久的時間里，中醫界竟沒有一人出來應戰。相反，種種歪曲，懷疑《傷寒論》的說法，借羽翼仲景之名，到廣泛傳播了開來。有的說《傷寒論》只講狹義傷寒。有的說傷寒絕少。有的說仲景傷寒，由外到里，要橫看；葉氏溫病，從上到下，要豎看。有的說《傷寒論》中溫病是假溫病；吳鞠通、王孟英等所說溫病是真溫病，這種種看似不同的論調，有一個共同的觀點，這就是說，仲景學說已經過時了。這種觀點，于當時廢止派的攻擊《傷寒論》，真所謂推波助瀾。上述有些論點，雖早巳由陸九芝等進行過駁斥，但在當時仍廣為流行，惲氏處這種歷史條件下，既對廢止派十分憤慨，亦對葉吳學派相當反感，因此，他首先應余巖之挑戰，于1922年發表《群經見智錄》，“站在近代高度科學地解釋《內經》體系”，“捍衛了中醫體系的完整性。”④嗣后，又著《傷寒論研究》，《溫病明理》等論外感熱病之專著，對歪曲仲景學說的錯誤論點，進行了批判。徐衡之在《溫病明理·序》中說：“仲景之《傷寒論》，既為吳鞠通、王孟英輩之著作為紫色奪朱之僭竊，則《傷寒論》為人所懷疑，在若有若無之列，傷寒既無，傷寒以上之書，更非所能讀，則亦等于無，而所有者，乃僅僅《溫病條辨》、《葉案》、《溫熱經緯》，持此三書，欲與西醫科學挈短較長，則此三書實無些微之價值，等于無有而已，故曰中醫學蕩然無有一物，不為過也。"徐氏說彼三書實無些微之價值，言詞是偏激的，但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廢止派與惲氏學派對這一點都十分清楚：內經、傷寒之學，是中醫理論的根本。因此，廢止派攻擊中醫學，是從這里下手。惲氏學派的維護中醫學，也從這里下手。因為在當時，攻擊《傷寒論》與歪曲，懷疑《傷寒論》的種種論調，匯成了一股逆流，惲鐵樵為了延歧黃一脈，作振興中醫之望，乃在反擊廢止派之同時，橫掃一切曲釋仲景之學的注解，提出了下述主張；“欲得傷寒真理，非空絕依傍，屏去一切注釋，專讀白文不可。蓋吾儕之思想，茍為注釋所束縛，即不能有獨到之心得。猶之仲景之治醫，茍為當日時醫所束縛，即不能橫斷眾流，直入軒歧堂奧也。”并嚴詞駁斥葉吳學派，此所以有《傷寒論研究》、《溫病明理》等書之撰作。由此可見，《溫病明理》對葉派措詞之所以相當嚴厲，這是與當時歷史條件有關的。這與后世有些醫家，僅因觀點不同，便意氣用事，作文攻訐，不可同日語。因為當時的環境，據惲氏所云：“今之時醫皆葉派，茍倏然立異，將群起而排之，使無立足之地而后已，猶之舉國皆飲狂泉，轉以不狂者為狂，結果，不狂者非尤而效之佯狂不可。”這說明那時的醫界，黨同伐異的學閥風氣相當濃厚，惲氏既憎惡攻擊、歪曲、懷疑《傷寒論》的種種論調，又痛恨當時醫界的不良學風，所以使他在對葉派學說進行爭鳴時，平不下心，靜不下氣，故措詞便顯得相當的嚴厲。二、撰作動機惲氏認為：近代醫學晦盲否塞，是葉派末流之弊所造成。并認為：若“非以極明了之文字，達極真確之理由，將前此所有諸糾紛，一掃而空之，使此后學者，有一線光明坦平之途徑，則中國醫學，直無革新進步之可言。”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在外感熱病學方面，他感到一需正名，二需抉隱。而正名與抉隱，他都從抨擊葉吳學說入手，為什么要這樣做呢？據其自云：“鄙人志在呂明中醫學，不得不辟除謬說，并不欲以口舌與古人爭勝，以為名高。王孟英、吳鞠通、葉天士之書，疵謬百出，若欲一一糾正，疊紙等身，其說不能盡，則吾以為是喧賓奪主，不暇為也。唯三人之謬說，流毒于天下已如此，茍不能有精切簡明之方法，指示后來，則其黑幕總無從揭破，而流毒并無有窮時。”惲氏認為：陸九芝“因灼知條辨、經緯之誤，而觀彼等假經文以炫世售欺，故深惡痛絕之，而為此言，是其心公而非私。”所以他在《溫病明理》中，不管是否合符一般著書體例，大段大段地原文照抄《世補齋醫書》中抨擊葉派學說的多篇論文，并加以引伸發揮，來“辟榛莽，啟坦途”，冀為后學作南針。書是秉著這樣一種目的寫的，則其對葉吳王三家，攻排之力，自可想見。惲氏在“近人崇拜天士兒醫圣”，“茍倏然立異，將群起而排之”的歷史條件下，不顧一切，將批判矛頭直接針對了葉氏，他不但說：關于《溫熱論》為顧景文偽托一事，“九芝曲為辯護，猶是推崇前輩，稍存忠厚之道，然事理昭然，豈容諱飾。”而且還說：張天師乃酒肉道士之流，天醫星云云之傳，“按事理推測，是必天士行賄張天師，因為放此謠言，不圖能滿過雍乾時人，而不可以欺天下后世，然則天士為江湖醫，已昭然無可逃矣。”按照惲氏看法，葉天士也沾污了沽名釣譽的惡習。這個問題，陸氏并不將其坐實，被惲氏一加注，倒反將它坐實了，設計謀名與從師十七等傳說，與學術觀點正確與否，并不發生關系，從這一點來看，惲氏之貶葉氏，實在是超過了陸氏。從現在的眼光來看，《溫病明理》對葉氏這樣貶詆，確乎是太偏激了。但如果歷史地看問題，只要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及其撰作動機，則惲氏之猛烈攻排葉吳，就不覺得奇怪了。三、全書概況《溫病明理》同《溫熱辨惑》等著一樣，是一本以批判葉派學說為主限的專著。此書原名《溫病講義》，為其自編函授講義之一種，于1928年4月出單行本，系門人徐衡之，章巨膺參校，由上海華豐印刷鑄字所印刷，惲鐵樵醫寓發行，后收入《藥盦醫學叢書》中。書共四卷，每卷不標目。卷一因鑒于“今有一病于此，甲醫曰是傷寒也，乙醫曰是溫病也，溫病與傷寒異冶，病家茫然不知所從，取決于余，余曰，溫病乃五種傷寒之一，二說皆是，病家益無所適從，則延西醫。”感到外感熱病之病名不統一，不但授廢止派以口實。也難以征信于病人，遂慨然有正名之計劃。其正名認為《難經·五十八難》之關于溫病定名，不足以為訓；西醫就微菌定名法，也不可從。主張以《內經》為宗，認為：“若以《內經》法則，則厘然劃一，無有疑義。”卷二詳考《內經》、《難經》諸家之論三焦。以揭露鞠通之三焦，與中醫三焦原有之本義不個，然后指出：“假使有精當之學理，真確之經驗，原不妨于古人所言者之外，別樹一幟，然必所言者，與古人相發而后可？如其與古人所言相背，則必古人所說之理論不圓滿，吾能證明其誤處而后可，若表面崇古，里面反古，用以欺世斂錢，原滔滔皆是，不足深責，著書垂后，其罪不勝殊矣。”卷三繼簡要抨擊“溫病從口鼻入”說之后，大段節錄《世補齋醫書》中抨擊葉吳學說之文，來表明自己見解，“證明條辨、經緯、葉案之謬”，并指出：“傷寒太陽證，是寒邪從肌表入。傷寒門明病，是病毒從口入。”但“惟其內部有弱點，然后外邪得以入里。”卷四詳論《傷寒論·痙濕暍病篇》的濕暍二病，認為濕即濕溫，惲氏借用了當時的西醫學知識，來解釋此二病之病理，通過病理解釋以證明葉派學說之誤。尤其是認為：吳鞠通別創一三焦之說，“說理無有是處，用藥亦無有是處。“并有自己的診治經驗介紹。四、治學精神惲氏冶學，不因循流俗，不迷信權威，快人快語，文如其人，這從上論，已足反映。此外，他雖崇古而不泥古，雖信奉陸、戴之學，但不因此而偏愛，現舉二例以證之：1·不盲目泥古：他說：“《難經》自是古醫書之一種，唐張守節史記正義扁鵲傳中所指，即為今本《難經》文字，雖隨書經藉志不見其目，唐人已認此書出自扁鵲，昭然無疑。然書之佳否，當以說理精粗力斷，不以年代古近為衡，考《難經》全書所言，皆內經中表面文字，于《內經》之精義絲毫不曾有得，假使扁鵲讀《內經》，亦只見五行六氣，不知形能德藏，則所謂見垣一方者，真可謂寸無英雄，豎子成名矣。故吾于《難經》一書，總不敢絕對信奉。”這段文字，足證惲氏之推崇《內經》、《傷寒》，與盲目宗法漢唐、排擊金元者，貌似雷同，實相懸絕。”2·不偏愛一派：中醫流派眾多，有些醫者，由于先入為主，志趣為奪，往往入主出奴，對自己一派之學有偏好。但惲氏則不如此。惲氏初步治醫，從《廣溫熱論》入手，他對此書雖十分推崇，認為“較之條辨、葉案，高出十倍。”但他也不諱言此書缺憾，他說：“若謂吾儕信奉此編，即此已足，正未必然，須知此書淺而狹隘，讀之既久，恒偏于用涼，轉以涼藥誤事，亦往往不免。又其辨舌一節，亦未可為訓。”又如他雖推崇陸九芝，但遇不同看法，亦秉筆直言，他說：“九芝先生謂照陽明治法，葛根芩連清之，無勿愈者，此可以施于傷寒類之溫病，不能施之于與傷寒相濫之濕暍。”謂其言系誤。這樣一分為二的看問題，較之有些醫者，視《溫熱論》竟若天書，從不見內中有絲毫之瑕疵，甚至一旦他人言之，即便視作異己而深惡痛絕之的治學方法，是多么的不同。五、爭鳴論點1·傷寒為溫病之原：溫熱派說溫病是溫邪所致，惲氏認為溫病也是寒邪所致。他說；“溫病者，熱病也，熱病者，傷寒也。”“冬之熱病是傷寒，春之熱病，仍是傷寒，夏之熱病，秋之熱病，依然是傷寒，故曰：凡熱病皆傷寒之類也。是故謂春之熱病傷于風，夏之熱病傷于熱，秋之熱病傷于燥，長夏之熱病傷于濕，無有是處。”惲氏認力傷寒而病熱，之所以有風溫、暑溫、濕溫等之稱，“是因時令之異而兼六氣之化，故命名如此。”“凡熱之而熱，寒之而寒，惟死體為然，生物則否。”人體唯受寒而病熱，“謂受熱而病熱，無有是處，須知受熱竟不病熱。”這實足以后祝味菊否定溫邪致病說之先聲。2·石斛為熱病大忌：惲氏對葉派藥法有很多異議，他除了“清宮，增液，一甲，二甲，大、小定風珠，一派滋膩之藥，無非癡人說夢。”等論說外，對葉氏以石斛治熱病，亦痛加懲創，他說：“石斛用以治熱病，亦始于葉氏，此物最為熱病所忌。鮮生地可用，石斛不可用也。何以言之，生地黃之功，專能涼血，血之就干者，得此可以轉潤，故暑溫證之汗多舌絳者最宜。石斛則非血分藥，本經言其能厚腸胃，實與血分無與，且此物之功效，專能生津，暑溫無不兼濕，生津則助濕，胸痞乃益甚，所以不可用。”“今之寸醫，乃以羚羊犀角為習用之晶，以石斛為藏身之窟，不問傷寒溫病。甘涼之劑，一例混施。最可惡者，以石斛施之風溫痧疹，致咳嗽發熱之病，十九成急性肺炎，當出痧子者，痧不得出，終成內陷，病家不知其故，醫家不知其故，覆轍相尋，滔滔皆是，皆吳鞠通，王孟英所造孽也。”后謝誦穆論治濕溫，謂其即用滋陰藥，亦寧“用生地、玄參，麥冬，不用石斛、阿膠、熟地炭、龜板、生地、玄參，號為滋陰，實兼有解毒作用……與石斛，阿膠等之膩隔留邪者，有上下床之判。”這似亦系受惲氏之影響。3·駁溫風傷肺之說：條辨崇天士之說，謂“凡病溫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陰。"對此，惲氏列舉了四點理由來加以駁斥：(一)《內經》說邪風傷人皆始于皮毛，皮毛并非言肺之合，而是言驅體之外層。今言從口鼻入，由里出外，則這種溫病，必須在《內經》“凡熱病”三字范圍之外而后可。(二)既言從口鼻入，鼻固通于沛，邪從口入傷脾，又與上焦何涉。(三)經云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此言不治皮毛，即有害五臟之可能。若以從口鼻入應傷五臟解之，于《內經》無征。(四)寒風從毛竅入，溫風從口鼻入之況，論出無稽，純屆杜撰。惲氏據此，認為：“溫病從口鼻入之說，亦不成立。”他詰難吳鞠通說；“既認定溫病從口鼻入，溫邪是由里達表，何以第一方卻用仲景之桂枝湯，豈非自相矛盾之甚哉！”上述三點，舉例而已，他如認為“神昏譫語謂是心包絡病，乃想當然之語，于實際無有是處”等爭鳴意見，書中尚多，因屬于通過熔裁陸氏之說來表明其見解者，故從略不論。六、結尾短評1·溫熱派醫家對仲景學說的某些曲解，與廢止派出于消滅中醫企圖而對《傷寒論》進行攻擊，有其本質上之差異，惲氏不加區別，對葉吳學派，在學術論爭中，竟恣意嘲諷怒罵，開寒溫二派互相攻訐、黨同伐異之惡習，流毒于今！這雖是時代造成的局限性，誠亦我中醫事業發展之不幸。這種惡習如不能徹底革除，則一家一派宰據醫壇，另一派之醫著醫文即難得一見，這是毫不足怪的。2·惲氏屬傷寒派醫家，在寒溫二派之爭中，傷寒派醫家因崇尚經學，常被人戴上復古派、衛道士的大帽子，但論人要知世，不能離開特定的歷史條件，輕率地給維護仲景學說的醫家戴高帽。這在評論惲氏及其他傷寒派醫家時，是都須注意的。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看，惲氏之崇張(仲景)排葉(桂)，功大于過，是于中醫學之發展，有貢獻的。3.惲氏是一位著名的中西匯通派醫家，故在《溫病明理》中，經常可以看到他借用當時的一些西醫知識，來解釋傷寒溫病的病理，現在看來，有些地方，顯得很為牽強，這雖然不足挑剔，但畢竟是白壁有瑕。4.寒溫兩派的攻訐，黨同伐界的學風，不能保證百家爭鳴的正常進行，只能影響“雙百”方針的貫徹執行，故很不利中醫事業的興旺，歷史的經驗，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參考文獻①，③、④，趙洪鈞，《近代中西醫論爭史》(內部資料)，中西醫結合研究會河北分會印行，1982年。②，上海中醫學院，《近代中醫流派經驗選集》，上海科技出版社，1963年。謝誦穆及其《溫病論衡》謝誦穆(1911-1973)，一名潁甫，后改為仲墨，浙江肖山尖山人。1931年畢業于上海國醫學院，時其師陸淵雷正在辦函授學校，囑謝編輯《中醫新生命》雜志，并解答函授生提出的質疑。1936年，謝又為裘吉生羅致，為裘編輯家藏書目提要，后因日寇侵華，戰火蔓延，未能完成，避歸故里。1955年，從上海赴北京，參加中醫研究院工作，“于十年內亂期間被害致死，但謝老在中醫學術上的貢獻，仍被人們稱頌不止。”謝氏生性淳厚，事母至孝。畢身鉆研中醫理論，卓有成績，其于探討感證學理，尤多心得，著有《溫病論衡》、《濕溫論治》，《溫病要義》，《傷寒通論》，《溫疫述義》、《歷代醫書叢考》等。亦長于考據及中國醫學史料的研究，曾著《中國偽書考》一帙，惜未刊行，據《肖山醫藉考》云：“北京中醫研究院圖書館有存”從《溫病論衡》來看，其學術思想，顯系承陸九芝、惲鐵樵之余緒，祝味菊、楊則民、章巨膺等人相接近。有鑒此書，不乏作者對溫病學中許多糾纏不清問題之見解，故現將其人及《溫病論衡》中的治外感學術現，介紹如下：一、治學思想及方法謝氏治學，具有創新精神。他認為歷來名家俱出，“全力以赴”，“百家爭鳴”，“夫致力溫病者，如此之眾，而溫病學說之籠統龐雜凌亂，乃泊絲而益紊，此無他，靈府為舊說所錮蔽，不能奪門而出耳。”“故目光不凌駕于溫病之上者，決不能澈溫病之底蘊。”從這一角度出發，他在對古今治溫病的各家學說進行研究后指出：“溫病學說之派別極多，不僅葉吳等數家而已。”研究溫病，如果“以葉吳之目光視葉吳，則葉吳之溫病，自無可議。”但如果將“葉吳之外之溫病學說，與葉吳相比較，亦可以見溫病學說之異同，而度其長短也。”一般之“研究溫病者，以為溫病只有葉派，仿佛葉派即足為溫病之代表。”這實在是一種錯覺，謝氏指出：“葉吳之溫病，不過溫病學說之一部分，尚不足為全部溫病學說之代表。”故后之來者，如果“各承家技，始終順舊，”囿于一派之說，志趣為奪，這同沾上“捧經”惡習一樣，不但影響思想創造上的發展，又復障礙學術建設上的進步。所以，研究學問，必須胸無喊府，虛懷若谷，折除一家一派之學的藩籬，要“敢于直薄古人之壁壘。”謝氏的這種治學思想，在一家一派之學幾乎主宰了中醫對外感熱病研究的情況下，對啟發人們思路，促進百家爭鳴，實有不可低估的意義。謝氏治學的基本方法是：不以后人之說證前人。他認為歷代之所謂溫病，本義不同，“欲知溫病學說思想變遷之痕跡，自必從內難仲景等敘起，然著筆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