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大雅.桑柔》原文賞析《桑柔》，《·大雅·蕩之什》的一篇。為先秦時代的漢族。全詩十六章，前八章，每章八句，后八章。每章六句。相傳為周大夫芮伯責因周厲王用小人，行暴政，招外侮，禍人民的罪行，陳述救國之道所作。《詩經》是漢族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對后代詩歌發展有深遠的影響，成為中國古典文學現實主義傳統的源頭。大雅·桑柔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有翩。亂生不夷，國不泯。民有黎，具禍以燼。于乎有哀，國步斯頻。國步滅資，天不我將。所止疑，云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憂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怒。自西東，所定處。多我，孔棘我。為謀為，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誰能執熱，逝不以?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如彼溯風，亦孔之。民有肅心，{艸幵}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賊，稼穡卒癢。哀中國，具贅卒荒。有旅力，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所。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臧。自有肺腸，民卒狂。彼中林，其鹿。朋友已，不胥以。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圣人，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復我悖。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雖曰匪予，既作爾歌!譯文茂密柔嫩青青桑，下有濃蔭好地方。桑葉采盡枝干禿，百姓受害難遮涼。愁思不絕心煩憂，失意凄涼久惆悵。老天光明高在上，怎不憐憫我驚惶。四馬駕車好強壯，旌旗迎風亂飄揚。社會動亂不太平，舉國不寧人心慌。百姓受難少壯丁，如受火災盡遭殃。長長聲聲心悲哀，國運艱難太動蕩。國運艱難無錢糧，老天不肯來扶將。沒有歸宿無處住，哪兒定居可前往?君子總是在思索，持心不爭意志強。如此禍根誰引出?至今為害把人傷。心中憂愁真惻，思念故居和家鄉。生不逢時我真慘，遇上老天怒氣旺。從那西邊到東邊，無處安身最凄涼。遭遇災禍受苦多，外患緊急在邊疆。謹慎謀劃覓良方，才能消除混亂狀。告訴你要體恤人，告訴你要用賢良。誰在解救炎熱時，不用冷水來沖涼?小人治國沒好事，大家受溺遭滅亡。好像就在逆風闖，呼吸困難口難張。百姓本有肅敬心，但卻無處獻力量。重視農業生產事，百姓辛苦代耕養。耕種收獲國之寶，代耕之民最善良。天降禍亂與死亡，要滅我們所立王。降下害蟲食根節，各種莊稼都遭殃。哀痛我們國中人，連綿土地受災荒。沒有人來獻力量，哪能虔誠感上蒼。順應人心好君王，百姓愛戴都仰。操心國政善謀畫，考察慎選那輔相。不順人心壞君王，獨讓自己把福享。壞蛋自有壞肺腸，讓那國民都發狂。看那叢林蒼莽莽，鹿群嬉戲多歡暢。同僚朋友卻相讒，沒有誠心不善良。人們也有這些話，進退兩難真悲涼。惟這圣人眼明亮，目光遠大百里望。那種愚人真可笑，獨自高興太狂妄。不是我們不能說，為何顧忌心惶惶?惟有這人心善良，無所求取沒欲望。但是那人太忍心，變化反覆總無常。百姓如今似好亂，實因惡政苦難當。大風疾吹呼呼響，長長山谷真空曠。想這好人多善良，所作所為都高尚。想那壞人不順理，行為污穢真骯臟。大風疾吹呼呼響，貪利敗類有一幫。好聽的話就回答，聽到諍言裝醉樣。賢良之士不肯用，反而視我為悖狂。朋友你啊可嗟傷，豈不知你裝模樣。好比那些高飛鳥，有時被射也落網。我已熟悉你底細，反來威嚇真愚妄。沒有準則民擾攘，因你背理善欺罔。盡做不利人民事，好像還嫌不理想。百姓要走邪僻路，因你施暴太橫強。百姓不安很恐慌，執政為盜掠奪忙。誠懇勸告不聽從，背后反罵我荒唐。雖然遭受你誹謗，終究我要作歌唱。鑒賞《桑柔》為西周之詩。《毛詩序》云：“芮伯刺厲王也。”今按，毛說可信。《史記·周本紀》載厲王事云：“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芮良夫諫，厲王不聽，卒用榮公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三十四年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王符《潛夫論·遏利篇》引魯詩說云：“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遂，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王于。”芮良夫即芮伯。芮是國名，伯，姬姓，良夫其名也。據此，則此詩之作，在榮公為卿士后，去流之年，當不甚遠。厲王奔在其三十七年，則《桑柔》詩，必不作于此年以后。此詩刺厲王，責執政之臣，執政為誰。即榮夷公也。芮伯與榮夷公為同時人，即詩中所指之同僚。全詩意旨明朗，實為西周時代史詩之一也。全詩十六章，前八章章八句，刺厲王失政，好利而暴虐，以致民不聊生。故激起民怨。后八章章六句責同僚，然亦道出厲王用人不當，用人不當亦厲王之過失。故毛傳總言為刺厲王。首章以桑為比，桑本茂密，蔭蔽甚廣，因摘采至盡而剝落稀疏。比喻百姓下民，受剝奪之深，不勝其苦，故詩人哀民困已深，呼天而訴曰：“彼昊天，寧不我矜。”意謂：高明在上的蒼天啊，怎么不給我百姓以憐憫呢!詩意嚴肅，為全詩之主旨。次章至第四章，述禍亂之本，乃是緣于征役不息，民無安居之所。“四牡，有翩”，謂下民已苦于征役，故見王室之車馬旌旗，而痛心疾首曰：“亂生不夷，國不泯。民有黎，具禍以燼。”意思是說：亂子不平息國家就要滅亡，現在民間黑發的丁壯已少，好比受了火災很多人都成為灰燼了。國以民為本，民深重，而國危矣。詩人對此情況，更大聲疾呼云：“於乎有哀，國步斯頻!”“國步”指國運，“頻”，危蹙也。感嘆國運危蹙，必無長久之理，必致蹈危亡之禍。三章感嘆民窮財盡，而天不助我，人民無處可以安身，不知往何處為好，因而引起君子的深思。君子本無欲無求，捫心自問沒有爭權奪利之心，但念及國家前途，不免發出誰實為此禍根，至今仍為民之病害的浩嘆。四章感慨“我生不辰，逢天怒”。“我生不辰”，謂生不逢時，“怒”，謂震怒。詩人之言如此，可見內心殷憂之深。他從人民的角度出發，痛感人民想安居，而從西到東，沒有能安居的處所。人民懷念故土故居，而故土故居都因征役不息不能免于禍亂。人民既受多種災難的`侵襲，更擔心外患侵凌，御侮極為迫切。天怒民怨，而國王不恤民，不思改變國家的政治，因此詩人憂心如搗，為盼國王一悟而不可得深懷憂憤。僅此四章，已可見暴政害民，深重到何等程度。五章至八章，是詩人申述為國之道，再進忠言。五章首二句“為謀為，亂況斯削”，是說謀慮周到，做事慎重，禍亂的情況就可以削減。繼言“告爾憂恤，誨爾序”;是以老臣的口氣，誡教國王：必須憂恤國事，慎于授官拜，選用賢能。解救國家之急難，有如解救炎熱。解救炎熱，要用涼水，好比解救國家危難，必須任用賢良。詩人用“誰能執熱，逝不以”等語，諄諄告誡，陳述利害，可謂語重心長，譬喻也很確當。六章七章，從愛護人民的觀點出發，表明百姓都很善良，他們勤于稼穡，以耕種養活“力民代食”的人(“力民代食”指官府役使人民勞動，取其收獲養活自己)。因此官府要體恤民情，愛護人民，是為政的首要大事。六章“如彼風，亦孔之”，是說國王為政，不得人心，人民就如向著逆風，感到窒息喪氣。人民雖有進取之心，但征役過重，剝奪過多，他們必然會產生難于效力之感。七章敘天降災害，禍亂頻仍，執政者只知聚斂，沒有顧念人民認真救災。由于為政昏亂，所以人民倍感痛苦。在詩中，詩人用人民的口氣，警示國王，一則曰：人怨則天怒，天降喪亂，將滅我所立之王;再則曰：降此賊之蟲，莊稼都受到蟲害而失收，天災正是天之懲戒。下曰“哀中國，具贅卒荒”，則是感念人民受災痛苦，連綴的土地，都受災荒蕪，而執政者昏亂，沒有領導人民合力救災，因而也不能感念上天減輕災難。詩的第八章再從用人的角度出發，言人君有順理有不順理，用人有當有不當。賢明的國君明于治道，順情達理能認真考慮選用他的輔相。不順理的君王，則與之相反自以為是，把小人當作善良，因此使得人民迷惑而致發狂。以上八章是詩的前半，也是詩的主體，總說國家產生禍亂的原因，是由于厲王好貨暴政，不恤民，不能用賢，不知納諫，以致民怨沸騰，而詩人有“誰生厲階，至今為梗”之悲慨。后八章責同僚之執政者，不以善道規范自己，缺乏遠見，只知逢迎君王，加速了國家的危亡，更引起人民的怨恨。詩人感慨小人當權，也是厲王的過失，因而作成此詩，希望引起鑒戒。第九章以“彼中林，其鹿”兩句起興。鹿之為物，性喜群居，相親相善。“”，意同“莘莘”，眾多之貌，今同僚朋友，反而相，不能以善道相助，是不如中林之鹿。故詩人感慨“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朱熹《詩集傳》)而有“進退維谷”之嘆。(按：“進退維谷”，“谷”有兩種解說，毛傳：“谷，窮也。”今從之。《晏子春秋》中，叔向問晏子一節，引詩“進退維谷”，謂“處兩難善全之事而處之皆善也”，訓谷為“谷”;谷，善也，與毛說不同，錄以備考。)第十章、十一章，用對比手法，指責執政者缺乏遠見，他們阿諛取容，自鳴得意，他們存有畏忌之心，能進言而不進言，反覆顧，于是賢者避退，不肖者進，于是人民慘遭荼毒而造成變亂。詩人指出執政者倘為圣明之人，必能高遠矚，明見百里，倘若執政者是愚人，他們目光短淺，倒行逆施，做了壞事，反而狂妄欣喜。這是禍亂之由。詩人又說：“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表明賢者不求名不爭位，忍心之不肖者，則與之相反，多方鉆營，唯名利是圖;國事如斯而國王不察，親小人，遠賢人，于是百姓難忍荼毒，禍亂生矣。第十二章、十三章以“大風有隧”起興，先言大風之行，必有其隧;君子與小人之行也是各有其道。大風行于空谷之中，君子所行的是善道，小人不順于理，則行于污垢之中。次言大風之行，既有其隧;貪人之行，亦必敗其類。征之事實，無有或爽。蓋厲王此時，用貪人榮夷公為政，榮公好專利，厲王悅之。芮良夫諫不聽，反遭忌恨。故詩中有“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我悖”之語。可知厲王對于阿諛奉承他的話語，就聽得進，進行對答，而聽到忠諫之言就不予理睬。不用善良的人，反以進獻忠言的人為狂悖，國家不能不危亡。第十四章慨嘆同僚朋友，專利斂財，虐民為政，不思然悔改，反而對盡忠的詩人進行威嚇，所以詩人再作告誡。詩人說：“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意思是說：可嘆你們這些同僚，我難道不知你們的所作所為?你們對國家有極大的危害，好比那些飛鳥，有時候也會被人捕獲，國家動亂危亡，你們也不會有好的下場。詩人如此警誡，可渭聲情俱歷。可惜此輩小人，無動于衷，所以詩人在此章的結尾，以“既之陰女，反予來赫”作結，再次警告這些人說：我已熟悉你們的底細，你們對我也無所施其威嚇了。在第十五章中，詩人繼第九至十四章指責執政臣僚諸種劣跡之后，更縷陳人民之所以激成動亂的原因，實為執政者之咎，執政者貪利斂財，推行暴政，導致民怨沸騰，民無安居之所，痛苦無處訴說，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怨恨官府，走邪僻之路。此章詩云：“民之罔極，職涼善背。”指出人民之所以失去是非準則，是因為官府執政者推行苛政違背道理。“民之回，職競用力”。指出人民之所以走向邪僻，是由于官府執政者尚力而不尚德。不僅如此，詩中還指出，執政者做對人民不利的事，唯恐不得其勝(意謂極其殘酷)。譴責極為嚴正。詩人憂國之熱忱，同情人民之深切，于此可見。宜乎《詩集傳》解此章云：“言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止者，專由此人名為直諒而實善背，又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也。又言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詩人)反覆言之所以深惡之也。”《集傳》所稱此人此輩，即指助厲王為虐之榮夷公等，小人當權，加速國家之危亡，誠足引為鑒誡。末章承前，言民之所以未得安定，是由于執政者以盜寇的手段，對他們進行掠奪，所以他們也不得不為盜為寇。上為盜寇之行，民心不能安定。詩人又以“涼曰不可，覆背善”兩句，表示：我雖忠告你們，卻又不被你們接受，反而在背后詛咒我。最后歸結到作詩的緣由：“雖曰匪予，既作爾歌。”盡管你們誹謗我我還是為你們作了這首歌，以促成你們的省悟。綜觀史實，評價此詩，很有典型意義。周厲王貪而好利，任用榮夷公等小人，不恤人民疾苦，拒絕忠諫，導致周室危亡，這一史實，后世多引為鑒誡。芮良夫就當時情況，作為詩篇，希冀厲王及其用事諸臣能有所省悟，可謂苦心孤詣，可惜厲王不察，終至激成民變，被流放于。所以這首詩對當時有重大意義，對后世更有深遠的影響，民猶水也，國猶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可見得民心的世代，必然昌盛;失卻民心，必然滅亡，千古一轍，讀《桑柔》之詩，足以引起深思。從詩的語言來看，全詩語言樸直而多變化，直陳己意，不事雕飾而寄意深長。其中許多用語，